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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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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孔十年祭
徐孔结束二十年右派生涯后重新工作的第一天，我和他认识了。徐孔放下默默操劳二十年的《炎黄春秋》杂志后，我和他告别了。至今，墓地一别已十年了。
01
我是从进入农民报开始，认识右派、了解右派、敬重右派的。农民报，是说《中国农民报》，后来叫《农民日报》。右派，是说1957年遭反右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1979年秋农民报开始筹建，人员陆续增加。那阶段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没上大学完全不懂报纸的老知青，一部分是1957年前从事过报纸工作的老右派。我们这些老知青的报纸工作知识，最初都来自老右派的指教。
入冬时节，农民报已有十六七个人了。一天，四合院里来了一位瘦小老头儿，走进北房，来当总编室领导。我们编辑部的业务、人事等，都归他管。那时我们二十多岁，觉得人家是老头儿了，其实他才过五十。他叫徐孔，二十年后《炎黄春秋》的总经理、副社长。那天他说话不多，和善地笑着，说自己和知青一样，也从农村上来，曾是极右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的“极端右派分子”。他的自我介绍，给我印象很深。
我从小以为地富反坏右是敌人，到农村才知道地富是好人，到农民报了解到右派是好人。当时我想，按这逻辑，极右的人就应该是极好的人了。跟徐孔交往三十年后我觉得，这逻辑有道理，是极好，比如林昭也是极右分子。
那时，文革黑暗年代结束，人们终于挣脱了沉重不堪的政治绑缚，终于看到了能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曙光，都热情饱满。尽管“两个凡是”还有市场，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还有惯性，但思想活跃的青年人忧国忧民，观念走向开放。翁永曦调进我们农民报记者组没几天，跟我商量，想周末用报社的房屋，跟一些搞学术研究的朋友开个讨论会，主要谈农村问题，交流启发思想。他刚来报社，人不熟，让我帮忙问老徐。
我悄悄请示徐孔，说小翁想约人讨论的问题，正是咱们农民报该关注的，我也想听。徐孔喜欢年轻人思想活跃、自由讨论，问清楚开会目的，说：好，你俩别声张，星期天没人，你们用西屋会议室。那时候一星期只休周日一天。周六下班前，徐孔叫上我，一起到传达室做了安排。
第二天，东单西总布胡同农民报院里的西屋小会议室，满满挤了十几二十个人。我印象中有陈一谘、朱嘉明、黄江南、王小强、周其仁、江北辰、白南生、白南风等。那天来的女生有两位，李银河和林春。小翁主持会，我帮他接待。
那时屋里烧蜂窝煤炉，支铁皮烟筒取暖。我一边听会，一边管炉子，给大家烧开水。每个人各自介绍自己的关注领域、研究方向或课题目的，然后一起讨论，涉及计划体制、农村制度、妇女权益等，主要谈有关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农业问题。看法不尽统一，大家各抒己见。我没上学，眼界必然狭窄，思想不会开阔，这样的自由讨论给了我很多启发。后来听说，这是文革后有改革追求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次人数较多的讨论会。
第二天，徐孔来上班就问我昨天开会谈的内容，还到我们屋里来问小翁，不管是不是认同观点，都特别感兴趣地听小翁讲。大家这才知道这事儿了。小翁跟我感叹说：好老头儿，好老头儿，右派就是不一样。
徐孔悄悄支持这次青年知识分子讨论会后，1980年1月中旬，向我交代任务，说报社派我去安徽省，随中宣部戴舟同志了解包产到户情况。到合肥我们分头儿，在芜湖碰过一次面，我共在安徽跑了24天。在金寨县大别山里，我看到贫苦农民住的房子腊月雪天四墙漏风，双目失明的老太太没有衣服，只能钻在脏污的破棉花套子里蔽体。在最早搞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地方干部和贫苦农民围着我介绍包产到户后的收获。一位农民凑近我耳边，恳求地说：“记者同志，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让包产到户，我们才有饭吃啊！”回到合肥，我参加了那年的安徽省农业会议，听各级干部对包产到户争论纷纷，听万里作第一次公开肯定包产到户的报告。
