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们不想生，而是我们生不起。想用印钞骗生娃，我生你养行不行？驳任泽平印钞生娃论

张原同志共济会档案 2022-07-07

这是美国衰落全纪实（共济会档案）的第71篇《真话财经5：驳任泽平谬论：为何印钞生娃论是误国误民的馊主意？》在真话财经系列中，笔者会对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在未来3年中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研判和预测。

本系列作者为中国生产力学会策划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张原同志。首先在文首声明，笔者对任泽平的观点批驳仅限于学术观点层面，任何学者都应有学术自由，不应将学术观点交锋上升到人身攻击上。再次感谢任泽平关心我国人口问题，并费时费力地提出了错误百出的解决方案。

任泽平的印钞生娃论，是十分武断，偏激，急功近利的，难以真正有效地解决当下我国的人口问题。当下的中国城市（聚落）大致可划分为一线，新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和乡村。印钞生娃策略在10年前或许可行，但放到输入型和内生性经济风险并存，发展放缓滞胀风险存在的当下，最多只会在四线以下城市和乡村部分可行。

年轻人苦，没时间生养

这届年轻人真苦，这届年轻人真不容易：在全球化红利到顶，全球化开始衰退，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平稳增长的历史进程中，90-95-00后一代人没有享受到高速增长期内的发展红利，却要承担增长放缓后面临的各种问题。

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的大多数年轻人，在这两年间仅仅是活着，都需要拼尽全力。他们舍弃工作日的休息，加班到凌晨1点已是常态，他们没有周六和周日的休息日，上级一个电话一段文字就得继续返回工作岗位。

在某些互联网大厂，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反而成为了“本分”，试想这些年年工作，月月工作，周周工作，日日工作，连睡眠都不足的血肉之躯，哪里有时间恋爱，哪里有时间结婚，哪里有时间生子，哪里有时间养育？

孩子是生命，是需要家庭教育花费大量时间浇灌的生命体，不是养猪场里工业化生产的猪，不是提高资本金投入，多花钱就能多生养的牲畜，不能用养猪的观点养人，用扩大猪群繁育的方式逼迫年轻人下崽。养猪厂里的猪除了吃睡之外，是有大把的时间去恋爱和交配的，而当代一二线城市里的年轻人有时间么？

年轻人苦，没钱生养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2021年，我国确实成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GDP占到了全球的20％，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权重达1/3以上。但是，我国在全球的萧条中能够交出一份账面上如此漂亮的成绩单，主要靠的是出口的拉动。由于疫情摧垮了许多国家的生产秩序，大量工厂停工使得美国力推的印太战略破产，许多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订单回流到我国。也就是说我国这两年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外需拉动，内需依然不足。

外贸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大约为35%，目前我国总就业人口为7.7亿，也就是说有2.7亿人是在外贸行业或与之相关行业就业。这2.7亿人中的企业主和中高管，这两年的日子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剩下的从业人员也没有遇到太大的内卷，日子也是过得下去，这些从事实业的国民不怎么爱写公众号，不太在互联网上发声，因此常被忽视。

这两年难过的，主要是除去这2.7亿外贸从业人员中剩下的5亿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与外贸这个拉动增长的大红利无关，只能在有限的市场中与同行争夺。有限红利的无限争夺引发了全社会的内卷，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下，工作不好找，甚至许多地方，许多行业出现了裁员潮和失业潮。

许多互联网大厂，一夜之间裁撤人员过半，甚至整个部门整个部门地裁员。文娱和影视行业也早已进入了寒冬，极限承压的房地产支柱也出现了偿债危机。就连退休后的胡锡进同志都看不下去了，说了一些比较中肯的话，描述了除了非常景气的外贸出口外，其他各行各业的颓势和艰难：

许多人在这两年一事无成，日子很不好过。商业和服务业的创业大潮退去后，留下的是一大批负债累累等待上岸的可怜人。

更多的打工人，在半夜12点都能做到秒接上司电话。一天中只有下半夜和凌晨的时间是自己的，睡觉都舍不得睡。他们唯一的错误，就是晚生了10年，只能默默接受蛋糕被别人分完了的现实。

谈恋爱是要花钱的，有情饮水饱完全是脱离实际的梦话。一线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物价，房价水平，成为了本届年轻人天然的避孕药。

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

任泽平自称其印钱生娃方案，因为可以做到专款专用而不会引起通胀，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百出的方案：

首先在我国的社会环境下，这笔资金几乎无法做到专款专用。其次，这些滥发的货币，最终将流入全社会引发通胀，根本无法提高年轻人生活水平，结果只会适得其反，进一步降低生育率。

广义货币M2并非全部能够进入流通环节，影响到我国物价水平的，更多是狭义货币M1和流通中现金M0。全球主要经济体（美，中，欧，日）的货币都在超发，之所以没有出现恶性通胀，是因为这些经济体都拥有各自的蓄水池。美股，日债，中房也因此被称为人类的三大泡沫。

这届年轻人无法指望房价暴跌，因为在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这个蓄水池崩了，将引发恶性通胀：北京的小王要么买8万一平的房子，吃15一碗的面，要么住8千一平的房子，吃150一碗的面。在美元霸权结束前，其他国家超发的货币流通不到全世界让全人类埋单，因此为了保住现行物价，不出现恶性通胀，就不能以各种名目超发天量货币。

任泽平的方案里，直接补贴生育，本质上会令货币直接流入M0和M1，直接流向消费端，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没有爆炸性增长的情况下，这些钱最终只会推高消费品价格。你吃过50元一斤的韭菜么？多生娃的家庭能每个月领到1000元的韭菜消费券，生不出娃的家庭就只能自掏腰包买50元一斤的韭菜。这就是直接让超发的货币流入消费端的恶果。

