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 窈窕深谷见美人

2021年第2期 编后记

一个人的阅读史，不仅成就一个人的精神史，而且会沉淀到相关的学术史、文化史中，成为后世勘察其作品和为人的重要基石。十多年前，我曾在国家图书馆消磨了一周的时间，一一查访把玩王国维的手稿，其中不少手稿如《人间词》《人间词话》都已经影印出版，从寻访文献的角度来说，这完全是可以省略的环节。但面对手稿，亦如晤对静安，那种原纸和文字墨迹所透露出来的质感，还是不可替代的。不过，我的重点是抄出原本列在《人间词话》手稿后面的《静安藏书目》。影印本《人间词话》删去了这个书目，此前若干著作也偶有提起这个书目，甚至引录其中部分文字，但从未全本照录过这个看似无足轻重、其实至关紧要的书目。而我认为要了解王国维早期学术，这个书目乃是不可忽略的。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过录了书目，后来写了一篇《<静安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文章，发表在《复旦学报》上。《静安藏书目》就是王国维早期阅读史的一个缩影。从王国维的这个书目可知，王国维早年读的是常见书，其中并无什么珍本秘籍。读平常书，而能作不平常之文，这当然是学术高境，不是一般学者能够做到的。王国维的伟大，这也是其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明·张鹏绘《陶渊明醉归图》（广东省博物馆藏）

中山大学有两尊铜像闻名于外：一尊是坐着的陈寅恪像，因为他一生都在为人类而思考；一尊是站着的孙中山像，因为他一生都在为国家而奔跑。思想与革命因此成为中山大学精神的重要底色。大学以“中山”命名，则关于孙中山的研究，当然是这所大学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林家有先生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先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了13年，其间曾协助谭其骧编制《中国历史地图集》。1976年调回母校工作，开始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至今也近五十年。他关注势与人、人与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方面，提出了不少有创意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他认为，作为近代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其思想和实质都在于推动和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其一切的精神、努力和实践都可以归拢到这一点上面来。很显然，林家有先生关于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研究自有理路，自有主张，也自有其学术格局。

中国文学史上的流派，其初强化的是主题或题材，弱化的是地域，如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等；宋朝及此后的情况便开始反转，地域逐渐成为流派的主要标识，如宋代的江西诗派、明代的公安派与竟陵派、清代的桐城派与常州词派等。地域流派的形成往往得益于江山之助，但江山可以“助”，也可能“损”。换言之，地域流派的得与失都是显豁的。随着“世界文学”观念的兴起，文学的世界性备受关注。但世界由国别组成，国别则包涵了众多的地方元素。如何来认知“地方性文学”的特殊意义以及其被强化后的极端意识？就成为文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贺仲明多元探讨地方性文学的价值，虽主要是针对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现象而论，其实也可以置于中国文学史的整个源流中来勘察其利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影

宋朝虽然堪称是中国文化的顶峰时期，但论其处境和实力，还是“积贫积弱”四字比较准确。这其中以政治的原因为主，军事的原因居次，而军事的不振其实也关联着政治的策略。我们习惯于津津乐道宋朝文化的全面与繁盛，但那其实更多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自然蓄势而至，并非完全由宋朝文人的旷世才华所造就。读多了宋史、宋文，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宋人那种压抑着的雄心和闭门后的自赏。所谓“内敛”的宋型文化，大率乃是根于环境时势的限制，并非纯粹自觉自在的文化追求。但这种压抑和限制也确实成就了宋代文化不可替代的特质。“若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弄得一身才华。”还原宋代文化的语境与情境，大概可以这样来形容。宋人何尝不精明？在心智开化并相当成熟的宋代，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宋人本心的澄明。但一旦直面现实，我们就能清楚地感受到宋人本心与外象之间的矛盾。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达成新的和议，宋高宗便开始整肃军队，一意重回北宋崇文抑武的传统，使国家机器重新变得稳固，并大体维持了此后相当长时间内南宋政权的相对稳定。许起山专文论述绍兴和议后，宋高宗对军队的整治，其实是抓住了两宋之间承续与转变的关键问题。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有活力的生命真是令人动容。想起传为晚唐司空图撰写的《二十四诗品》中有“纤秾”一品，颇为应景，适可以救我枯窘之诗思。录诗如下：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