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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的头发不再唱歌|深度人物

北青深一度 北青深一度 2021-05-30

记者/张帆

编辑/计巍


纪录片导演李一凡镜头下的杀马特


在惠州的溜冰场,不到13岁的流水线女工安晓惠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杀马特。


那是两个女孩,年纪比安晓惠大上四五岁,眼线画得老长,也不涂口红,发型立得老高,前面一只眼睛被头发遮住。她们穿着吊带衣、短裤和布鞋,两只脚的布鞋还不一样。


可真是羡慕极了,安晓惠觉得心里有股劲儿在拉着她靠近,买了矿泉水凑过去,“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具体脸长啥样,就觉得你们头发挺好看的,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弄啊?”


QQ聊天室里的杀马特安晓惠


从流水线到溜冰场:飞翔的感觉


安晓惠的美发店开在重庆江北区的一处居民楼里。早上10点,贴着主流发型图的大门敞开着,两名年轻的女顾客在里面做头发。


生活充实且规律,推着安晓惠向前走。白天,她忙着和老公照料美发店的生意,其余时间,给一岁多的儿子喂饭、换尿布、抱出门走走。再有空闲,她会在微信上跟一个嫁去外省的同乡聊聊带娃的事。


嫁来重庆后,她的QQ号密码丢了,连着关于杀马特的青春记忆也被渐渐“封印”。如果不是纪录片导演和媒体记者接二连三地带着“口水费”闯入,她可能想不起也不大愿意再费口舌去提过去的事了,毕竟眼下的生活才是她真正的归宿。


故事要从广东惠州讲起,那是安晓惠离开四川凉山老家、闯荡世界的第一站。


那一年,1994年出生的安晓惠身高1米55,年龄还不到13岁。她和七八十个同乡一块儿,跟着彝族领班,坐半个多小时面包车去当地的火车站,随后坐7个小时的火车,抵达成都。在成都火车站,为了防止走丢,大家彼此手牵着手。再转一趟车,惠州到了。


安晓惠进的第一家工厂,是私人开的,生产玩具车。领班给大家办了临时身份证,安晓惠的年龄被填成了25岁。人事部来面试,撇撇嘴,“你咋不写30岁?那么小一个,你说25岁,谁信?”


“你别看她个子小,在老家做农活可厉害了。”有这些孩子老家父母的托付在先,领班也没退路,“你要不要吧?反正人在这里了,如果你不要这个小的,我们全部都不进你这个厂了。”


她就这样进了厂。流水线运转起来,一楼打印外壳,二楼装配零件,三楼负责包装,一辆辆玩具车就这样被制造出来。安晓惠和另外两个工人在二楼,给车轮打螺丝。汽车模具被一根弹力绳吊下来,用手把一颗螺丝拧上去,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第四颗……安晓惠记不清自己一天究竟要重复这个动作多少次。她必须谨记的是,手不能慢,否则就会拖累别人。


结束一天的工作已是夜晚。从厂里出来,走一截路,就是工厂区的商业区,安晓惠刚来的时候,就听领班介绍,可以去那里买衣服,买日用品。但唯一不可以去的是一家位于二楼的溜冰场。


“那里的人坏得很”,领班的提醒增加了溜冰场在安晓惠心中的神秘感。每次路过,她总能听见里面传出很大的音乐声。


安晓惠和同乡一星期只有周日可以短暂休息,其余的每一天都在加班,碰上赶货,休息的时间会再被压缩。她们还听说自己的薪水被领班“吞”了不少。


安晓惠和同乡的三个女工气不过想要旷工,但不能在宿舍待着,因为宿管阿姨会来检查,她们决定去溜冰场看看。


到溜冰场是下午1点半,场子里光线晦暗,灯光一闪一闪,来耍的人不少。安晓惠跃跃欲试,可她连学都没学过,只能和三个同乡扶在栏杆上,随着音乐声震震脚。


溜冰场的老板发现了木在场边的四人,过来“忽悠”她们:在这里看那么久了,不玩吗?只要三块钱,可以溜一整天。去玩吧!你们被领班忽悠了,这就是你们这个年纪该玩的东西,你们除了在厂里面上班,剩下的就只有这一点爱好了。


于是她们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交了入场费,领了白色票据,换上一次性袜子,蹬上溜冰鞋,迈开步子,渐渐有种“飞翔”的感觉。


安晓惠偷偷去滑冰的事,最先被流水线上的组长发现了。组长觉得她平时做事手脚利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旷工”记成了“请假”。可旷工次数多了,组长就开始找她们的领班。这些彝族女孩是领班介绍来的,如果她们没做满工期,领班从厂里拿的介绍费会受影响。他把四个女孩叫到自己的出租屋,想要问明情况。


