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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利率中期策略 | 柳暗花明

刘郁 肖金川 郁言债市 202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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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处于债牛的后半段,国内经济进入恢复期,海外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周期进入回落阶段;国内宽货币+宽信用组合,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化。

对于下半年,我们建议不妨边走边观察,以2019为基准参考,同时密切关注两个层面,一是7-8月相对确定的疫后恢复。前期政策可能支持经济增长快速恢复至5%附近,疫情期间十分充裕的流动性可能也逐渐回归常态,再叠加通胀预期可能升温,届时利率面临阶段上行,10年国债收益率的上限在2.85-2.95%区间,中短端调整压力可能更大。

二是9-12月进入经济回归潜在增速过程,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修复面临不确定性。下半年专项债对基建支持作用减弱,国内经济需要企业和居民部门加杠杆,但年内这两个部门主动负债意愿可能不强,仍有赖于货币供给端发力支持。届时市场可能博弈货币宽松预期再起,10年国债收益率的下限在2.55-2.60%。

后续观察指标方面,企业部门除了关注中长期贷款外,其活期存款反映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值得关注;居民部门融资重点关注新增中长期贷款。

核心假设风险。国内政策出现超预期调整。疫情出现超预期变化。


1

2022上半年债市回顾:

现实宽松与预期谨慎


2022上半年,长端利率呈震荡市。我们在年度策略报告《2022债牛余韵》中预判,2022年长端利率接近2012和2019年呈震荡市;节奏上1月反映宽货币预期,利率下行;进入2月,债市发酵宽信用+春季复苏预期,经历上行,幅度可能在20-30bp;进入5-6月份,长端利率再度下行。回顾今年初以来长端利率表现,除了疫情对二季度经济和债市节奏有所影响之外,长端利率走向基本符合我们在去年12月年度策略报告中所作出的判断。
2022年二季度,流动性充裕的现实,与货币宽松预期的谨慎,形成对照。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往常与1年期MLF利率对标的两个利率走势出现分化,10年国债收益率在2.70-2.85%区间窄幅震荡,1年期存单利率则出现趋势下行,从2.6%一度降至2.25%附近。第二,国债收益率曲线,相对于2021年末,今年6月1年期国债收益率相对低了25bp;而中长端利率则基本持平。
这些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疫情影响下,隔夜利率处于1.3-1.4%的低位,这为存单利率和短端利率下行提供了流动性支持;另一方面,经过降准25bp、下调5年期LPR而不下调MLF利率之后,市场对调降MLF利率的预期降温,这就制约了长端利率的下行空间。



2022年上半年,债市出现一轮资产荒。信用债市场短券交易一度拥挤,部分个券一级市场投标倍数较高。通过信贷收支表观察这期间银行债券投资规模变化,可以看出这一轮资产荒与银行欠配密切相关。今年5月相对去年12月,大行债券投资规模增加17755亿元,中小行增加18161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多增12659亿元、5905亿元。这虽与地方债发行前置有关,今年1-5月银行地方债托管量同比多增7850亿;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信贷需求不足,今年1-5月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1.8万亿元,新增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1.0万亿元。


总结上半年,经济恢复过程被局部疫情推后,债市资产荒。即将到来的下半年,海外货币政策持续收紧,国内政府债发行规模回落,宽信用更多依赖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在企业和居民部门中长期融资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如何看待企业和居民部门融资修复过程?这将是影响下半年债市走向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疫情期间,流动性十分充裕状态,何时回归常态,常态化的资金利率又在什么水平,这些也都牵动着债市神经。除以上之外,我们也对通胀、海外疫情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2

下半年海外货币宽松退去,外需或放缓


海外经济面临两个变化,可能对国内债市产生间接影响。一是美欧货币政策收紧,带来全球需求放缓,也会导致我国外需放缓。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正经历1980年代以来罕见的高通胀,不得不快速收紧货币政策,通过加息、缩表等方式进行需求管理以抑制高通胀。这种收紧货币政策抑制需求的方式,往往带来需求萎缩、经济放缓。
海外资本市场可能从交易滞胀转向交易经济放缓甚至衰退预期。观察2010年以来美欧短端利率与全球制造业PMI周期的相关性,可以发现美欧短端利率领先全球制造业PMI约12-15个月。这意味着本轮美国和欧央行货币政策收紧,对全球需求的拖累效应,至少持续到2023年中期。在美欧收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今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可能也会面临外需趋势放缓。如下半年美债市场反映衰退预期,隐含了未来的降息路径,美债长端利率可能下行。中美货币政策方向仍然相背离,但预期转为同方向,对国内货币政策的约束可能缓解。