至于为何这笔钱无法实现专款专用，相信经历过上一个城市职工医保大锅饭年代的中国人都能明白（懂得都懂，没法说太多，说太多你们就看不到这篇文章了）。那个年代的部分人群是很幸福的，蜂蜜，八角，茴香，鱼翅，海捕大虾都可以作为“增强营养”的药品来报销，笔者的父母辈在国企改制前亲历过那个年代。显性直接腐败可以做到表面禁止，但全民的揩油和浪费是禁无可禁反无可反的，因为你无法和人性作对。任泽平设计的生育基金极有可能会被层层截留（笔者自己脑海里都已经设计出20种名目，合情合理合法地浪费这笔财政专款了），大量浪费会时有发生。

因此为了防止恶性通胀和新部门（我没说妇联）系统性腐败的发生，笔者认为任泽平的生育基金方案完全不可行。

幸福指数与养育成本

高生育率与婴儿潮，是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比上一个年代大幅度提高的产物，往往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工业革命爆发的黄金年代：

美国的战后婴儿潮始于1945年世界大战结束，其红利到来大致为15年后的1960年代。这波婴儿潮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人类从妻离子散，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摆脱了出来，局部的热战虽然时有发生，但冷战中的美苏两国更多地用互相恫吓取代了直接开战。这个年代的美国人民看到了长久和平的希望，并且因为战后重建带来的红利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开展，生活比上一个年代幸福了许多的美国人民自然而然地开始疯狂生孩子。

在进入70年代的滞胀期和80年代里根供给侧经济学暴政以来（里根会在后续文章详细讲），美国的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经济增长从全行业景气蜕变为如今的靠部分优势行业拉动，因此美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大城市的年轻人也开始晚婚不育。

国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收入，还取决于分配。仔细研究如何将有限的蛋糕分好，比一味地莽撞印钱的方案更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养育一词是由“养”（抚养）和“育”（教育）二词构成的，养育成本过高同样会吓退正在备孕的部分年轻人：抚养成本的过高会降低父母的生活质量，90-95-00后独生子女一代是很爱惜自己的，想让他们自我牺牲很难很难。教育成本的过高，鸡娃内卷更会压缩全社会的生育愿望。

可喜的是国家在21年已经打压了天价教育行业，教培新政确实降低了全社会的养育成本。

性别比例与代际争夺

我国性别比例的失衡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这里不多做赘余论述。这里直接放数据：根据国家第6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80后的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而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达到206:100，90后将会至少有10%的男性不能成婚。

笔者这里想要着重讲的是代际争夺：

所谓的代际争夺，指的是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自然界，那么自然界中同物种中雄性动物争夺交配权的现象也适用于人类社会：不仅仅同年龄段之间的雄性会争夺交配权，不同年龄段的雄性群体之间也会争夺交配权：

女性在择偶中，天然存在慕强定律，即为了后代的生活质量，在多个雄性中会选择（经济实力）最强者，而从人群来看，70后，80后的整体财富量级会远高于90-95-00后一代，而许多长者也喜欢寻找更年轻的配偶或者占有多个伴侣，这就导致了在交配权的代际争夺中，目前的适婚人群和生育主力军是非常吃亏的，他们不仅要面对同年龄段竞争者的竞争，还会面临更高年龄段竞争者的降维打击。

科技进步与风俗嬗变

张原同志在其他系列的前文中，曾经系统论述了未来社会中，绝大多数普通土的生活方式必将是“高科技，低生活”，这与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人口和欲望的增长的无限性，以及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愈弱）在人类社会普适性所导致的。

在这幅世界银行绘制的各国人均GDP与生育子女数的对照关系中，可以看到人均GDP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即越富裕的国家，生育率越低。

互联网，家政业，外卖业和游戏产业的发展，在方便了人民生活的同时，也让部分都市人群的单身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互联网的发展让各类交友软件得到普及，既然通过右滑就能解决生理需求，为何还需要费时费力建立感情和易变的长期关系？既然外卖里什么都有，为何吃饭还需要开火做饭？家政的存在令单身人群从家务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游戏行业在 kill time 消耗掉大量孤独时光的同时，也抢走了社交和婚恋时间。一句话，没有人搭伙过日子，本届年轻人也能将就着活下去。

除此之外，女权，丁克，不婚主义的发展以及近年来美国文革中LGBTQA平权运动在全球的泛化也是降低生育率的推手。有关女权笔者在本文不展开讨论，一方面现如今连动物的权利都有人在主张了，有人主张女权确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另一方面，女权不能是向世界索取的借口，成为歇斯底里扰乱社会秩序的毒瘤。

综上种种，笔者认为要想解决本届年轻人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粗暴地通过印钞就能解决：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能像通过增大资金投入扩大养猪厂增加猪产量的方式，直接给年轻人发钱让他们下崽。君不见举债扩张的恒大地产如今陷入债务危机一地鸡毛。任泽平在任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期间，陷入了思维定式，总以为更多的现金流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以一隅之经验复制全局的错误方案，在全国全盘推广，全面复制只会误国误民。

全社会的生育率是受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人口和性别比例，社会思潮与文化嬗变，国民的休息和假期时间，社会抚养成本，托育教育机构的保障力度，经济周期和发展节奏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不能以西方经济学和人口学的干燥落伍的学术观点为单一解释就能阐释透的。更不能用简单、粗暴、计划的手段强制推行生育政策，否则之前吃过的大亏，还会再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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