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朋克，你还只知道花儿乐队？

最近朋克圈里的大事件可不少，就在几周前，成立27年的流行朋克乐队Sum 41宣布将在最后一张专辑发布后解散，顿时勾起了不少人的青春回忆。但不必担心！同期一众朋克艺术家们也正「席卷重来」：如Avril Lavigne、Blink-182、Fall Out Boy等朋克音乐人们都纷纷回归了巡演。

除了音乐领域，《猜火车》导演Danny Boyle还将朋克鼻祖Sex Pistol的故事搬运上了荧幕，将70年代的叛逆之声传送给新新人类们。

当目光转向国内，随着气温逐渐上升，朋克现场也开始燥热起来：每月各大城市都有不同的朋克音乐节轮番举办，还有不少新老朋克乐队也集中闪现，令原本平静的乐迷群体们朋克魂狠狠地燃了。

朋克复兴的热乎劲儿似乎正在新旧文化的交替中，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线。虽然这股浪潮已悄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朋克骨子里的叛逆，对于同样宣扬个性的新新人类来说，却还总是新鲜。

朋克（Punk），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欧美，而90年代中期，这股外来的朋克文化在中国青年群体中传开。朋克这个词概括了所有被青少年喜欢的特质——聪明但不假模假式的，荒谬的、可笑的、讽刺的。

全世界有两个缔造朋克历史的据点，一个是纽约的CBGB，另一个是北京五道口的嚎叫俱乐部。CBGB的温床滋养了像 Romones、Patti Smith、Blondie 等优秀朋克艺人和乐队，而嚎叫俱乐部的阴暗地下室，却开出了像69、反光镜、脑浊、A-boy 这些灿烂的「废墟之花」。

五道口的别样风光跟酝酿伦敦朋克的国王街确实有得一比，这条在北京地图上小得只能用一个黑点标示的龙蛇混杂街区，充斥着外贸服装店、琴行、小吃摊、盗版音像店、饭店、咖啡馆、酒吧与书店。

1998年3月的一天，距离「嚎叫」开业不过两个月，几个打扮怪异的青年，为了寻找演出场地实地探访好几次，因而吸引了老板吕玻的注意。当时黄头发的脑浊乐队主唱肖容，穿着那件著名的“朋克照耀中国”的黄色夹克、脚蹬黑色马丁靴和高筒足球袜，另一乐队成员沈岳则顶着银色鸡冠头、戴着假鼻环出现。

最终，他们把演出时间定在了周末。很快这种热烈而混乱的场景，成为了嚎叫俱乐部的保留节目。脑浊、69、反光镜、A-boy这几支乐队构成的朋克队伍逐渐成为整体，为京城“朋迷”们称道，直至后来演变成以「嚎叫」为根据地的五道口朋克群体的统称。 

1999年9月，京文音像公司旗下独立厂牌嚎叫唱片，推出了一张WULIAO CONTINGENT的唱片。40首歌只有5万元预算，这张成本低到不可思议的作品，却记录下了五道口朋克真实的巅峰状态。当然它的销量也很惊人：卖了将近6万盒磁带、6千张CD，甚至还卖到了港台、北美和日本。

其中一曲《My Hardcore》还为肖容的脑浊乐队赢得了拍摄Levi's牛仔裤欧洲区广告片的资格。然而这笔脑浊乐队获得的2.5万美元广告费，却颇为讽刺地成了北京朋克弄潮群体分崩离析的导火线，在金钱的诱惑下将乐队成员间原有的矛盾放得更大了。

与此同时，更多相关题材的纪录片与电影让「北京朋克」以集体之名亮相国际主流场景，吸引了热衷研究后现代文化的学者们、艺术家们，纷纷前来这座新朋克聚集地一探究竟。于是这群穿着马丁靴、把安全别针和剃须刀当成饰品、顶着光头或是莫西干头的朋克顽主们，被数不清的影像记录了下来。

当2007年朋克纪录片《北京浪花》在德国首映时，德国各个城市的电影院、酒吧、音像店，甚至地铁站都能随处可见《北京浪花》的巨幅海报，也让北京朋克成为了全球亚文化浪潮里最鲜活的力量。

如今再次回望90年末到00年初国内依然「年轻」的朋克场景，还有一股不一样的、更青涩的力量——花儿乐队，恐怕是这个时代绕不过去的存在。就像他们所签的公司名字一样，New Bees，牛*！