女孩们沉默。安晓惠挑了头,“这是我们全部人的心声,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声,我今天就跟你好好说道说道,别人都说,你‘吃’了我们好多工资。”


在她看来,厂里其他工人领工资,都是去人事部的窗口排队,可安晓惠她们这些从凉山来的工人,是等领班从窗口领完钱后,被叫到一边,单独再领。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少了300到500元不等,安晓惠听厂里的人说,这些钱是被领班‘吃’掉了。她觉得一两个人说的可能是假的,一条线上的人都这么说,那这事假不了。


“我没有吃你们工资,那些人就是想挑拨离间,”领班用彝族话和女孩们说,“再不去上班的话,我就把你们送回老家去,让你们爸妈来管你们。”


听到“送回老家”,其他三个人都怕了。只有安晓惠胆大,照旧频繁地往溜冰场跑。


东莞石排镇的金丰溜冰城,一身杀马特造型的安晓惠和堂姐进场后,很快成了焦点


明星:“咋了,酷不?”


在惠州的溜冰场,安晓惠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杀马特。


那是两个女孩,年纪比安晓惠大上四五岁,眼线画得老长,也不涂口红,发型立得老高,前面一只眼睛被头发遮住。她们的穿着也是杀马特的“标配”——吊带衣,短裤和布鞋,两只脚的布鞋还不一样。


可真是羡慕极了,安晓惠觉得心里有股劲儿在拉着她靠近,买了矿泉水凑过去,“我也不知道你们俩具体脸长啥样,就觉得你们头发挺好看的,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弄啊?”


接下来的日子,安晓惠请她们喝奶茶、吃肠粉,她们教她弄头发。一个女孩说,新发型让安晓惠看起来变高了,她还把自己的吊带衣和短裤拿给安晓惠穿。安晓惠后来才知道,这俩女孩是做性服务的,去溜冰场是为了物色客人。


在李一凡拍摄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另外一位杀马特女孩曾这样描述自己首次见到杀马特的感受:进厂后,她感到特别的压抑,曾上网查过如何自杀,因为母亲总是让她上班挣钱,总是拿她跟自己比较,说自己“天天上班也没什么,一个月不休息也没什么”。后来她知道厂里有一个人,把头发搞成红色,穿铆钉靴子,虽然她跟这个女孩不是很熟,但是那种性格她能感受到,“当时已经在我心里浅浅地萌生了——她们这就是自由的,她们这就是个性的,她们这个可以说和我父母是相违背的。我慢慢接触她们之后就觉得,我的人生要发生一些改变,我的人生要我来做主,哪怕是错的”。


顶着一头杀马特发型的安晓惠在街上混久了,周围的人几乎都认识她,“这些人嘴巴里没说,心里面早就对我指指点点了”,她想,是时候离开这个地方了。


安晓惠决定去找在东莞石排镇电子厂做工的堂姐。去的时候,她没拿几件衣服,带的都是弄头发的工具。堂姐被她的头发吓了一跳。“咋了,酷不?”她问。堂姐偷笑,见人就吹牛说,“这是我堂妹”。有人说,“堂妹看起来像明星似的”,“看着挺小的,那个思想好像有点开放哦”,还有人打开翻盖手机给安晓惠拍照。


安晓惠和堂姐一起住在月租金80元的屋子里,放上一张床,空间几乎被填满,厕所没有门,窗子也漏风。堂姐在厂里干了两三年了,加班是常态,偶尔周日能短暂休息,一个月工资八九百块钱。她的个头1米5出头,比安晓惠稍矮一些,身材比例更协调,脸蛋也更俊俏,不过在厂里从没被男孩追求过。堂姐玩溜冰和杀马特都是跟安晓惠学的,安晓惠跟堂姐说,“你太可惜了,浪费了这几年的青春,还不如出去耍。”


玩了几次之后,堂姐很快没了工作的心思,顶着一头“杀马特”去辞职。厂里组长说,不干也可以,就怕你将来的路要走歪。堂姐说,有你什么事了,歪就歪,人生苦短嘛。


那时候的广东,100块钱就可以配齐一整套杀马特行头:发型去理发店做,吊带衣、渔网袜、牛仔短裤去商场买。慢慢地,姐妹俩的穿着越来越暴露。


金丰和万丰是当时石排镇的两家溜冰场,金丰旧,万丰新,但金丰人更多一点,常常挤到“脚都跨不动”。一身杀马特造型的安晓惠和堂姐进场后,很快成了焦点。好多人问她们,头发怎么弄的?还有很多十几岁的男孩,过来牵她们的手一起溜冰。


