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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位贵族小姐”走了,享年103岁

华人作者团 最华人 2024-03-05



作者:荠麦青青




1848年,30岁的英国天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离世。她的一生只创作过一部小说《呼啸山庄》,这部唯一的小说却成为了旷世奇作。


1955年,中国著名翻译家杨苡(yǐ)将其译成中文。


“那晚风雨飘摇,大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觉得自己正住在约克郡旷野的那所古宅子里,不自觉地念着Wuthering Heights,灵感从天而降!”


于是,杨苡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后来国内出版的这部小说皆以“呼啸山庄”为通用译名,杨苡的译本至今仍被许多读者视作不朽的经典。


● 杨苡


2023年1月27日晚,103岁的杨苡也走完了她风雨交加的一生。


她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历史风云,用她口述自传的一句话形容:


“时代不是她的人生背景,她的人生就是时代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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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惘中的少女


2021年5月8日,纪录片《九零后》在昆明举行了首映礼。


之所以将这部讲述西南联大故事的纪录片称为“九零后”,是因为导演徐蓓所采访的对象——杨振宁、许渊冲、潘际銮、杨苡等16位专家学者的平均年龄都在96岁以上,他们是一群曾于战火纷飞中矢志报国的进步青年。


● 《九零后》海报


徐蓓在采访杨苡时,她正抱着一个小小的音乐播放器,聚精会神地听着这首发行于1939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翠堤春晓》中的插曲。


“这是我的小快乐!你要不要一起听一下呀?”


白发苍然的她仍像个少女一般,跟徐蓓打招呼。


徐蓓当即决定临时加拍一场:杨苡静静坐着,背景音乐反复播放着这首歌。后来“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也成为了《九零后》的英文名。


就在这样温馨怀旧的曼妙轻歌中,杨苡回忆了她在西南联大的往事。


● 纪录片《九零后》截图


“人的一生不知要遇到多少人与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是个平凡的人,却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可念,许许多多的故事想说。”


1919年,杨苡出生于天津的一个书香门第。


她的祖辈有四位曾在晚清时考上了翰林。父亲杨毓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先后担任沈阳电话电报局董事、天津中国银行首任行长。


● 左起:哥哥杨宪益、母亲徐燕若、杨苡、姐姐杨敏如


同龄人羡慕她优越的成长环境,可是杨苡却觉得自己“命不好”。


之所以有这样命途多舛的感受,是因为父亲在她刚出生2个月后就去世了。加之杨氏家族虽是名门望族,但脱胎于封建社会的余荫,避免不了带着旧王朝的陈规陋习。


她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后,母亲作为家里的二姨太,曾被姑妈要求殉节。


好在母亲很有主见,不是那种唯命是从的封建女性:


“我干嘛死?我有三个孩子,我得把他们带大。老爷跟我说过,一定要把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对国家有贡献。”


母亲没有食言,她将儿子杨宪益送去了英国留学,大女儿杨敏如就读于名校燕京大学。


后来,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英译了百余种名著,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敏如师从顾随,成为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 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


对于小女儿杨苡,母亲更是悉心教导。


1935年,杨苡16岁。“一二·九”运动爆发时,杨苡就读的天津中西女校的学生纷纷上街游行。


但念及杨苡是贵族小姐,更出于对她的保护,家人不同意她去参与。


● 1937年,杨苡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留影


那时,她最爱的哥哥和姐姐都不在身边,闷闷不乐的杨苡只能独坐家中,闲来无事时,她翻看了巴金的《家》。


那时的巴金,因为“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深受青年学生的追捧。


在读完巴金堪称人生启蒙的作品后,杨苡觉得自己就是“觉慧”,小说里的高家和她生活的杨家如出一辙。


激动之余,她致信巴金。


● 杨苡向巴金倾诉的内容


当巴金读到杨苡从天津寄来的信时,顿时热泪盈眶:“先生,你也是陷在同样的命运里了。”


从晚清走来的巴金,不仅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更被家庭的牢笼所囚困。他没有想到,一个正在求学的女学生会和他有着同样的际遇和感受。


但他在信中劝这个迷惘的小姑娘,你要懂得向前看,多读书,相信未来。未来总是美丽的。


此后,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巴金也成为了杨苡在文学上和人生中的引路人。



西南联大的岁月


1937年,杨苡被保送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不久,“七七事件”爆发,天津沦陷。


民族危亡之际,偌大的华北,“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战争的阴云下,清华与北大、南开共同组成了临时大学,后来迁至昆明,这就是创造了中国教育史奇迹的“西南联大”。


● 杨苡在西南联大翠湖留影


当时还没来得及入学南开的杨苡,便匆忙开始了她在西南联大的艰难岁月。


她和流亡学生从天津、上海、香港、越南一路辗转至昆明。西迁途中,在轮船和闷罐车上,她们一路高唱着歌曲《松花江上》。


到了昆明后,有相对安宁的读书时光,但也经常遭遇敌人的飞机在天上盘旋的情形:轰炸声、爆破声、大火焚烧声、墙倒屋塌声、大人孩子的哭喊声,交织成战争的场景。


但当杨苡回忆往事,她讲起的却是无人留意的细节:


“热水瓶倒在地下,奇的是碗里煮好的鸡蛋倒没翻出来,居然不偏不倚好好坐在地上。”



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诞生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很多巨擘,群星闪耀,日月争辉。穿梭在大师中间,杨苡贪婪地汲取着一切知识和精神上的养分。


沈从文先生当时和杨苡住在一个院子里,她很欣赏这位富家千金放弃优渥生活,决然出走的勇气。晚上,如果杨苡家早一点关灯,第二天清晨,沈从文就会提醒她:


“杨小姐,要读书,要用功点。”


此外,沈从文还劝杨苡改系:“你还是进外文系的好,你已学了10年英文,那些线装书会把你捆住。”


沈从文借给她很多译过来的书,说将来你也能做翻译。


就这样,杨苡改上了外文系。


● 80年代初杨苡与沈从文


大二那年暑假,杨苡与学长赵瑞蕻结婚。


在她的回忆里,赵瑞蕻是一个丰富而生动的形象:“这是一个如此热爱生活的人;一个从小迷上了《爱的教育》并想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被朋友戏称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不谙人情世故的幻想家;一个进了课堂便滔滔不绝,愿为年轻人倾泻他所有知识的好老师;又是一个不问书价多少,进了书店便被堆满了书的书架牢牢地吸住的书痴!”


● 1941年,杨苡和赵瑞蕻在西南联大


生下大女儿后,她应在重庆避难的母亲要求,到重庆中央大学借读。


1942年6月,巴金写信鼓励杨苡:“人不该单靠情感生活,女人自然也不是例外。把精神一半寄托在工作上,让生命的花开在事业上面,也是美丽的。”


一次,在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她读到一本叫Wuthering Heights的书,这才惊讶地发现,这本书正是她少女时代看过的《魂归离恨天》的原著。


爱妒交缠的故事再次打动了她,当时,赵瑞蕻正在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受他影响,她也动了翻译的念头。


1943年底,巴金在给杨苡的信中也提及了翻译一事:


“你有空,我还是劝你好好翻译一本书,海明威的也好,别的也好,不要急,一星期译几百、几千字都行,再长的书也有译完的时候,慢是好的,唯其慢才可细心去了解,去传达原意。”


独步译坛的经典


1946年,杨苡一家迁到南京,她进入了国立编译馆,在哥哥杨宪益的翻译委员会工作。


1950年代初,巴金看了杨苡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俄罗斯性格》后曾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更好一点。”


从那时起,杨苡“下决心让我的译文或译诗必须要为读者着想,要经得起行家对照原文推敲。”


1953年,赵瑞蕻到德国做访问教授,杨苡独自带着孩子住在一处破败的房子里,窗外荒草萋萋。


● 杨苡一家


她再一次想起巴金先生的叮嘱,于是开始翻译《咆哮山庄》。“咆哮”的表达来源于梁实秋的译本。杨苡看到后直言“滑稽”,毕竟没有人会把自己住的房子称作“咆哮”。


杨宪益听后,将了妹妹“一军”:“有本事你来译!”


哥哥一向是她最崇拜的人,有了他的激励,更让杨苡踌躇满志。


在一个风狂雨骤的夜晚,杨苡听到雨点拍窗声,于是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无论从音译,还是意译的角度,都堪称完美。


有了惊艳的书名后,杨苡激动地告诉了巴金。巴金回信说:“你要译W.H.,我很高兴,这书你译出后,一定要寄给我看。你可以驾驭中国文字,你的译笔不会差。”


两年后,《呼啸山庄》出版,艾米莉·勃朗特的这部传世佳作从此走进国人的视野。


● 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


杨苡翻译的《呼啸山庄》流传至今,独步译坛,被誉为“不可撼动的经典译本”,受到无数读者的喜爱。


然而,这本书直到1980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


那一年,她已61岁。


在十年浩劫期间,屡次被审查,多年“靠边站”的杨苡,一度以为《呼啸山庄》就此人际湮灭,再无人造访。


她还记得哥哥杨宪益翻译的书,曾被七零八落地丢在院子里。


对方不但将墨汁泼在了他干净的白衬衫上,还要杨宪益亲手烧毁自己秉烛熬夜译完的书籍。


而她的泣血之作,因为“宣扬‘爱情至上’”也没能幸免——被抹黑成为一本“禁书”。


人人自危下,人人自保。


可杨苡还是在惨遭批斗的情况下,保住了仅存的她与巴金先生的20余封通信。为此,她被红卫兵当众甩了一记重重的耳光。


当时,那记耳光几乎要把她打倒在地,但她还是在踉跄中缓缓站定了……


1987年,她将1939年至1985年自己和巴金的通信进行了编注和整理,后来就有了《雪泥集》的问世。


那时的巴金已83岁,他看到了杨苡的《雪泥集》,不禁感叹:“想想写《雪泥集》那些信函的日子真像在做梦!”