故事的开始在1998年2月，童星出身的大张伟和王文博刚刚考上高中，郭阳从影楼离职，风驰电掣地组建了这支平均年龄仅有17岁的「中国第一支未成年乐队」——花儿。

希望的火花，在那时充满胸膛，花儿和别的少年一样，就这么静悄悄地怒放着。但是他们被眼疾手快的唱片工业推到了浪潮顶端，中学生叛逆的心被世人看见了。

大张伟写完作业就进录音棚，只要电源接通，嗓门亮开，就有足够多的灵感从喜怒哀乐间迸射。有人在发问，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大张伟则献出歌词：“我放弃了所有的理想，用真诚接受埋葬。”

作为中国摇滚乐童子军，花儿在还没有盛开的时候，就备受业内人士的宠爱。崔健亲自带鼓手去给他们伴奏，帮着处理鼓的音效；张亚东把当时全北京最贵的那把吉他借给了大张伟。

随后，打着“中国朋克摇滚新希望”名号的花儿，不负众望第一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就卖出了四十多万张。日后有谁会想到，天后莫文蔚、杨乃文竟会翻唱一个十五岁少年写的歌呢！

 杨乃文翻唱版本的《静止》

大张伟仅凭这一张专辑版税就拿到了十万块，每次他录完音上课睡觉，老师就酸不拉几地说，你们要是能像大张伟一样挣大钱，也可以上课睡觉。

不知道是大家期望得过大，还是拔苗助长，让花儿们失去了创作的活力，或是朋克被流行收编得太快，让花儿迷失了方向。花儿在短暂的灿烂盛放之后，随即迅速枯萎。

 花儿乐队的《破灭》MV

有谁在年轻时不喜欢听上一首花儿，蹦跶一晚上，陶醉在花儿的青春幻想里呢？在他们的音乐中，美丽被唱得如此鲜艳、欲望被表达得如此贴切、现实被描述得如此无辜，时间的魔法可以改变一切，但对刻在唱片里的音乐却无从下手。

2015年在蜜三刀主唱、北京朋克音乐节创始人之一的雷骏的葬礼上，隐匿多年的京城光头朋克党们好像从纪录片《北京朋克》里走出来，重现江湖。他们大多已为人父，臃肿的身材勉强才能塞进20岁时穿着的炸街行头；当然人群里也有很多年轻的面孔，他们稚气未脱却眉眼坚定。

今天的朋克爱好者们，已经不在外表上寻求标新立异的视觉反叛了，他们被生活伪装成了普通青年，但在朋克现场上，他们一呼百应，将所有的情绪统统在音乐里发泄个干净。

朋克做为一种时尚却无孔不入，你会看到那群打扮入时的青年穿着雷蒙斯的T恤，他们在脸上穿孔、将衣物撕裂，再附上别针或是铆钉做装饰。时尚品牌们也都推出了朋克主题相关的服饰，甚至还有朋克穿搭指南，他们都想在这股亚文化里「淘金」。

而那群曾经的朋克乐队，已经不再只以“New School”或“Old School”来为自己打标签了。他们可以像新裤子一样，跟新浪潮接轨，逐步步上流行的殿堂；他们也可以像刺猬乐队一样，在流畅的躁动音墙里俘获更多人的耳朵。

90年代后期及千禧年，朋克也让中国摇滚乐的重心由北京逐渐扩散到了其它各省会城市。那些优秀的乐手们，不再嚷嚷着一定要去北京搞乐队。

他们选择在自己的城市，为本土音乐场景另辟天地：比如武汉的生命之饼、上海的顶楼马戏团、南昌的盘古等等。朋克成了中国摇滚乐场景里最接地气的风格代名词，你总能说出一个城市中的一两支朋克乐队来。

有人说，现在听朋克的人变得比之前多了。朋克允许更多城市里男孩女孩把无聊透顶的生活过得像朝霞一样的璀璨，把对生活的享乐塞进了歌曲，像精美糖果一样递送给了大家。何况还有很多像脏手指、假假条、败犬等新朋克乐队，正悄悄爬上你的播放列表。

“酷的东西一旦成为流行，魔力也会随之消失”——这种说法在朋克身上或许不再适用，因为只要这个世上，还有不满足于现状的年轻人，朋克的魅力就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