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真是在拍摄一个关于家人的纪录片时，想着也拍摄点流浪汉的素材，碰到了刘铁民，他是其中的一位。但只有他重新找到陈巧真说，上次那张照片拍的不好，想重拍一张。他换了张涂鸦，上面重新解释了他的出生，就这样巧真与刘铁民断断续续互动了7年。2018年他们开始合作拍一部小电影，电影拍到一半人失踪了，到处打听不到，直到在新闻中看到他，是被法院检控，他去领综援时被社工告发了。警察拿着视频证据光盘找了他一年，怀疑他参与了某次大型的社会云动。因为在监控的视频中，总能发现他的身影，但讽刺的是，他是流浪汉，本来就生活在街上。只是在这样的情境中，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需要、有归属感的存在，而结束之后，又被排除在外了，不是在监狱就是在某个城市的角落。巧真与刘铁民断断续续互动了这么多年，这个原因我想我们能够在现场展示的绘画中感受到一些，那是巧真与刘铁民在合作短片时的日记与涂鸦。在她自己上一个纪录片中，巧真拿着家人的相册，谈论着她的成长与记忆，在那平淡的讲述后面有着让人无法想象的个人命运。
——满宇
桥下的人
香港九龙区，一条叫西九龙走廊的行车天桥，长约3750米，是连接各九龙区的主要干道。桥上行车不绝，桥下阴影之处，则住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有些人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社区，也有些人，在杳无人烟之处独自生活着。
认识刘铁民，正在这样的一条桥底下。
2013年，当时我正在拍一个关于自己家庭的纪录片。纠缠在各种关系中，我搬了出来，租了一间劏房自己住，就在西九龙走廊的旁边。为了平静内心的躁动，我常在家附近流连。那时候，我参与了一个和「家」有关的摄影计划，我就想起了他们，住在桥下的人。
刘铁民和他的铁车
在不断的来回我和他们的「家」之中，我认识了很多人，并邀请他们画一张关于家是什么的画。而刘铁民是唯一一个，画了两张不一样的画的人。
那时候我在和别人在聊天，他拉着一架堆满各种胶袋的铁车走过来，在不远处坐着。我没有太关注他，偶尔看见他在本子上写东西，写了好像很久。后来再碰到他，我就走上去和他聊天。他喜欢看报纸，通常都是前一天别人扔掉的报纸。一些悲剧性的新闻事件，他会把一些细节记下来，重覆念几次或者写在本子上。我很喜欢和他聊天，感觉他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社工或义工」（虽然我本来也不是），而是一个聊天对象。
后来我和他比较熟了，就找他画画。我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决定用画画的方法去进入。如果他没有主动诉说自己的背景和家庭关系，我不会轻易问及一些家庭的问题，毕竟每个人的露宿的原因都不一样，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入这样的谈话。有些伤害是幽微却深远的，我害怕陷入这样的情绪困局中，所以直接叫他画画，从这些画打开关于「家是什么」的对话。刘铁民说自己没有家人，也没有家，就画了自己和身旁的一架铁车，铁车上放满了他生活所需要的东西。
他说一个人没有牵绊，过得快活，自由、满足、肚子永远不会饿。说完从衣袋抽出一本巴掌大的簿子，上面记录了一百二十个可以免费吃饭的地方。另有一叠纸张，上面写了他的推介，「有汤和生果，可不是每间都有。」这些地方大部分在九龙，属于新旧交替人口稠密的地区。簿子还记录了他的随笔，包括各种俗语和诗句。他翻开一页，念道：「落魄莫问根由，最重要是活得自由。」他笑着，笑得时候眉目深陷在额头上波浪般的皱纹里，面容晒得干黑。
十七岁开始露宿，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当时的我二十出头，太多事情理解不了，也无法想像这是一种什么生活。他坦然道来这几十年来在哪里吃饭睡觉，不用申请政府援助金又如何生活。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申请公共房屋，八十年代只要等几年就有单位了。他也只是笑笑，说露宿无罪。当时我也受到很大冲击，我接触过的大部分露宿者都是没有选择才露宿，他却是选择了露宿。那个时候我才懂得开始思考，露宿是什么，而我为什么要拍摄这个群体？会不会只是出于一种猎奇、消费、带着残酷的目光去看他们 ？越认识更多的人，我就越觉得自己很幼稚和无知。我去挖出他们的内心，却没能为力处理他们溢出的情绪。处于这种纠结中，我问我自己，为什么非要尝试走进无家可归的人当中，去探寻他们的「家」呢？我没有给自己答案，隐约之间感到一份暗涌匿藏在体内。后来再碰到刘铁民，他说要重新画一张画，然后开始说起了他的「家」的故事。