我插队时间长，天然倾向包产到户，回京后给徐孔等领导汇报，认为我们是农民报，最应该报道的就是农民的渴望，应该正面宣传介绍包产到户。徐孔赞成我的意见，其他一些老右派也赞成。但那时安徽邻省的高音喇叭正天天大喊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在北京，尤其是报刊上，这还是敏感话题。编辑部里也有说我“思想有问题”的话。虽然没能开展宣传报道，但是徐孔对包产到户的赞同态度，和他不赞同说我思想有问题，保护我，使我心里感动。
由于报纸还不能鼓吹包产到户，我从安徽带回的原始资料当时没用。春节过后，江北辰建议我把资料转给研究者。我就请示徐孔，说研究农村问题的陈一谘正在组织队伍，准备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我带回来的资料，能不能给他？徐孔说，咱们现在确实没办法，人家拿这些资料，应该比咱们有用，给人家吧。那时农民报已搬在王府井大街办公，陈一谘到那里取走了资料。
从安徽回来，接翁永曦通知，我去听了第二次参加人数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讨论会。那是1980年2月18日，春节初三上午九点，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西南楼社科院研究生院的一个板房里召开的。
那天下着小雪，木板房里不生炉子，特别冷，但到会人数是头一次的几倍，会开得很热烈。
不记得主持讨论的是朱嘉明还是黄江南了。翁永曦那天最后发言表现出来的综合能力，让我吃惊，印象很深。徐孔很想知道这些讨论的内容，但那时候小翁调到国家农委去了，只能听我零零散散地转述。徐孔说他作为“黑五类”被遣送农村劳动几年，挣工分，知道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农民生活极端困苦，但受制度、原则的管控，没办法改变。
我曾投身农业学大寨，也深知农民贫困现状，跟他很说得来，常一起议论学大寨对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无用性，更一起议论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可行性。由此我越来越觉得，这老头儿真不错，极右真不错。
不光是徐孔，我心中一直感激农民报那群老右派对我的影响。那时候没人知道夹边沟死难者，但报社一位老右派给我讲过，他在南疆劳改时，有右派伙伴夜里逃跑，第二天管教人员发现了，顺着脚印追，追到了那人的一地骨头，狼吃剩下的。
农民报里的老知青们都觉得，徐孔这老头儿，当着我们的领导，却没一点儿架子，尤其是没有教条极左的姿态，或谨小慎微的拘束，很开放地思考，很放松地谈事儿，直来直去，不绕弯弯，使我们也都放松，形成了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的小环境。不管是老的是小的，他对谁都抱以善意，让年轻人觉得他很尊重人，自然而然就爱和他交往，没大没小地一起说笑。所以在晚辈中，徐孔总是有很高的威信。于是农民报那时笑说徐孔手下有“四大金刚”，指张晓鸥、栗世征、傅之棣和我。
其实并不是，因为大家都在认真干活儿。这说法儿只是说明了徐孔会调动、使用和鼓励年轻人。三十年后《炎黄春秋》里又有徐孔和他的老部下是“农民报帮”的说法，当然更不是。如果说徐孔带出过一支晚辈的人才队伍，一点儿也不为过，但他具有不会拉帮结派且鄙视拉帮结派的人品。
不记得当年是什么起因了，农民报的老知青们给徐孔起了外号叫“司令”。后来进入农民报的几拨大学生，吴思、刘震云他们，和再后来的，也都跟着这样称呼。当面背后地称呼了三十年，顺理成章地成了尊称。现在徐孔去世十年了，大家还这样称呼他。
