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远 |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杨志远

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镜中所投射出的影像，能否真实地反映自我？我想这个答案有着许多可能。追求历史真实性的诸多史家，对此各有其定义与理论陈述，进而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历史解释。小自个人，大到群体、民族或国家，不同背景的人群，于镜中所见，总不免为人的各类偏见与成见所遮蔽，然而如何才能获取真实的历史实景呢？似乎唯有回到历史的语境中，透过自塑与他塑的行为，在其历史场域中，去理解历史之为历史的可能性。历史非静态的历史，而是变动不居的时间历程，讨论在此时间之流中的人、事、物，不再是呆板僵化的史料记录，而是一种被形塑建构的精神特质。作为被誉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开山祖之一的梁启超，其所代表的“新史学”观念，这个被历史形塑的符号，在历经120年的岁月洗礼后，究竟至今仍具有何种特质？确实是值得深思的大哉问！不同的阐释者对于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均无法避免种种主观因素及由此所产生的误读与曲解。然而，在不断被历史化的过程中，梁启超的史学或明或显地呈现出历史时间中的不同意义。如何将被遮蔽的历史予以重新思考，将习以为常的论点翻转，成为吾人理解梁启超史学观念的重要课题(注：有关梁启超戊戌变法后东渡日本的学思经历，可参考：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第191-236页；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2003年版。)。

一　“梁启超式”的输入及其意义

何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梁启超自述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之34，第71页。)梁氏的“学问饥荒”促使形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然而此一“新学派”为无根底的拼凑之学，企图用一种“嫁接”的方式，在传统土壤中培育出新的文化品种。这种文化上的嫁接实验，从其后历史的发展来观察，显然是水土不服的，但是否代表着失败呢？按梁氏自己的说法，“梁启超式”的输入乃“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输入方式。若按时人用语，则可称之为“拿来主义”，充满实用功利性格。但人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下的环境制约，若不考虑梁氏所处的晚清民初时空背景，则其所谓的“输入”将沦为对西方学理的仿效，但梁氏的输入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某种具“创造性”的改造(注：宋学勤《“梁启超式的输入”的真意义——兼论中西史学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 年第2期，第114-122页；杨念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第48-58页。)。梁启超在日本期间，透过其独特的“和文汉读法”(注：“和文汉读法”为梁启超与罗普编写的日语阅读速成指南，主要为借日本训读之法学习与翻译日语书籍，然而此法对日文虚词的处理方式有误解原意之嫌，并非可靠的学习日文文法书。可参阅：夏晓虹《梁启超与和文汉读法》，载夏晓虹《文章与性情——阅读梁启超》，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226-237页。)，阅读日籍文献，故其对史学的吸收，主要来自日本明治时期盛行的文明史观及其影响(注：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第191-236页。)。以《新史学》为例，过往论者有质疑其主要袭自日人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或《史学通论》），但梁启超不是照原书翻译，而是在章节安排与内容选择上经历了一番重整，然后以之与本国历史文化之例相互对应，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解释。李孝迁则认为梁氏《新史学》的来源，除主要受浮田和民影响外，亦受福泽谕吉《文明概略论》，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日本开化小史》，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等的影响，故其《新史学》具有多元特征，无论《中国史绪论》还是《新史学》均无固定蓝本，乃博采众家后形成自己的论点(注：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91页。)。又如关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杜维运认为梁氏综合中西史学的能力卓越，“他不是稗贩，不是笼统的将西方史学方法移植过来，朗、瑟二氏之说，有时正面的加以采用了，而细节处则加润色；有时反转过来采用，而更见奇纵；有时约略采用，而另建完密的系统，以致丝毫不着采摭的痕迹，浑若天成，圆而多神”(注：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0年版，第323页。)。杜维运“浑若天成，圆而多神”八字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姑且不论梁氏的新史学论述是否已达传统史学“圆神”的境界，但其所产生的后续学术效应如涟漪般的扩散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黄进兴也有类似杜维运的看法：“梁氏文史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丝毫未见窒碍之处。……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溶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注：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7年新第6期，第268页。)黄氏对梁启超的新史学评价很高，赞其能将中西史学溶铸于一炉，成就罕有匹敌者。然而，事实是梁启超虽然能快速掌握西方史学的风潮，并非常有效地将其论点与国史知识绾合，但对于西方学理的深层结构与分析之认识则阙如。这并非梁氏个人的问题。整个近代中国输入西方学理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分处不同历史时期的近代学者，在面向西方时，有着不同的背景与机遇。

