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 | 碳中和目标下的深刻社会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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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2020年11月9日，《阅江学刊》编辑部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举办“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气候治理”专题研讨会。会上，多位专家围绕我国气候治理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针对气候变化宣传、净零排放、能源结构转型、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等问题深入交流。本刊整理专家发言的核心观点，以笔谈的形式发布，欢迎广大读者就相关话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碳中和；气候治理；生态文明；能源结构转型

碳中和目标下的深刻社会经济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

陈迎

本文目录

一、碳中和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科学与政治互相驱动

二、在碳中和国际进程中，大国博弈不可避免

三、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需要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

四、围绕碳中和目标，抓紧研发负排放技术

2020年，“碳中和”无疑是一个高频词。2019年12月，欧盟发布《欧洲绿色协议》，提出2050年率先实现碳中和目标，各国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学术界围绕碳中和目标的研究和讨论也相当火热。2020年称得上是“碳中和元年”，一个汇聚全球力量，如滚滚洪流一般，将持续数十年的碳中和国际进程正式开启。在这一充满竞争和博弈的进程中，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各级政府、企业、公众、传媒，包括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全社会的方方面面做好准备了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碳中和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科学与政治互相驱动

碳中和目标是根据《巴黎协定》的1.5℃温控目标而制定的。回顾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一直存在。但是，比较全球2℃温控目标的形成过程与1.5℃温控目标的形成过程，科学与政治的互动有很大的不同。

2℃温控目标提出以前，以欧盟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上有充分的准备：2006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论证，2008年在日本召开的G8峰会达成政治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讨论这一共识，直到2010年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这是一个从科学到政治，再法律化、制度化的过程。

1.5℃温控目标的形成过程则是相反的。2015年，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谈判的最后关头，为了与小岛屿国家联盟达成政治妥协，各方同意将1.5℃温控目标写入《巴黎协定》。可以说，1.5℃温控目标的形成过程是先成为政治议题，再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邀请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进行科学评估，提供咨询建议。

2018年底，IPCC发布《全球1.5℃增暖特别报告》，比较了2℃和1.5℃两种不同温控目标情景下的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实现1.5℃温控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1.5℃与2℃相差0.5℃，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全球环境损失自然小了许多，但是，实现的难度也增加不少。《全球1.5℃增暖特别报告》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要实现1.5℃温控目标，全球必须在2050年左右实现净零排放，即碳中和。

IPCC是一个科学评估和咨询机构，不会明确给出1.5℃温控目标或者全球碳中和目标是否可行的结论，这需要政治家作出政治决断。现在，国际社会基本不再谈及2℃温控目标，所有的模型研究者都开始研究1.5℃温控目标，各国的气候政策目标都在考虑碳中和，这意味着碳中和目标已基本成为全球性的政治共识。在1.5℃温控目标的形成过程中，总体而言是政治驱动科学，也可以说，政治共识的科学基础还不够牢固，社会认知也存在不足。

二、在碳中和国际进程中，大国博弈不可避免

不论科学驱动政治，还是政治驱动科学，碳中和已是大势所趋。未来中国、美国、欧盟将是影响甚至决定这一进程走向的重要力量。

回顾2020年美国大选，有人说惨烈，有人说魔幻，总之是高潮迭起。民主党拜登已经上台，美国对内对外政策都将面临重大调整。拜登在竞选中承诺，上任后将带领美国重返《巴黎协定》，重塑美国的领导力，并敦促其他排放大国加大减排力度；对内则实施“绿色新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高端制造业，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将美国打造成清洁能源超级大国。当然，在社会严重撕裂的美国，要兑现这些选举中的政治承诺，落实选举诺言，确实面临很多挑战。

在欧盟方面，近来中欧合作呼声很高，但是事实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乐观，中欧合作存在很多暗礁，例如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节税、可持续的森林产品等问题，都可能成为未来欧盟攻击中国的话题。最近，欧盟还频频向拜登团队释放信号，要求加强合作，联手应对中国的挑战。