我与前辈徐孔三十年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一直是我的领导，也一直是能推心置腹的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市场经济还没发育，农产品加工刚刚起步，食品供应仍很短缺。赵紫阳政府把调整国民食物结构作为一项国策对待，让杜子端成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推进从城市到农村、从部门到地方的食品工业体制改革。杜子端请徐孔到《中国食品报》当总编辑。我曾在杜子端身边工作两年，然后又调去徐孔手下编报纸。徐孔在食品报几年间，关注传统食品工业的同时，也关注新兴的乡镇食品加工业，并支持记者采写监督批评性稿件，食品报发行量达到了近20万份。在食品报，他也有极好的口碑，不仅在任何时候都不整人，还几次在关键时刻拉人一把，深受同事和晚辈的敬重爱戴。
1989年徐孔虽已离休，仍做工作。4月在湖北襄樊考察食品工业，与市长约定26日座谈。但当天早上，徐孔在新闻中听到4.26.社论，立刻去敲门叫醒随行记者杨克，说北京有大事发生，让他联系取消当天座谈，马上跑去火车站买回北京的车票，无论站卧，什么票都行，赶快回京。徐孔对杨克说，作为记者，现在应该在北京，了解真实情况，见证历史。
他们随即乘车返京。
那年6月上旬，徐孔担心我的安危。一天晚上他亲自出发，秘密地把我们夫妇送到他的大女儿家。那时他女儿家属于北京比较偏远的地点，人少，安全，可防万一。我们住了几天后，他联系好了在合肥的老友，又帮着买好火车票，送我们悄悄离开北京，先到安徽，转山路去浙江。他嘱咐我们：路上注意隐蔽，别着急回来。
他离开农民报已经几年了，但仍很关心那里的年轻人。那时农民报有七位编辑因良知观念相近，而多在一起合作，被戏称为“七君子”，都是徐孔的老部下，包括张晓鸥、刘青、吴思、刘震云、王泰、常怀深、李栩。我原来跟他们同事，那时正面临整肃。徐孔很认同大家的态度，担心大家的处境，那年夏天主动邀约这七位和我，一起到他家聚会吃饭，聊前几个月间的经历和现在的想法儿。他看大家乐乐呵呵，也就放心了，踏实了。
从那次开始，大家在徐孔家的聚会，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二十多年。后来，徐孔办《炎黄春秋》，曾两次叫我再去他手下干活儿，吴思也跟我说过两次，我因痴迷于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没去效力。
02
1991年5月，徐孔的老领导杜导正请他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一起筹备创刊工作。徐孔因此成为《炎黄春秋》创办人之一。1948年徐孔在华北三兵团新华分社当记者时，分社社长是杜导正。刚走出华北联大校门的徐孔，说话做事直来直去，但年轻的老革命杜导正，从不计较年轻知识分子的不尊重。直到晚年他们共同办《炎黄春秋》时，徐孔还是这种性格，有一说一，直来直去，杜导正还是一直尊重徐孔意见。徐孔的夫人徐宝珍说，直言就是直接说真话，所以《炎黄春秋》这样求真求实的刊物很对徐孔的胃口，他晚年把全部心思都投在了这个杂志上。
听杂志社的朋友们讲，多年里，《炎黄春秋》的事务，是由杜导正、方实、宋文茂和徐孔等几位老人共同主持的。杜老是一把手，徐孔主要负责经营后勤方面，后来也负责稿件终审的编辑业务。遇有和杜老意见不一致时，方实总能平和地提出不同看法，徐孔总是直言，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大家一起沟通好了再做决定。几位老人形成的分工平衡，保持了杂志社的多年稳定。宋文茂和方实病后，徐孔在杂志社的平衡稳定方面权重更大，作用更重要。《炎黄春秋》长年来实行社委会负责制。杜老为此制定了“意见不一致下次再议”、“少数服从多数”等议事三规则，成为社委会民主决策的依据。如徐孔和杨继绳反对杂志社给私人公司出资时，便依据议事规则，主张投票决定。结果大家都反对，否定了出资方案。
徐孔作为杂志社领导能直言不讳，大家也就什么都能说，所有事务都有很强的公开性。对于带有私心的东西，他总是个“黑脸儿”，不管人情，毫不客气。曾经有外省期刊办成家族企业类型，徐孔不赞同这种办法，坚持认为《炎黄春秋》是社会公器，拒绝了让自己的女儿来杂志社工作的建议，也直言反对别人的女儿进来。他在世时给杂志社树立了一种正气之风，那时没有人要升职要权力要待遇。公开性成为常态，对杂志社的走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徐孔去世后，杂志社继续按议事规则运作，如杨继绳还会激烈地反对杜老的意见，拍着桌子反对他给人提升职位等。不过我个人旁观，觉得议事规则有民主集中制的性质，预留着否定民主的空间，所以最后能以小组取代社委会，使议事规则失效。到那时，大家对方实和徐孔他们在世时的作用，体会更强烈了。