梁启超于1902年以《新史学》为篇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系列对于传统史学的批判及对国史未来期许之观点，确实点燃了传统史学的革命火种，掀起所谓的“史界革命”。梁氏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7页。)梁氏此处提倡“史界革命”，有其前提，即在晚清“救亡”心理下，企图透过史学倡议民族主义，凝聚人民爱国之心，以挽救民族危亡于旦夕。故而有学者认为，梁氏《新史学》之揭橥，其真实意义在作为一部政治理论的宣示檄文，而非仅仅是对西方史学的阐述与发扬(注：黄敏兰《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219-235页。)。梁启超以《新史学》标榜和传统史学的决裂，其所谓的“新”，丘为君认为有两种启示：一是转型时代意识，二是新中国的未来性格(注：丘为君《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59页。)。这两种启示形塑出梁启超富含“造新去旧”的学术性格。梁氏《少年中国说》曾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5，第11页。)无疑，在梁氏的观念中，“少年中国”与“老大中国”隐含着“新/旧”对立的两极化观点，在时间轴上新将取替旧，此一时间的进程，充满了对未来的想象(注：梅家玲《发现少年，想象中国——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现代性、启蒙论述与国族想象》，《汉学研究》2001年第19卷第1期，第249-276页。)。时间仿佛被挤压在历史的瞬间，所有的一切作为有着时间的急迫性，出现一种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焦虑感”。此种“焦虑感”主要来自对西方线性化历史时间观所带来的对现代性认同的焦虑，要摆脱此种焦虑的纠缠，往往赋予“未来”极大的希望，采一种超越性作为，以调适转型期的阵痛(注：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9期，第64-71页。)。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思想主导下，“亡国灭种”的忧心，始终萦绕在梁氏及其同时代青年的心头，故以新思维扫除一切旧思维，成为梁启超及其前后辈学人思考的重心所在。《新史学》的诸多观念，也正是在此一背景下展开的。

二　“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

梁启超的专文于1902年首次集结时，题名为《饮冰室文集》。梁氏取《庄子·人间世》“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之意，将其书斋命名为饮冰室，自署为饮冰室主人，此乃梁氏流亡日本心情的写照。其后出版的梁氏文集，亦多冠以“饮冰室”之名(注：夏晓虹《十年一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序》，载夏晓虹《文章与性情——阅读梁启超》，第272页。)。文集的名称正反映出梁氏内心对国族危亡的心理焦虑感，时刻萦绕心头的是挥之不去的救国渴望。在此心态背景下对西学的追求，自然充满着焦躁不安的情绪，故梁启超《新史学》诸多观念的倡议，被压缩在极短时间与局促空间里，瞬间爆发开来。梁氏早年拜于康有为门下，始开启梁氏学问的新天地。梁启超曾说：“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6页。)不难想象梁启超在会见康有为后，所产生的思想上的震撼效应。于是，梁启超尽弃旧学，转而追随康氏，服膺“三世说”、“大同之义”诸理，主张变法维新。其后，变法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对西学展开大量的学习，致使其思想再度产生巨大变化。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回顾其学思的变化说：“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然其保持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4，第63页。)事实上，梁氏30岁左右（约1903年）仍在日本，虽受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但其学思尚未完全脱离其师康有为公羊三世进化的经今文学观点。康有为将传统三世说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用以作为其解释历史的观念，深深影响梁启超此时的论点(注：相关研究，可参阅：郑师渠《梁启超与今文经学》，《中州学刊》1994年第4期，第100-106页；宋学勤《梁启超〈新史学〉的当代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3页。张朋园认为，此时的梁启超对进化论仍是半信半疑，东渡日本后，随知识开展与对进化论的理解，逐步摆脱其师康有为的影响，进而形成自己的论述体系。参见：张朋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严复、梁启超的进化观》，载《食货月刊》编辑委员会编《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202页。)。1899年，梁氏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说：“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士啤生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故汉世治春秋学者，以三世之义，为《春秋》全书之关键。诚哉其为关键也。因三世之递进，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时而异，日日变易焉。”(注：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第58页。)很明显，梁氏此时仍受经今文三世进化的影响，但已接受打捞乌盈（达尔文）、士啤生（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观念。

