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呆按】日前，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法治金融论坛第61讲”邀请前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周放生副局长以《利润共享走出企业改革创新之路》进行演讲，邀请八十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的黄江南先生和吕良彪律师进行点评。此文为吕良彪律师点评发言梗概。

【国企改革精气神——云居山暮鼓】

“蓟门论坛”真的是个特别“爽”的讲台，所以我担心自己本能地上来就不想下去了。所幸（刘）教授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规则，而且时间快到的时候会有提示——我们的论坛、我们的改制、我们的国企乃至我们的社会，其实都是需要一个有明确的规则公示给大家，需要风险的提示机制和约束机制，而且还要严格执行这些个规章制度。接下来，我用三个关键词来表达我今天的学习体会：

第一个关键词：周放生

——国企改革需要精细化的解决方案

周放生老师今天的讲座概括起来便是“一个美丽梦想，两大理论突破，三种治理影响”。

1.一个美丽梦想

周老师回避了敏感的股权问题，而是试图从利益分配入手，即在企业完成一定定额利润的基础上，对于超额完成的增量部分约定员工参与分配而且拿大头，希望以此打造企业命运共同体，圆企业员工中国梦。

2.两大理论突破

一个是厘清了“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法人财产”。

这不仅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在司法实践中更是特别重要。作为律师，我的主业是公司控制与争端解决，经常需要代表与地方政府博弈。地方政府往往喜欢简单粗暴地采取三板斧对付不听话的民营企业家：

一曰刑事立案，就是声称企业家涉嫌犯罪了，在你头上悬一把刀逼你就范。早期抓企业家多的一是贿赂问题，一是税务问题。2007-2009年我们在承办达能娃哈哈巨额国际投资纠纷时，就有人攻击宗庆后先生偷逃税收三个亿。当时，我们提前建议宗庆后先生梳理法律风险尤其刑事风险，也充分评估了税务风险，在税务机关立案之前我们即补交了全部款税——其实这笔税款应该由达能还是宗庆后承担，是存在争议的。

那之后，《刑法解释七》出台，明确规定出现逃税问题不能直接抓人，只有当税务机关查处后仍然拒不改正或屡教不改的，才可以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所以，范冰冰补交税款带罚款近九个亿之后不必坐牢而刘晓庆曾在里面呆了四百多天，这是刑事法律的变更对地方政府的约束。

一曰民事捆绑，就是即使只有三千万的纠纷也可以通过起诉把你三个亿乃至更多的资产都冻结起来。

一曰刑事追赃，曾经虚假注册、抽逃出资成为抓捕企业家的一个主要案由，若涉及此类犯罪则地方公安完全可能通过所谓刑事追赃将你相关联企业都限制起来。

——如此三管齐下，逼外来投资人订立城下之盟。而地方势力之所以敢于如此有底气，理直气壮的理由常常便是“保护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下的所谓国有资产其实往往不过是国有企业的法人资产，所谓保护国有资产常常沦为权力的大棒和赖账的理由。

一个是创造性提出资本和劳动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因素。

印象中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们都认为是“劳动创造财富”，而《公司法》则确实了股权说话的基本原则。二者如何协调？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我素来认为：经济决定社会财富有效产出；法治关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而且从终端的财富分配，又影响甚至决定着资源的配置和生产的过程。所谓的生产者、打工者和资本者是相互转化的。马云牛逼吗？是资本家吗？不是的，在雅虎里面他是打工者，他们管理团队只有不到20%、他本人则不过约7%的股份。

达娃之争和支付宝纠纷中，我都提到契约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契约文本精神，而是说你给企业提供的价值是什么，企业的长远的发展过程当中是这个资本最重要，经营者的智慧和实践经验最重要？我一直在做公司控制权之争，从早期的娃哈哈，到国美，到万科，都是这样的博弈，是各方的综合资源博弈，不仅仅是资本资源，不仅仅是人力资源，不仅仅是媒体资源，甚至不仅仅是政治资源——当年达能娃哈哈纠纷时，时任法国总统萨科奇是找了我们涛哥的；万科重组的时候，马省长当时是深圳的市委书记，他亲自主导的深圳地铁入主万科，而且国务院国资委的主要领导也表示了大力支持。

资本和劳动的博弈是长期的，在我看来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资本资源、人力资源都是创造社会财富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很难接受在一个企业中一个普通工人创造的价值比企业家更多、贡献更大。对社会财富生产有价值和贡献的因素都应获得应有回报——无论资本，还是劳动——这是周放生老师能够从利益分配着手的逻辑起点。

3.影响三大治理问题

我以为公司治理无非三个基本问题：一是股权问题，涉及主权和所有权问题；二是治权问题，即公司治理结构和智慧；三是企业文化及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周老师从利润共享着手，对这三个问题都有极大影响。

从股权层面，可能引发同股不同权、无股而行权的问题。

同股不同权当下主要有两类：一是管理决策上的同股不同权。比方前面教授也提到的阿里马云，京东刘强东，他们都享有远超其股权份额的决策权。一类是利益分配上的同股不同权——这个问题上其实法律和实务操作上已经有相关规则，比如有限合伙中普通管理人与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差异。

现在不少企业赴香港上市、新加坡上市、纳斯达克上市等，都是为了求一个“同股不同权”的法律环境。周放生先生今天提出了第三种有代表性的同股不同权。应该说，这个设想是很大胆的，也是很富于创造性的，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在自由经济的法律环境下是完全可行的：法律是公众的契约，契约是私人间法律。法律是批发的契约；契约是零售之法律。——类似于小平同志的“猫论”“摸论”与“不争论”，试图绕开股权拓展一条国企改革的“后山小道”——这个问题在民企中很好解决，大家协议就是，例如所谓VIE也就是协议控制，协议分配利润原则上更不是问题。

