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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承鹏: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

李承鹏 故问社 2023-01-14

「明知故问」

故问社



文 / 李承鹏

来源:《共鸣》2008年第7期



01
外公给我的启蒙

我是在两岁的时候启的蒙,在成都。外公李耳余文革中蹲点在家,没事干,就教我念字。

我太小,有时念不出“狗”、“猫”、“羊”来,就以“汪”、“喵”和“咩”来代替,外公捻着稀稀拉拉的胡须很得意,说“这娃趣哇哇的”。我五岁时开始学背唐诗,和现在的背法不一样,外公讲究“吟”,很有点像《武林外传》里秀才的怪声怪气,我很害怕,屡屡被打。九岁时开始学习《三国》《水浒》及夏商周秦汉,我根本不理解,但记性很好,能够把五代十国的皇帝和大将们分得很清,也能把流金镗和方天戟分得很清。

教我启蒙的这段时间,外公坚持用日语和英语翻译《毛主席选集》,翻译到高兴之处就用食指敲得桌子笃笃的。躲在墙脚的居委会大妈听到后就飞快跑去派出所报告,说李耳余越来越反动了,躲在家里用外国话骂毛主席,还笃笃地发密电码。我见过一次外公扫大街的样子,头上流着血,腿肿得发亮,但还乐观,说他幸好会武功。

他是晚清“庚子赔款”公派留洋的学生,才华横溢,与一后来很著名的“郭”姓同学兼同乡交好,但人生诡异,两人40年后因志不同道不合彻底交恶。

大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外公因中日邦交恶化愤然回国,先后在燕京女大和北师大、黄埔军校任教,后积极投入到抗日和反国民党的潮流中,晚年他说,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左派,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是右派,我左右都不是人。

他最困难时,那个“郭”姓同学好心让他去北京好给他一些照应,他拒绝了,说不能与之为伍。现在想来,外公就是书读得太多,读书越多越反动,臭清高,自寻死路。

他死的那天丧事不能大办。悄悄火化后,把骨灰撒都江堰宝瓶口的江水里去了,宝瓶口洄水窝一漩,那把老骨头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他的遗愿。

写这么多我的外公,是因为他是我第一个老师,而且是终身的老师,他那间阴暗简陋的砖瓦房是我第一个书房。我一直记得他说的一句话: 凡干某个职业的,穿着一定不要像那个职业,越像,证明他干得就越糟糕。

后来的生活证明外公说得很对,比如现在你看整天留着长头发动辄萨特莫奈后现代主义的人,一定是假装的文艺青年,头发长是因为没钱剪,也没养成好的卫生习惯;比如报纸里天天穿着很多兜的摄影背心的记者,多数不是摄影大家,正处于刚刚把焦距调准的阶段;还比如下雨天都戴着墨镜走路假装低头怕被认出来的,一定只是三流明星故做姿态引你注意,属于东北孩子冒充台北孩子的干活……不一而足。


小时候,成都到处都是可以读书的地方,九眼桥头的茶馆,祠惠堂的年糕铺,锦江边上的评书场,不像现在,省图书馆不知修到哪儿去了,旧址外是卖伪劣服装的,市博物馆好像久不见什么文物了,倒是很多成都人把那里当成打麻将的好地方,太阳灿烂的时候就会听到排山倒海的“搓起搓起”,我记得当年外公常带我去东大街处一个书摊,一分钱可以看一本连环图,《基督山恩仇记》、《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茶花女》、《地道战》、《说唐》都有,我记得好多孩子都埋头在条凳上看书,样子呆若木鸡; 现在那里全改成了高档娱乐场所,晚间有很多孩子在那里打电玩,或者HI大了冲街边吐,看上去标致而聪明。

外公死时我正在新疆,辗转知道他对我有一个要求,让我一定要回成都去,这是一个可以好好读书的地方。

他要活到现在,一定不会这么说的。



02
“瓦西里,冲啊,我来了”

外公没什么好结果,我的另一个老师也没什么好结果,小学五年级时我回到成都,班主任是个帅气的青年名叫辜正九,我认为我的白话文写作“生动”这一课是他启蒙的,他教我们成语时总会身体力行,比如“功亏一篑”,他就会把扁担和竹篓挑进教室,模仿挖土挑土的样子来证明这个成语的缘起,他还教过我们背现代诗,我听不懂,只记得他念的时候,眼睛亮亮的。

他个子高高,皮肤白晳,戴个斯文的眼镜。可后来他疯了,听说是因为学校分房时领导不想分给他,当开分房讨论会时把他支到校门口值勤,等他回来时房都分完了,而他正等房结婚。听人说,辜老师疯了的样子是,在路上狂奔,不断把帽子使劲往天空上扔,并大叫“瓦西里,冲啊,我来了”……

我对他很感恩。不知他的精神状态好了没有。是他第一个带我去图书馆学会借书,地点是科甲巷,他告诉我们当年石达开就是在这里慷慨就义的。

还有一些人对我有恩,我的表哥28岁就当了省长秘书,一直尝试让我做一个正派的读书人,借给我看很多书,他第一个告诉我什么叫三权分治,什么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愿用生命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说得热血沸腾。可是生活总那么神奇,很多年后,他早不读书了,成为捣腾文物的大佬,据说还和非洲人做乌木的古董生意。现在他的最爱,是打麻将斗地主,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成都无限的全民娱乐事业中去,那名言变成了“我不同意你和牌,但我用生命捍卫你和牌的权利”。



03
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

成都现在的读书人越来越少,能读到好书的地方也越来越少了,这和全国形势是一样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就是好。不过我还是在玉林小区发现一家叫“大印象书房”的地方,装修得旧旧的,二层楼,规模不大但有最新的书和杂志,二楼上是书吧,可以喝茶,人不多,年龄都在35以上,一楼经常会出没一些80后甚至90后,来买郭敬明或韩寒的书,有一天不知怎么两派粉丝就吵起来,差点动手。

我发现三十年间书店最大的变化是,那时站着的人多,现在跳着的人多——因为那时的人没钱买书只能去书店蹭书看,还站那儿偷偷拿笔记本抄书上的内容;现在明星签售的事情多,所以到处是举着莹光棒疯狂蹦跳着呼喊偶像名字的粉丝,虽然大多数分不清博尔赫斯还是赫尔博斯,也分不清岳飞和张飞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不过这没什么,生活给我们提供了足够多,不需要知道岳飞和张飞,只需要知道王菲。


我在成都的家有一个很大的书房,当初装修时我就把最大那间做成了书房,沿西那堵墙用木条做了足有五米长三米高的书架,脚下也全做成了书柜,一律不安玻璃门,因为一个师兄说真正的读书人是要一伸手直接可以取下书的。王小波的书被摆在最正点的地方,然后是海明威的,然后是海子顾城等人的诗集,然后是武侠,然后是一大堆禁书……不过大多我都没来得及看,这是半拉子读书人虚荣的通病,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是看近十年来报纸的合订本,你会觉得比聊斋还荒诞,比科幻小说还科幻。

很多年后,我有了一些钱,就在北京买了一套靠河的房,书房往远处看是一排非常现代化的建筑,比如潘石屹的建外SOHO,比如国贸,比如银泰,比如中央电视台新台址,但细了看,其实也有很多简陋脏乱的地方,面目狰狞的工地大坑,混乱十足的给民工发放盒饭的露天食堂,正如刘震云先生写的《我叫刘跃进》里的场景,电影就是在那里拍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大贫民窟。

我的书房下面的风景,是中国目前的缩影,是五十年前和五十年后的粗暴嫁接。

不知为什么,这些,书里没有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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