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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峰:和莫言的四次相遇,莫言狂欢化的文字背后充满诗意和细腻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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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锋


四遇莫言


文/严锋


编者按:“二湘的天空之城”每天推送有思考力度和情感浓度的文章,敬请关注,记得公号加星标以便及时得到推送。




我第一次遭遇莫言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在复旦读中文系本科,有一次听同学郜元宝说:你一定要读这个人的作品。于是就看了《透明的红萝卜》。一看之下,极为震动。熟悉现实主义的我们,才知道文学竟然可以这么写。同样写“文化大革命”的苦难,莫言走出了伤痕文学的控诉,反思文学的理性,他走向了空灵。他以奇幻的方式写“文化大革命”,如诗如画,而苦难并非被消解或粉饰,而是结晶凝固。二十年后,奇幻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另一个领域大行其道,几乎成为主流,谁能说莫言不是那只先知水暖的鸭子呢?我们也终于等来了另一个以幻想方式来写“文化大革命”的人——刘慈欣!

看到不少人以为莫言是因诺贝尔文学奖而一炮走红,这真是令人为中国文学悲哀。莫言早就红过,可以说那时比现在更红,因为那个红不靠什么奖,靠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庞大而饥渴的文学人口。我也是文学青年中的一员,记得当时创作了一篇小说,写童年记忆,怎么得到一只橘子舍不得吃:橘子金光闪闪,芳香四溢,令“我”头脑迷幻,呼吸困难。我把小说开头拿给另一位同学包亚明看,他刚看了两句,就惊呼:这不是莫言嘛……

就此葬送了一个文学青年的梦想。



我见到莫言本人,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时候我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担任副教授。一天晚上接到藤井省三教授的通知去中国文学部参加莫言的见面会。那个会议室比较小,挤满了人。毛丹青先生也在场。我当时没有想到莫言口才如此了得,滔滔不绝,妙语连珠。他讲到在京都访问一家餐馆,老板和他谈得十分投缘,表示要推出一道菜叫莫言馒头。莫言说他小时候放牛,野外无人,饥饿难忍,唯有仰望天空,把白云想象成各种馒头——饥饿,孤独,大地,想象……文学的种子悄然萌发。我现在好奇的是日本老板的莫言馒头要是做到今天,可就大发了。这也说明,莫言的作品那时在日本已经有很多的翻译,相当大的影响。

藤井省三教授是《酒国》的译者,他谈起这部作品,赞不绝口,十分推崇。我遇到的海外喜欢莫言的人,都是非常优雅细腻的学者,再比如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我一直奇怪他们怎么会喜欢充满暴力和粗俗描写,文字如野草般疯长的莫言作品。不过,按照缺啥补啥的理论,这也是可以有的吧。

要说莫言的作品粗鄙,这当然也是非常表面化的观点。在狂欢化的文字背后,他的感觉非常细腻和充满诗意。这方面,与其说是通常认为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恐怕更多的还是日本文学的启示。而日本文学界对莫言也并不陌生,据说这次推荐他的就是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对川端康成这样的日本作家,莫言耳熟能详,心存敬畏,毫不讳言其影响。他曾经谈起在川端康成的《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狗、踏石、热水,这些普通的景物,通过非同寻常的组合,获得了奇幻般的意义。这种手法,可以称为“感觉增强”,翻译成英文,就是“augmented reality”,如果你理解这后一个英文术语在今天的意义的话……


莫言



第三次相遇,是二〇〇二年在大连参加中国作家评论家座谈会,有较多接触的机会,会后还一起出游。当时正好读了他的《红树林》,觉得不堪卒读,就向他坦承体会。莫言果断地表示:你觉得不好就对了,这就是一部很差的作品。他说《红树林》原本就是作为电视剧来写的,就是为了赚钱,写的时候很痛苦,后来他再也不接这些活了。从对莫言的有限的接触感觉到他是一个实在人,有什么说什么,不矫饰。那次我也提到《红高粱》里的残酷场景有冯德英的《苦菜花》的影子,莫言毫不否认,他说冯德英是他最敬佩的山东作家,是他文学上的启蒙老师。他的这番话令我十分震动。冯德英的小说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当时是被严禁的“大毒草”,一书难求。

图源网络


相比较其他被禁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作品,《苦菜花》代表了“文化大革命”前文学所能达到的性与暴力的巅峰,直指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渴望,难怪会被点名重点批判。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冯德英那一代作家基本上被遗忘了。他们的后辈,从心底里是瞧不起这些饱受苦难的前辈的。莫言能为他们说话,不仅是出于厚道,更是能够正视过去的精神遗产,重新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之上,在川端康成之外,在寻根文学之前,还有连接于乡土、人性和革命的另一种传承。从冯德英到莫言,我们可以看到一根细弱隐约而又坚韧绵长的金线。



越往后,时间就越有快进的感觉。与莫言最近的一次长谈,是在二〇〇九年,他的《蛙》出来后。《蛙》确实令我觉得耳目一新。这依然是莫言,依然是他最熟悉的高密乡,依然是无尽的苦难、斑斓的感觉、恣肆汪洋的语言,但是莫言变得更加节制和内敛,在形式上更加精致圆熟。《蛙》中有集中而强烈的对“罪”的思考,这在中国文学中也是稀有的主题。一方面指出了赎罪的迫切必要,另一方面又向人们展示赎罪的极度困难。这与基督教的那种赎罪有很大不同,甚至更为复杂。《蛙》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人赎罪还是要靠自己,但是自己在赎罪的时候,他本身又可能会陷入新的罪当中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不可能的。如此展现赎罪过程,不要说中国文学中没有,放在世界文学中,都是深切的思考反省。

感觉莫言越来越自信而沉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两座灼热的高炉》,谈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对他的影响,也谈到那种作为世界文学盛宴的迟到者的焦虑。这一次,我又提到这篇旧文,问莫言他现在怎么看这两座高炉。莫言说他现在已经没有那种被烫伤的灼热感了,当年之所以觉得炉子很高,是因为仰视的缘故。言下之意,当然是现在可以淡定平视了。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发了一条微博:“中国有几个作家在世界上是拿得出手的:莫言、韩少功、王安忆。如果他们有一天拿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那是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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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作者简介:

严锋,媒介文化研究者、随笔作家,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时间的滋味》《感官的盛宴》《飞翔的癖好》《瘾的世纪》《跨媒体的诗学》等,译有《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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