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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时代，中国该如何征税？”-阅读笔记
要想实现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综合税率是会走高还是走低； 为什么减税并不能建成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轻徭薄赋的理念在何种前提下才有道理； 未来我们加税和减税的对象该如何取舍。
1、富裕国家基本都是高税率，穷国弱国都是低税率。 翟教授用一个图来表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这种映射关系。 税收越高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好，否则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也无法正常开展。读者可联想一个物业小区，服务质量一般也和物业费高低成正比关系，便宜没好货。 而且，高端复杂的经济活动需要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比如繁荣的资本市场需要高素质的监管机构。知识产权市场、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是同理。 2、过高的税率是否会打击企业家精神？ 翟教授对比了一些经济体的税率和富人密度，明显是正相关，高税赋并未吓跑富人。 其中，瑞典值得中国借鉴。虽然资源丰富，但瑞典也是人均拥有跨国公司最多的国家。因为社会福利健全，国民无序对医疗、食物、住所、教育发愁，使得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创新。 另一个有趣的点在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大3个移民国家。税率不高却富人密度高，原因是窃取了其他国家的富人和专业人才，但很少有移民能在那边变成富人。多数老移民反而浪费了自身的专业积累和天赋，最后沦为收租的房东、出租车司机。
减税理论的原理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活动，以此扩大税基来对冲税率的下降幅度，最终形成税率越低税收越多的效果。 中国古代的《盐铁论》、《资治通鉴》就有轻徭薄赋的思想，而美国的共和党经济学家拉弗提出的拉弗曲线，和后来的特朗普，也都推崇这一政策。 实际情况是，特朗普的减税政策未达预期，后来不得不用贸易战、关税战来摆脱财政困境。 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综合税收（包含社保、不算土地财政）占GDP比重大约在21%。发达国家基本在40%左右。印度是10%，孟加拉国是9%，丹麦46%，法国45%。 我们目前才21%。悲观的是，如果以后不再依赖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以后压力更大；乐观的是，未来的改革还有很大的加税空间。 翟教授列举了明王朝的案例，以说明轻徭薄赋，最后无法运转的反思。 翟教授认可厦门大学赵燕菁教授的主张：中国中央债务率较低，应该扩大国债规模来置换地方债，让地方政府有能力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释。
如图所示，如果能在维持底边公共产品不变的前提下，将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那么上边的倒三角，也就是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将呈倍扩张。问题是，如何才能把图三中那个综合税率的交叉点降下来？
答案：要确保底边稳定，保障公共服务的质与量。 美国税率不高但公共服务不差，原因是利用全球的军事和货币霸权，扩大联邦政府债务但全球买单。如果没有这样的美元霸权，保守估计美国的综合税率应该比现在高出至少30%。 中国学不了美国的玩法，只能靠内部的深化改革、反腐、数字政府的建设。未来要依靠数字化、AI等技术，减少官僚数量、优化流程、降低治理成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扁平化管理。 这样公权力滥用和贪腐会透明化，数据可追溯，整个服务体系也会像AI那样训练和迭代。阿里的城市大脑和腾讯的wecity就是意义重大的探索。 因此，降低执政成本，从而为降低税率打开空间，还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与量，更为世界提供中国式现代化的模板。
翟教授表示这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再分配问题，是个不易问答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未来税制改革的一大阻力，因为现有的蛋糕被动了，即使未来会更好，当下都不会满意。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朱青教授，关注税赋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把税基分成劳动力、资本和消费三种。无论什么税种，最后都是劳动力、资本家、消费者来承担。各国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决定了税制会侧重于保护哪一部分。例如，中国过去缺资本，因此给予外资优惠税收。 1、向富人征收遗产税、脱籍税：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中国目前对富人的征税远低于发达国家，在税制上可以说是比资本主义国家要更优待资本。 遗产与赠与税，美国1970年代遗产税高达九成，现在依然有55%。美国还有移民脱籍税来防止富人移民带走财富，全国人大代表陈晶莹教授也提案中国要尽快开征移民脱籍税。 精英群体的确会带动穷人致富，但富人未必是精英，也有的是运气、继承、钻制度和法律漏洞。因此，给创业者的扶持和鼓励要有，但遗产税、脱籍税也要有。 对资产（房产、金融资产）的升值部分征税，长期看有助于控制贫富差距，但短期内会有代价。房产税如果开征，地方政府越缺钱越是积极，而年轻人会因此离开这些中小城市，导致房价暴跌，从而对金融安全、地方财政形成冲击。 未来人口不断减少，人口流出区域是地产泡沫所在。泡沫已经产生，如何处理是关键，日本1990年代刺破泡沫，陷入长期低迷。美国2008年用量化宽松来缓冲，以避免经济受冲击。
2、向外国人、向储蓄、向消费征税：
对富人征税，关键在于抑高而非增收，其增量税收规模对国家财政而言太小，不足以支持共同富裕时代优质公共产品所需的资金量。从美欧日经验来看，更主流的资金还是向外国人、向储蓄、向消费征税。 向外国人和外国资本多征税，是各国的常态做法。中国目前不缺资本，全球也资金过剩，但全球缺需求，中国国内的巨大消费市场更加稀缺，因此，外资政策需要进一步取舍。不是不搞开放，而是要在开放中科学地博弈，确保公平合理的对等开放。 向储蓄征税，这是1971年金本位终结后的通行做法，各国的利率总是低于货币发行增速，有时也低于通胀率，甚至日本和欧洲直接是负利率，这叫做“铸币税”。比如，未来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增加这部分铸币税。 向消费征税。在翟教授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他提出要对非贸易品的生产和消费加税，给需要重点发展的可贸易部门减税或补贴。 因为，可贸易品部门（包括出口、进口替代）可定义为财富的创造者，不可贸易部门可定义为财富的分配者。 一个地区想要富裕，要有一些产业从别的国家赚到钱。可贸易部门挣钱后，通过交税、消费等方式让本地人分享他们的财富，不可贸易部门（餐饮等服务业）的定价能力，其实就是一种区域内的社会财富分享机制。比如，英国餐馆一直很难吃，但因为英国的可贸易部门靠贸易殖民、工业化从世界赚钱，本地餐馆就可以卖的贵。 未来，中国应该扶持高科技、高附加值的可贸易品行业，这样本地物价提升，带动共同富裕。 因此，未来中国应该给可贸易部门减税，给不可贸易部门征收较高较严的税率。这样不影响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把税赋转嫁给本地消费者。把收来的钱搞再分配。 长期以来，中国对本地服务业恰恰是采取核准制的简化征收，容易滋生腐败、跑冒滴漏。未来，靠数字化和金税四期等技术，从非贸易部门解决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大趋势。这也会鼓励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要想实现一个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我们的综合税率是会走高还是走低； 为什么减税并不能建成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 轻徭薄赋的理念在何种前提下才有道理； 未来我们加税和减税的对象该如何取舍。
备注：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