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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林达:龙应台的启示

林达 思享无界2 2022-05-13
文 | 林达
来源 | 爱思想网

我和龙应台同年。当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时,大陆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我在遗漏了中学、失学十余年后,终于有机会上完大学。80年代的中国大陆比台湾更封闭,当时我的状态,恰好处于应该受龙应台启蒙的位置。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看中国,又有了类似龙应台当初从国外回台时的体验。所以很巧,我有如此两头的感受。

龙应台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变得“容易生气”。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离开大陆两年多以后,回去了一次。两年多的时间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我非常惊讶:中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怎么了?我后来明白,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剧。但是,龙应台在把它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资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逐渐知己知彼,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当年龙应台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的台湾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她在传达的那一个世界,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始终不会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规范,其实是移植于异文化。这样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经历千年磨炼、经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断互动,是一个与历史俱进的漫长过程。这种制度在中华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难以马上生根。因此,需要象龙应台这样,有强健胃口能够消化异文化、又土生土长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担当一个过渡桥梁。

我们常常看到,象民主这样的概念,会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虽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党和政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引入中华文化、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中华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同生共死、忠诚不二的组织压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却是轻松自如、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又是文化上价值的个人取向。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而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残存的集quan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quan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集权社会,推出一个反对党似乎是重要的。可是,在民主社会诞生的一刻,社会面临的难题马上就截然不同。人们会发现,反对党的生存不再需要呼吁,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个政党面对如何共存而束手无策。新的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本人在内,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在一个公民社会平等地生活。每一个从集权社会脱胎出来的人,可能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渐渐学会。然而,唯不同观点的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常态,不同政党才可能摆脱你死我活的争斗文化,成为各种民意正常表达的渠道。民众唯有成为一个个具有良好素质、独立意识的个体公民,才不会轻易被政治家调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操纵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当时的台湾引起震动。那是社会质变的前夜,是多年郁结在有待解开的时刻。台湾民主化以后,人们回想龙应台带来的旋风,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会批判,其实是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动力。这也使得一些人读到《野火集》,常常理所当然地,就把龙应台单纯解读为“一把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龙应台出现的时机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指针。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显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在一个尚未“解禁”的集quan制度下,不仅是如其他知识分子所做的,直接抨击集权制度,而更多地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作出准备。龙应台的眼光在当时是超前的。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或许预见到当时台湾集权制度的瓦解,并不是那么艰难和遥远。可是,龙应台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因此,龙应台不是简单地冲击集quan政府,促使它的解构,而是提前让民众理解,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固守中华文化圈传统社会的许多旧观念,并不利于这个制度的存活和生长。这个方向的批判,其实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集quan社会的末期,站在民众的立场,把矛头直指专制政府,虽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后自有万千民众的支撑。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地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至今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这样的尖锐不仅是在检验龙应台的勇气,更是在检验当时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剂重药,激发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飞快地就过去了。那个旧日台湾,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可是,《野火集》内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时代背景相连的政治批判已经过时,《野火集》依然生气勃勃。它不仅是一个历史记录,还是仍在燃烧中的野火。因为,龙应台的预见,在今天的台湾变为现实。

而龙应台的尖锐并不走向居高临下。除了个人素质,也是在一个平等社会中,长期地接受潜移默化的结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会“开低走高”,作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这个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低调”还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龙应台在给我们启示。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它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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