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据最高检消息，河南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徐光涉嫌受贿一案，已由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光利用担任中共周口市委副书记、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指控显示，徐光收受财物主要集中于他在周口任职期间。官方简历显示，徐光于2003年12月调至周口工作，先后担任周口市委副书记，周口市市长，周口市委书记，在周口任职长达14年。

到2017年1月，徐光晋升副部、担任河南省副省长后，他“收手”了。2019年8月，徐光在河南副省长任上被查。

无独有偶。仕道君注意到，4月21日被官宣出庭受审的河北省副省长李谦，也在2017年晋升副部、当上河北副省长后“金盆洗手”。

4月21日，据央视网消息，河北省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李谦涉嫌受贿一案，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李谦利用担任中共保定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保定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代理市长、市长，中共衡水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指控显示，李谦收受财物主要在保定、衡水工作期间。据公开简历，李谦生于1960年3月，一直在河北省任职。早期在家乡石家庄工作，历任石家庄市裕华区（原郊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2001年7月，李谦调至保定市，从此在保定工作长达10年，先后任保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常务副市长，2009年11月出任保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年1月当选市长。2012年12月，李谦调任衡水市委书记，主政衡水4年多。2017年3月升任河北省副省长，直至被查。

仕道君注意到，李谦于去年8月27日深夜落马，今年1月22日被“双开”。对李谦的通报称，其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甘于被“围猎”，在房地产开发建设、工程建设项目承揽等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生活腐化，搞钱色交易。

仕道君注意到，去年还有两位出庭受审的原省委常委，在升任副部后“收手”，一位是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志权，另一位是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钱引安。

2019年8月8日，广东广州中院开庭审理了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钱引安受贿案。广州市检察院起诉指控，2001年至2017年，钱引安利用担任陕西省长安县县长、西安市长安区区长、中共西安市长安区委书记、中共西安市雁塔区委书记、西安市副市长、宝鸡市市长、中共宝鸡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工程推进、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313万余元。

从检方的起诉书来看，钱引安在2017年5 月至2018年11月担任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期间，并无贪腐受贿行为。

此前的2019年7月9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的广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曾志权也有类似现象：曾志权的受贿行为全部集中在2004年至2017年，也就是曾志权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厅长期间。2017年5月擢升为广东省委常委、跻身副部级高官后，曾志权并无贪腐行为。

这2名副省长、2名省委常委的腐败行为，全部发生在擢升到副部级领导岗位以前，在地位更高、权力更大以后，他们反而“悬崖勒马”“金盆洗手”了。这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现象。

仕道君以为，首先，与党内国内政治大环境的显著变化有关。这4位落马的省级高官，都是在2017年擢升到部级领导岗位，也是在2017年由“贪”变“廉”的。2017年在我党、我国的历史上，都是一个极为特殊、极为重要的年份。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明确指出：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事实的确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始终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利剑高悬、猛药去疴，尤其在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方面，可谓疾风骤雨，久久为功。身处这样的大环境中，每个腐败分子都会有心惊肉跳、寝食难安的感觉。更为重要的是，这4位昔日高官，在其所在省份都不止有一位省部级同僚落马,更会给其带来直接、直观、强烈的震慑效应。

相关研究表明，省部级高官处于党政官员集团的金字塔上层位置，其行为和动向，对于同僚及下层众多官员具有向导与信号作用，一旦省部级高官落马，则形成一种强烈信号，产生震慑效应，遏制广大官员的腐败行为，降低他们腐败动机。本地贪腐高官落马每增加1人次，则本地腐败程度下降3个百分点。

其次，随着职位提升，接受监督管理的力度更大。党中央反复强调，从严治党要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而高级干部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徐光等4人晋升为副省长或省委常委后，一定会受到比以前更严格、更全面的监督管理。同时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工作环境，方方面面的关系尚未理顺，他们一定会以“安”为上，从而谨小慎微，不敢轻易伸出贪婪之手。

再次，成为部级高官后，或会产生不想腐的心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能腐的笼子扎得并非严丝合缝，对于一名手握重权的副省长或省委常委来说，以权谋私的空间依然不小，但腐败毕竟是一项高风险、代价极大的投机行为。作为一名奔波于仕途的官员来说，能走上省部级高位，机遇难得，极为幸运，况且省部级官员各方面的待遇都很优越。思前想后，权衡再三，徐光等4人或许自此就“金盆洗手”了。

徐光等4人在晋升为部级官员的同时均“由贪变廉”，可最终还是受到查处。“悬崖勒马”为何还“落马”？因为，我们党从来没有既往不咎之说，过去的腐败账不会因为一时的“收手”而一笔勾销。正确的做法是，投案自首，重新做人。

这也给我们年轻官员一个警示：“湿鞋”以后很难回到岸上，腐败之旅没有回头路，为官从政一定要扣好第一粒“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