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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5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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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武臣老师《质疑》文有感 ——悼念倒在校园中的十五岁小女孩
生命永远定格在15岁的林永生
记得十年前，我们几个孙先生的学生相约去孙武臣先生家看望先生。先生见到我们非常高兴，谈笑风生。几十年前的往事回忆起不少。但谈到文革中的一些惨剧，气氛一下低沉下来。特别是1966年发生的那起初中二年级一个女孩被活活打死之事，揭开我们心底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烈回忆。
先生在其《质疑》一文中详细地叙述了此事，四十多年以后仍然充满悲愤地写到：作为教师不能救助被害的学生，心中只有悲凉。 出事的那天下午，我恰恰目睹了那惨剧的一幕。
那天下午一点半左右，我与往日一样，骑车来到学校。当时进校门向右，顺南墙就是一排自行车棚。我把自行车推进车棚，锁好。准备去教室时，看到东边那一排平房教室前，有一群同学在一间教室门窗前向里张望。
好奇心诱使我也跑了过去。挤进人群，从敞开的窗户看到室内的课桌都被杂乱地堆到东墙。空出的地方只摆一排四五把椅子。椅子上躺着一个女孩，汗衫已经破碎并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屋子里还有两个身穿军装的女孩，手里攥着军用皮带。
可能是看到围观的人多了，激起了她们的表演欲。她们冲着人群甜甜地一笑，真是“甜甜”的。以致四十余年后，我仍然对这种青春少女本应给人美好的感觉，打心底恐怖。然后，她们回过身，抡起皮带，狠狠抽打躺在椅子上的女孩。
四周静静的，只有挥舞皮带的风声与打在皮肉上的声音，被打的女孩，此时已完全丧失躲避的能力，皮带好像就打在一个物体上一样，没有反应！
两个打手命令女孩站起来，女孩晃晃悠悠地站起来，头转向窗户。一双无神的眼睛，空洞地望着窗外，无助、绝望！皮带仍然一刻不停地抽打，露在破碎衣服外的胳膊和身上皮肤，已是酱紫色。她忽然发出一声凄厉的非人的呼嚎，然后又倒在椅子上。
我逃也似地离开了。
据说：这个女孩当天下午被打死了。
事情已过了四十余年，那短短的几分钟，成为我终生难以摆脱的噩梦。那皮带的呼嚎，从没有在我耳边消失。那双绝望、无助的眼睛，那酱紫色的胳膊也历历在目。所以，我也深深地理解先生何以一听到《红灯记》旋律，就加剧了那种惊悸的感觉。
同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居然生生将同学打死。残暴的兽性，实在使人不能理解。潘朵拉的盒子打开，兽性被释放。这固然是那个时代使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原谅自己。
我们班也曾在南河沿抄家中，将一名母亲打得背部体无完肤，并毫无人性地命令她的孩子，用凉水浇在母亲的身上。我们也曾在烈日下命令教语文的舒老师在地上滚爬。我们更曾在我们的教室中用煤铲， 暴打一名跪在地上女教师的头。
按说，青春的美好，应是最美的回忆。可我们的青春，却充满这些可怕的场景。其实，正如先生所言：受难者，以淡忘为好！但加害者呢，我们至今没有听到加害者的任何忏悔和道歉。我们以赞赏的目光看待德国总理，在二战受难者纪念碑前的下跪。我们厌恶日本人，对于自己的罪恶的漠然。可是，我们对自己身边的兽行，却有意地淡化，力图给后人和历史一种从未发生过的错觉。
随着改革开放时间的推移，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那些惨烈的事情，就曾经发生在今天朗朗书声的校园。暴行，已被尘封。并将随着亲历者的老去，而带入坟墓。一个不能从历史中接受教训的民族，一个不懂忏悔的民族， 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这不仅是受难者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我们民族的悲剧！
记得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班也曾开过一个批判先生的会。其间， 我也曾发言，所说何事早已不记得了。无过乎批判“师道尊严”和“封资修”之类，估计先生也没有往心里去。可时至今日，我还是要对先生说声“对不起！”
迟来的道歉，并不是故作高尚的姿态，实为放下压在心中的包袱。读过先生此文，又听先生关于政协礼堂之争的叙述，深为先生的骨气所折服。 先生在另一篇《走进平静》中，抒发了淡泊平常、与世无争的愿望。如今，先生已经仙逝，我们这些当年的青少年， 已进入古稀之年。一切归于平静，这就是夕阳的幸福。让我们共同祈祷祝愿，中华民族的百姓都能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吧！
另外，五十三年后，我才得知受难者的名字：林永生。现在，让我把此文献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女孩吧！希望这种灾难永远不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再现。 孙武臣先生《质疑》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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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记忆丨吴禄：悼念倒在校园中的15岁女同学
原题
作者：吴禄
于2019年8月修改整理
附注：
我的中学（北京27中）语文老师，是孙武臣先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后曾任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文中提及的两篇杂文，是多年前探望先生时，谈兴所致，向先生索取的，不知是否公开发表过。《质疑》是针对那几年社会兴起一阵重新排演《红色经典》之风，对一些现象的感想，其中一段涉及在1966年8月的所谓红色恐怖之下，在我的中学被打死的无辜女孩林永生，讲到先生当时被关押在一间教室内，听着学生的惨叫而无法伸出救援之手。《走进平静》是退休之后，先生回归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表达了其所感受的愉悦。
延伸阅读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天，我任教的那所学校的红卫兵揪出一个初中女生，理由是在操场开批斗大会时，她将一张报纸（那时的报纸哪一天不重复千百次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称谓？）当作了“不该坐”的垫纸。原本出身“黑五类”的她，有了这等“侮辱”伟大的行为，岂有不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于是押至楼前空地批斗、毒打。
当时，老师被关在楼上，虽然不能窥望到楼下的伤心惨目的血腥，但皮带抽打声伴着大喇叭传出的《红灯记》唱段和那女生一声声凄惨的呼号却能清晰听到。那呼号先是一声比一声凄厉，令人毛骨悚然，随着夕阳投在玻璃窗的光线愈来愈暗，终于消失，那呼号也愈来愈低弱，也终于沉寂下去……屋子里的我们相视无言，相对无眠。半夜下起了雨，作为教师不能救助被害的学生，心中只有悲凉。
第二天我们下楼去楼后的食堂领饭，看到那女生仍躺倒在楼前的水泥地上，身上盖着一块不能遮蔽全身的蓝色塑料布，双脚外露，只有一只脚还穿着黑布鞋。直到中午再去领饭，才不见了那女生的遗骸。后来知道是食堂一位师傅在夜雨中为那女生铺盖了那块塑料布，也是他打电话给火葬场要来了车，“送”走了那个呼号而无助的女生。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那位师傅说，在那女生奄奄一息之时，有几个红卫兵（也是她的同学）竟把碎玻璃碴儿撒在她双睁的眼睛里！啊，兽类尚且有些许人性，而人类人性恶起来怎么比兽类还兽类呢？这令人发指的一幕如同梦魇一般，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甚至简直成为不可愈合的一道伤痕，每逢听到《红灯记》的音乐、唱腔，就更加剧了那惊悸的感觉。我一直极力想把音乐戏曲与现实惨剧二者分离，但感觉硬是把二者紧紧地拴在一起。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图片选自王友琴女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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