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下行,对应全球制造业-贸易景气周期可能趋势回落。今年6月上中旬,CRB工业原料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回落至7.9%,结束了连续18个月的两位数增速;与此同时,韩国6月前20天出口同比增速也大幅回落至-3.4%。这背后一方面是大宗商品价格冲高回落,另一方面是基数抬升。往后看,假设CRB工业原料价格维持在6月上中旬的水平,较高的基数也将导致全球制造业-贸易景气周期趋势下行。观察以往周期规律,CRB工业原料价格指数同比增速,大约领先我国HS出口价格指数2-5个月,这意味着今年三四季度我国出口价格指数将存在回落压力,对应带来出口放缓的压力。


海外货币政策收紧、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周期下行,全球制造业-贸易景气度预计回落。对国内债市的影响渠道:

一是资本流动、汇率波动对利率的影响。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而我国货币政策仍处于宽松阶段,这导致中美国债利率倒挂,并可能在下半年出现政策利率倒挂。这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利率倒挂可能带来外资流出,参考今年上半年外资流出情况,预计下半年外资流出境内债市的规模,很难明显高于3-5月的约1100亿元/月,相对2015-2016年资本流出导致外储减少要明显更为可控。
另一方面是利差倒挂、外资流出,可能给人民币汇率带来阶段压力。但这种冲击可以通过市场化波动有效吸收,并且央行也有充足的汇率工具储备,不至于转向提高利率稳汇率的情况。反而可以通过汇率的阶段调整,营造国内货币政策宽松环境。汇率适度的市场化贬值,可缓解中美利差倒挂带来的影响,以外币计价的人民币资产在贬值后对外资更具吸引力,可以减少外资流出乃至吸引外资流入。
二是通过出口间接影响国内经济及债市。面临美欧收紧货币政策、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高基数,下半年外需可能放缓。中国经济从外需转向内需,内需则有赖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下半年国内货币政策转向收紧的概率较低,利率出现类似2020下半年趋势上行的风险,也相应较低。

3

宽信用,下半年仍有赖供给端发力


上半年谁在加杠杆?主要是政府和企业。2022年1-5月,政府和企业部门新增融资规模均高于2021年同期,分别高出13291亿元和29862亿元;而居民部门融资则同比低23797亿元。因而今年上半年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在加杠杆,政府部门是地方专项债发行前置,而企业部门则体现出政策对企业融资的支持。


下半年面对海外宽松退去,外需放缓,国内经济对内需依赖度上升,可能需要适度加杠杆,或介于2019和2020之间。今年为对冲局部疫情的经济冲击、以及经济周期的自身放缓,宽信用力度有望超过2019年(2019年社融同比增速从10.3%升至11.2%)。今年4月金融数据答记者问中提到“宏观杠杆率会有所上升,但保持在合理区间”,这一表述可能不及2020年,2020年的提法是“保持M2和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对应社融同比增速从10.7%升至13.7%。因而今年在宏观杠杆率保持合理区间的要求下,预计其上升幅度可能达不到2021年(绝对值约7.7个百分点),对应社融同比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的差在3个百分点之内(名义GDP增速参考目标增速5.5%+GDP平减指数3%左右),社融增速的高点可能在11-12%区间(详见《疫情冲击后,利率在等待》)。



下半年谁来加杠杆?除了企业部门外,居民部门融资有待修复。今年上半年政府部门融资同比多增,主要是全年的新增地方专项债额度前置,相应下半年额度同比减少。因而下半年加杠杆,有赖于企业和居民部门。


(一)企业部门融资需求尚未恢复,需银行提供宽松的贷款审批条件


企业部门加杠杆存在障碍,贷款需求较弱。今年1-5月企业融资结构短期化,企业新增贷款中,票据和短期贷款占比达到47.1%,中长期贷款占51.9%;而去年同期这两个比例分别为12.5%和83.7%。这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不足,经济面临放缓压力,企业投资需求相应也减弱;二是银行供给力度大,反映宽信用政策发力。