梁启超将传统公羊变易史观与西方进化论相结合，成为其改革旧史的新主张。梁氏对进化论的接受，是渐进式的。早在1896年，梁启超便收到严复尚未出版之《天演论》的译稿，而逐渐向进化论靠拢。他曾说：“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106-107页。)此言充满对严氏的孺慕之情，但此刻其学思尚在整合之际，对严氏“天演”之说仍有微词与辩驳(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108页。梁启超在信中以“三世之义”反驳严氏“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等观点。参见：王文仁《进化思想与梁启超的“史界革命”》，《东吴中文学报》2010年第19期，第309-328页。)，尚未全盘接受进化论的观念。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表达自己对国史的看法，其言曰：“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荣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页。)梁氏此言基本上已接受西方史家对史学的看法与定义，诸如对史实的追求、寻求历史的因果关系等观念。梁启超认为，史学不该等同于朝代兴亡与一家一姓之谱牒，史家关注的历史对象，必须是国民之全体，以此律绳旧史，则中国无史矣(注：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在西方史学的标准下是否能称之为史的问题，曾引发中国“有史”、“无史”的争论。刘开军指出，梁启超、邓实、罗大维等人主张中国“无史”，而陈黻宸、马叙伦、盛俊等则反驳其说，主张中国有史，双方针锋相对，形成论战，马叙伦并作《中国无史辨》正告我同胞“中国固有史”。参见：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53-169页。)！至今对《新史学》的研究而言，往往忽略梁氏所受传统史学的影响，尤其是接受康有为经今文学的影响，从公羊三世变易观一变而为西方进化史观的历程。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指出：“于今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1页。)梁氏于此开宗明义，将传统乙部之学上纲至“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的高道德伦理标准，正体现其对史学所赋予的社会责任的认识，仍具有传统“史学致用”的现实意义。在这一点上，梁氏的史学与其师康有为相类似。无论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还是梁启超的《新史学》，均带有某种现实的目的性，并藉由学术著作传播其政治理念。梁氏评论其师说：“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5页。)此一“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做法，有着传统变法思想“托古改制”的理念。然而，在诡谲多变的晚清时局中，面对排山倒海的欧风美雨，传统学术显然无法再用过去的思维应对。但如何变？用何种方法变？梁启超选择了一条与乃师及过往传统不同的道路前行。他采用自身熟悉及拥有傲人历史纪录的史学领域作为改变的起点，但由于初接受西方史学的观点，尚无法精确掌握西方史学的发展脉络与内涵，在快速攫取其史学梗概后，便勇于对传统史学提出“四蔽”、“二病”、“三恶果”的沉痛控诉与严厉批判：“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3页。)梁启超此处重申了《中国史叙论》中的论点，强化了对旧史批判的力度。旧史对朝代兴亡的更替叙述，已无法满足梁氏对新史的追求，二十四史不再是国史的骄傲，一变而为令人怯步的“相斫书”，充满负面的意涵。其实，梁氏对旧史的抨击，有得之于日本与西方近代史学界对国史的批评，亦有其本身与同侪间共同的观感(注：李孝迁认为，梁启超将国史喻之为谱牒说，西人早已有之，而日人中村正直在石村贞一《国史略》的序文中已提到“国史者，谱牒行状之集大成者也”；而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列有此书，此文序为汉文书写，故梁氏所说的谱牒之说，极有可能在万木草堂期间，间接或直接得自康有为处。参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146页。)。姑且不论梁氏“革命式”的史学宣言，是否对旧史的打击取得成效，其破害之功不容小觑，但如何重整支离破碎的传统史学，却又是一段漫长的旅程(注：路新生《梁启超“史界革命”再审视：对〈新史学〉线性进化论与“四弊二病”说的批判》，《河北学刊》2013年第5期，第53-61页。)。汪荣祖称梁氏的《新史学》，借用西方史学学理，以改革传统史学，故国史在其眼中遂成镜中之妖！《新史学》是一篇激情的革命宣言，而非理性之改良宣言，且多误谬。有论者视梁启超《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为科学史学的提倡者。此说非也。梁氏无意使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其所主张之“史界革命”与“民族主义史学”，其精神乃“浪漫”而非“启蒙”(注：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24页。)。

