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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巍:历史上大国滑向战争,常常是无意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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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起来了,却没有变得更像美国,所以美国失望、焦虑、甚至愤怒。”


“中美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不打仗。”


“如果说今天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难道分歧比50年前还大吗?”


关于如今深刻变化的中美关系,《环球交叉点》主持人袁鸣对话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巍。



袁鸣:不久前您发表文章,把中美过去50年分成三个不同的阶段。


达巍:第一阶段是从1972年到80年代末。此时中美关系的核心逻辑就是联手制衡苏联,并且应对冷战期间的挑战。


第二阶段,是从90年代开始到2017年,也就是特朗普上任第一年。这个阶段的核心逻辑是“接触和融入”。全球化在扩展,中国也融入其中。美国对中国“接触”,要把中国带到这个体系里。所以这是一个接触、塑造、融入的阶段。


第三阶段,从2018年以来,涵盖了特朗普政府后三年,以及拜登政府目前的表现,即战略竞争框架。两届政府在具体政策上略有差别,但核心逻辑相同,即中国同美国逐渐成为等量齐观、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所以美国要通过各种办法在竞争中获胜。是这样的三个阶段。

    

袁鸣:您刚刚提到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近30年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整个轨迹发生了变化?到底是内生因素还是外部因素?


达巍:第二阶段,一开始是比较积极的,特别是90年代克林顿访华等一系列事件,整体比较积极。


21世纪以后,趋势逐渐趋于负面。从小布什政府开始,后来到奥巴马政府,特别是到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愈加负面。发生这种情况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崛起。


美国过去认为,中国如果经济发展起来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包括经济制度都会变,会变得更像美国。


但是美国越来越发现,中国一方面力量在上升,但另一方面,并没有按照它期待的那个方向发展。所以美国先是失望,后来焦虑,甚至愤怒。各种各样的情绪造成了中美后来第三阶段的碰撞。



1972年,尼克松访华“破冰”,这个“冰”是怎么形成的?是美苏冷战。


中国原来是社会主义阵营,美国是西方阵营,所以大家被“冰冻”住。从1949年冻到1972年,冻了22年。直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开始逐渐恢复正常并在之后的50年里取得长足发展。


然而50年后,美国发现情况又变了。首先是力量的对比,从1784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两百年来中国第一次以一个跟同国几乎平起平坐的地位出现。另外,最近四五十年里,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好像在落空。当然我们从中国的角度说,本来你的期待就是错的。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落空。


“中国皇后号”


这种结构性的变化,造成了过去三四年里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现在把它叫做“冰冻”、“冰封”,也不为过。从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之间来往非常非常少,不管是高层还是民间,包括经贸也受到很大阻力。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冰封时期”。


袁鸣:今天中美关系“冻”起来,双方还有没有破冰的意愿?


达巍:如果我们去问,“破冰”大家有没有意愿?都会说有意愿,但是意愿要靠行动来支撑。


双方能不能够克服阻力?克服大国竞争带来的负面性?需要行动。目前的这种行动,我们还没有看到,或者说还不足以打破坚冰。


其实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中美高层是有一些互动的。中国的留学生也都到美国去了。贸易创下新高。交往是有了,但是局面还没打开。为什么?因为背后的驱动力不够紧迫。


50年以前,为什么中美能打破坚冰?因为那个时候,中美两国都感受到苏联的威胁迫在眉睫,所以迅速采取行动。


其实今天的中美也有两个共同利益很重要。一个就是在全球问题上合作,比如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等。到今天,如果还觉得这些问题遥远,真的就很遗憾了。我们已经经历新冠疫情两年多了,疫情严重影响了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


中美还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不打仗。这在50年前的“上海公报”里也专门提到,中美都想避免冲突。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还是想避免冲突,打仗对谁都不好。但是大家似乎都觉得,中美离打仗还很遥远,两个核大国怎么会打仗呢?


但是实际上,历史上大国之间最后滑向战争都是无意识的。没有几个大国说我憋着劲要去打仗但是结果会无意识地滑下去了。


袁鸣:就算不打热战,有没有可能进入“新冷战”?


达巍:我不喜欢“新冷战”这种表述,因为它用了一种历史类比。一讲“新冷战”,大家就会想,跟冷战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这个讨论就会没完没了。


中美之间会进入一种没有战争、但非常紧张的竞争关系。这种形态,我认为是大概率事件。



袁鸣:对照50年前,如果要“再破冰”的话,工具是什么?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外部的因素又会有哪些?


达巍:有两个力量是特别重要:第一就是民间,我们一定要维护好民间的交流。事实上50年前,人文交流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比方说乒乓外交。现在中美战略关系紧张,但是如果双方都能有大量沟通,人和人交往,就会改变很多看法。不交往,大家都会把对方妖魔化。


第二个重要的力量,就是中美两国高层的决断。现在50年后,我们来回顾“上海公报”,我觉得公报的核心就是中美高层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大胆行动。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大胆行动。



我们想想,如果说今天中美之间有很多分歧,难道今天的分歧比50年前还大吗?今天中美是有分歧,但比50年前好多了,我们没有理由不坐下来,把中美关系的前景稳定下来。


要把中美关系变成以合作性为主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在这种格局之下,竞争就竞争,但是大家要有底线,要有限竞争、可控竞争、良性竞争。这样中美关系就不会走到特别坏的地步。

文章2022年3月7日首发于环球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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