与此同时企业获得融资后,并未充分投入实体经济中。在企业负债端融资结构趋于短期化的同时,企业存款呈现出定期存款增速反弹、活期存款增速较为平稳的状态。从新增量来看,1-5月新增企业活期存款-9482亿元,新增企业定期存款3.2万亿元,两者存量分别同比增长3.4%、13.0%。从货币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新创造的M2增长较多,而转化成M1的部分较少,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货币需求,并未出现明显增长。其中可能还存在部分企业以较低的票据利率获得融资,然后以定期存款或理财的形式进行套息。



企业融资需求何时出现趋势改善?从银行贷款审批放松到企业贷款需求反弹,往往需要4-6个季度。回顾以往周期,央行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数据显示,银行贷款审批指数转正之后4-6个季度,贷款需求指数同比转正。较为特殊的是2020年,一季度银行贷款审批指数大幅上升,贷款需求指数几乎同步反弹,未出现明显的滞后性。一个重要的前提是2018年四季度至2019年三季度,银行贷款审批指数已经出现了一轮放松,2020年一季度是该过程的延续。因而银行贷款审批指数在今年一季度同比转正,明显反弹,参考历史经验,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可能在明年一季度到三季度之间出现改善。这意味着今年下半年,企业融资需求可能仍然维持较弱状态,需要银行维持宽松的贷款审批条件,来促进企业贷款稳定增长。



(二)居民部门加杠杆面临双重约束,较低利率是促进居民负债意愿的必要条件


居民部门加杠杆受到两重约束:收入和支出结构。2020以来,央行储户调查的两个指数,储户当期收入感受指数和未来收入信心指数均下台阶,中枢从2017-2019年的53左右降至2020四季度以来的略高于50。近两年局部疫情散发,可能对部分居民收入及收入预期产生阶段性负面冲击。同时,调查数据显示,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购房支出。今年一季度央行调查数据中,储户更多储蓄占比达到54.7%,创历史新高,指向居民因不确定性增加了预防储蓄,相应消费和投资占比有所下降;未来3个月预计增加购房支出的占比回落至17.9%,为2016年四季度以来最低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居民增加购房支出,带动地产周期反弹,可能需要两重约束之中,至少有一个出现改善。一是伴随经济恢复,居民收入持续改善。二是居民收入预期稳定性改善,相应减少预防性储蓄。


近期信贷供给端发力,房贷利率逐渐下行至低于整体贷款加权利率的水平,如其继续下行,有望刺激居民主动负债意愿。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2022年6月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首套房贷利率为4.42%,较2021年12月的5.64%降幅达到122bp,不过还没有达到过去两轮2012年及2014-2015年的降息幅度。这两轮住宅销售面积当季同比增速反弹幅度均接近30个百分点,而本轮住宅销售面积反弹幅度,受到居民收入和预防性储蓄的限制,政策效应仍有待观察。



此外,虽然6月首套房贷利率4.42%,已低于一季度末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65%,利差23bp,但相比2014Q4至2016Q3,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和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利差平均值59bp,仍有相当距离。



地产销售何时可能反弹?参考2014-2016年地产周期中,2014年6月呼和浩特取消限购,2014年9月别发布930新政(详见《62地已放松地产政策,何时由量变到质变》),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当月同比增速的底部出现在2014年7月,2015年4月商品房销售额、销售面积当月同比增速转正,政策从颁布到见效约2-3个季度。今年2月,部分城市陆续开始下调房贷利率、以及出台放松限购限售等政策;今年5月15日下调首套房贷款利率,参考2014-2016一轮周期的政策传导时间差,地产销售增速转正可能至少要等到今年四季度。


下半年地产链恢复的有利条件:低基数,对经济的拖累效应有望缩窄。2021年7-12月地产销售当月同比负增长, 9-12月地产投资同比增速也为负增长。低基数意味着地产销售、投资同比跌幅有望缩窄,但两者的环比改善幅度相对更为重要。



此外宽信用见效,除了关注企业负债端的中长期贷款改善之外,也要关注企业活期存款或M1趋于反弹的重要信号。M1和企业活期存款反映现实购买力,相对于潜在购买力指标M2更贴近实体需求端。M1增加反映企业经营活跃度上升,对应经济反弹。因而,企业活期存款和M1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宽信用作用于实体经济的效果。



