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南门合影 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近日浏览各大微信公众号，被两篇文章深深吸引。

一篇是关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题目就叫《我的同学李克强》，作者是陶景洲。陶景洲是北大法律系77级学生，跟李克强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安徽同乡，两人一直过从甚密，始终保持着纯真的同窗情谊。作者在文中回忆了李克强大学时代的生活以及参加工作后的诸多往事，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一个大国总理低调谦和、胸有乾坤、稳扎稳打的形象跃然纸上。

然而，最吸引我的则是文中的这段话：他当了大官之后，我们同学之间有个约定，就是谁也不要去打扰他；我和他交往多年，互相之间从没说过要请对方帮忙办什么事。我想为这个“约定”点赞，为这群申明大义的同学点赞。这帮同学中想来谁都会遇到点难事、棘手事，诸如职务晋升、职称评审、子女就业等等，倘若向李克强提出，且李克强愿意出手相助的话，应该大都能迎刃而解。但他们都不愿以私损公，不愿让物欲玷污纯洁的同窗情谊，勉力为老同学提供一个安静的“从政环境”。他们不亏是北大法律系毕业生，心中有法条、有道义、有情怀、有担当！

                                         赵乐秦

另一篇是关于中央纪委新任书记赵乐际的。2007年3月，赵乐际由青海省调任陕西省担任省委书记，当时他的弟弟赵乐秦正担任陕西汉中市委副书记、市长。为避裙带之嫌，赵乐秦当年6月离开了陕西，挂职任中国三峡总公司党组成员、总经理助理，后经中组部推荐，次年1月交流到广西贺州市工作。在广西，赵乐秦接连做了贺州、崇左、桂林三市市委书记，官声很好，资历很老，在仕途上始终未能再进一步。即使赵乐际后来位居中组部部长，但赵乐秦也从未想着“沾光”。如今，眼看着自己的两位继任者都已官至副省级，赵乐秦还是甘之若饴。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赵乐秦不仅没有“升天”、“沾光”，反倒明显地“吃亏”了。古时尚有“举贤不避亲”之佳话，况且凭着自己的政绩、官声、资格，在仕途上完全应该能再上“台阶”，但赵乐秦却不愿为哥哥“添事”、“添乱”，无怨无悔，甘之若饴，这样的襟怀、境界，多么值得称道呀！

拥有这样的同学，是李克强之幸！拥有这样的弟弟，是赵乐际之幸！

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就没有如此幸运了。最近读到华东师范大学齐杏发教授关于转型期官员自杀现象的政治学分析文章，文章指出，在社会转型期，外部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还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官员形成一种贪腐预期，很多人认为官员就应该为亲友办事，取得各种非法收入，在家庭和社会关系网中承担更多的义务，由此倒逼官员走向腐败之路。当前，社会上对官员群体有这一种几乎一致的判断，就是官员群体就应该是有各种隐性收入有各种权力，因此也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如果无法完成这些义务，就会受到来自家庭、亲友等各种群体的挤压，从而迫使部分官员倒向腐败阵营。从另一方面讲，不少官员来自底层，在成长过程中得到很多亲朋好友的扶助，“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在咱们这个有着知恩图报惯习的国度，官员似乎也应该用手中的权力回馈对己有恩者，否则，既会面对舆论的“压力”，也会面临“心灵的折磨”。看看这些年来落马的官员，有多少是被亲戚圈、老乡圈、战友圈、同学圈等“圈”住而跌入犯罪的泥沼的呀！一位广东局级官员在落马后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其实我也感到做这个官很无奈，有时亲戚不帮，他们怨恨，有一次妻子还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全家你一言我一语，‘批斗’我，说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之类的话。唉，顶不住啊！”甚至还有坚持原则、廉洁自律的官员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如重庆市大足县人事局原副局长李福多因不愿同流合污无法尽孝而最终选择了自杀，山西省大同市原副市长王伟国因不愿用公权为亲属谋私利而惨遭妻兄杀害。

近年来“围猎官员”现象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讨论，但一般指的都是商人对官员的围猎。实际上，官员亲近之人对官员围猎的机率更高、危害更大，官员也更难防范、应对。官商之间大都是单纯的权钱交换关系，而官员和亲朋好友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感关系，剪不断，理不清，除不了。我想，官员身边的每一位亲近之人差不多都不愿官员出事、落马，但每当自己遇到事儿，却常常私心萌动、私利作祟，有意无意地“威逼”官员，从而将其推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在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深入推进、各项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官员以权谋私的空间愈来愈小，风险却越来越大。惟愿为官者的每一位亲朋好友，都能像李克强的同学、赵乐际的弟弟那样，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大局、大义、大德为重，为官员营造一个安静廉洁的从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