梁氏在《新史学·史学之界说》中替历史下定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氏此处的定义，主要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待历史的发展过程，其言曰：“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7页。)在梁氏看来，历史叙述的现象有二种：一为自然界的四时变化与天体周而复始运行的循环观，一为历史界人类社会的进化观。他举孟子为例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8页。)梁氏认为孟子的“一治一乱”循环说，非历史学的观点，将历史螺旋状发展的史观，误以为是一封闭的圆形循环，此说足以迷惑百千年来的传统史家，导致史学的真相不明。不过，梁氏此时仍未放弃传统“三世说”的学理，故仍采三世进化说法来补充对孟子以降循环历史观的否定。梁氏这种线性进化历史观，具有时间上的不可僭越性，每个历史阶段均无法跳跃，必须按时间的进程前行，故梁氏认为唯有明进化之理，中国史学才能摆脱旧史的影响，达到所谓“新史学”的理想(注：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增订版）》，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0-108页。)。梁氏这种对历史抱持某种进步观点的看法，显然对进化观念持有乐观主义的想象(注：王中江《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进化主义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76页。)。

三　“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梁启超的学生张荫麟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将梁氏的一生学思历程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戊戌变法以前，是为通经致用之时期；第二期至辛亥革命成功时，是为介绍西方思想之时期；第三期为欧游之前，是为纯粹政论家时期；第四期为欧游归后以至病殁，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注：张荫麟（素痴）《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1929年第67期，第1-8页。)。张氏的四期分法说，简要说明了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的特质，其多变、善变的学术个性，促使他的学说充满许多不确定性，也许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成其学思的多元想象。梁氏曾说自己保守与进取两种心态常随感情游移，故所论往往前后相矛盾，所以“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故有论者认为，若无其“善变”、“能悔”之品格，也就没有梁启超这位独特的历史人物(注：刘东《未竟的后期：〈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中国学术》2011年第30辑，第74页。刘东认为，梁启超思想有一突出的风貌，即强调调适与调和。因此，海内外研究梁氏思想者，如张灏、黄宗智、黄克武等学者，都抓住梁氏思想上企图寻求平衡的特点，来凸显其力图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启蒙与转化、儒家与自由、中学与西学间的种种调和。)。梁氏的这种品格，在学术上的表现，则是对其所论的反复性。1918至1919年，梁启超赴欧考察，经由留欧学人及与西方知识界的密切接触，梁氏敏锐地观察到欧战后所遗留下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即使在西方也无一所谓完整的文化体，更多的是彼此的差异与矛盾。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如何调适中西方文明以创新文明，当是吾人面向西方之际的大哉问！回国后，梁启超重新思考早年学术的论点，对其史学观点作出许多修正。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对于进化原理与寻求公理公例深信不疑。此时，梁氏所谓的“公理公例”，主要是依循进化原理以求历史中的“因果律”。1922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开始质疑此种因果律，认为无法用纯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求得：“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110-111页。)梁氏此时已将自然与历史科学分开对待，但仍未放弃用因果律来解释历史。至1923年，梁启超又开始修订他对因果律的看法。他说：“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注：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0，第2-3页。)梁启超此时接受新康德主义（Neukantianismus）的观点，开始强调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尤其是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1863-1936）的论点(注：H.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页。)，强调自由意志下的心力作用才是历史的本质，并引佛家的“互缘”来解释历史的诸多现象(注：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40，第4页。)。采用佛学的观点，作为其论证的资源，成为梁氏后期学术的特色。但也不可否认，这种学术思考缺乏对某种学术的全盘理解与认知，故其论述常出现漏洞而无法自圆其说。黄克武论述梁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时说：“固然受到丛翁特和立卡儿特以后所提出的‘文化’概念，以及欧洲唯心哲学之影响，但是他却以源于佛学的‘心能’‘共业’‘业种’‘业果’‘熏感’‘识阈’‘互缘’等概念，‘业力周遍不灭’的原则，以及儒家‘既济未济’‘立人达人’的想法，说明科学现象与人文现象，亦即自然系与文化系的区别，以及历史文化现象的独特性，和人类自由意志、主体抉择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关键地位。”(注：黄克武《梁启超与中国现代史学之追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202页。)黄氏的说法是，梁启超如何面对西方的学理，如吸收的问题等，梁氏所实行的方式是以传统儒、佛思想去思考其所感兴趣的理论，故在自欧返国后的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局势丕变之际，梁启超特别突出史学为文化的观念，重新理解“何谓史学”的大哉问！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梁氏此时大量采用佛教本体论的观点来分析西方学理，其所获取的结论自然不够深化，对西方哲理的吸收也不完整。表面上，梁启超撷取了新康德主义对于自然与文化的区分，但与此主张的理论基础却不相同(注：黄克武《梁启超与康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139-141页。)。