徐孔对《炎黄春秋》走向起到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关键性地选用人才。吴思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农民报，直接就到徐孔手下当编辑记者。后来徐孔常笑说，在农民报时，吴思随他出差，早上睡懒觉，他去给吴思打开水。1989年后，吴思离开《农民日报》，曾加入《桥》杂志，被停刊后，主要精力用于历史研究和著述。
吴思回忆说，1996年一次见面时，徐孔说他们一些老报人白手起家办了一份同仁刊物，说：“你到我们那儿去看看。”吴思说“好”。过几天徐孔给吴思打电话：“你抽时间来看看，帮个忙。”吴思说“行”，但正忙着写《潜规则》，没及时前去。过半个月徐孔又打来电话，笑说“你小子架子不小啊”。
吴思一听，赶紧第二天就往《炎黄春秋》跑。他没想到，到了门口，竟看到徐孔、杜导正、方实，三个老头儿站一排欢迎他，依次跟他握手，他简直不知所措。徐孔向杜导正和方实介绍吴思，方实说：“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就这样，吴思进入了《炎黄春秋》。那时，《炎黄春秋》已是较受读者欢迎的敢于直言历史真实的刊物了。
徐孔虽然是《炎黄春秋》的总经理，但也负责终审稿件，经常大堆地编看稿子。随着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言论自由的追求越来越强，这方面讨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刊物逐渐向现当代政治、历史的内容转型了。作为有右派经历的知识分子，徐孔对于开拓言论自由的局面，有很高的自觉性。同时，在保护刊物生存方面，他也有很强的自觉意识。
多年里，《炎黄春秋》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或炎黄文化研究会找去听指示或受批评，常是徐孔出面前往，2008年后才改由吴思去。所以，讨论选题时徐孔很开放，审批稿件时他又很慎重，既不谨小慎微，又不横冲直闯。他看稿宽容，只要编辑不粗糙，政治强度上能保护住杂志，从不为难编辑。但对编辑的工作粗糙，他非常不满。吴思觉得，徐孔很有眼力，对于稿子的价值判断，用哪篇不用哪篇，他们看法往往一致。徐孔是主张吴思接任总编辑、法人代表的，因为他觉得吴思有思想而且敏锐，有锋芒但不莽撞，能与舆论管控部门回旋，即坚持杂志导向又保护杂志安全。
徐孔把吴思找来后，1998年，杂志为提高质量，改为执行主编制。吴思在自己编的刊稿中，把“陨星篇”“人海浪”这类栏目名称，改为“求实篇”“人物志”这种价值中性一些的名称。徐孔等几位老人都赞成，大家陆续都改了过来。2007年，吴思看到一篇谈民主社会主义的电子版文章，认为很有思想价值，但担心涉及敏感。因为当时他编的稿子归由徐孔终审，他就先请徐孔定夺。吴思说，那篇稿子，徐孔认真地看了一上午，做出决定，对吴思说：“我看行！你也给杜老看看吧。”吴思又送到杜导正那里，转述了徐孔的意见。杜老看后也明确说“可以”。于是吴思联系作者谢韬同意后，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为题，刊发在2007年第2期《炎黄春秋》上。这篇文章造成了有冲击力的思想影响。在杂志向民主政治类型转型的过程中，徐孔始终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坚力量。
徐孔主张稳步办刊，坚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老套办法。吴思曾在《桥》杂志参与过市场运作，向徐孔提出这方面建议。他不采纳，认为走市场做推广，得铺资金，一本没卖就先花几万元，《炎黄春秋》花不起，始终坚持老派的朴素风格传统做法。连每期封面的颜色，他都亲自决定。张晓鸥对封面颜色和版本提过几次意见，建议风格转为现代一点儿，徐孔总是一句话就给他怼回去。那时候他们都觉得，这老头儿在这方面可真固执。但现在回过头看，他们都觉得徐孔是对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办刊方式，适合以中老年人为主的读者群，也适合以历史真相深度纪实为主的刊物内容。
从《炎黄春秋》创办初期，徐孔就叫张晓鸥去帮忙，他直到办了退休才去。张晓鸥去那里第一件事就是在徐孔等老人的支持下，办起了《炎黄春秋》网站，并成功地在网站开设了《炎黄论坛》，成为那些年言论自由的一个重镇平台。徐孔并不是性格固执，对大家提出的许多建议，他都能接受。张晓鸥到杂志社的第二年，根据来稿多且好稿多的情况，建议刊物增加页码，提高售价，扩大内容量。徐孔对此非常赞同，在社会委会上获得同意，马上实施。