4

流动性,关注从十分充裕状态退出的信号


债券市场将今年4-6月资金面的十分充裕,视为阶段性状态。今年5月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删除了“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为中枢上下波动”的措辞,对应银行间资金利率明显低于7天逆回购利率(详见《从量到价,下次“降息”或不一样》),流动性总量处于较以往的合理充裕相对更高的水平。当前国债和国开债收益率曲线较为陡峭,长端利率隐含了未来短端利率回到常态的预期,这反映出市场认为隔夜利率资金在1.3-1.4%的状态难以持续存在。


近几年包商银行接管、永煤违约以及2020年疫情期间的流动性十分充裕状态,均为特殊情形下的短暂宽松。今年4月以来的资金面宽松,背后是上海、北京等地的局部疫情。随着疫情影响的退去,资金面或早或晚会回归常态。


参考2020年疫后流动性边际收敛的过程,下半年资金面回归常态,关注两方面的预警信号:


一是失业率回到目标附近。2020年失业率目标为6.0%,2月为6.2%,超过目标值,3-4月分别为5.9%、6.0%(分别在4-5月公布),低于目标或持平于目标,资金面自5月下旬开始迅速收敛至常态。今年失业率目标为5.5%,5月失业率仍达到5.9%,下半年至少两个月达到或低于失业率目标,这是资金面回归常态的重要预警信号。



参考2020年疫情之后,失业率的月度降幅往往介于0.1-0.2%,推断今年失业率从5月的5.9%回到5.5%,快则需要2个月,慢则需要4个月;再加上连续两个月失业率低于目标的要求,对应3-5个月之后,也就是8-10月,失业率可能对资金利率发出预警信号。


二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回到4-5%附近。2020年3月和4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1.1%和3.9%,5月进一步升至4.4%。今年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增速已转正,接下来关注6-7月是否回到5%以上。



相对于失业率指标,一方面,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容易受到基数效应的影响,而失业率为绝对水平值;另一方面,工业增加值增速不如失业率与民生的关系密切。因而我们倾向于认为工业增加值是辅助判断资金面的指标,重要性方面弱于失业率。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资金利率回归常态,并不意味着资金面收紧,隔夜利率中枢或维持在1.8-1.9%区间,仍低于7天逆回购利率,属于货币偏宽松的状态。参考2021年下半年和2019年R001较7天逆回购利率,平均分别低约17bp和31bp,今年下半年资金面回归常态后,R001或较7天逆回购利率低20-30bp,即对应R001可能回到1.8-1.9%区间。



5

2022下半年债市展望:

两个周期框架给出的方向


接下来,我们结合海外经济周期,以及国内货币-信用周期,判断当前债券市场所处的阶段。


海外周期方面,下半年处于美欧货币政策收紧周期,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步伐可能加快,海外市场可能逐渐从交易滞胀转向交易衰退预期。在海外货币政策收紧、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预计进入下行周期。下半年,美债短端利率反映美联储收紧货币路径,美债长端利率可能更多反映经济放缓乃至衰退风险,美债短端和长端利率倒挂程度加深的风险上升。对国内而言,美联储等主要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国内货币宽松的方向,可能仅对国内货币宽松的形式(比如下调MLF利率)产生阶段影响。随着海外经济体衰退风险上升,这种阶段性影响也可能在今年下半年逐渐消退。


国内经济周期方面,经济恢复的两个层次,从相对确定的疫后恢复,到不确定性的回归潜在增速过程。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反弹过程被局部疫情扰动,4-5月经济受国内疫情拖累而明显放缓。6-8月是疫后经济恢复过程,疫后赶工、宽信用发力、专项债集中发行带动基建投资等因素带动,经济增长可能迅速回升至5%附近。进入9-12月,国内经济可能进入回归潜在增速阶段,届时前期发行的专项债对基建拉动作用趋于减弱,需要财政或货币政策再度加码,支持经济回归5.5%左右的增长。预计9-12月追加财政预算的概率不高,而货币政策发力的可能性相对更高。



下半年,我们重回宽货币+宽信用的组合。宽信用方面,上半年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的地方专项债、以及企业部门的票据和短期贷款;下半年可能需要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一方面需要银行信贷供给的支持,包括额度、降低贷款审批条件等,另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下调贷款利率以刺激融资需求。


