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HD是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简称。日前，因南京儿童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而将ADHD推上热搜。对于这种病，人们往往很难将症状与病症联系到一起，患者本身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疾病的存在。但这些病症会明显影响患者学业、身心及成年后的家庭生活和社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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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道成年ADHD：听完这些人的故事，我也怀疑自己是多动症了...
ADHD是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简称。日前，因南京儿童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而将ADHD推上热搜。对于这种病，人们往往很难将症状与病症联系到一起，患者本身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个疾病的存在。但这些病症会明显影响患者学业、身心及成年后的家庭生活和社交能力。
（全文7624字，阅读需要20分钟）
记者 | 张子渊 实习生 桑旦白姆
编辑 | 张彬 实习生 田雨阳
^一位患者父亲给人大代表的建议
“ADHD终于开始被大家认知了……”，冇冇（注音：mǎo）的评论成了热评第一。
2021年2月4日，#南京市儿童医院学习困难门诊开诊#词条登上微博热搜。身为成人ADHD患者，冇冇把自己的感慨留在了评论区。但看着越来越多的人给自己的评论点赞，冇冇有点心虚：“因为我看东西习惯跳着看，那条视频我看得并不完整，也不确定视频里说的症状和ADHD的关系。”细想后，冇冇觉得自己的言论发表不当，于是把那条评论删除了。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在我国称为多动症，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常见的一类疾病。国内外调查发现儿童患病率为3%～7%。部分患儿成年后仍有症状，据MedSci医学期刊2012年的一项分析，成年人患病率为5％。
^微博上对ADHD的探讨
看东西习惯跳着看、说话常常抓不到重点、冲动做事后又否定……这些情况并不是冇冇的“专属”，它们出现在许多ADHD患者身上。
冇冇第一次听到“ADHD”这个词是在2017年。结束高考，冇冇去香港参加了某知名女星的化妆师开办的培训班，听着培训课的冇冇，脑袋却在想着要去做别的事情，她内心又躁动不安起来……
第一分钟刚接触某个东西时，对它产生兴趣；第二分钟决定去学习和了解它；第三分钟开始实现想法时，又因随后更多想法的出现，而使这件事草草结束。冇冇的成长过程中有许多这样的三分钟。比如说小时候报的许多兴趣班，最终都因三分钟热度而放弃。
冇冇的一个朋友知道她的苦恼后问道：“你是不是有ADHD啊？”见冇冇并不懂，朋友解释称自己ADHD：“因为你每次说话都很跳，做什么都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你身上的很多症状都像ADHD。”
冇冇一直觉得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差。每次上课老师说什么，冇冇总是记不住，尽管她安静乖巧地坐在课桌前，心却神游到了天外；别人说话时，她会做着小动作看着其他事物，并在头脑里无限放大；不论做什么她都丢三落四……
身边人会指责、爸妈会埋怨，而冇冇则把种种归结为智商有问题。一件件小事成为冇冇成长过程中的阻力，这些阻力带来的影响潜移默化成了自卑，“我就是个笨蛋，什么都做不好。”
听到朋友的话后，冇冇觉得这应该不是真的。
“不敢面对可能是害怕大家不理解吧。因为这是一种病，确诊了也没法和大家说。就像抑郁症一样，如果你的抑郁症没严重到去死的那天，大家都会觉得你矫情，觉得你在给自己的玻璃心找借口……”冇冇说。
渐渐地，冇冇觉得自己的症状越来越重，并对生活造成了影响。2020年上半年，冇冇决定去治疗。在诊断前，冇冇曾和母亲提起过这个事，但母亲把这些都归结为“粗心和懒”。无奈之下，冇冇只能瞒着父母从上海去了南京的医院。
在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冇冇做了一系列测试，最终确诊了ADHD。