有天晚上,安晓惠在溜冰场买票的时候,看到有几个女孩在那里,头发弄得比自己的还高,她们一走进去,就有人尖叫,老板直接给她们免了单。安晓惠不服气,老板说,“哪天你把头发也搞得跟她们一样高,我给你也免单。”还有一次,安晓惠和堂姐去溜冰场,没弄头发,结果没有一个男孩主动过来牵她俩。


独特的头发让堂姐拥有了“爱情”,虽然这“爱情”里掺杂着欺骗的成分。溜冰场里,有男孩被她的发型吸引,主动加她QQ好友,问她是哪个厂的,有没有男朋友,还给她充手机话费,请她出去吃饭。


通常的相处模式是:没有牵手和拥抱,只求把肚子填饱。堂姐带着安晓惠一起去蹭“男朋友”的饭,吃完之后,安晓惠假装告诉堂姐,家里点急事,堂姐假装往回赶,告诉男孩,有事QQ上再联系。男孩若是想要送堂姐回家,她俩就会把他带到别的楼层,等男孩离开,再转弯回真正的住所。


骗吃骗喝的次数多了,男孩也看穿了,但也不敢来找堂姐和安晓惠的麻烦,因为杀马特的发型就像个保护壳,毕竟那可是“坏孩子”的标志呀。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海报


漂泊:能撑一天是一天


“坏孩子”的游戏并不容易玩。


堂姐遇到过一个广西的男孩,虽然不是杀马特,但人看起来挺高挺帅,和她一样,不上班。有次,安晓惠把一件白色毛线外套洗了晾在屋里,男孩在楼下喊堂姐,说有点冷,想借这件外套穿一下。安晓惠心里犯嘀咕:这男孩是真没钱吧。


可堂姐像着了魔一样,回家的次数变少了,总是去外面骗其他“男朋友”钱给男孩花。堂姐后来要求男孩带她见父母,俩人去广西男孩的老家待了七八天。可等堂姐回到广东后,整个人都蔫了,不吃不喝也不闹。安晓惠知道,堂姐的这段“爱情”结束了。


受了情伤的堂姐,每天躺在床上,也不再想去上班。安晓惠照旧每天一大早睁眼就往溜冰场跑,看到别的脚在地面上动,自己也忍不住要上去,心里好像有个声音在说:这个溜冰场,没有我安晓惠在里面溜,就是不完美的。堂姐离厂时结了两个月的工资,加上骗来的钱,两人生活勉强维持。后来钱少到吃不饱肚子时,安晓惠还是想继续玩,“能撑一天是一天”,她坚持不把头发弄回来。


有一次,安晓惠和堂姐站在街边,盯着甘蔗摊看。老板把甘蔗下面的一截砍去——那是顾客不要的部分,安晓惠和堂姐又盯着地上的那截甘蔗看。堂姐说,真想把它捡来啃了。安晓惠说,不要去,太丢脸了。堂姐说,我真的受不了了。安晓惠说,反正我死都不会去的,你去吧。堂姐就慢慢挪过去,因为头发夸张,把卖甘蔗的吓了一跳,问,你要买甘蔗吗?堂姐说不要,捡了那截甘蔗马上就跑。安晓惠听到后面有人在说,“你看那是乞丐吗?可看头发也不像没钱的人。”她和堂姐把捡来的甘蔗啃完了。


再到后来,去溜冰场的3块钱她们也负担不起了,肚子饿得要死,自来水也喝。安晓惠在路边玩时,一个路过的在工厂上班的男孩夸她头发酷。安晓惠逮住他,说想吃个馒头。男孩问,你连吃馒头的钱都没有了,咋还不去上班?你吃馒头也吃不饱啊。安晓惠说,杀马特就爱吃馒头,就爱喝自来水。男孩买了10个馒头给她,她回去和堂姐平分,吃了一个星期。


必须得找工作了,吃饭需要钱,过年回家需要钱,安晓惠打算先找个地方,认真干两三个月,再做下一步打算。但是好多厂门口贴着招工启事,却不要她。最后是一家生产汽车方向盘的小厂招她进厂,面试的保安起先不收她,说,你看一下你的头发,我看着都害怕,老板心脏病不吓出来就是好事了。又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干几天又把工资结出去走了,这好几个厂都遭你们毒手了。安晓惠以为没戏了,准备走,又被叫了回去,对方说,回去把头发搞一下,明天早上来报到吧。


