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 |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评学派的影响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

——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张　峰

摘要：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民国新历史考证学；学术传承；中国近代史学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2.03.021

收稿日期：2022-02-04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峰,男,安徽淮北人,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E-mail: zhangfeng@nwu.edu.cn。

梁启超

王汎森在《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一文中，曾言及中国近代史学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为主，它的重心是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第二次“以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及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开展的事业为主，重心是‘如何研究历史’”；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重心是‘怎样解释历史’”(注：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5页。)。依照学术演进的逻辑，梁启超对“什么是历史”的重加界定，实为民国学人“如何研究历史”与“怎样解释历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遵循。今人大都注意到梁氏“新史学”(注：本文所谓“新史学”，不专指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亦不泛指20世纪以来标榜与传统史学不同的学术思潮，而是特指梁氏生前所从事的史学理论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李红岩指出：“‘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作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注：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4 页。)王学典与陈峰亦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新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学术语境中的复活，作为“新史学”遗产的最核心部分，“几乎全部为唯物史观派史学所继承所光大”(注：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89页。)。这些从学术内部发展轨迹所作的考察，对我们深入探究近代以来的学术生成不无裨益。然而，从梁启超的“新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过渡，其间显然缺少了一个环节，即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所倡导与实践的新历史考证学。吊诡的是，今人在对梁启超的“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关系进行研讨时，多强调二者之“异”，少言其“同”，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进而在客观上弱化了梁启超“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一　错位的参照系

时代的剧烈变动，往往影响着史家对于历史问题的聚焦。梁启超为救亡图强而倡言“新史学”，意欲发扬史学研究的经世传统，因此他所鼓吹的“新史学”也被贴上了“致用”的标签。新历史考证学派重视专题研究，更因倡言为学问而学问，遂被视为“求真”的典范。前人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评价二者的差异。二者存“异”为不争之实，但是异中之“同”却常常为人所忽略。

梁启超的历史学说经历了多次变化，但大体而言，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为代表，表现出强烈的史学致用色彩。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梁启超开篇即言：“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在同年著述的《三十自述》中又言：“一年以来，颇竭棉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1，第19页。)而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正是他所欲撰写的《中国通史》“叙论”部分。处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梁启超，深识此时研史“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72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梁启超在游历欧洲之后，逐渐退出政治界与言论界，推出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两部经典之作，表现出鲜明的史学求真特色(注：按：梁启超在发表《新史学》之前，已受到克林威尔“画我须是我”名言的影响，表露出治史“存真”的旨趣，只是未为人所重视。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24页。)。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征引中外史实，反复论说史学之目的在于“为历史而治历史”，于此之外不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如‘明道’‘经世’等”，并要求史家在研究中做到“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31、32页。)。

梁启超从早年主张史学“致用”到晚年倡言史学“求真”，其间固然受到欧游见闻的影响，但是从时代的变迁与梁启超的身处亦能看出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诉求：晚清时期，内忧外患相互交织，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参与“公车上书”，推动“百日维新”，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救亡图存始终是其关心的政治议题。然而时过境迁，待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中国已经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学术发展迎来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史学家面临的时代课题也从救亡图存转移到推进史学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方面上来；特别是“五四”以后，“科学”的观念充斥着学术研究的每个角落，受到时代的浸染，梁启超对待史学的态度，也由原来的“致用”转为“求真”。

与梁启超处于同一时代的新历史考证学派，初登历史舞台，适逢其会，深受“五四”精神洗礼，以史学求真作为治史鹄的。胡适为了探求中国哲学史上诸家“学说的真相”，首重史料批判，认为“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5页。)。顾颉刚更是直接表达了新历史考证学派此期治史的旨趣：“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可问用不用。”(注：顾颉刚《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傅斯年早年治学明确反对史学施政，认为“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注：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因此他要求史语所学人秉持“就史料以探史实”(注：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35页。)的治学宗旨。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是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各有一班人马活跃在史坛，从事着整理国故、古史辨伪、史料考订、考古发掘等工作，因此历史考证学也继乾嘉之后再度成为显学，而“求真”也像符号一样成为这一学派的代名词。