拿到确诊结果，冇冇有些释然，她“原谅”了过去的自己。同时，她有了新的忧虑和担心，“没有专门的成人ADHD门诊，去检查或开药都是和孩子们一起。有点尴尬”。另外，还有一件事困扰着冇冇：医院每次只能开一周的药，她需要每周都亲自去医院拿药。这对于在南京上海两地跑的冇冇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因为精神类药品的特殊性，也只能如此。
“吃药后，我能感觉自己看书时跳字跳行少了很多，能看进去了。慢慢地，我也能在工作中不断找到新鲜感……不过表达能力还是有点差，总是说不到重点，前几天因为这个，接连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没能让对方理解我的意思，丢了两份工作。”冇冇很自责。
^小图看像眼睛的药袋 / 冇冇 摄
即将大学毕业的冇冇正在同时做许多工作，模特、制片、摄影、杂志社新媒体运营……另一个朋友曾劝她，同时做那么多事，可能一件都做不好。但冇冇很乐观：“虽然ADHD会在学习、执行和表达上有缺陷，但它能让我同时做好多事。”
冇冇也在尝试将曾经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她常常因为到处乱看而注意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事物，她开始试着用相机把这些细微的事物记录下来。这种“与众不同”的作品受到了老师的鼓励与认可。
开始学会与自己和平相处的冇冇想开了，“哪怕我有这种问题，大家怎么看我，也都无所谓了。”
“动辄985、211起步，我一个大专生看傻了。”陈墨在知乎“ADHD是否严重影响生活”的相关问题下留言。
他的知乎账号个性签名写着：成人ADHDer，最大的梦想是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好好生活。陈默在知乎回答说，自己并不是因为智力问题影响的学业，同时他将许多ADHD患者的困扰说了出来：ADHD是无法凭努力就能克服的，“这是大脑发育不平衡的问题。”
从小，陈墨就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不同：“首先是在身体协调性方面。”陈墨依然记得一年级时学习广播体操的情景，他认为自己能完美重现标准动作，于是迫不及待想要表演，但他并不知道，这只是ADHD的冲动特质，“那一刻，我自己都能感受到别扭，僵硬的肢体似乎在和大脑对抗，两者之间并不能协调统一，因此周围的人都在笑，特尴尬。”
从那以后，陈墨每次做操都看着别人一起做。但由于奇怪的动作，他经常被老师纠错，他们认为是陈墨不认真。
“其实我已经很拼命在跟着做了”，陈墨后来才知道，协调性不好主要是因前庭平衡功能失调引起的。
2003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杨莉医生等对308名ADHD儿童调查研究发现，ADHD儿童共患感觉统合失调率高达93.4%。
通常情况下，人们具有触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移动与平衡感以及本体感觉这七感。儿童的大脑在成长发育过程中出现很轻微的障碍，导致综合运用上述七种感觉能力不佳，称之为感觉统合失调。除了不协调，感统失调还带来发音不准、五音不全等问题。
上初中后，英语怎么读都读不标准的陈墨觉得自己是个另类，但他不甘心，坚持每天向英语老师请教，并且一遍遍地练，老师也非常耐心地纠正他的发音……但是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陈墨的发音仍然很别扭。“老师也看出我尽力了，就劝我回去后再多练练。”但陈墨听着自己别扭的发音觉得厌恶，他丧失了练下去的心情……
随着学习科目增多，加之没有小学时对学习兴趣的“加持”，陈墨觉得自己越来越吃不消。看着别人能够静下心来学习，陈墨痛恨自己的“静不下来”：“不管怎么努力，始终战胜不了走神儿，想不通，就只能把这些归结为自制力太差。”
陈墨的父母很宽容，对他犯的“小错”很包容，因此他始终觉得对不起父母。他不断尝试变得更好但是不断失败。当时陈墨甚至试过用自残的方式让自己保持心静。最后，状态却越来越差……
“初一时我还能凭借那股冲劲名列前茅，但初二开始我就节节败退，最后成‘吊车尾’的了。”长期的抑郁将陈墨困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实生活中被他人解读成了“性格不合群”。加之身体不协调，陈墨成了“怪人”，也成为同学嘲笑和捉弄的对象。
同学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欺负，背地里的嘲笑和捉弄却接连不断。陈墨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胆小的人，他尝试反抗，和欺负自己的同学打了一架。但是捉弄仍然断断续续，他能从自己的课桌中翻出垃圾，也会发现自己的东西不翼而飞……