但，如果事涉国资，可能情况要复杂得多，法律风险也要大得多得多，可行性也就要小得多得多。

从治理层面，将人性与监督、激励相结合。

我们一直讲企业治理要如何理顺“三会一层”，这基本属于绝对正确的废话。周放生先生提出激励比监管重要，很有启发性。而且，将员工的利益都融入到最后分配当中的时候，如何加强监督、如何节省成本、如何维护企业品牌、如何避免短期行为......都可以通过利益激励得以实现。

而股权与治理相和谐的文化融合之处，便是周放生先生刚刚提到的：对于企业而言，员工目的而非手段。——这个论断是极具人文的光芒的，也是调和各种利益、化解各种矛盾的融合性力量。

周放生之梦可能实现吗？

前些日子，河北的孙大午提出理想的企业模式应该是：私有，公治，共享。应该说，周老师这个梦想要保守得多，稳妥得多。但即便如此，仍然是“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如此美妙的“企业命运共同体”、如此精妙的“利益共享方案”能够行得通么？

周放生先生一直试图以纯经济的、专业的、技术的、精细化的方案来回避一个重要的甚至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是中国式政权的一种行使方式，是作为政权基础的“钱袋子”，与枪杆子、刀把子、笔杆子同等重要。这也是国企改革最大的理念障碍、制度障碍、法律障碍。

当下，混改又成为某种“新生事物”——这怎么可能是什么新生事物呢？当年的国企改制其实无非两个根本方向：一是MBO的方式，管理层收购，也就是被郎咸平指责为小保姆当上女主人的模式；一是引进战略投资人的模式，如果引进的投资人是民企、外企、上市公司，不就是所谓的混改么？——前些年我处理了太多太多“国企改革回头看”翻旧账收拾企业家、投资人的事情，凭什么现在搞混改让非国有经济往里冲呢？！现在谁能有安全感呢？官员有么？企业家有么？尤其近些年这种不安心因素加重又是什么造成的呢？国进民退的隐忧究竟大家在担心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将要讲的：

第二个关键词：黄江南

——国企改革是个宪政问题

作为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国营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在权力的安排之下，一枝独秀。国民经济也在权力的垄断之下，近乎崩溃。八十年代，在座的黄江南先生与王期山、朱嘉明、翁永曦等先生一起并称“改革四君子”。他们是在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农业问题的基础上就“中国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命题提出方略并与当时中国的最高层当面沟通。此后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府放弃垄断一切资源的做法，将一些资源和权利交由社会、交由民众去处置，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开始发展，这样整个社会开始有活力。但这样一来，原本在计划与垄断保护之下的国有企业发展就受到极大冲击，出现诸多困惑。

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国企改制是个宪政问题》发在《法制日报》的副刊上。一方面，国有资产因了权力的因素在非正常、非正当流失。另一方面，通过高税收、高收费、高房价、高物价、高油价等等因素，大量民间财富又成为国有财产——这部分怎么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说这样或者那样呢？这些显然都是需要把我们权力管好的问题。那么，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呢？我顺着黄江南老师刚刚提到的几个案例讲下去：

一个是杭州一个大学副校长叫褚建的，被指控贪了巨额科研经营等国有资产，但最终却是基本关多久就判多久，出来后还给了他巨额研究经费。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叫付林的教授因为与褚建类似的问题被检察机关抓了，但最终还是放了出来。

前些日子昆山于海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夺刀反杀行凶者，被公安机关认定为正当防卫撤销了案件。此后，哈尔滨市检察院又指令下级检察院撤销了对滕广江的批捕决定——的哥滕广江开车被骑摩托车的人无礼追骂，结果对方在辱骂过程中心脏病发身亡，而滕却因此被以所谓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拘、被逮捕，在看守所呆了近四个月。

上述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转机甚至彻底反转呢？因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事情不再仅仅是单个的事情，而是可以通过互联网，通过媒体大家可以看到，看到以后每个人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就形成了一种叫“公众意志”。——这种公众意志是有力量的，而这种公众意志则是由我们一个个普通人的声音汇聚而成的。

所以，你我每一个人的行动，最终将汇集成历史的洪流。这种力量是足以改变社会，足以影响历史的。——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当何以自持呢？这就要涉及到我将要讲到的：

第三个关键词：刘纪鹏

——知行合一的家国情怀

每次看到刘院长甚至想到“刘纪鹏”这个名字，脑海里响起的旋律就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前些日子高晓松曾经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怼了一个清华的博士毕业生，因为那位博士生向几位老师请教的是他应该如何选择职业——高晓松讲清华这样的大学是培养“国之重器”的，你怎么如此关注自身的那点子事儿而没有一种家国情怀与担当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高晓松多少有些早就憋着劲儿要怼那博士生的，无论他问什么问题。但高晓松之怼确实给我们每个年轻人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你的责任和担当在哪里？怎样避免成为一个纯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我最后要讲的是：各位有幸在这样的时代，有幸学习在商学院，有幸有这么一位可爱的刘纪鹏院长给大家请来这么多的嘉宾，有幸能够努力成为一个知行合一的复合型知识结构人才，我希望每个人身上的家国情怀永远不要少。

最后，建议大家全体起立，用热烈的掌声向刘院长、向各位老师和全体嘉宾表达我们的敬意和感谢。

附：讲演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