梁启超对“方法论”情有独钟，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己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80页。)梁氏谓用科学的方法整理旧学的方式，主要是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去改造中国乾嘉考据学的方法。他说：“夫吾固屡言之矣，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45页。)梁氏对于清代考据学派所实行的“归纳法”，颇为赞誉，认为深具西方近代科学的精神，并做出值得称赞的学术成绩。姑且不论清代学者是否与西方近代的学术运用了相同的科学方法，显然在此时梁启超的观察是认同的。因此，如果要明史学之义，不明史法，则无法更深入地理解历史，故梁氏有《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作。胡适在民国学术史上被视为“新派”，不见得对梁启超的学术论点均表同意，但他却称许此书为“任公最佳作”(注：《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台北远流出版社1989年版，1922年2月4日条。)。杜维运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作，为近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注：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册，第315页。)。此书的撰述过程，依杜维运的考证，可能始于梁启超游欧之际(注：杜维运据李宗侗的记载，认为梁启超在欧洲时请了很多留法学生给他讲述各门学问，恐怕《史学方法论》亦是其中之一。参见：《前言》，《二十世纪之科学》第九辑《人文科学部“史学”》，台北正中书局1966年版，第1页。)。《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际，体例与内容均属草创，但与西方和日本当时流行的史学方法书籍相类似。杜维运认为，梁氏此文中富启发的突破性见解，大半来自法国史家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所著的《史学原论》以及另一位德国史家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影响(注：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2分册，第317页。)。梁启超从何获取其史学的观点，除杜师的推测外，似乎还有其他的管道。李孝迁认为，可能是来自日本的译本，如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以及伯伦汉改写《史学方法论》为供一般民众阅读的《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日译版(注：李孝迁、胡昌智《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3-345页。)。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已与他1902年所写的《新史学》有很大的变化。1902年，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说、史之公理公例说和统在国非在君说，并据此三原则，基本上是以进化的原理原则来定义历史。然而，随时间推移与对西学的渐深理解，梁氏开始修正其早先对于史学的论述，重视史料搜集与鉴别之法，他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学可言。”(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36页。)梁氏接受近代西方史学对于“史料”的定义，认为史学的成立与否，与史料的有无和真确与否直接关联。关于“史料”的取得，梁氏扩大了过往历史遗存的部分，而加大不同价值的史料搜集。他举例说：在寻常百姓家故纸堆中往往可以得极珍贵之史料，如将同仁堂、王麻子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用科学方法研究整理，则百年来物价之变迁，可从此得知(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51页。)。梁氏在此将眼光向下，寻求历史中不经意的史料存遗，所谓“流水账簿”入史，颇为后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开启了新的方向。梁启超的史学方法中有关辨伪的部分，显然受到清代以来乾嘉考证学派方法的影响，并配合其对西方史学中“史料”的理解而来。他说：“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遍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所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99页。)梁启超在此反复强调“史学求真”之义，必须采西方科学的方法驾驭史料，不能步宋、明以降学术的诞渺，站在乾嘉考证学者“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上，对吾国史学之批评别开一新局面。梁启超对史学方法的探讨，若论其所本，仍以他最熟悉的旧史作为爬梳的对象，鲜少以西方史学之例举证。这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通病或称之为特色。欲将中西史学溶铸于一炉，不是一代人便能完成的理想，有太多的矛盾需要解释，而其中的差异性，能否藉“格义”、“附会”、“想当然耳”便可成事？梁启超开了头，为中国之旧史界开辟出一方新天地。