宽货币方面,基于内外平衡等因素的考量,上半年宽货币主要是通过降准0.25个百分点、央行上缴1.1万亿元利润(主要用于财政退税)、以及各种再贷款释放基础货币;进入下半年,7-8月前期发行的专项债,形成财政支出释放流动性;进入9-12月,如保增长压力加大,预计存在降准、下调MLF利率的可能,降准幅度可能仍然是0.25个百分点,下调MLF利率引导LPR下行,从货币信贷的供给端支持实体经济,刺激信贷需求的同时,也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综合来看,7-8月,是疫后经济恢复期,经济增长可能快速恢复至5%附近。疫情期间十分充裕的流动性可能也逐渐回归常态,利率面临阶段上行压力。9-12月,是经济回归潜在增速的过程,专项债对基建支持作用消退,财政追加预算的概率可能不高,在隐性债务约束下,信贷能否与专项债实现接力存在不确定性;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融资仍有赖于银行供给端进行发力支持,因而9-12月降准、下调MLF利率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届时货币宽松预期或再起,利率可能再度下行。值得注意的是,降准、下调MLF利率的前提是经济保增长压力加大,以及海外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消退。


基于以上分析,中性假设下,2022年下半年长端利率或先震荡后下行。6月较为陡峭化的收益率曲线,长端利率已经提前计入了疫后经济恢复、及流动性回归常态。7-8月利率面临的阶段调整,或表现为短端利率上行,长端利率相对平稳,曲线趋于平坦的形式。而9-12月,专项债对基建支持效应等减退,经济转而依赖内生增长动能,如出现流动性宽松+宽货币预期回暖的局面,收益率曲线或再度向下平移。




6

参考近几年下半年行情,长端利率的三种情景


2022下半年,难以找到较为合理的参考对象。与2018-2020年对比,2018年下半年,国内宽货币+海外美联储加息的组合,与今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当时国内仍然处于信用收敛阶段,表现为社融同比增速仍处于持续下行中。


2019下半年,国内宽货币、宽信用的组合,与今年具有相似性。但海外方面,2019年8月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在海外货币转松、需求回暖背景下,人民币适度的市场化调整可以促进出口反弹,从而带动制造业反弹。而当前处于美欧货币政策收紧期,外需面临持续放缓。在美联储进入宽松周期背景下,国内货币宽松的外部约束相应放松,2019年8月央行推出LPR定价机制改革,11月下调MLF利率。


2020下半年,国内经济从疫情中恢复,与今年具有相似性。2020年疫后恢复,经济持续反弹、幅度较大,四季度GDP同比增速反弹至6.5%(初步核算数),超过疫情之前的水平。伴随经济恢复,国内货币政策从疫情期间的宽松迅速回归常态化。不过我们需要注意到,经济之所以在2020年下半年出现明显反弹,除了2020宽信用发力之外,2019年的社融阶段反弹、LPR下调,已经促进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改善,为经济的周期性反弹蓄力。而今年疫后恢复,是经历了2021年地产紧信用,经济下滑之后,不仅是企业中长期融资需求偏弱,而且居民面临收入和预防性储蓄的约束,主动负债意愿不强,这与2020年形成较大差别。


因而今年下半年的债市,与近几年相比,似乎都有相似性,又都有所差别。海外货币政策环境接近2018年,国内政策环境则相对接近2019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不妨边走边观察,以2019为基准参考,同时密切关注两个层面,一是7-8月的疫后恢复,赶工等因素可能推动工业生产快速恢复,专项债集中发行带来基建反弹,前期出台的政策也对经济形成促进作用;二是9-12月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修复情况,除了关注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外,也关注企业活期存款和居民部门的贷款需求。


利率点位方面,10年国债收益率对标1年MLF利率点位,逐渐成为债券市场的一个共识。未来10年国债收益率三种情景,仍然是围绕1年MLF利率所展开。


情景一,类似今年5-6月所处的阶段,10年国债收益率在2.70-2.85%区间波动。尽管流动性较1月更为宽松,但10年国债收益率受制于市场谨慎的货币宽松预期,难以达到1月低点2.68%。10年国债收益率已隐含了流动性回归常态的预期。


情景二,长端利率上行突破2.85%。参考近两年债券牛市中回调幅度一般在10-20bp,10年国债收益率的调整上限可能在2.85-2.95%区间,较MLF利率高0-10bp。上行至突破3.0%的风险不大。