安晓惠找了个小理发店,花了十几块钱,把头发染回黑色,全部扎到顶上,穿了件中袖,就这样又进了厂。进厂第一餐是在食堂吃的,安晓惠觉得那是自己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在这条流水线上,安晓惠负责给方向盘折包装纸盒。她很快就熟悉了环境,保安也默许她把发型弄回来了,只是不能染颜色。有次安晓惠在上班,有外国人来车间参观,看到她的头发,在旁边用英语谈论起来,安晓惠听不懂,后来才知道,老外说她这个发型“可以”,厂里的老板也说,“可以”,“牛”。后面就没人反对她搞头发了。


厂里陆续有女孩来找安晓惠,说想学怎么弄头发,想一起玩,她们买发胶,买吹风机,买夹头发的蝴蝶结,还买吊带衣、布鞋和网袜……有人连工服都不穿了,说觉得自己太土了,现在要走时尚路线。那些以前“什么都不会”的工人,学会了跳舞、抽烟、喝酒,以前跳舞总躲在角落里的,也学会往最显眼的地方挤了。还有些人玩了一段时间,直接向厂里递了辞呈,说要去玩杀马特,要去漂泊。


“困难困难,困在家里肯定困难,出路出路,走出去就有路。”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杀马特“教父”罗福兴提起这段经历时说,农村的孩子出来,除了进厂,没有别的选择,当觉得这个选择无聊时,他们就会找一些有趣的东西玩,例如玩头发,因为车或者别的奢侈品,他们根本无法负担,“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着,它就一定会有被淘汰、被伤害、不被尊重的人,除非农村消失了,教育更好了,个个都上过大学了”。


在线上的世界,广西、云南、贵州等全国各地的杀马特们通过QQ建立联结。安晓惠有两个QQ号,大号的好友已经加了1000人爆满了。她把照片发到QQ空间里,好多人看了都说要来找她玩。有了流量以后,她也在空间里帮别人挂照片,吸引人气。还有各种各样的杀马特家族,要来“收编”她们。


在线下的石排镇,安晓惠常和其他的杀马特在溜冰场、广场、公园里玩儿。这样的聚集让杀马特们彼此觉得温暖、有力量。“一个人搞杀马特,走在路上可能被别人指指点点的,但如果是10个、20个、30个人搞杀马特,我们就可以去指点别人了。”安晓惠说。


“降落”重庆后的安晓惠,开了一家美发店,渐渐地褪去了杀马特造型


降落:再见杀马特


安晓惠是在QQ上遇到了现在的老公韩晓林的。


她被这个重庆杀马特的头像吸引,点进去,银发,斜刘海挡住一只眼睛,觉得“好炸好酷炫”。韩晓林循着访客记录发现了这个同类,“回踩”了安晓惠的空间,安晓惠再“回踩”……两人开始“踩、踩、踩、踩、踩”,就这样发展成了网恋。


韩晓林说,要来广东看安晓惠,安晓惠给他转了300块路费。看韩晓林没回音,她又打了300块过去。打到第三次,韩晓林说,买了31号来广东的车票。安晓惠跟厂里大姐说起网恋的事,大姐说,小妹子,你被骗啦,2月哪有31号!


韩晓林来的日期是3月3号,安晓惠把他领回自己的出租屋。三天后,安晓惠下班回家,发现韩晓林消失了,手机也打不通了。她想起看到他QQ上一直弹出来的消息,像是聊了不少人,她以为他就这样走了,不见了。隔了四五天,这个男孩又跑回来了,安晓惠气得跳脚:你是不是做了一番对比之后,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好骗,又跑回来找我了?


韩晓林没再走。安晓惠凌晨12点从厂里下班,买好炒饭和水果,带回去给他吃。“当时怎么会那么乖!我以前都没给我妈买过饭”,安晓惠发现,自己这是开窍了,懂“爱”了。


两人在一起生活了11个月,韩晓林主动提出来,不如一起回重庆开美发店吧,你养过我,现在换我来养你。像两片漂泊的叶子,安晓惠跟着韩晓林“降落”重庆。


刚来的时候,顶着一头杀马特发型,安晓惠总觉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她去洋人街和磁器口玩,老有人给她拍照,有的拍完还塞10块钱给她,“以为我是搞动漫人物cosplay的么?”在重庆,安晓惠几乎没见过杀马特,走在街上,看不见工厂区如梭的年轻人,因为在这儿,十几岁的孩子都在上学考试。这里的溜冰场也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潮和尖叫声,价格也贵,几十块钱,鞋子又旧又臭。安晓惠去了几次就不想去了。


安晓惠不得不卸下了杀马特造型,把接上的头发拆下、变为短发。那是自己曾经多么喜爱过、痴迷过的头发啊,好像早已融入身体之中,如今失去它,安晓惠觉得自己像个过气了的明星。