命运也不断捉弄着陈墨：中考失利后，高考也失利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陈墨的感统失调症状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减弱的趋势。
陈墨考上了一所大专的医学影像专业。大一时，偶然间看到了ADHD的相关信息，一直觉得自己与他人不同的陈墨在那一刻终于觉得找到了原因。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儿童行为研究专家王玉凤教授曾在采访中称：由于中国儿童精神科医生少，医生和家长对该病危害缺乏认识，很多患儿并未得到诊治。并且因预后不佳，约有七成患儿症状会持续到青春期，三成持续到成年期……
想着一定要去确诊的陈墨将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母笃定他不是ADHD，因为在陈墨二年级时，他们曾怀疑过陈墨是不是有多动症，并带他去做了血液检查，但结果显示没有异常。从那之后陈墨一家就没有再将多动症这件事放在心上。
ADHD的多动等症状在儿童时期最明显，随着年龄增加，这种外在多动的特征逐渐会慢慢偏向内心不安等主观感受。
成人ADHD患者的表现比儿童患者更加微妙，包括没有条理、时间管理能力差；自控力差、容易冲动，常常表现为言语粗鲁、频繁打断别人的话；源于自卑和情绪调节能力不足的情绪困难以及难以集中精力和完成任务。
确诊成年人的ADHD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往往需要有经验的权威医生通过精神量表和客观检查以及病人或病人家长的主诉幼时经历，综合进行判断才能最终确诊。
而治疗ADHD的药物具有成瘾性，正常人服用这种药物不仅不会起到缓解紧张、焦虑的作用，还会加重焦虑情绪，如果这类人本身是紧张、焦虑型气质的人，会加重病情，甚至行为异常，还会产生依赖并成瘾。
在后来的学习生活中，陈墨也有意识地一直观察自己。2020年8月他基本确定自己是ADHD后，决定先去检查，再将结果告诉父母。
在云南昆明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最终确诊。
确诊前紧张的心态被解脱感代替：他终于不是那个“怪人”了，他的“怪”是可以被理解的，他也终于能和昔日不堪的自己和解了。
^陈墨的检查报告 / 受访者供图
目前，大三的陈墨正在准备专升本考试，对他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学习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吃药能让陈墨更好地控制注意力，但药效一过，陈墨就觉得浑身疲惫，甚至一开始会由于透支精力而昏昏欲睡。有时候，陈墨还是控制不住自己，这时他就只能“摸鱼”、“躺尸”。当他想要做某件事时，总是先想到最坏的结果以及各种麻烦，这些大脑负面的反馈让他迟迟不肯着手去做事。
“就我个人感觉，ADHDer的世界就像小说《三体》里的人一样，他们的世界面临着无法预测的灾难。
陈墨也在开始尝试用理智的办法应对这种情况，例如把任务分成很多小节去做，减少内心阻力，增加成就感；在自己想摸鱼时，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尽快把状态调整回来。
但偶尔走神时，陈墨会想：如果我能够早些确诊ADHD，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人生……
晓蕾也在想着跟陈默同样的问题，2021年3月25日，距离39岁生日还有两个月时，她在深圳康宁医院确诊了成人ADHD。
目前的晓蕾，处于上一次创业结束下一次创业还没开始的失业状态。但经历了三次创业失败的她始终不敢再迈出那一步。晓蕾在2005年辞去程序员工作，她去杭州采过茶、去温州的笔头厂做工、去山东威海电子厂做工……她走过了中国十几个地方，最短在一个地方体验了一个月，最长则有三四个月。
回来后，晓蕾突发奇想决定创业。她喜欢服装厂的氛围，当时网店正在兴起，晓蕾看到了好前景，但却因为开网店太繁琐而迟迟没动手……
“从小到大，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行动力方面。”晓蕾说，“所以后来我都不定计划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完不成。”
大多ADHD患者的执行功能受损，所以他们在生活中的表现才会一塌糊涂，出现拖延、效率不高、逃避等种种问题。
渐渐地，晓蕾的服装厂跟不上市场的节奏，只能关门大吉。在此之后，她陆续创立了社工组织和视频剪辑包装公司，也都以失败告终。
