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关键词：孙中山；共和；联邦制；代议制；民主

辛亥时期，孙中山主要活动于海外，因而各种形式的人际交往，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工具主要是英文。现行各种文集或全集所收辛亥时期孙中山的言论文字，有不少其实是孙中山使用西文的翻译。具体考察出现“共和”一词的全部文本，译文明显多于直接使用汉语，其中不少还是从日语借用或转译。原来研究者忽视译文与原话的分别，混为一谈，作为一般性论述，固然无伤大雅，但是作为关键概念加以引述，必须严格区分，否则不仅所论毫无意义，而且还会产生各种困扰。

共和一词，古今意涵有别。中国古代的共和如大家熟知的周公共和，此外还有古罗马的贵族共和。周公共和的本义现在据考古和文献研究的进展，有了多种不同的解释，或许并非周召或六卿共治，而是同时使用两种年号或特定国君之名。至于古罗马的贵族共和，则是国人根据中国古典及明治新汉语的理解，应用于外国制度的翻译，不能因为都叫共和，以为中外一律，其实这只是汉语的说法。严格说来，“共和”只是使用汉语词汇的东亚人用来指称一种历史状况或制度的专有名词，并非世界各国都有“共和”的概念。为了避免因此引发的缠绕纠结，一些海外研究者认为应该用不同文化系统的语言文字来分别表述名同实异的关键概念，即使同样用汉语，明治日本与近代中国也要标明不同的发音以示区别。

▲孙中山赠马湘立轴“共和”

明治时期日本的知识人借用中国古典的共和来对应西文，使原本用日语相当困难累赘的翻译变得简洁明了。可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这样的言简意赅很容易造成淆乱和困扰。因为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其他国家采用明治新汉语作为对应西文的专有名词，使用之时只是单纯的符号，一般不会联想到中文的古义。而中国人则往往是在古典本义的基础上想像外来词的意思。二者往往存在形似而实不同的情形，反而引发混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式的今义共和经黄遵宪、王韬等人引入中国，开始只是照用日本人的说法，指称欧美等国的历史、现况及思想学说，无关中国之事。到了19世纪90年代，共和开始成为中国有志于革新者私底下议论的一种现实的新制度选项，但是在公开场合，得到的回应却是否定及反对。

在传播共和学说和普及与republic对应的共和观念方面，梁启超起到重要作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述，系统介绍西方的国家学说，使得共和观念及其学理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一个显著效果，就是将共和制描述为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令不少趋新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无限向往。与之对立的专制政体和皇权帝制，则被视为罪恶的政治体制，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厌恶嫌弃。

▲梁启超（1873—1929）

正因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吹宣传，造成了崭新的社会氛围，当邹容的《革命军》大张旗鼓地提出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变更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由各省投票公举的总议员票选大总统和副总统之时，立刻在新的知识群体中引起广泛共鸣。新的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所以高呼口号：“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也就是说，中华共和国是四万万国民享有自由的独立国家，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体制直接联系起来。

在《革命军》不胫而走之前，孙中山与外国人士接触时多次表达对于新中国政体的设想，对方无论是日本人、法国人还是英美人，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其主张共和。日本人直接用了共和一词，欧美人则是用与汉语共和对应的西文词汇。但是在直接使用汉语中文的表述中，孙中山却几乎从不使用共和一词。这时“共和”已经流行于国人的精神世界，早在1898年1月13日，先后任职于《申报》《万国公报》、与林乐知关系紧密的沈毓桂就在当天出刊的《实学报》第14册发表过一篇《民主之说流弊论》的文章，引述当时的一种改革意见：“使以合众联邦共和为治，各子其子，各民其民，邾莒僻小，亦能自保，虎狼强国，遂息兼并。”尽管他本人对此不以为然，却透露出在时人的眼里心中，合众、联邦、共和都是民主制度不同方面的表述。孙中山使用合众、联邦、民国，却唯独不用共和，显然是有意为之，而非无心之失。

▲邹容与《革命军》书影

这样的有意识选择意味着什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孙中山倾向于联邦制，但是对民主较为忽视。因为甲午前后有关孙中山“共和”表述的记载，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当时日文的“共和政治”一词既可对应英文republic，也可对应federal government，孙中山可能更偏重于“联邦主义”（Federalism）、联邦建国，而不是“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民权宪政。戊戌后，随着抨击君主专制、力倡民权共和思潮的兴起，孙中山对“共和”的理解才逐渐偏重于“民权”方面。

