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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民国报人(下):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

思享无界2 2022-05-13

      民国时代,中国风云激荡,战乱纷争,植根于这样土壤的报纸,生命力都较短暂。然而,即使在这此起彼落、瞬息万变的“短暂”里,也出现一些才识过人、品格高尚、无愧于“报人”称号的先贤们。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年代,他们用他们的笔,唱响了属于他们那一代的时代强音。  
      身处乱世,一群以笔为武器的报人,只手与各专制独裁势力博击,彰显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意气,他们横遭杀害的不幸命运,令中国近代报业充满悲壮的血色。  
      民国报人不失风骨——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王芸生】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早在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不进政府做官,不参与实际政治斗争,对时代有一个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1929年,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以后,他深受张季鸾的“四不”方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王芸生曾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他的笔已触及中国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是关乎国家、社会和人民,他都尽可能以独立的态度、理性的分析来发表见解。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失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军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吞吞吐吐,以军事机密为由不肯说明真相,引起在场记者一片鼓噪。财政部长俞鸣钧、行政院参事张平群欲出面解围,《大公报》王芸生起来嘲笑说,“这是什么话!究竟机什么密啊!抗什么战啊!走吧,不听这个招待会了!真是岂有此理!”说罢,与会记者纷纷随他退出了会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回到上海。在上海市长吴国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王芸生不止一次地痛斥政府腐败,反对政府镇压学生。1947年7月,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特务拘捕,王芸生得悉后,马上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放人。吴国桢想推托。王芸生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他们只好乖乖放了唐振常。
  
      【萨空了】不畏政府,敢说真话,营救“七君子” 

 
      萨空了原名萨音泰,蒙古族人,1907年生于四川成都,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35年,他追随成舍我南下上海,担任《立报》副刊编辑工作。这段时间既是他新闻实践活动中空前成功的一个阶段,也是新闻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笔。  
      1935年11月23日午夜,救国会七位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被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史称七君子案。此事当局并不想让公众知道。能够公诸于世,全是新闻工作者的功劳。  
      当天夜里,章乃器夫人胡子婴赶到《立报》报馆,找到总编辑萨空了和主笔恽逸群,通报了这一消息。萨、恽二人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发表。但当时所有新闻都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一查必通不过,甚至还有查封报馆的风险。于是,二人以《今晨七人被捕》的含糊标题,写一条简短消息,又把一版经过审查的消息抽下一条,换上此文,不经审查,便交印刷厂付印。  
      第二天、 这一消息轰动上海,传遍全国。各报跟着报道,当局也无可奈何。随后,《立报》派记者到苏州监狱探访七君子,又报道各界人物的反映及营救情况。在“七君子案”七个月间,《立报》对此案的报道一天也没有间断。直到七君子获释出狱。  
      《立报》原来发行二万多份,因为不畏政府,敢说真话,深受欢迎,发行量直升至二十万份,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和《申报》,成为全国之冠。
  
      【张高峰】冒停刊风险真实报道“大饥荒”  

 

      1941年夏天,干旱就侵袭了豫北,蝗灾也让豫东的收成毁于一旦。随着1942年春天的持续干旱,夏粮无望,秋粮绝收,崩溃来临了。  
      1942年,政府对舆论的管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时《大公报》的社址在重庆,张高峰前往河南需要经过陕西。路过西安时,他便看到大批河南灾民蜂拥入陕,“个个鸠形鹄面”,沿街乞讨。东行至洛阳,只闻城内呼救声不绝于耳,大街小巷都有饿倒的灾民和弃婴。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叶县寄出长篇通讯《饥饿的河南》,详尽记述了水、旱、蝗等天灾给河南百姓带来的苦难,披露了当局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人祸加剧了灾情,批评政府的不作为。2月1日,《大公报》为通过新闻检查,将《饥饿的河南》改题《豫灾实录》全文刊出。虽然张高峰对题目的更改并不满意,但报社“敢于把一个24岁年轻记者如此尖锐披露灾情、批评政府的报道一字不改地刊登出来”,令他十分感动。等待他的,是《大公报》停刊3天的处罚。王芸生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不足写尽任务之万一,竟如此触怒蒋介石,摘去‘民主’、‘自由’等假招牌,公然压迫舆论。”
  
      【吕碧城】第一女报人用笔争女权 

 
      慈禧刚刚驾崩,有“华北第一报”之称的《大公报》上,就登出了一篇炮轰这个独裁者的奇文,题为《百字令》,作者是大公报的第一个女编辑,名为吕碧城。此时正值大清帝国摇摇欲坠之际,这篇不到百字的小文,如同滴落油锅中的火星,炸起了一片喧嚣。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甚至动了杀心,吕碧城闻讯,不得不离开报馆,前往欧美游历。  
      1904~1908年,在任《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发表了大量尊重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的杂文,一时间,“坊间皆传吕碧城”,人们在纷纷猜测,这个横空出世的女编辑,究竟是何许人?秋瑾蒙难后,中国报馆“皆失声”,吕碧城用英文写了《革命女侠秋瑾传》,发表在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的报纸上,让整个世界认识了这个中国女革命家。此时,无人敢为秋瑾收尸,吕碧城冒着极大风险安葬了好友。看守清军得知此人就是誉满华夏的吕碧城,也无可奈何。  
      她无疑是民国女子中的一个“另类”,个性张扬且独立,这也体现在她那身时尚新潮甚至颇为出位的服饰上。某次集会,她别出心裁地穿了一身袒胸露腹的“孔雀服”,在时人的记载中,她“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枝,美艳有如仙子”。她的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在这份长长的名单上,有袁世凯之子袁寒云以及李鸿章的后辈等。不过,这个眼光颇高的女人,只看上了梁启超和汪精卫,但她又嫌弃梁启超年纪太大(比她大9岁),汪精卫年纪太小(与她同岁)。 


      【张友鸾】用“标题党”痛骂国民党 

 
      七七事变后,张友鸾在他主持的《南京人报》编发了一条中央社的消息,标题做得巧妙醒目:“南京只剩一口兵”,简单的标题,明显的讽刺当局不抵抗政策,令何应钦怒不可息。
      抗战时,前方军民浴血奋战,而后方的达官巨贾却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期间,《新民报》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此标题因其构思奇巧,语意生动,一针见血,以至于轰动了整个山城,至今仍被人拍案称绝。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政府抗日,张友鸾在新闻报道中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令人叫绝。某次遇到一条为前线军人征募寒衣的新闻,张友鸾借用诗词小令,随手做成标题:“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信手拈来却是文采飞扬。一日,张友鸾看到一篇反映市场商品销售的消息,联想起逃到南京时的许多难民露宿街头、忍饥挨饿的情景,做了一个对比性标题:“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当时贫富悬殊的现象。
  
      【程大千】关注民生,“公教人员不是东西”  

 

       20世纪30年代,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一年清明节去岳麓山扫墓。官方要求各报须及时配发新闻,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翌日,某报却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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