然而，由于梁启超的学术性格使然，其不断变化的观点充斥在他的著作之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完成后不久，他的另一篇讲稿《研究文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修正》文中，又再次推翻其中的某些论点。到了1927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出版，梁启超又再一次对其论述进行反思。梁启超始终很敏锐地注意到民国学界的风气，其先前提倡对史料的高度称许，或导致民初史学倾向专注史料的学风，其主流为“史料学派”，强调“考史而不著史”、“史学即史料学”的研究方法。梁启超对此风潮所形成的学派，或感与有责焉，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想导正此种学术风气，并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一部好的通史，通过他所倡的个别专门史之作，整合成理想的新史(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第168页。)。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近代史学主、客观的问题也提出了看法，说：“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31-32页。)梁氏对于历史活动中的主、客观因素已有一定的理解，所谓“纯客观”的学术活动，在其理解中无法排除主观的作用，故梁氏不敢将此理说透，但如何避免在史学中因个人的知识、情感等主观的成见渗入史学的研究之中，他提出了采一种“鉴空衡平”的态度，在可能的范围内忠实地搜集资料与叙述，使历史的书写“恰如其本来”。汪荣祖认为，此语和德国近代史家兰克被人广为传引的名言“历史要写得像过去已发生的事一模一样”（wie es eigentlich genwesen）颇为相似(注：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26页。此语为兰克《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中所言。胡昌智将此语前后文译为“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er will blos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nwesen），认为此语不是在讨论研究方法以及处理史料的地方出现，它是在说明历史发展主轴的论述脉络时所说。参见：李孝迁、胡昌智《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第33页。)。然而事实上，梁氏深知难以达成。如何抑制史家主观判断及其价值立场，而达所谓“信史”的层次，这是欲为良史者的重大考验。其实，梁启超受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等人的影响，在史学的研究中，强调心力与自由意志的表现，这种依靠直觉与个性的视角，有陷于历史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虽然梁氏一再提醒史家要避免主观而趋于客观，但在理论上往往落入两难的境地(注：美国史家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强调历史学家在重构过往的过程中无法克服社会的制约性，故相对主义者会把客观性视为一个高贵的梦，为不可能实现之梦。参见：董立河《西方史学理论史上的历史客观性问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4期，第1-14页。)。

四　结语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其思想上的转变是有目共睹的。这个转变是向传统文化的复归，对中国文化价值的重估与肯定。当五四时期，新派进步思想家主张全面清算中国文化之际，他却主张“读经”，但不是要回复过往以“经学”为主导的意识形态领域，而是认为所谓的“经学”实则为国族文化的源泉所出。对于疑古学派的态度，梁氏不全然排斥，他认为这是作研究的一种基本精神，其所反对的是“疑古太过”，因为将疑古视为目的，便失去学术求真的意义。梁启超晚岁对早年服膺科学主义及进化之理的立场进行了修正。胡适曾将欧战后中国社会反西方科学思潮的风气归因于梁氏，他说：“中国讲维新变法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154页。)胡适给梁启超扣上“反科学”的大帽子，这非真实的梁启超。虽然梁氏在《欧游心影录》中有许多悲观的论调，却是来自战后面对欧陆残破的现状所引发的心理冲击。故梁氏称科学非万能，但却未否定科学，也未否定西方文明，而是回过身来重新思索传统文明能否为此世界有所贡献。

但如何才能做到中西文化的互补呢？梁启超早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佛学时代》中说：“或曰：佛学外学也，非吾国固有之学也，以入中国学术思想史，毋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学术苟能发挥之、光大之、实行之者，则此学即为其人之所自有。……故论学术者，惟当以其学之可以代表当时一国之思想者为断，而不必以其学之是否本出于我为断。”(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63页。)类似的论点，陈寅恪也说过，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4-285页。)无论是梁启超或陈寅恪，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态度，均采一种开放的精神，甚至是一种“调和论”的论点。梁启超于1927年撰《儒家哲学》时，企图将自己的学术渊源与师承关系，重新安置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脉络里。他称自己近于“粤学”，其特色为远绍戴震，考据与义理并重，近承陈澧、朱次琦，主张“汉宋调和”(注：梁启超《儒家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30，第67页。)。梁氏在此将自己的学术师承，重新安放在早岁学海堂的学统之中，这是一种对传统学术的认同与复归的渴求。然而，梁启超不是单纯的回归，而是得时代之赐，将新知与旧学杂糅，以某种融摄回应中国传统文化。

梁氏的学术思想及其史学观念，始终处于某种发展性状态，随其各阶段而产生变化，但各阶段非起灭的关系，而是往复的关系，彼此呈现正反激荡的螺旋辩证过程(注：周昌龙《梁启超思想中知识结构的转移与深层变化》，《中国文化》2010年第31期，第79页。)。作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拓荒者，梁启超史学的种种观念，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多元想象。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52-159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