这样的解读看似有理有据，可是前后左右比较之下，发现存在诸多窒碍，难以贯通。晚近史料繁多，史事复杂纠缠，要想言之成理，仅仅有所依据，能够自圆其说，远远不够，重要的是依照原有的时空位序尽可能贯通所有的材料与事实。以此为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刚好与之相反，即正因为孙中山注重民主内核，所以对汉语的今义“共和”一词有所保留。而他注重共和的联邦制一面，正是为了通过合众实现并确保共和的民主属性。

后来《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时，汪兆铭以立宪政体与君权专制政治相对立，并且指出：“而立宪政体有君权立宪、民权立宪二种。”他认为中国由民族主义走向国民主义，结果必为民权立宪政体。所谓民权立宪政体，也就是之前孙中山作为共和制学理表述的民主立宪。按照汪兆铭的解释，“民权立宪政体”“普通谓之民主立宪政体”。他还特意说明：“所以不云共和立宪者，以共和一语，有广狭二义，其广义则贵族政治，亦包含在内，故不用之。”汪兆铭的严谨表述和相关解释，显然并非其原创，而是来自孙中山的讲解和授意。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语境之下，共和非但不能很好地体现民主，反而可能有不民主或是模糊混淆之嫌。因此他才少用共和一词，以免在这一关键概念上含糊其词。

▲精卫(汪兆铭)：《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期

中国近代译介的古代希腊、罗马共和制，包含贵族政治。在中国古典中，即使按照原来的旧解，共和也类似于贵族政治。严复曾经明确划分：“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稽。”此言系后来由他方转述，至于严复本人，始终不赞成使用共和一词。退一步说，即使转述属实，严复口中的共和主要也是指历史上的贵族共和，而国民为政的民主制则又名公产或合众，与共和清楚分界。

共和在明治日本转为今义之时，也不一定特指民主共和。狭间直树教授指明治中期共和曾经作为君主立宪的主要概念，也就是说将君民共主称为共和。这样的指称同样影响到希望变革的中国人，康有为在鼓动清帝变法时便提出“美法民政，英德宪法”，所谓“英德宪法”，在《光绪政要》《光绪朝东华录》《皇朝蓄艾文编》以及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中，都写作“英德共和”。其意正是君主立宪制的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民政才是指与帝制相对的民主。

目前所见孙中山最早直接使用汉语“共和”一词，是壬寅八月（1902年8月）为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所作序，文中他称赞宫崎寅藏“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宫崎寅藏一书的日文单行本出版于1902年8月，现在征引的孙中山的序则出自上海群学社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的金一译《三十三年落花梦》。孙中山用西文表达的概念，日本人多译成共和，所以此处无非是顺接日本人的通行用法而已，未必表示孙中山对于国人用汉语“共和”一词对应西文的认定。不过，这也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孙中山至此可以接受或是不排斥这一指称。

▲宫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梦》书影

1903年，孙中山与上海的反清革命人士建立联系，希望他们支持其在夏威夷反击保皇会的宣传活动，由此注意到，“支那内地新闻杂志、新书出版，多共和政体之观念，此为学术界之变迁”。国内学术界和新闻界的普遍转向，对于孙中山一般情况下不再刻意回避使用“共和”一词起到重要作用。

在此之后，民主共和已经作为专制政体的对立物，成为孙中山反对帝制，建立新的文明政府的经典表述。不过，“共和”一词意涵的模糊，并未根本消除。除了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讲中屡次使用“共和”外，现存辛亥前孙中山的言论文字当中出现共和字样的，仍以译文为主，直接用汉语说话著述时，尤其是在制订各种纲领性文件时，则很少单独使用“共和”一词。