他于菲律宾出生，一岁多被卖到福建。跟着养母生活到十一岁。后来养母举家移民菲律宾，他被留了下来，那一年他十七岁。「因为没有任何亲人，也没有『正常』的能力，就开始流落街头，打着散工过生活。」那「正常」的能力是指说话。他说自己五十岁以前都不会说正常的话，句子中的词语逻辑都是错乱的，因为以前被母亲打坏了脑子。四十多岁努力读书练习，才慢慢能够和别人沟通。
这是我从他口中听到描述母亲的第一句话，这让我闪回了自己童年的一个画面。刘铁民的母亲是个性工作者，小时候刘铁民就常看到母亲和不同的男人做爱。「因为很多男人对我母亲很不好，所以她就发泄在我和姐姐身上。」童年常被打，又被限制不能外出交朋友，刘的童年应该过得很悲惨。我问他为什么忽然要再画一张呢？他就说自己不是孙悟空，不是石头爆出来的，他也有家人，而且……他停顿了一下说，其实画铁车是没意思的，那个是捡回来的东西，丢了也没有所谓。
这是他重新画的一张画，左边的是他的父母，写着「菲律宾富翁」，右边的是他自己，写着「我自己穷人」。中间画了一条黑线隔开。他说母亲跟一个有钱人走了，「从此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本来也没有关系，我是买来的东西，用完就不要了。」我记得当时问他为什么特别用「富翁」和「穷人」形容自己和父母。他只是呢呢喃喃，说什么社会不需要穷人。当时的我还问他我可以做些什么吗？他又皱起眉头，说穷人生活也很好，没有太多欲望也没有烦恼，所以不需要别人帮忙。我才觉得自己其实很骄傲，带着残酷的目光去看他们。
这是我们在公园聊天时的录音，刘铁民说起自己的童年，没有悲情，像是陈述一个久远的故事。但这段对话却让我回溯了自己的童年，同样也是在一种不安中走过。我常常很安静，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很听话很乖巧，没人知道我的内心如此焦虑。
其实童年的许多事情都忘记了，只有这个想法一直埋藏在记忆里。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本日记。里面写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这样的一本私密日记让我感到安心，能让我安放无处可放的情绪。这种习惯一直到现在。后来长大后来到香港，和自己的家人团聚。一家六口住在一个狭窄的房子里，没有一处私人空间。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我投注了所有的热情。我开始变得叛逆，成绩差而且常要见家长，可是我很开心，觉得自己已经脱离过去，成为一个新的人。就这样我交了很多朋友，却和家人保持距离。直到有一年过新年，我回到了一间童年曾经住过的房子里，看到了一面墙的涂鸦，我认得自己那些歪歪斜斜的字迹，忽然各种情绪像浪一样涌过来，我全身湿透，呆在房间里像回到了小时候。我以为我建立的界限很坚固，原来只是一道幻影。
墙上的涂鸦
好几年来纷吵的家庭让我很排斥这种关系。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决定搬离家。搬来搬去，感觉依旧漂泊。走近无家可归的人当中，让我更能体会这种感受，很多人提醒我女孩不要独自做这样的事情，我是有恐惧，却不知道为什么又感到安心。刚开始做这个项目只是觉得可能有什么社会意义，后来才明白，是为了返回我自己。放大那种从前被藏匿和伪装的感受，让从前模糊不清甚至面目全非的「我」慢慢清晰起来。在「桥下的人」这个项目中，有些哀伤都来自童年，有些愤怒关于家人，我也试着去理解，家是怎么样的一种精神大厦，我们又是如何去建构它。
桥下的人
刘铁民在画第二张画的时候说到五十多年前，父母离开的那一天，他走了出门却不知道去哪里，一直在街上反复的走，他感到自由，又感到失落，最后停在油麻地的那棵大榕树下。