但是，新历史考证学派这种“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各界均思为国效力。在民族危难之际，新历史考证学派亦未能置身事外。此一时期，傅斯年以“致用”为目的编纂了《东北史纲》。在该书的开篇，他开宗明义地说明该书编纂的动机，是批驳日本人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指鹿为马的不实言辞(注：傅斯年《东北史纲·卷首引语》，《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74页。)。此次事变，同样促使顾颉刚改变了他早期以求真为目的的治学理念。这首先体现在《禹贡》办刊方针的调整方面。《禹贡》创办之旨在于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但是顾颉刚因受到日本侵略的刺激，而将《禹贡》的讨论内容逐渐转向边疆与民族问题，以期“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注：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1页。)。再者，以疑古辨伪著称的顾颉刚，在抗战时期不再宣扬“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转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史实(注：李政君《变与常：顾颉刚古史观念演进之研究（1923-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5-197页。)。这些基于现实需要所作的调整，无疑反映了顾颉刚治史从求真向致用的转向。

通史编纂是近人认为梁启超“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治学差异的另一面相。齐思和批评梁启超“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而梁氏却“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期，第22页。)。这一评论，暗藏着褒扬新历史考证学派“专题研究”而贬抑梁氏“通史研究”的意蕴。实际上，编纂一部《中国通史》，不仅是梁启超以史致用的期盼，也是其后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学研究的追求。

从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学术实践来看，他们主要集中于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而对通史编纂表现得相对漠然。但在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与顾颉刚均曾动念编纂《中国通史》。陶希圣回忆说：“九一八事件发生，北平图书馆开了一个会，孟真和我都在座。他慷慨陈词，提出一个问题：‘书生何以报国？’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是编一部《中国通史》。”(注：陶希圣《傅孟真先生》，《“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文星书店1964年版，第33页。)尽管傅斯年等人未能编出《中国通史》以服务现实，但是他却认为“应该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不是自大心），启发强固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注：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5卷，第61页。)。顾颉刚在抗战爆发后曾深有感触地说：“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个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注：《发刊词》，《禹贡半月刊》1934年第1卷第1期，第2页。)此后，顾颉刚一直致力于通俗中国通史和中华民族通史的编纂，在编纂的理念与学术特征上，“基本吻合于梁启超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总体设想”(注：李长银《未竟的志业：顾颉刚与中国通史编纂》，《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第94页。)。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学术实践与梁启超“新史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承继关系。

总体来说，梁启超之“新史学”既讲求“致用”又强调“求真”，而新历史考证学派不仅有“求真”的一面，也曾在民族危难之际发挥史学的“致用”作用。只是两代学人所处时代不同，强调的重心有所差异罢了。再者，新历史考证学派对于通史编纂的追求与实践，同样延续了梁启超通史编纂的理念与旨趣。

二　学术递进的理路

鸦片战争以来至19世纪末期的中国史学，虽融入了许多新的时代因素，但“尚难构成对历史学整体面貌的改观”，自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发表之后，才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步履”(注：张越《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与转变》，《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第33-43页。)。因此，无论是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还是新历史考证学派，无不受到梁启超“新史学”之影响，并在其开创的学术业绩上渐次递进，逐步推动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与专业化。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梁启超对“新史学”的鼓吹，正值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的学术成长期，对他们新旧知识的更替产生了启蒙性的影响。然而，在新历史考证学派思想的成熟期，梁启超的“新史学”实已内化、沉淀为一种常识，成为他们再次求新的基础与凭借。细细寻绎新历史考证学派之治学思想，仍能发现他们在历史研究的理念、思路、方法和路向上与梁启超“新史学”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性与延续性。

1923年1月9日，梁启超讲学东南大学，强调古代的文献“以讹传讹失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子（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伪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出真面目来”，而这些工作“乾嘉诸老”已经做过一番，但是他们的工作在“经学方面做得最多”，而于“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所以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乾嘉诸老”的基础上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注：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9，第113页。)。梁启超“新史学”论著中的诸多新见，不仅启发了新历史考证学的健将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等人的研究，而且形成了一种推动时代学术思潮进步的力量。