后来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孙中山对于“共和”的谨慎以及坚持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来表述相关概念具有先见之明，当共和公开成为大势所趋之日，便有虚君共和、五族共和、甚至帝国共和等等观念参入，作为政治制度，更多地表达了民主之外的其他诉求，不再直接了当地与皇权帝制对立。通常将共和视为当然与立宪对立的范畴，实有误解误导之嫌。即使近代意义的共和，也只是与帝制相对，而且在国家学说的国体政体辨析方面，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也就是说，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学理上虽有分别，仍不构成根本对立。而共和与帝制的对立，实际上取决于前者民主与后者专制，亦即并非共和就当然与帝制构成对立。共和制下的寡头政治，与帝王专制大同小异。既然少数族皇权没有立宪的合法性，又无法也没有必要转变成多数族的帝王，君主立宪就不再成为可能的选项。受片面理解革命党与保皇派论战的误导，不能细致地区分学理和事实层面的各种复杂情形，先验地将共和与君宪置于非此即彼的对立状态，贸然讨论相关问题，除了自以为是的清楚，只会越理越乱。

辛亥首义，各省独立，共和之声，盛极一时，南北和谈之际，矛盾焦点集中于帝制与共和。后来国人但凡讲共和，似乎不言而喻地就是以民主反对专制，这样一来，作为历史概念的共和的模糊性被掩盖了，这不仅有碍于理解各种历史文本的意涵及其语境，也会造成现实中认识民主共和的干扰。实际上，在国家和政体层面，与共和相对的主要是帝制，而不是专制。在共和的名义之下，不仅可以集权，而且能够独裁。袁世凯谋取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之时，就计划“以开明专制之精神”实行共和。所以民初孙中山常常将共和与民国连用，对外宣言“建设共和民国”，“易君主政体以共和”，强调共和与自由是“专为人民说法，万非为少数之军人与官吏说法”，正是为了凸显民主的内核，以防共和被人利用来作为掩饰专权的外衣。

▲1911年10月，革命军在武昌成立湖北省军政府

与一般国民的普遍预期明显有异，共和未必民主，这样的现实给辛亥以后的中国历史带来诸多棘手的难题，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所谓辛亥革命的失败表现在只留下一块空招牌，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值得深究的，倒是“共和”这块招牌下，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

二、对代议制的保留

决定共和制属性的是民主，而民主的形式各异，欧美发达国家多采用代议制民主，进一步考察，代议制民主也有多种形式。

清季国人向往共和，以美国为理想模范，《革命军》的制度蓝本就是美国。邹容明确宣称：“一、立宪法悉照美国宪法，参照中国性质立定。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国自制法律。一、凡关全体个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设官分职国家上之事，悉准美国办理。”孙中山的共和国也以美国为蓝本，不过主要是取其合众联邦的政体形式，而且并非照单全收。孙中山认为，美国式的联邦共和对外可以瓦解列强联盟制华，对内便于中国革命之时由群雄并起的割据走向统一和民主。在他看来，中国人多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很难自觉交出各自独揽的大权，要解决这一困扰，切当的办法是将联邦与民权二义协调统一在共和的架构之内，通过联邦走向民权。其革命程序论的设想，就是为了由联邦实现民主，防止怀抱帝王思想者割据称雄，以致内部纷争，外患不已。所以辛亥起义，“旨在建立一联邦式共和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甚至认为中国地广人众，各省差异显著，“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舍此别无他法也”。显然，孙中山看重合众联邦，非但不是因为忽视共和的民主内涵，反而认为联邦制是中国通过革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换言之，要确保共和的民主属性，联邦制是一种适合革命过渡时期中国国情的形式。

不过，在关键的民主问题上，孙中山对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却颇为不满，很有保留。他赞赏瑞士的直接民权，而对美国式的代议制不以为然，认为国务由政党包办，一旦政党轮替，则官员全部更换，不仅不胜其烦，而且流弊匪浅。他还表示，单纯通过选举来录用人才，使那些善于辞令的人上位，无口才但有学问思想的人却被闲置。“美国国会内有不少蠢货，就足以证明选举的弊病。”因此，他不赞成照搬美国的制度，要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另设考选权和纠察权，实行五权宪法，以弥补三权分立的制度漏洞造成的弊端。

辛亥时期，与清廷推行新政一味取法日本不同，革新反清人士开始目光向西看，同时逐渐摆脱了更早时笼统西望的态势。孙中山之外，章太炎也不赞成代议制，甚至一度不以共和制为然。不过章太炎的看法主要来自书本以及口耳相传的信息，缺少切身体会。而原来主张共和立宪的梁启超在1903年游历新大陆后，不仅告别共和，而且连君主立宪也予以舍弃，一步退回开明专制。与孙中山、章太炎认为代议制本身弊端甚多略有不同，梁启超一方面察觉到美式民主的痼疾，另一方面则觉得民主共和与中国不相适应。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书影