情景三,长端利率下行突破2.68%,需要货币宽松预期发酵或者落地。参考2021年下半年10年国债收益率低点2.77%、以及今年1月低点2.68%,分别较MLF利率低18bp、17bp,接近20bp。如后续存在5-10bp的降息预期,对应10年国债收益率下限在2.55-2.60%区间。


我们预计,7-8月,债市从情景一向情景二过渡,10年国债收益率可能出现小幅上行,上限可能在2.85-2.95%区间。进入9-12月,如货币宽松预期升温,债市可能向情景三过渡,10年国债收益率下限降至2.55-2.60%区间(类似2021下半年),突破1月低点;如货币宽松预期仍偏谨慎,则可能重回情景一,10年国债收益率回到2.70-2.85%区间(类似2019四季度长端利率未能突破前低),难以突破1月低点。



7

不确定因素:

通胀和海外疫情


2022年下半年,我们可能还会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第一,国内通胀预期可能短暂升温。2022年1-5月CPI累计环比达到1.2%,明显超过2020和2021同期,也超过2015-2019同期的平均值。受较低基数影响,叠加猪价反弹,今年三季度CPI同比可能升至3%左右。这种通胀的上行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和较低基数推动,可能在四季度就会得到缓解,不具备持续上行动能;且与房价、服务价格密切相关的核心通胀仍处于1%左右的较低位。


参考2019年猪价引发的CPI上行,并未引发货币政策收紧,2021年上半年较高的PPI成为降准的理由,可见今年下半年CPI若短暂上行,不至于引发货币政策调整。面对全球原油、粮食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通胀风险,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更多体现在供给端,通过定向支持煤炭、农业等特定领域,改善国内供给环境以稳定物价。但今年三季度债市可能出现短暂的通胀预期升温,叠加三季度经济处于局部疫情之后的恢复期,长端利率或面临阶段上行压力。



第二,警惕变异毒株引发的新一轮海外疫情。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BA.4/5在美国开始新一轮流行,其免疫逃逸能力更强,容易引发重复感染。如未得到有效控制,可能在秋冬季引发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疫情。如海外出现新一轮疫情,一方面,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产生冲击,可能导致发达经济体通胀继续攀升,给美欧货币政策收紧路径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海外疫情也可能给国内带来新一轮的输入性风险,增加国内防控压力。



8

总结


当前处于债牛的后半段,国内经济进入恢复期,海外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周期进入回落阶段;国内宽货币+宽信用,收益率曲线趋于陡峭化。


对于下半年,我们建议不妨边走边观察,以2019为基准参考,同时密切关注两层,一是7-8月的相对确定的疫后恢复。前期政策可能支持经济增长快速恢复至5%附近。疫情期间十分充裕的流动性可能也逐渐回归常态,再叠加通胀预期可能升温。届时利率面临阶段上行压力,10年国债收益率的上限在2.85-2.95%区间。


二是9-12月进入经济回归潜在增速过程,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修复情况面临不确定性。下半年专项债对基建支持作用面临消退,国内经济需要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加杠杆,但年内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主动负债意愿可能不强,仍有赖于货币供给端发力支持。货币宽松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届时市场可能博弈货币宽松预期再起,10年国债收益率的下限在2.55-2.60%。


后续观察指标方面,企业部门除了关注企业中长期贷款外,企业活期存款反映生产经营活动也值得关注;居民部门融资重点关注新增中长期贷款。



风险提示:

1. 国内政策出现超预期调整

本文假设国内政策相对温和。但假如国内经济超预期放缓、或通胀超预期上行,国内财政或货币政策相应可能出现超预期调整。

2. 疫情出现超预期变化

本文假设海外疫情基本维持当前情景。但假如变异毒株出现超预期变化,有可能引发全球风险偏好等因素出现超预期变化。


年度策略系列:

2022债牛余韵



   

已外发报告标题《2022利率中期策略:柳暗花明》

对外发布时间:2022年6月25日报告作者:

刘 郁,SAC 执证号:S0260520010001,SFC CE No.BPM217,邮箱:shliuyu@gf.com.cn

肖金川,SAC 执证号:S0260520030002,邮箱:xiaojinchuan@gf.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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