从「自己和铁车」，到「自己和父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可是在他第二张画的时候，看到他画得更认真和仔细，在卡通化的人物下，我努力想像他童年的模样，想像他也曾经是个婴儿，被母亲抱在怀里的画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感觉在迷茫中，摸到一座房子。刘铁民拍的，油麻地的榕树头公园
在完成拍摄「桥下的人」之后，我发过这样的一个梦：在一处广阔的平原上只有一个房子。我在里面四周一片黑暗，我感觉有某些东西在动可是看不见。想开灯，有很多灯掣可是全都没有反应。我呼喊着然后抬头看到天花板上有一双眼睛看着我。是一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不敢多看一眼。开不了灯我就想开窗吧，可是找不到窗。我就在梦里跟自己说，是在发梦，你想像一个窗出来。窗口出现了我跑去打开，一阵风吹进屋子乱动，但窗外也是一片黑色，我很害怕。我就说找门吧，想像一个门出来，我在黑暗跑来跑去，忽然前面有一道门，我冲出去有一点光进来，我往后看了一眼，屋里空空的中间只有一张很大的木床，周围都布满了灰尘，我就醒过来了。那是我父母的床。为什么要写这个梦出来呢？我不知道，我就想到它了。后来我大学要交毕业作品，我就想，毕业以后可能不太会回家了，不如就拍自己家吧。我就开始了拍摄关于家庭的纪录片。
《32+4》剧照
在拍摄中，我开始去问一些我以前不敢触碰的问题，我问父母的冷漠和缺席，背叛和暴力，我问他们了不了解我的童年? 我提问，可是我没办法向他们诉说什么，我没有这个勇气。这个过程很痛苦，包括我的父母，我的行为深深的刺痛了他们，他们同样没办法回溯过去。回避或拒绝，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既没有阻止我拍摄，也没有离场，只是在景框里，背着我沉默不语。我们始终无法共同凝视这段不堪的过去。这些沉默的背影，是如此平凡的软弱，而拿着摄影机的我，又是如此冷漠，几乎有种对抗的意味，这种对抗回应了我常年积累的悲郁，也看到了父母隐藏的阵痛。 我放弃了拍摄，放弃了梳理复杂的家庭史，只想打开一个被掩盖的井口，揭示它的状态，破败和污浊，让它在镜头之下显示出来，包括自己的扭曲的倒影。 在这个过程，我才重新认识了自己，确认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年后，我交了毕业作品，感觉自己变轻松了，也不想再住劏房了，就和朋友合租一个唐楼单位。那里旁边有个小公园，刘铁民就在那里睡觉。就这样，在往后的日子，我们常碰到面，我有时会找他帮忙做一下搬运的工作，这也是他平常赚钱的方式。从十七岁到七十三岁，他几乎睡遍了香港十八区。在七十年代时，九龙仍有很多唐楼，街道仍然很阔，公园仍然很舒服。随处拾来一些木板搭成小屋便是家，这个家还能维持好一阵子。天气热就住进公园的凉亭，喝啤酒看人下棋好不写意。那时候他做清洁工，随处躺下来休息也没人理。八十年代，工作很多，他赚了很多钱，还帮刘德华的公司做过保安。他租住了一间在大角咀的板间房，才二百元。但最后敌不过木蚤的缠绕而回到街上。他喜欢睡在街上，通常是唐楼楼梯底，人来人往，能看见各种各样的人，总会和什么人谈上几句话，时间久了也能认识几个朋友。
香港的板间房是用木板把一个单位隔成10至12间，公用厨房和厕所。屋内闷热，有蒸汽房之称
这是他现在睡觉的椅子
上：刘铁民他形容自己外表乱七八糟有很多神化思想
下：刘铁民的铁车，是他能够拥有的全部，但都是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他说自己是一无所有。
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已容不下露宿者，政府有各式各样驱赶露宿者的方法：洒臭粉、淋水、强光、桥底加装石礅等，权力遍布了所有空间。他不能随处找个「家」席地而睡，又不能安顿个人物品，所以他找来铁车，放上被子和雨伞，就有了一张遮光遮雨的流动睡床。当香港所有公园的长椅都加上了铁条作间隔时，他也习惯了坐着睡去。香港的公共空间不断的收缩，一般市民的休闲地方也不够，自然就排斥露宿的人。露宿者的社区也只能存在于远离民居的行车桥下。在公共视野里，他们是散落在暗处不被看见的人。刘铁民曾住过桥下、码头、隧道、运动场、殡仪馆、公园和麦当劳等。问他住那里比较难受，他说老人院排第一。在他六十岁的某一天，他在街上睡着朦胧，忽被一个「好心人」叫醒并送去了护老院，那个「好心人」就是院长。院长帮他申请政府资助，然后得到的资助全部用来交了月费。他和十九个人住在一个不到1000呎的空间里，吃的很差，刷牙没牙膏，如厕只能用两格的纸巾，每天陪着院长看股票，被喂吃不知名的药物。他说那不是监狱，是地狱，里面的老人都痴呆了。他也没法逃出来，因为大门装了密码锁。二个月后，他觉得生不如死要变神经病了便张口大叫。他「撕裂喉咙」的叫着救命，一直叫了半天，直到院长受不住就放他走了。门一开，他连身份证也没有拿就跑了。他走到警察局补领身份证，跟警察说要去老人院抗议囚禁他，警察说一个人抗议没有用，抗议要很多人才有用。他就打消念头，一无所有，重新回到了街上。