在梁启超逝世16年后，有学者撰文指出梁启超对民国学界的影响：“近二十年来的我国学人，能一点也不受梁任公的影响的，可说是没有。即是胡适之，顾颉刚，这两位疑古学派的大师，亦全受任公先生的影响。”(注：张好礼《中国新史学的学派与方法》，《读书青年》1945年第2卷第3期，第16页。)如果说胡适与顾颉刚治学全受梁启超影响则言过其实，但是镂刻在他们学术体系中的“梁启超因素”却也异常明显。胡适思想世界的形成，与梁启超早年的启发关系甚大。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表彰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在梁启超的启迪下，胡适萌发了撰写《中国哲学史》的志愿，并认为能够接续梁氏的研究“是很光荣的事业”(注：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第105-107页。)。所以，张荫麟敏锐地意识到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胡适自言其立志治中国思想史，实受先生此文之影响，则民国六、七年后‘新汉学’之兴起先生盖导其源矣。”(注：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与早年胡适对于梁启超的仰慕相同，20世纪20年代初期，未暴得大名的顾颉刚，也视梁启超为学术偶像，甚至“夜梦与梁启超讲话”，当梁氏问及他的学问时，顾氏“不禁大哭，以为有志而莫由达”(注：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1，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9页。)。顾氏初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稿时甚为快慰，云：“读之如我心中说出，盖即我要说之话，要本这意见预备编书的。快极，拟摘要抄录。”(注：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1，第172页。)其后，顾氏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论著中不断汲取养分，丰富己说。梁启超的“新史学”对于顾颉刚学术思想体系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顾氏接受了梁启超倡导的“民史”说，自发地从事民俗学研究，进而开辟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方向。甚至有学者认为，顾颉刚的民俗学研究，“使向来不受圣贤之徒所抬举的民众增高他们的地位，其功实在他所著的《古史辨》之上”(注：傅彦长《中华民族有艺术文化的时候》，顾颉刚编著《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4页。)。从顾颉刚学术研究的脉络来看，他在1921年时便将社会史与学术史并列研究，后来却“朝着胡适希望的疑古辨伪、科学方法的方向走，部分有违顾颉刚做民众历史的初衷”；直到1926年，魏建功批评他的古史争论偏离了轨道，顾氏才又“回到梁启超倡导的民史建树的轨道上去”(注：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页。)。1928年初，顾颉刚在《〈民俗〉发刊词》中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注：同人《〈民俗〉发刊辞》，《民俗》1928年第1期，第2页。)该年3月20日，他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的演讲中继续高呼：“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注：顾颉刚讲、钟敬文记《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1928年第5期，第4页。)这一年，他编著出版的《妙峰山》，可视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实践硕果。因此，民俗学家杨堃将顾颉刚领导的这场民俗学运动径称为“新史学运动”(注：杨堃《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民俗学研究集刊》1948年第6期，第95页。)，反映了顾颉刚之史学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内在继承性。

在1919年冬至1926年秋这段时间，当胡适与顾颉刚已在国内大有作为、学术研究风生水起之时，傅斯年正在英德留学，故而他不像胡适与顾颉刚那样经常在字里行间提及梁启超。但是，傅斯年对于史料的论述及其分类，与梁启超极为相似。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梁启超生前对于考古学的宣传不遗余力，这一学术新方向后来由傅斯年加以实践并发扬光大。考古学是民国学术的新猷，它所提供的材料，是重建可信上古史的基础。在民国学术史上，以史语所从事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最为知名，不仅震惊国内，而且享誉国外。但要追溯考古学在中国之发轫，梁启超实为最早的宣介者之一。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即已介绍了西方的“史前三期”说，并以此作为观察中国先民早期历史的参照(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9页。)。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考古史料的价值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指出近些年发现的简书、敦煌写经卷子、石刻、金文与甲骨文，“是为治古史者莫大之助”，其价值可用“于古代史之全体”(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53-60页。)。1926年10月20日，梁启超在北京大学作了《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演讲，认为当前中国的“考古学还是很幼稚”，此后考古学应该本着以下两个方向往前发展：一是变“偶然”、“碰机会”的发掘为“有意识的发掘”；二是改良“中国式”考古方法，尽量采纳“欧人所用方法”，尤其重视“地质学的知识”和“人类学的知识”在考古发掘中的应用，从而“为考古学界开一新纪元”；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极富远见的建议，即“全国高等教育机关，要设考古专科”，培养专门的考古人才(注：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101，第1-15页。)。有鉴于此，他在1923年便派次子梁思永赴美攻读考古学与人类学学位。梁思永于1930年学成归国，旋即进入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工作。傅斯年在谈到梁思永的贡献时说：“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注：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版，第1247页。)伯希和在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尤推崇梁思永在侯家庄之工作”(注：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第1282页。)。可以说，梁启超对中国考古学蓝图的擘画，被后来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考古组充分实践，这也体现出梁启超学术眼光的敏锐性与学术意识的前瞻性。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核心的新历史考证学派，当然不是梁氏“新史学”的重复，而是在梁氏奠定的学术语境中进一步发展，这不仅是一代学者有一代学者的治学重心使然，也是学术进步的体现，但不容抹去的是渗透在新历史考证学派治学之中的“新史学”底色。

三　走在同一条路上

近代以来，“经学不敌强势西学，其解释典范日趋式微”(注：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242页。)。处在“学问饥荒”(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71页。)时代的中国学人，冀图引介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而提升中国史学的科学化程度。于此方面，梁启超导夫先路，胡适与傅斯年等人紧随其后。