现在看来，晓蕾觉得自己做决定时过于草率和冲动。并因此而付出了意想不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她对此懊悔不已。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直至大学毕业之前，ADHD都没有给晓蕾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晓蕾有一对宽容的父母，比起成绩，他们更在意孩子是否过得开心，“每次放学回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拿起父母给买的各种杂书看。”
除此之外，高智商的“加持”在很大程度上替晓蕾改善了外部环境对她的负面影响。“小学有一次测智商，我在班级排第一。”晓蕾对此显得很自豪。她在上学时不爱写作业并且是个调皮的学生，但由于成绩不错，老师们也不会对她过多苛责。高考后，晓蕾考上了一所985大学，不过因为选错专业，她开始自修更感兴趣的编程，毕业后成了一名程序员。
晓蕾承认：“如果管得严一点，我估计人真的就废了。”
与很多ADHD患者不同，个体、家庭、社会等层面的保护性因素让本处于不利境况的晓蕾依然在学业和生活中获得良好的适应。除却个人因素，家庭与社会的支持与理解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一个需要高反馈的群体，接纳程度更高的环境，可以降低ADHD患者其它精神疾病如抑郁、物质滥用等问题的风险，也能有效促进ADHD患者的发展。
还没组建家庭的晓蕾总会想到自己温柔的母亲，每当看到好友可爱的女儿时，经历三次失败的晓蕾又把下一个创业目标瞄准了儿童教育机构。她的言语中透露出一丝期待：“希望自己吃了药后能好一些。”
“你和常人说这些症状，他们理解不了的。”对此，ADHD患者吴国涛有着深刻的体验。在确诊ADHD前，他从未在自己的努力倾诉中得到支持，“甚至很多人听到这些症状后觉得这很正常。”
ADHD患者所存在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冲动等问题生活中很多人都有。“很多人网上填了量表便认为自己是ADHD了。”吴国涛表示，ADHD的诊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即使量表符合ADHD诊断，还需要有经验的医生进行病史采集、观察访谈、实验室检查和心理评估等。“症状只是诊断过程中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在2019年确诊后，心理学硕士专业的吴国涛开始投入ADHD相关研究，并成立了公众号“ADHD互助联盟”。虽然他努力学着自愈，但之前被ADHD摧残得痛苦不堪的回忆仍历历在目。
初二时的一堂数学课，正走神儿的吴国涛被老师点名上台做题却什么也写不出来，老师“啪啪”扇了吴国涛好几巴掌，这让他一度对自己的智商产生怀疑。但得知老师问的是哪道题后，他却在座位上一下就把题解了出来。
调皮捣蛋、惹是生非、不学无术……周围不断的负面评价让吴国涛自责且紧张，这些负面评价从小一直跟着他，直到大学。
渐渐地，吴国涛产生了焦虑、抑郁等许多情绪上的问题，“以前，不知道ADHD时，我就很焦虑，整天提心吊胆，好像世界末日要来临。”在睡觉时，他的大脑还像在清醒时思考着问题。
吴国涛经常发现自己一觉醒来，可能就明白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因为大脑活动过度以及带来的肌肉紧张，过度消耗了他的身体能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什么也没做，但却哈欠连天、嗜睡。
“当时各种情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什么也干不了。”自暴自弃的他开始在寝室打游戏，度过了大一大二，学习成绩一直是班级里的倒数第一。
直到后来，吴国涛通过查阅国内外医学文献才了解，ADHD属于神经发育障碍，是生理问题，但患者往往伴随很多心理障碍。因此，常常能看到不少ADHD患者曾被误诊为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强迫症等情况。
大三时，被室友称为“一事无成吴国涛”的他决定考研。朋友们一度表示：“考研这件事，从涛哥嘴里说出来就是个大笑话。”
不信邪的吴国涛把一切让步给考研，“但一开始复习，就发现自己很拖延，怎么都坚持不下去。”多巴胺的缺乏，使得ADHD患者们普遍缺乏动力，不喜欢的东西，视之为敝帚；对感兴趣的东西，如上瘾般如痴如醉，而这一点他们往往很难自我调节。
他试着尽力去调整自己的状态：知道自己在一个地方呆不住，就频繁换自习室；发现自己最多只能集中20分钟注意力，他开始调整学习和休息时间……为了能多读书，吴国涛还用撕钱来刺激自己，在亲手撕了500多元钱后，吴国涛心痛不已。他明白这些钱都是父母用血汗换来的。当然这份愧疚也成功转化成学习的动力，并断断续续奏效了一年。最终，吴国涛成了班里为数不多的考研成功者。
2018年考研结束后，想要在社会上历练的吴国涛从老家安徽来到了上海。但因为在工作上出现严重问题，他在一个月内换了两份工作。