在我和刘铁民的相处过程中，他从来不是被动、痛苦，或孤独的。我觉得他是很自由的生活着——这种自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找到生活的尊严，即使排队取饭吃，他也不会乞讨求怜。他也没有叫我帮助他脱离露宿生活，反倒是带我去了很多排队吃饭的地方，住了一晚避寒中心，吃了两个免费的杯面。一开始我也只是好奇，有点像是体验露宿的游戏。后来了解他多了，我才开始去思考，这样的人生，在追求着什么，或者没有在追求什么。背后又有多少是身不由己，又有多少是自己的选择。在2014年，我和很多人一起经历了一场无疾而终的社会云动。在现场，我有时候会碰到刘铁民。他总是一个人安静的站在群众边缘。我们聊了几句后又各自淹没在人海中没有交集。运动结束以后，我整个人很茫然，有段时期很沮丧，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焦点，日子却过得很快。不知如何脱离这种无边无际的状态。有一次，有朋友邀请拍个短片，题材内容不限，我就想把这种情绪拍出来。一开始是想去同样有这种情绪的朋友家拍一个镜头/一种状态，组成一条短片，但是没有人愿意，我就只能写剧本了。因为本来也没打算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只是想拍一些徘徊在失意之中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那些混乱幽暗的地方，用各自的方法，诉说自己最卑微的生存企求。写的时候不自觉的把很多关于刘铁民生活的经验写了进去。后来我就直接找他，和他谈起了故事。我常常想出一个东西来，带着某种情绪，然后他心中相似的事情就被唤起。在我们这种相互交换的过程中，日常语言的表达很容易产生误解，也很难触及到心理层面的东西。我们就用类似画画的方式来建构一个图像，比如在什么空间，有什么人，有什么行为。透过视觉化去表达，虽然大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情绪。刘铁民当保安的时候常会碰见半夜有人在暗处做爱，他觉得他们很不道德，却又忍不住偷窥。他觉得女人都像他母亲一样，性欲很强，对于母亲，很多事情他都忘掉了，唯有她赤裸着身体被人骑在床上的形象没有褪去。
在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在某家庭寄住，有一次母亲来探望我。我和她睡在一起，盖着被子。半夜有一个「东西」从被子下爬了上来，那是巨大的一团肉色物质，骑在母亲身上。它就像某种肉色的动物或野兽，发出呼呼声。我睁着眼睛，母亲看了我一眼又转头向着「他」，跟他说我在梦游，每天半夜都会醒来。于是，我像是收到某种指令，下了床来回走着。床上的被子胀得像个汽球，上下郁动，随时会爆开。
这件事我一直记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的「另一种形象」。
刘铁民说他童年都是在屋子里过的，他不可以外出。母亲每天都接很多客，所以常听到呻吟声，很困扰。于是我们从关于母亲的意象出发：偷窥、虚拟、性、自由、捆绑，发展了这样一个影片。
《无调人间》海报
《无调人间》
拍完无调人间之后，我想拍一个以他为主要角色的影片，于是我走进他的日常，先以纪录片的方式去理解他。
刘铁民在簿子上记录了自己的梦境
