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

编者按

“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此次刊载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载《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

殷墟甲骨中的四方风名，系统见于刘体智旧藏的《京津》520骨刻辞及YH127坑所出卜甲《殷墟文字缀合》261。首先研究这个课题的是胡厚宜同志，他在一九四一年撰写了《甲骨文四方风名考》[1]。随后丁声树、杨树达等不少学者有所论述。YH127坑该版卜甲到五十年代基本缀合复原，在一九五六年胡厚宣同志又发表了《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一文[2]，所论更为详尽。此后，又有一些国内外学者讨论到这个问题。

四方风名之所以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一方面由于这一发现涉及到对商代思想文化若干根本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为《尚书·尧典》和《山海经·大荒经》等文献提供了重要证据。近年有几篇论著，就四方风名的读释提出了很好的见解，因此，我们有可能试作进步的探索。

《京津》520刻辞云：

“东方曰析风曰，南方曰因风曰，西方曰风曰彝，[北方曰]勹风曰役。”

胡厚宣同志指出西方和风之名应据《合》261互倒。

前人已说明“”读为“协”。“因”字从裘锡圭同志释。“”据杨树达同志读为“凯”[3]。“”，《前》4，42，6、《萃》1281作从“韦”声的“”，裘锡圭同志读为“韦”[4]。“勹”从曹锦炎同志释，读为“伏”[5]。这样，刻辞当释为：

“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伏风曰役。”

方名和风名是相联系的。《山海经·大荒经》也有类似的记载，现分列于次：

“日月所出名曰折丹，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

“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

“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北方曰，来之风曰掞，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

《大荒经》说明，四方之神的作用有两点，一是出入风，一是司日月之长短。经文这两点错见于四方，不过不难推想四神都有类似的作用。这种观念显然是古人历象知识的一种反映。古人已经认识到，一年之中，随着季候的推移，风向有所变化，昼夜的长短也有不同。四方之神及其来风，是当时人们科学知识和宇宙观的一种结晶，不可单纯视为神话。

四方风的意义，还应该从方名、风名去考察。先谈方名，刻辞称之为析、因、彝、伏,《大荒经》记作折、因、石夷、。“析”与“折”，古时相通用[6]。“彝”与“夷”是通假字，《大荒经》云“石夷”，可能有衍文。

要了解四方何以称为析、因……等，必须参看《尧典》。《尧典》载，帝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下云：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昂，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值得提出的是，《尧典》所言羲和，分居四极，司日之长短，虽较《大荒经》神话性质较少，基本观念仍属一致。这里所说的“厥民析”“厥民因”等，意义比较明显，是指人民在四时的行为，和下面所叙鸟兽的行为相呼应。最近有的学者把四方风与授时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8]。

《书》传解释了析、因、夷、隩的含义：

析：“冬寒无事，并入室处。春事既起，丁壮就功，……言其民老壮分析。“

因：“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

夷：“夷，平也，老壮在田，与夏平也。”

隩：“隩，室也，民改岁入此室处，以辟风寒。”[9]

甲骨刻辞与文献最不同的一点，是北方作伏，不作隩。北方称为伏方，曹锦炎同志已引《尸子》为证。按此说还见于《尚书大传》:“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万物伏藏之方。”[11]“伏”的意思是伏藏，而《尧典》“隩”或作“奥”，也训为藏。至于《大荒经》作“”，前人已指出读为“宛”，《说文》云:“奥，宛也。”陈邦怀同志提到“宛义为蕴”[12]，蕴也有藏的含义。由三者异文，可知北方名必须训为藏，这当然是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古代人民行事直接有关的。

不管析、因、彝、伏具体怎样解释，由伏即伏藏一点看，总是和四时分不开的。《尧典》明确讲到四时，《大荒经》提及日月长短，也意味着四时。古代人民正是从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建立了当时的天文历象之学，认识了四时和年岁，并知道四方风的季候性质。长期以来，大家因为在卜辞里没有发现“夏”、“冬”字样，认为当时只有春、秋两季。这一见解，在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著作中也很通行[13]。实际上，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析、因、彝、伏四名本身，便蕴涵着四时的观念。