总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美欧之间的大国博弈将精彩纷呈，气候变化特别是碳中和目标无疑将是大国博弈的重要议题。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需要在中美欧三方博弈中处理好各种关系，不仅需要中国智慧，也需要拿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三、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需要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提出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时，特别强调“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我认为，“自我革命”不是一般意义的改变，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就必须迎接一场全面的、巨大的、深远的变革。这意味着，能源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力度或许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目前，已经有很多模型研究了中国实现碳中和的具体路径，计算结果虽有差异，但基本共识已经形成——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系统在2050年左右就必须完成非化石能源占比超过85%的目标，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要控制在5%以下，整个能源系统要实现清洁化、零排放甚至负排放。其他终端用能部门要尽可能实现电气化，减少直接排放。在工业领域，有一些碳排放是难以避免的，因此需要碳汇进行中和。

煤炭一直是中国的主要能源，目前，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高达58%，煤电占比大约为72%。要用30年的时间颠覆性地改造全国能源系统，实现碳排放归零，这是多么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实现碳中和目标。

这些结论是由模型推演计算得出的，而在现实社会中，转型不会自动地发生。如何以碳中和为目标推动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

首先，科学研究要先行。研究仅靠模型模拟是不够的，因为很多现实情况在模型中不能很好地被刻画和反映。理论研究必须从政策需求出发，从现实国情出发，更细致地考虑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其次，提高决策者和公众对碳中和目标的认知水平。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最后，依靠技术和政策的配合。在政府主导之外，要充分激发企业的主动性，让企业有利可图，在经济利益和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企业和行业主动投入新技术研发之中。只有将所有的意愿和力量形成合力，转型才能够发生。

充分了解碳中和目标下完成深刻社会经济转型的难度，并不是要动摇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信心，而是要在转型过程中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成本，减少社会问题。要实现碳中和目标，受冲击最大的就是煤炭行业。在碳中和目标下，煤炭行业必然是逐步衰落退出的“夕阳产业”，煤炭没有未来了。在转型过程中，必然有一些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害，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这是社会变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近年来，欧洲提出的口号是低碳转型“不能落下一个人”，寻求“公正转型”。同样，中国也需要在碳中和相关政策的设计、制定和执行中充分考虑这个问题，为利益受损的行业、企业和个人提供系统性的帮助和支持，包括经济补偿和技能培训等。

四、围绕碳中和目标，抓紧研发负排放技术

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负排放技术。有观点认为，应当重视前端的减排机制，倒逼能源工业转型，末端治理技术的作用不大。但是在实际中，末端的负排放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即使终端能源全部电气化，所有的电能都是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绿电”，总有一些碳排放是无法避免的，必须通过人工的技术来中和。

目前，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的负排放技术尚有很多技术难题未能攻克，这将是未来各国技术竞争的新领域。碳中和并不遥远，需要根据不同技术的特征和成熟程度，尽快开展负排放技术的研发、示范和部署。因为技术需要经过一定的研发周期才能进入成熟阶段，而且有些技术在小规模应用中可能不会出现问题，应用规模足够大的时候，潜在的问题才会出现。

例如，生物质能源与碳捕获和封存技术(BECCS)是目前最有希望的负排放技术，就是利用生物质能源后再将产生的二氧化碳捕获封存。因为生物质能源是碳中性的，结合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在理论上可以实现负排放。但是，如果该技术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应用，生产生物质能源将大量占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有可能影响粮食安全。此外，在生物质的收集、运输、储存、利用等环节，是否会产生新的碳排放，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环节是否会有环境风险，种种问题都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深入研究。

关于包括太阳辐射管理在内的各类地球工程技术，我主张应当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比如40年前，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现在的智能技术和无现金社会，那么，40年后，有多少新技术将会出现，同样无法想象。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鼓励创新，加强新技术的研发，保持积极和开放的态度。

原文出处：

柴麒敏、郭虹宇、刘昌义、董亮、鞠立新、刘长松、陈迎、陈洪波、庄贵阳：《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气候治理(笔谈)》，《阅江学刊》，2020年第6期，第36-58页。

柴麒敏,郭虹宇,刘昌义,董亮,鞠立新,刘长松,陈迎,陈洪波,庄贵阳.全球气候变化与中国行动方案——“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气候治理(笔谈)[J].阅江学刊,2020,12(06):36-58.

本文授权转载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阅江学刊》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fJMEUJF81iku0ih4eS1e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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