其中有一个梦，他反复梦见多次：他站在高处想要跳下去，感到很害怕。到跳下来坠地的一刻，他飞了起来。刘铁民说，如果睡得深沉，偶尔会发恶梦，但醒来就忘记内容了，只记得那种恐惧。他曾梦见从高处堕下，梦见自己将死，梦见自己不能动、或飞翔、或穿越墙身。他跟我说有一次他睡在码头的地上，睁开眼睛看到一只没有羽毛的白鸽子，它裸露着粉红色的皮肤、眼睛黑黑的看着自己。他想要起来，可是不能动。他感觉自己要死了。鸽子是要来带走他灵魂的，可是它没有羽毛。他在想，如果它不会飞就不能带走他的灵魂，那么他的灵魂就会游荡在世上，像现在做人一样。他很害怕，用尽力气抖着身体，使了半天力也没有反应。汗水包裹了他的全身，他觉得要晕过去了，就说试最后一次，不行也只能死去吧。后来他成功挪动了身体，那只白鸽也不见了。从此以后，他就不敢躺着睡觉了。他本以为是梦，后来摸到自己全身都湿了，知道这是现实。他说起了耶稣受洗时白鸽降临的故事，他相信白鸽是使者，带领人的灵魂去安心的地方，如果死的时候没有使者，可能会迷路。他说他并不怕死亡，只是害怕灵魂迷失在现世里永无休止。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死亡是什么。对他来说，死亡就是现实和魔幻的连接点，是他对虚无人生的一种盼望。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想跳楼，楼下聚集了很多看热闹的人，时间久了看热闹的人不耐烦了。那人男人就跳了下来，然后歪七扭八地站了起来，理了理染满血的恤衫，和围观的人逐一握手，然后抖着嘴唇不知说了什么就倒地死去，送到医院内脏都烂了。他说那个跳楼的男人很惨，自杀都被当成风景。我问他是哪个时候的新闻呢？他就说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发生，他亲眼看过几次。
刘：「死在街上不好看呀，觉得你怎么这么惨。而且发臭又影响到别人。」刘：「去一个安静些的地方，我已经找到了，那里有树呀鸟呀和泥土，可以埋住自己。」
一个人在将死之时走上山埋掉自己，听起来很像是电影桥段。他选择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论他最后如何、有没有这样做，一个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心境，才会想着要这样去静待死亡的来临。
我的日记
在我们所见所感之中，某些意象屡屡重现，在梦中经历的焦虑和恐惧、人悬空的状态、死亡的出现、它们与过往的经验或微弱或强烈的相诘。这些内在的图像有没有某种连结，又是指向什么，我难以说清其实也无从知晓。流浪猫、废弃的房间、森林、被驱赶、无声无息的消失……
根据这些事件，我写成了一个叫「在森林和原野」的故事，让他来演他自己，我们还投案参加一个短片比赛，拿到了十万港币的制作费。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人，在城市里四处流浪，寻找可栖息之地。有一天，他回到桥底发现住处被火烧黑了，在一堆瓦砾中，他拿走了一袋东西，从此不知所踪。
影片的拍摄在冬天的某个冷夜开始，那一天桥底要被清场，我们回到了现场，在政府的人来之前拍了一场戏。
在拍完这场戏后，我们失联了几天，再找他拍第二场时已经找不到人了。我每天奔走在九龙的街头寻找他。找了一个月，终究没有找到。他就失踪了，为什么呢？当时我很沮丧，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影片也没办法完成了，只能退出了当时的短片比赛。这种感觉很吊诡，本来要拍的故事是他在遭遇到某些事情之后无声无息地退出城市，不知所踪。这竟然在现实中发生了。
2018年10月26日，高等法院宣判刘铁民判监4个月，即时入狱，刘铁民不满判决，决定上诉。看到这则新闻，想起这样一个事情。两年多前有一次在公园看到刘铁民，他拿出40多只光碟给我看，说是警察拍他的影片。为了把这些光碟送到他手上，两个警察在九龙找了他一年。他嫌带着麻烦想把它丢了，后来我帮他留着，我看了里面的内容，人头涌涌，要找出他的身影比玩「威利在哪里」的游戏还难。
刘铁民出现的新闻片段
刘铁民给我的40张光碟，里面的素材加起来有10个小时
当时我常常在旺角的现场，不知道他也在人海里。2014年底，云动结束了。我们都回到了日常，他回到了街头，每天和以前一样排队吃饭睡公园。后来我看到新闻，找到新闻上站在他旁边的义工，才又找到了刘铁民。本来有人帮他租了一个木板房，让打官司的人方便找他。他住了两天又回到了街头上。我问他怎么忽然失踪了，他就说那天想去申请政府的社会缓助金，去了社会福利署，刚交上身份证，警察就来了，把他给抓走了。这才知道原来他被通缉了一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生活和以前没什么两样，身边也没有人对他说什么，却已经是通缉犯了。我问他在旺角清场的时候为什么不离开呢？他说当时所有人都没有离开，所以他也没有打算离开。那为什么要参与这场云动呢？