吴国涛决定先把破碎的自己拼起来再去解决更多问题。他想到了ADHD，并开始肯定自己就是成人ADHD。于是，吴国涛去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我不会诊断成人ADHD。”医生直接告诉吴国涛。
在中国，由于整个社会层面（包括精神科医生）对ADHD尤其是成人ADHD的认识普遍不足，导致ADHD患者大多只能在部分地区能够得到有效的诊断和治疗。
成为研究生后，吴国涛试着让自己变得更好，于是他开始去参加各种活动，并竞选学生会主席。但不论怎么努力，他总是控制不住身体中“懒惰”的自己。吴国涛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情绪问题，甚至喜怒无常、情绪失调，他讨厌什么都没做就已经疲惫的自己……
作为学生会主席，吴国涛有时在学生会总结发言上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那一刻，我觉得不去看这个病真的完蛋了。”
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能够诊断成人ADHD，吴国涛马不停蹄地抢号，并坐18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经过问诊、量表，辅以脑电、近红外等一系列检查，吴国涛确诊了。
^吴国涛的检查图 / 受访者供图
吴国涛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在2019年4月18日确诊，他将那天称之为“生命的转折点”，“当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确诊后，他兴奋地给几个亲近的人发了消息，他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做些什么了。
通过”ADHD互助联盟”公众号，吴国涛希望更多患者能够早点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且获得相应的帮助，减少他们在人生道路的碰壁次数。
确诊后，吴国涛开始积极寻找治疗的方法。他不仅投入了ADHD相关课题研究，同时也把通过文献了解的知识及讯息分享到公众号上。“我经历的人间地狱，希望不要在大家身上重复了。”吴国涛说。
^吴国涛创立的微信公众号
目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无论是对儿童ADHD还是成年ADHD的研究表明，ADHD是一种高度遗传家族性的器质性疾病，遗传率高达70%到80%。极少数情况，环境因素也会导致作用，尤其是一些产前风险因素，孕妇孕期压力、早产、低出生体重等。
吴国涛刚开始服用药物辅助治疗时，常常会有头晕、情绪波动大等各种副作用……但后来停了药，他能在座位上一坐一个上午，从事有关ADHD的研究，思路也变的清晰，不再头痛头晕，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他看到越来越多的ADHD患者关注了他的公众号及知乎账号。两年间，他的公众号关注人数从0变成了14000。
由此，吴国涛变得越来越自信，他甚至觉得自己因为ADHD因祸得福。
“写作对ADHD患者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吴国涛说，他有无数次想过放弃，但还是坚持下来了，“真的会有因为这些文章受益的人，很多ADHD患者都和我说过。”
吴国涛认为，信念对于ADHD患者非常重要：“一个国外的实验研究报告里提到未经有效治疗的ADHD，大多学业、工作成就低下。“为什么大多数ADHD都会经历失败，而有一部分ADHD会获得成功？原因是：心中有坚定的目标和信念。”
^吴国涛在知乎上的回答截图
“包括我高考和考研成功，以及现在坚持做研究，全部都是因为信念。”吴国涛语气坚定，“我觉得这个事情值得做，而且必须做。所以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违背’自己的生理弱点。”在吴国涛看来，为了信念而努力能够给ADHD患者们带来更持久的动力。
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吴国涛并不愿在知乎浏览ADHD相关问题，因为有一个问题总是让他格外的难受——“作为高智商的ADHD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大多数ADHD患者都过得挺辛苦的，不希望被优秀的少数带‘偏’了。”吴国涛希望ADHD患者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在孤军奋战，还有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的人正在上下求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