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大学生被过度保护和宠溺的问题，一再引起美国学者的重视。一些著作开始探讨脱离社会的“精致的绵羊”型名校学生，有的注意到“直升机父母” 过于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些关注类似国内对某些“巨婴” 的批评。

在美国从教十多年后，接触过不少学生，也一直关注日益严重的美国大学生精神危机问题。从跨文化和比较的角度，可能看到了美国人自己“身在此山中”而难以反观的一些现象和背后的矛盾。在我看来，美国大学生的问题远远不止是被孩子被父母过度宠溺这么简单。

当然，过度宠溺导致的精神脆弱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对教学造成干扰。比如，有的学生动辄以种种理由请假，要求延迟交作业。不论是身体微恙，还是失恋，还是自称的焦虑和抑郁，都可以成为借口。尽管学校对正式的请假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必须有校医院和所属校队去外地比赛的证明，但现实中总有很多学生以自报的头痛，感冒，食物中毒，胃病毒之类种种的不舒服来频繁请假。这样的做法会使教师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频繁的缺席会影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学习质量，最终影响学生最心心念念的分数，但如果真正执行学校的规定，就必然和学生不断产生冲突，而最终不利于自己。

美国的大学本身给了学生很大的权力。一个学生即使因为自身原因错过了考试，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单独补考，完全不需要道歉。对教师规定的交作业期限，学生则可以一再以个人原因请求延期。也就是说，学校也参与了对学生的宠溺。因此，在家庭的宠溺和学生的这类娇弱表现中并不能简单地建立一个单线的因果关系。

从文化角度来看，当代美国人总体上比较缺少中国文化中对个体意志力的强调。在中国媒体中，即使现在还是常常看到对贫困山区小学生如何克服种种困难上学的正面报道。这表明，以强烈的个人意志克服困难，实现个人的目标，至少体现出对学校教育的向往和尊重，这种奋斗精神仍然是中国社会里的一项重要的价值观。在美国文化中则缺少这样一种精神的鼓舞，美国人也无法想象为了生存和家人的生活需要在流水线前坐一整天会是什么感受。如果一个学生发自内心喜欢学习，那也能很刻苦，很认真，但是要忍受不舒服来学习，并不是美国人的习惯，这导致美国学生容易把小问题夸大为大问题。但这不是父母骄纵了他们，因为很多父母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另一方面，尽管学校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地宽容，但并不是每个美国大学生都有完美无缺的家庭去把他们捧在手心。事实上，我教过的相当多的美国学生都来自单亲家庭以及再婚后重组的家庭。这类家庭与其说能宠溺一个大学生，不如说因为单亲父母自身的经济和精神压力，或者继父母及诸多继兄弟姊妹之间的复杂关系给学生带来更大情感上的困扰和精神压力。有时候，美国的单亲父母也并不像中国父母那样有宁愿自己默默忍受也一定要保证孩子好好学习的意志。我就有过这样一个不断被自己的母亲因为生病要求照顾而打扰以致最后学期都无法完成的学生。另一个再婚重组家庭的孩子，从一个比较一般的学校转到了我所在的相对来说学费较高，在本地声誉还好的学校，但在临毕业的时候却不留下任何消息就自杀身亡。尽管我不能在他的家庭背景和自杀之间建立绝对的关联，但是我在教学中的确经常发现，很多美国学生被各种家事缠身，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学习。关注美国的高等教育的人如果只看到学生受宠，看不到他们的痛苦，也是不全面的。

在父母和学校之间还有一个制度性矛盾。一方面，“直升机”父母急于知道孩子的学业表现，一方面，大学生作为新晋成年人，其成绩又作为隐私被严格保护。学生有权不让父母知道分数，学校有权拒绝父母对分数的查询。尽管这个政策就隐私保护来说是合理的，但是和“直升机父母”的宠爱和关注却是矛盾的。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享受父母的宠溺，但有权拒绝让父母知道自己到底学得怎么样。从父母的角度看，恐怕世界上很难有从来不管成绩的宠爱——可能只有贾母对待嫡孙贾宝玉才能如此。

在我对当下中国目前青年文化的远距离观察中，发现有一点和过去还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文学名著对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影响。年轻人仍然会从从《约翰·克里斯朵夫》《平凡的世界》这样属于个人心灵成长记录的积极正向的中外长篇作品中吸取力量，也仍然会从俄罗斯文学巨著，如《罪与罚》中感悟另一个时空的人生和命运。直击人性的诗歌仍然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这种更接近欧陆文化特质的倾向，中国传统审美情怀和对自身命运的反省一起，让中国学生拥有和美国学生不太一样的精神生活（当然并非中国大学生都如此）。