杨苡一直记得1997年11月22日,最后一次见巴金先生时的情景:


“那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他,临别的时候,巴金握着我的手十分吃力地说了两个字‘多写’,他的手很温暖。”


● 杨苡和巴金


2005年,巴金先生去世。带着恩师的叮咛,年事已高的她每天深夜才休息:“因为舍不得,要看书。”


8年后,已94岁的杨苡用感恩的文字,写了她和巴金的故事,以一本《青春者忆》献给巴金先生一个“好长好长的梦”。


她始终牢记着巴金让她多写的规训,更深受他“说真话”精神的影响。一辈子于大风大浪中穿行,她却始终保持着一代知识分子卓然而立的风骨。


天真的赤子


“破四旧”时期,丈夫将杨苡早年收藏的200多本旧书捆扎好,骑着自行车,送到了她所在学校的中文系。


她很心疼,但特殊年代下,或许对这些书籍而言,能够躺在校园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


“Character is fate!性格使然!”


也正是因为这样,退休后的杨苡仍然以一颗天真未泯的心过着自己的晚年生活。


● 老年杨苡


她于古稀之年,翻译完成了英国诗人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


1998年,杨苡与他人合译完成《我赤裸裸地来——罗丹的故事》:“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文字游戏,它使你夜不能眠,但最后你尝到它的甜味。”


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杨苡都一丝不苟,这位对生活,对他人要求不多的老人,将最大的“苛责”用在了创作上,用她的话讲,就是文章写出来要“摆一摆”,放上几天,再反复修改好几遍,直到满意为止。


在她看来,“当我能将心里的话痛痛快快变成纸上的文字时,这可能意味着我没有白白浪费掉生命。”


但年岁愈深,便愈会面临一个残酷的事实:知交零落,亲人渐故。于时间无涯的荒径之上,她成了一个踽踽独行者。



1999年2月15日,相濡以沫了一生的丈夫赵瑞蕻去世。杨苡说:“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这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已经得到了最后的快乐和满足,因为他毕竟走完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苦难的历程: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战争与和平,表扬和批判……,有欢乐也有痛苦,从二十世纪初到世纪末都是一言难尽的。”


遍尝人生百味,所幸,她始终热爱创作。


一次骨折住院后,手术一结束,她就在病榻上摊开稿纸,“开刀打进身体的那只钢钉价值8000元,就相当于一颗钻石戒”,出院时,她已完成了《命中无钻石》。


那年,她84岁。


杨苡88岁时,有好友提议为她过寿,她予以坚拒,她始终都不爱过生日:


“没意思的事,有人非要做寿,很在乎,我就不做,这也叫一种玩法。”


生前,她一直住在装修老旧的房子里,在玩偶的陪伴下,在书籍和文字中,她没有对衰老的感伤,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始终活得饶有兴致。


杨苡每天大量阅读,客厅俨然是一个微型图书馆,大大小小的书柜无一空余。


● 杨苡书房一角


她喜欢看书看报,也喜欢看电影。有时候杨苡会与在北京的女儿预约,在相同的时间看同一部电影。


在女儿眼里,“妈妈眼睛里饱含着孩童般好奇、天真、志趣,和独立自强带来的自信。”


只要有新奇想法乍现,她就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书籍、照片、布娃娃,她的口头禅是“好玩哎”。


有客人来访时,她仍然会像小女生那样描眉毛,涂口红,眼神清澈,美意不倦。
面对慕名前来的年轻人,面对他们的困惑与迷茫,这位饱经忧患的老人会引用《基督山伯爵》中的话:“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


在她家的墙上,挂着上世纪90年代初,她让好友俞律挥毫留下的两行鲁迅诗句:“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百年时光,呼啸而过,她达观依然,一如1940年她留在昆明西南联大莲花池畔的诗句:“我爱日月,晨之晴朗,夜之朦胧,更爱看一条雨后出现的彩虹!”


但有时,她会在凌晨醒来,是因为梦到了年少之事,于是披衣坐起,听听老歌。“比如我很喜欢听那首I went to your wedding。”


她将哥哥杨宪益的照片,摆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为了纪念他,2015年,96岁的杨苡携小女儿赵蘅主编了《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卷帙浩繁,被称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画卷中的独特一页”。


● 杨苡百岁诞辰留影


百岁时,杨苡荣获第七届南京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


“我想我这一生如同浸透了浓郁的果汁,确是不虚此生,果实累累。”


《浮生六记》里讲:“情深不寿,寿则多辱”。 她却曾说,活着就是胜利。


如今,弦歌断,风流绝。一个世纪的传奇于斯落幕。


先生千古。一路走好!


● 参考资料

[1] 译林出版社 |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杨苡口述自传

[2] 纪录片 | 九零后

[3] 南方都市报 | 杨苡:生正逢时,苦难的历程有爱相随

[4] 华西都市报 | 沈从文是她指路人 巴金鼓励她翻译 百岁翻译家杨苡的传奇人生

[5] 文学报 | 在百岁杨苡人生口述中,比传奇更重要的是度过漫长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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