梁启超了解到，共和制本身存在无数弊端，即使成效最著的美国，也是问题成堆。美国为移民社会，“外来者以无智无学无德之故，实不能享有共和国民之资格。以一国主权，授诸此辈之手，或驯至堕落暴民政治，而国本以危”。尤其是占美国国民主体的欧洲移民成为心腹之忧，本来令美国政治家自傲的理据是“彼有选举权而我无之”，但也正因为此，选票至上的胜负权衡导致从政者不能正视现实，“以媚众取宠之故，而置最大问题于不顾，则与专制国讳言朝廷阙失者何择焉。此亦共和政体一大缺点也欤”。此外，由于大统领任期四年，“故其所兢兢研究之问题，曰将由何道而使本党之选举获胜利而已”。为了争取选票，不顾国家百年大计，只为一党目前利害，“此大统领所以不得人才，而共和政体之所以有流弊也”。

如果将英美两国的选举制相互比较，则美式民主甚至还不如英国：“英国党派之胜败，于选举议员时决之。美国党派之胜败，于选举大统领时决之。英国但求党员在议院中占多数耳，既占多数，则其党魁自得为大宰相而莫与争，故所争者非在宰相其人也。美国反是，胜败之机，专在一着，夫安得不于此兢兢也。夫美国争总统之弊，岂直此而已，其他种种黑暗情状，不可枚举。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者之流弊少而运用灵也。”由此可见，“伯伦知理谓共和政体不适于今后之竞争，信然信然”。此说旨在批评共和制的弊端，未必是对英式民主有多少赞誉。

不仅如此，四年一度的选举制和政党分肥，导致美国的贪黩为地球万国之最，官员庸碌，效率低下。随着政党轮替，任用官吏犹如拍卖场。“专制国之求官者则谄其上，自由国之求官者则谄其下，专制国则媚兹一人，自由国则媚兹庶人，谄等耳，媚等耳，而其结果自不得不少异。”按照共和政治的原理，官职应不断轮换，而“官职屡屡更迭之不利于国家，近今政治学者如伯伦知理、波伦哈克辈言之详矣。夫一国中重要诸职，屡屡更迭，犹且不利，而况于各种之实务乎。官如传舍，坐席不暖，人人有五日京兆之心，事之所以多凝滞也。英国每次更易政府，其所变置之职位，仅五十员内外耳（大率皆中央政府各部重要之地位，日本诸国亦然），而美国乃至举全体而悉易之。此实共和政治之最大缺点也”。美国尚且如此，其他国力及社会发达程度不及美国者更加等而下之，“若夫中美南美诸国，每当选举时，必杀人流血以相从事者，更自郐无讥矣”。照此看来，美式民主推及他国，非但无益，反而会祸患无穷。

梁启超游历新大陆之时，一些美式民主的弊端已经开始得到改善，如严重的贪黩问题。但是效率低下等痼疾依然无解。直到后来经济大萧条，不得不改弦易辙，才起死回生。这样的逆转与其说是自我修复，不如说是取长补短的结果。而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所揭露的美式民主的弊病，受国内外局势风云变幻的制约影响，长时期未能得到充分正视。

国人对于共和的憧憬，始于梁启超的宣传，美国作为共和国的成功典范，牵引众人举目远眺太平洋彼岸，梁启超构想未来新中国的蓝图，同样是以美国为标本。《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从未到过美国，却对美国无限向往，一定程度也是梁启超等人宣传影响的结果。可是，当中国共和理想的始作俑者深入美洲大陆且持续时间较长时，却感到梦幻破灭，向世人宣告梦俄罗斯的开明专制了。相比之下，孙中山无论继承传统还是学习外国，都不会绝对化地一概而论，也不至于频繁地今是而昨非，认识可以说更胜一筹。