1999年底，在《炎黄春秋》需要加强财务管理的时候，徐孔托人请胡竟成来做财务顾问。那之前，胡竟成是原轻工业部所属的食品报与美商合资公司的负责人，懂财务。他说，徐孔在食品报当总编辑时，主管编辑部，并不熟悉他，后来出于杂志社生存需要，把他找来帮忙。他帮着把杂志社的财务记账从事业科目改为了企业科目，达到了税务局的对接管理要求。于是，杜导正和方实找胡竟成谈话，请他留了下来，改任社长助理。胡竟成说，《炎黄春秋》的经营管理财务后勤，一直都由徐孔主管。他管得很“抠”，签字报销卡得很严，曾直言无忌地顶住过不合理的财务要求。他要为《炎黄春秋》攒家当。胡竟成认为，徐孔的严格管理，给《炎黄春秋》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财务基础。
徐孔对年轻人很尊重。一次徐孔误会了李晨，李晨生气地说：“我不干了！”扭头就走。那之后，每次李晨来办公室，徐孔都溜达进这屋来晃一会儿。见李晨不理他，悻悻转去。终于有一天，他走到李晨桌旁，在李晨头上轻轻打了一巴掌。李晨心里想笑，站起来却说：“你不跟我道歉，还打我！”徐孔“嘿嘿”笑着，转身走了，这是给年轻人当面道歉了。李晨说这老头儿有时候像个大男孩儿，童心未泯似的。王海印半工半读的时候，徐孔还不认识他，听说他在念书，就想帮他，请他录入手抄书稿，个人付劳务费给他。非典时期大家分批上班，但徐孔却是全勤。那期间《炎黄春秋》租了一辆小夏利，由王海印接送徐孔和上班人员。徐孔对杂志社办公室不放心，担心出问题，说没事儿也得去“看摊儿”。
徐孔住进医院后，蒋彦永医生给他安排了检查。第二天，蒋老师电话打到《炎黄春秋》，把徐孔的检查结果告诉了杜导正。徐宝珍回忆说，那天杜老带人去医院看望徐孔时，鼓励他战胜疾病，说：咱们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什么都已经看得开了。蒋彦永打电话来了，说你是肺癌，病已经到骨头上了。但即使这样，也得看得开。咱们都是从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过来的，有什么可怕的？不怕！徐孔和徐宝珍那时都不知检查结果。徐宝珍说，当时听到这一番话语，突然得知徐孔是癌，她非常震惊，万箭穿心，“哇”地一声就大哭了起来。至今，虽然已过十年，每每提起，她还都痛哭失声。
徐孔说着笑着走进医院，却闭着眼抬了出来。谁都没想到，他会这么快离开。
03
2010年5月22日，徐孔去世了。8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直言无悔——我的右派经历》一书。在书里，他记录了个人苦难的成因、苦难的过程和对苦难的思考。他说：“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但可以掌握自己行为的准则和对运动所持的态度。”“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正是因此，徐孔付出了二十年岁月的沉重代价。但是他坚持用“直言无悔”四个字，给自己的良知和人格做出肯定性的结论。
徐孔是辽宁海城人，原名李允德，生于1927年，1945年进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两年后参加学院的文学戏剧创作组，加入了共产党。1948年他进入军队，在华北三兵团新华分社当记者，1950年开始任新华社驻华北军区记者，朝鲜战争期间任志愿军二十兵团记者。1956年，驻朝鲜志愿军搞肃反运动，徐孔的直接领导给同级干部扣“反革命分子”的敌人帽子。徐孔看不惯，直言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反革命分子”就改成了“反革命集团”。徐孔被指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强迫交代集团成员名单和活动内容，在朝鲜战场被武装看管、隔离审查了半年多。结果，那位领导没把徐孔整成“反革命分子”，反而在徐孔的不屈要求下，被迫当众向他道歉。
1957年徐孔回国，授了大尉军衔，在北京军区文化部当干事，开始写作有关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