梁启超的“新史学”取材多元，但是从中亦能窥见其渊源。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建构“新史学”的重要路径。这部论著出版后，日本史家桑原骘藏曾发表评论，指出梁启超是著的渊源：“在我国的史学研究者中，看过伯伦海母(Ernst Bernheim)的《史学入门》和坪井博士的《史学研究法》的人，或者没有特地去参考这部《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必要。”(注：桑原骘藏《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天行译，《现代评论》1925年第2卷第49期，第17页。)桑原氏所说伯伦海母即伯伦汉，是德国史家兰克的再传弟子，他将兰克史学“约化为史学方法论”(注：汪荣祖《史学九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7页。)，撰成《史学入门》（即《历史学导论》）、《史学方法论》等论著，影响甚大；而坪井九马三曾留学德国，深受兰克学派史学的影响。梁启超“新史学”的另一来源则是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杜维运曾将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朗格诺瓦等所著《史学原论》相互比勘，认为“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注：杜维运《听涛集》，弘文馆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朗、瑟二氏虽不曾师承兰克及其弟子，但该著体现的思想却渊源于兰克史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对于史料的分类与史学研究法的绍述，间接取自兰克的史学，这也成为他生命后期构建“新史学”的重要外源与凭借。

无独有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与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同样对于傅斯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傅氏一生称许兰克，宣扬“史学便是史料学”(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9页。)，但是他对兰克史学的倡导多半源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这本积累了“兰克学派在方法论及资料处理等方面精华”的论著，曾被傅斯年反复翻阅，以至书损而重订(注：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湾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1995年版，第37页。)。20世纪30年代，傅斯年在北京大学主讲“史学方法论”，从现存讲义的结构来看，内容兼采“伯伦汉和瑟诺博司，这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普遍的现象”(注：李孝迁、胡昌智《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3页。)。特别是，傅斯年的史料宣言“史学便是史料学”，与《史学原论》首篇所论“无史料斯无历史”(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李思纯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页。)的主旨，如出一辙。

梁启超与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既然同出一源，因此在学术主张上便有相同之论。在对史料的论述方面，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将史料“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80页。)，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亦将史料分作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注：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9页。)这种史料分类方法，大约源自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中的论述：“凡一切事实，仅能由经验以被知，而知有二式：或为直接的，若人于此事实经过时，亲得观察之。或为间接的，则仅研究其所留遗之痕迹。”(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第33页。)在研究的方法上，梁启超与傅斯年都重视引介西方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希望借此为历史研究提供工具。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同时受到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的影响，力倡统计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1922年1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史地学会作了“历史统计学”的演讲，俟后运用此法撰写了《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据俞旦初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意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讨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证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到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的受有巴克尔文明史学思想的影响”(注：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巴克尔《英国文化史》日译本于1878年刊行，梁氏流亡日本时，极有可能阅读过日文版的《英国文化史》。傅斯年在留学时期即关注到统计学在人文学科的运用，回国后又在中山大学讲授“统计学方法导论”(注：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61页。)。从他在北京大学主讲“史学方法论”的讲义来看，专设“统计方法与史学”一章。傅斯年对于统计学的倡导和运用，源于巴克尔的《英国文化史》，甚至在1935年他还曾想出版所译巴克尔《英国文化史》用以“还账”(注：《傅斯年档案 Ⅱ》，第61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收藏。)。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研究方法以“计量史学”的面目再次被引介到中国，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傅斯年为推动中国史学臻于科学之境所作的奠基性贡献。

在追踪西方史学“科学”方法的过程中，晚清民国的史家也曾审视中国传统史家治史的方法，以便从本土资源中找到对接的基础。梁启超虽然对传统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是他早在1902年时便已意识到清代考证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的，颇饶有科学的精神”(注：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87页。)。这种意识在他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一以贯之，他说：“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22页。)继梁启超之后，新历史考证学派均注重发掘清代考证学的“科学”方法与精神。胡适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在历史上，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成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注：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选》，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第472页。)傅斯年也认为“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但是他又强调，如果“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注：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228页。)。傅氏所言，不仅反映了他对于本土研究法与西洋研究法关系的认知，而且反映出学术研究的普遍法则：在继承乾嘉学者考证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同时，应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只有将两者结合，才是推动学问新陈代谢的必由之路。

以长时段的眼光观之，梁启超与新历史考证学派虽然处在近代中国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聚焦的问题亦有差异，但是二者旨趣相同、目标一致，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60-166页。获取pdf文档请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