近代历史上，由于国家发展的阶段性差异，往往出现在欧美已成明日黄花，在后进国家仍然孜孜以求的情形。当无数国人为民主共和奋斗牺牲之时，代议制民主在西方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一方面，代议制民主自身成本过高效率低下的顽疾持续，难以自愈，另一方面，外部的挑战不断加强，使得所谓民主国家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欧战的爆发，很大程度就是制度性危机的释放。而欧战的结束，非但没有解决危机，反而因为胜败各国的矛盾以及苏俄革命的成功，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深化。侥幸获胜的战胜国没有进行制度的调整改造，而是企图通过压迫战败国和围攻苏俄，来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一战后，“西方的没落”意识幽灵一般在欧洲大陆游荡，1934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8届世界哲学大会，与会者关注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民主的危机”。

虽然时间上相对滞后，世界性的民主制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的国内政局。孙中山对代议制民主的批评以及防弊提效的五权主张并不为同党所接受，而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建制，形式上其实却包含了并非来自孙中山的考选和纠察两权。这从侧面证明孙中山的考量，的确与中国的实情密切关联。民初议会制与政党政治相辅而行，随着国会中的党派代表日益沦为各省和中央军政实力派的附庸，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酝酿着各式各样的改革方案。1920年前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国会不良是导致现行政体失效的主要原因，清季不遗余力地鼓吹开国会的梁启超、汤化龙以及张君劢等人，纷纷宣称代议制不适宜中国，在世界上也已经过时，甚至公开宣判国会的死刑。至于如何改良政体，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在现行政体的框架下，削减国会的部分权力；二是引入直接民权，建立真正的人民主权机关，并以此作为各权力机关之母。

孙中山本来就主张瑞士式的直接民权，实行全民政治，只是为了反对北方的军阀官僚政客，才打出护法的旗号，费力不讨好地坚持从事护法运动。在国内多数政治派系早就弃置国会的情况下，1923年1月1日，国民党终于发表宣言，指“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并进而提出“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改造后的国民党将国民大会正式列入政纲，成为直接民权的重要选项。

▲《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大公报》1923年1月1日剪报

辛亥鼎革之际，各方即倡言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此后，每当遇到重大国事问题，就会有人提出召集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予以应对，并且付诸实行。开始是因为没有正式国会，后来则觉得国会不足以担当重任，再后来连国会的正当性也饱受质疑，甚至主张根本抛弃代议制，重新设计政体。至于具体设想，一方面试图削减国会的权力，从国会析出部分权能转而归属于其他机关；另一方面尝试特设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主权机关，并以主权机关作为凌驾于各权之上的常设机关。国民大会（国民会议）的功能，一是在割据分裂的动荡政局之下，发挥民意在解决诸如政争、制宪等重大问题时的作用，二是更好地体现主权在民的思想，使得全体国民能够普遍、常态、有效地行使主权。

在众多加强直接民权的设想中，孙中山参照综合各种国民大会方案修订的五权宪法，将国民大会正式列为国家行政体制的常设机关和最高机关，不仅拥有法律上创制与复决的最终裁决权，还有对国家各机关人事选举与罢免的最高决定权。这样的政治架构，成为国民政府的正式建制。可是国民党主导下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赋予总统独裁大权，一方面让国民代表大会形同虚设。而后来者检讨弊端，非但未能领会孙中山用心修订的制度设计的深意，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反而觉得其种种防弊补充是多此一举，于是重新回到原点，似乎只要照搬三权分立就能够解决一切难题，结果美式以代议制民主为基础的政治架构似乎成了唯一正确的选项，遗患极为深远。

民初实行代议制的诸多流弊以及国民大会产生实施的渊源流变，显示代议制民主必须变革的大势所趋，而人民代表大会决不仅仅是对苏维埃体制的简单移植。在此进程中，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国民直接和常态行使主权的难题，显然不能简单地反向诉诸历史已经证明不能很好代表民意的美式代议制。如果重蹈以西为新的覆辙，就很难避免陷入循环往复的泥淖。正确的进路，应该是继续循着孙中山开启的方向，在借鉴吸收各种民主体制的基础上，调整改造，创成新制。唯有解决民主制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才能确保共和的民主立宪属性，实现孙中山一生追求的政治理念。