他就说自己是香港人，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是睡在街上，所以没有人是露宿者，都是香港人。他感到他是大家的一份子。不再被标签为露宿者，就像三十年前一样，只有在这些时候，他才找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其实有没有真谱选，他的生活是差不多，回到日常，他依然是一个流落街头的人，依然要靠本子上记录的一百二十五个地方拿饭吃。每天吃饭喂猫，洗澡睡觉，也没有和其他人产生太多关系。跟我也是一样，片拍完了还是没拍完，他都不是很在乎，他随时可以离开，没有人关注，孓然一身，四处游走。因为这宗案件他每星期要到警署报到，由于他没有钱乘搭交通工具，都走路去警署，这对他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花去他很多时间，所以他说：「都没有时间洗澡洗衣服了。」根据他的记忆，这是他在法庭上的辩护词：法官大人请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打完又打，浪费大家的钱，你知道我们的诉求不是藐视法庭，而是因为公义。所以我不会认罪，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认罪。不如取个折衷的办法撤销我们的控罪，还我们一个清白，给自己一个尊重。后来他缺席了最后一次的上诉庭，法庭宣布判决他无罪。坐了13天的牢房，他恢复了自由。他跟我说，在监狱里的生活其实过得不错，饭菜都挺好，而且每天都有糖水吃。不过他还是习惯了自由的露宿生活，但可能会提早离开市区，到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生活，因为自己老了随时会死去，他不想给人看到自己死在街上。
案件结束之后，他搬到香港靠近深圳的边境上水区，就睡在一个殡仪馆附近。我去看过他一次，感觉在这之后他变得更边缘了，电话也不开。上水离那一百二十五个拿饭的地方很远，大概他不想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吧。这之后我也很少见到他了。一年多以后，我在金钟又看到他，他弓着身在路边拾着掉在地上的海报，贴在墙上。那是最近的一次社会云动，像以前一样，他在人海中出现，很快又被淹没了。
又在新闻中看到他
《一个人的社会》展览现场
展讯 | 一个人的社会
时间：2019年6月23日-7月22日
开馆时间：周三至周日 13：00-20：00
地点：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海傍路4号 新造当代艺术中心
艺术家：
宁静+余秋呈 刘铁民+陈巧真 满宇+徐坦
李珂+徐然 姚鹤立 山河+徐琳瑜
梁广年+喻旭东 刘超+刘伟伟
石炳煌+谢剑波 李莉君+东启 唐昌旺+唐浩多
出品人：蓝海骐
项目发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刘洋、满宇
策展人：满宇
策展助理：翁欣欣
展览执行：李乐
热带病艺术研究所 由李一凡、蓝海骐、喻旭东和满宇共同发起。
艺术研究所首先立足于中国南方的现实场域，这不仅仅因为珠三角的特殊地理位置，处在热带与亚热带的交汇处，更因为珠三角做为最早进入改革开放的地区，在几十年极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与现象，这些现象在未被具体的理解和行动时，仍处在未知中。但我们也深知言说之悖论，它既是发现，也是遮蔽。因此需要行动者的不断返回，始终让身体保持在场。热带病作为异质的隐喻，不仅意指在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不适，同时我们也将它理解为制度化认知之外的现场。我们期待通过直面自身的处境，以一种创造性的感知方式，力图在真实的遭遇中形成思考，并尝试做出改变。我们相信知识是从现实的语境中生长，并且与每一个个体相关。由于广东与东南亚之间悠久的渊源，相似的发展处境与可以互为参考的实践经验，我们也将力图与东南亚实践者产生广泛的合作与链接，来尝试一种自下而上的“南南合作”，让无名的大多数联合起来，以回应结构性的原因所造成的不对等的流动与个体之间的分裂。
主办
协办
鸣谢
扫码关注
热带病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