QQ上,有昔日的杀马特朋友劝她,回广东吧,那里帅哥多,溜冰场也好玩。安晓惠有点动心了。


有一天,韩晓林去美发店上班,安晓惠拿了他钱包里的3000块钱,心想,在重庆钱挣得也不多,也没办法继续做杀马特,干脆走吧。


她走到路上打车的地方,又开始犹豫:我走了,他下班回来,看到屋里空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会不会很难过?安晓惠最终还是改了主意,掉头,买了七八十块钱的凉菜,带了回去。下班回来的韩晓林吓了一跳,怎么今天你买了那么多凉菜?安晓惠说,今天我高兴呗。之后她再没动过离开的念头,杀马特的色彩在她身上也渐渐褪去。


安晓惠一家三口在自己开的小美发店里


归宿:才觉得生活是有必要过下去的


被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导演李一凡发现,是两三年前,当时安晓惠还没跟韩晓林结婚,俩人在重庆经营着一家美发店。起初,安晓惠以为李一凡是骗子,后来知道拍摄纪录片还有“口水费”。她那时留着栗色波波头,发尾染了点西瓜红色,坐在美发店的转椅上完成了拍摄。


今年,纪录片在国内放映了好多场,她和韩晓林也开了新的理发店,有了车子和房子,还有了一岁多的儿子。


在凉山老家,像安晓惠这样自由恋爱的并不多。小时候,安晓惠就决心不嫁当地人,她不能接受通过定亲进入没有感情的婚姻。村里的男人醉酒后会打架,女人要生四五个孩子,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当年坚持要跟韩晓林在一起的时候,父母反对,她从家里跑了,换了手机号,三年没联系家里。父母来重庆找过她,她在网吧通宵上网,等他们找到网吧时,她已经离开快一个小时了。父母又去理发店挨家找,也没找到。当时成都出了个新闻,说有个跟安晓惠年龄相仿的女孩被砍死了。父母害怕,他们担心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也出事了。后来他们接到安晓惠打来的第一通电话时,顿时哭了,同意她把韩晓林带回来。


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安晓惠过年回家,觉得父母变老了,也能够理解他们了。现在,每天早上,她等儿子起床,给他喂饭,换尿不湿,带出去玩,时间过得很快。她没想过再出去找份工作,而是想要给韩晓林足够的安全感。美发店和家庭是安晓惠现在生活的轴心,她也没有生二宝的打算,因为不想让儿子得到的爱被分散掉。


导演李一凡说,对于这些杀马特青年,25岁是个时间节点,那之后,他们或是被动地回归了主流社会,或是不再需要这种安全感主动成长了,“对他们来说,杀马特可能只是一个人生阶段,但我觉得这个现象是不会消失的,只要留守儿童的情况持续存在,工人的工作生活状态得不到改变,这群人都会需要一个出口,只是形式会发生改变”。


“因为感觉年龄大了,再加上没有同类,自己就不想玩了”,安晓惠听说,有的杀马特路走偏了,当了小姐;更多人回了老家,种地,嫁人。她跟堂姐分开后就没再联系,她听说堂姐漂去了深圳,还没结婚。


“消失”的杀马特们还有一些回老家开起了直播,赚流量。有人在直播间里跳舞,每天从晚上7点半跳到12点,直到直播间的人快睡了,才下直播;有的人买了假发拍段子,却被人说是神经病、二百五、猴、小丑;还有人直播跳河、抹头发、画脸……


有人说安晓惠在讲起自己的杀马特经历时,“有点逗”,可她想,明明是心酸的经历,怎么会逗呢。她说,做杀马特的那段日子,每天都是浑浑噩噩的,不会笑也不会哭。遇到韩晓林之后,她才觉得好像看到了一点光芒,生活是有必要过下去的。


在这个贴着各种主流发型海报的美发店里,安晓惠和韩晓林仍旧喜欢给客人弄杀马特造型,虽然真正来做的并不多。有一次,有个女孩弄完了杀马特发型,说要跑去另外一个城市去见网恋对象,这让安晓惠想到了当年的自己。有个女记者来体验杀马特造型,他俩挺兴奋,帮她把头发立得老高老酷,安晓惠发现,女记者走在在小区里,吸引了不少周围人的眼光。而安晓惠自己,则是一头黑色的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


安晓惠儿子的头上总是竖着一撮毛,不算高。采访当天她开玩笑说,儿子也是个天生的杀马特呢。


“杀马特?是把头形弄得怪七糟八的那种是吗?”一个正在做头发的女顾客问她。


“嗯,嗯。”安晓惠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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