三、一点申论

尽管“共和”在近代中国存在种种歧义，作为与君主制对立的共和制，其内核必须是民主。为此奋斗牺牲的中国人以民主共和为社会之极则，也就是最高形式。因此，虽然汉语“共和”一词的流行以及相关概念的普及梁启超和邹容居功至伟，谨慎使用这一明治后新汉语词汇的孙中山还是被奉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然而，民国成立后，在共和制的形式下，依然延续了帝制时代的种种弊端，并且叠加了后帝制时代的种种问题，令不少人产生悔不当初的失落与懊丧。原本对共和有所保留对代议制民主不以为然的孙中山，民初一直努力护国护法，试图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却屡遭失败，虽然愈挫愈勇，可是前路茫茫，不见曙光。所以后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定此路不通。

民主只是形式，以保障人的自由平等为目的，资本主义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政治平等或政治民主，必然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此，社会主义要通过再分配的办法实现经济平等或经济民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已经包含部分社会主义因素。问题是，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内民主对外掠夺，想方设法从各方面阻断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一切后发展国家的上升通道。为了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几经努力的孙中山不得不以俄为师，在苏俄的帮助下，联俄容共，发动国民革命，打倒列强和军阀。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演讲三民主义

20世纪的一大谜题，就是以代议制为主要形式的西方民主制的成败得失。古往今来的民主制，高成本低效率，虽然长期看具有一定的纠错机制，中短期却无法避免效率低下的问题，可以坐享太平富裕，应对危局则往往有心无力。其防弊的效果也远不如通常以为的那样显著。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的西式民主的高成本，背后大都以剥夺奴役内部外部的多数人为牺牲，否则难以为继。

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大范围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日益加深的民主危机显然与此关系密切。危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西欧各国的国力日衰，二是后发展国家无法通过代议制民主方式走向富强，从而导致民主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权力集中体制引起广泛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欧洲各国迅速土崩瓦解，令世人对民主制的信心跌至冰点。

苏德战争前夕，1941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出伊司曼（Max Esatman）的一篇通讯，指正在进行的战争是民主与极权的斗争，是有史以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战争，而不仅是为了国家的权力。伊氏列举了极权主义的20个重要特点，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主义的德国以及意大利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因而认定20点相反的生活方式，都是由于主义的冲突。据此将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捆绑在一起。二战结束后发生的冷战，与此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

受此影响，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发表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演讲文稿刊载于《美国政治社会科学会年报》第218卷，其中就征引了两个月前《纽约时报》刊出的伊司曼的通讯。这对胡适后来坚决反共具有深远的制约作用。问题是，权力适度集中并不等于极权（当然应该有所制约），不久前纳粹德国刚刚进攻苏联，后者已经成为反法西斯战线的重镇。用民主与极权的对抗来解释二战的性质，至少在伊氏的架构内颇为牵强。尽管美国的参战看似拯救了欧洲的代议制民主，使得欧洲那些大战伊始就一败涂地的民主国家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但是在打败纳粹德国方面，美国的实际作用并没有后来宣传的那样巨大。直到1944年初，英国的民意调查显示，世界各国对于胜利的贡献，百分之五十的人认为苏联首屈一指，其次是英国百分之四十二，美国的排名相当靠后，仅有百分之三，甚至不及中国。所以，战胜法西斯无疑是热爱自由和平的世界各国和人民的伟大胜利，可是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制度性优势。

用民主与集权的对立来自我标榜，很大程度体现了基督教绝对排他性（即根本不能容忍相异者）的自大，将代议制民主作为终极政治体制，排斥其他一切社会制度，也就等于放弃了自我调适改造的动力。而冷战时期在反共的名义下集合起来的所谓自由世界阵营中，有不少名义上的共和制国家其实是由独裁者掌权。民主非但不能与反共划等号，在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共恰恰是专制独裁的同义词，推翻专制独裁，就是为了争取独立解放和民主自由。

风物长宜放眼量。辛亥革命以来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进程表明，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并未到达终极阶段，必须相互借鉴，相互吸收，才有可能臻于极则的境界。动辄以非此即彼的分立为此疆彼界的对抗，以排斥和消灭对方为动机目的，是欧洲基督教一神论一元化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用这样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大势，即使暂时看似天平朝向自己一方倾斜，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能够走上巅峰的，一定是全面吸收人类一切精华的崭新制度。这样的规律，同样适用于民主共和之制。如果代议制民主只是作为争斗与排他的工具，其历史结局必然不会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这也是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留给后人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