美国学生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似乎从来没有读这类大书的习惯，大概除了课程指定阅读以外，而诗歌也从来不会在美国社会引起关注。年轻人在快餐式的好莱坞电影中看到的是千篇一律的超级英雄神话，在英语系的课堂上，则有把一切文学现象和文本都化约为理论批评，文化研究，以及套入美国自己的“种族”，“性别”，“阶级” 框架的倾向。在其他诸如政治系，传播系，历史系的课程中，问题也往往都被纳入到美国的“种族”，“性别”，“阶级” 这三大框架中。

一切都被“分析”，一切都被“社会科学化”，而非直接从经典文本获得精神层面的感动和灵性的提升，是现在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也就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倾向。

在涉及个人的痛苦、迷茫的内心精神层面，美国大学，乃至整个美国社会，都倾向于把各类有不同实质性原因的问题都“专业”地化约为其本人的“心理问题”。在公司环境中，这形成了“一切问题都是雇员自己的心理问题”这种当代文化逻辑。在大学，不论学生遇到何种个人危机（personal crisis），是父母离异，经济压力，或是学业压力，个人情感，还是对前途的疑惑，也都成为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处理的对象，但都是化约后的表现形态——抑郁或焦虑。由于美国大学默认或明确规定教授不能参与解决这类问题，学生只能排队预约心理咨询。但是，因为心理咨询本身也只是几个工作职位，虽然做咨询顾问的人都有专业执照，但随时辞职的自由和不断换人使得他们和学生之间无法建立真正的关联。而由于咨询本身并不可能触及心理问题的真正原因，特别是深层的家庭危机和经济压力，本身也容易沦为机械地提问，应付式的倾听。我本人得到过不少美国学生的反馈，对校内扬汤止沸式的心理咨询他们基本上认为没有效果。

2019年秋季学期，有一个美国学生发现自己被置于父母之命和自身意愿的困境中。他的父母希望他读完大学，他自己却想去参军。他在每次上课的时候都很认真，也有很多不错的想法和大家分享，但是缺课越来越多，直到我和他谈了话才知道这个困境。他说每到后半学期他就会因为这个矛盾而精神崩溃，这已经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由于参与太低，作业屡屡不交，最终这个学生只能以很低的分数离开了我的班。我问他有没有去心理咨询中心，他说等了很久排不上。

我曾经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讨论一篇论文，探讨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种把心理-精神问题去隐私化，去污名化，把精神科医生的权威祛魅化，强调家庭社区参与，集体帮助的办法，他们认为很有意思，很有道理，但是也知道，在美国这是不可能的。

同时，美国大学生和大学的关系确实更近于顾客和公司之间的服务关系，学生随时可以退学和转校，因而，如何留住“客户”就成为学校的一大考量。服务的目标也日趋向“开心”的方向发展。大学在餐厅，体育场馆等附属设施上大量投资，以使学生的综合体验尽善尽美，而教授在高等教育备受挑战的当下，也更倾向于以“make them happy”（让他们开心就好）的理念组织教学，而并不真正在意教学效果。或者适当玩弄一些技巧，让他们觉得自己学到了（ “make them feel they learned”）。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本来就以正面鼓励，夸奖学生，而不施加过大压力的方法为主，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总体上比较快乐的，迁就学生的教育氛围下，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却大幅上升，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多方面寻找。

当然，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是社会日趋复杂多元以后本身就对人造成更多的困扰。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 Mead）在1928年初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的最后部分谈到了美国当时的青年文化。在有了异质文化的对比后，她发现，和简单“原始”的社会里的同龄人相比，美国青年面对太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择，大量可能的解决方案，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在同一个问题上，有时面对的是单一标准，有时是双重标准。她甚至直接指出，美国年轻人面临学校和官方宣传的有关平等的价值观和现实中的种族歧视之间的明显的矛盾。一百年前都已经如此，今天的社会就更面临信息超载的问题，即美国人常挂在嘴边的：too much information.

在我看来，排除复杂的现代社会本身必然带来的困扰和家庭因素，目前美国的主流白人中产阶级的孩子如果真要克服精神危机，可能需要反思人生目标，意志力，对自己有更多的自律和自省。同时，一方面人和人之间疏离戒备，一方面又把由此造成的内心紧张交给看似专业实则同样冷漠的心理咨询的模式，是应该由全社会来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