四风之名，刻辞与《大荒经》差别较大，只有西风名韦一致。好在协风、凯风均见于文献，前人论之已详。北风名役，于省吾同志读为冽，训为寒[14]，是完全正确的。胡厚宣氏已指出，四风后来演变为八风，而八风之名见于《左传》[15]，所以四风的体系早在春秋之前。文献中的八风，有种种说法，但罕见四风的遗迹，也表明四风的古远。

《淮南子·天文》详述了古人心目中八风与季候的关系，即大家熟悉的“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以下一段。《内经·灵枢》的《九宫八风》篇，也有类似的叙述。候风而确定季节，在古代生活中曾有重要作用。《国语·周语上》记周宣王时虢文公追述古制，籍田之前五日，“瞽告有协风至”，韦注：“瞽，乐太师，知风声者也。协，和也。风气和，时候至也，立春日融风也。”协风，就是四风中的东风。

候风还有更古老的起源。《国语·郑语》讲到“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注言：“虞幕，虞后虞思也。”虞思见《左传》哀元年，是夏少康时人。候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占术，称为风角。最近有英国学者对汉代的风角进行了研究[16]。

据《史记·天官书》，汉初魏鲜有占候八风之术，他的著作见《开元占经》引，书名《正月朔旦八风占》[17]。魏鲜的方法是以腊明日、正月旦的风向预卜年岁收成，如风从南方来，主有大旱；从西南来，主有小旱，等等，详见《天官书》。这种数术，和其他占候一样，可能有其久远的历史。

武丁时的卜辞《前》7，30，2、《续》2，28，5等片同文，其辞为：

“□□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田其受年，十一月。”

曾有论文以此辞之“”与协风相联系[18]，但未作出正确解说。按此辞卜于十一月,而殷历十一月即建亥之月，正是蜡所在的月分[19]。《周礼·罗氏》注云;“(郑)玄谓，蜡，建亥之月”，可以为证[20]。前面提到的《合》261卜向四方风年，时在一月，也是武丁时卜辞。十一月和一月，刚好和《天官书》所说在蜡和正月旦占风相合，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前》7，30，2等片记商王大令于众人，时有协风，年岁将有好的收成，类似的例子还有《京都》2062，也有“协，受有年”之语，时代则较晚。凡此都说明，商代认为在一定时间有协风，是岁收的预兆。虞幕之类人物能听协风，可能就包括这种数术，而魏鲜的八风占则是其继续和发展。这个看法，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材料来证明。

我国古代的数术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殷墟卜辞本身是一种数术即占卜的遗物，其内容有时又涉及其他数术，四方风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数术又是相当复杂的，限于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其中有神话、迷信，又有原始的科学知识。从四方风，我们可以窥见商代有关历象、气候和农业生产的种种认识，也可借以了解古人的宇观。把一年分成四个阶段，将其行事分配于四方，已经具备了两周以至汉代思想中宇宙间架的雏型[21]。这一思想脉络，说明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在佛学传来以前有着绵延不断的传流过程。

注释

[1]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责善半月刊》第2卷第19期。改订稿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题为《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

[2]胡厚宣:《释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1956年第1期。

[3]杨树达:《甲骨文中之四方神名与风名》，收入《积微居甲文说》。

[4]裘锡圭:《说“白大师武”》，《考古》1978年第5期。

[5]曹锦炎：《释骨文北方名》，《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3期。

[6]严一萍：《卜辞四方风新义》，《甲古文学研究》第一辑。

[7]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时代》，《科学》第11卷第12期。赵庄愚:《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科技史文集》第10辑。

[8]正常光:《殷代授时举隅》，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论文。

[9]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二。

[10]杨筠如:《尚书覈诂》卷一。

[11]陈寿祺:《尚书大传辑校》一。

[12]陈邦怀：《股代社会史料征存》四。

[13]中国天文学史整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第二章三。

[14]于省吾：《释四方和四方风的两个同题》，《甲骨文字释林》中卷。

[15]同[1]。

[16]鲁惟一(Michael Loeve)：《占候及其在汉代思想中的地位》(英文)，意大利威尼斯“中国古代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

[17]王先谦:《汉书补注》二十六。

[18]蔡哲茂：《殷礼丛考》，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论文。

[19]张政烺:《殷契田解》，《甲骨文与殷商史》。

[20]孙贻让：《周礼正义》卷五十八。

[21]同[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