反右运动期间，徐孔被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安排在北戴河搞文学创作，没参加中共号召的大鸣大放，没给任何人提过意见。北京军区文化部由于没完成反右任务，领导有压力。领导们一起吃小灶的时候，曾在朝鲜整徐孔的那个人说，他知道有一个还没被批判的铁定右派，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运动，是丁陈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学生，而且关系密切，现在借调出去了。
于是，徐孔被调回来用于批判，被强迫交代和陈企霞的关系，很多“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徐孔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贴了出来。前两年整他没成功的那个人，在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的1958年，成功地把徐孔“补课”成了“极端右派分子”。徐孔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送天津黄骅县大苏庄劳动教养农场做苦力，劳动改造。
被送到劳教农场不久，就进入了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后来徐孔在《直言无悔》里回忆道：“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副食又差，劳教人员中浮肿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由浮肿转干瘦，骨瘦如柴。凡是浮肿、干瘦的人都特别贪吃，解不下大便也要吃。在伙房打饭的时候，时常见到，有的人身子一栽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死掉了。在饥荒严重时期，农场一共饿死多少人不知道，因为八个分队在四个地方住，哪个队死了多少人从来不公布。只听基建队木工组的人说，有一阵子他们钉棺材供不上死人用。农场有个规定，劳教人员死了，给一口薄木板的棺材，这种棺材算上两头共有六块木板，拢起来用钉子一钉就成了，一天至少可以钉出十几口。木工组钉棺材供不上用，说明死人是不少的。”
过几年徐孔成为“摘帽右派”，解除了劳动教养，但仍没有工作，只能留在劳改农场，定为五级农工，每月42元工资。在农场的十余年里，他经历了劳动的艰苦、饥饿的困苦、政治压力的精神痛苦，也因知识分子身份，当过当地的小学校长、图书馆长、豆腐坊师傅等。漫长的岁月中，徐孔一直在写小说，尽管进展缓慢，但从未停止，这是他能保持精神不垮的一个支柱。1964年，他悄悄写完了长篇小说的上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部认为，这是写朝鲜战争的作品中，一部较好的长篇，三审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出版。但了解到作者的右派身份后，说摘帽右派也是右派，没能出版。
1970年底，新规定地富反坏右不能吃商品粮，一律遣送农村，摘帽右派按右派处理。于是，徐孔被停发工资，遣送回了辽宁海城县农村老家，在生产队里凭两只手挣工分吃饭。到了社会最底层，条件不会再恶化了，乡民对他也没有任何歧视，他心情反倒踏实了。每天早上出门拾粪，白天跟乡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精神专注地继续写作，有时一晚上能写两三千字。文革后期他进京上访期间，仍抽时间写作，恢复工作后才中断。直到离休后他又拿起笔来，继续修改写作。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徐孔所著100万字长篇小说《朝鲜战事》。
回老家当农民的几年，徐孔对中国农村现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有了深切了解。农民告诉他，土地收归集体后，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感到自己只是打工的，因此集体劳动不出力不上心，集体庄稼也没人爱护，没人热爱集体。但是个体生产积极性却很高，而且村中有不成文的规矩，谁都不损坏任何人的自留地庄稼。农民热爱私有排斥公有的不同态度，有天壤之别。这样真实的农村认知，决定了徐孔后来对包产到户和废弃人民公社集体化制度的支持态度。
徐孔被打成右派时，他的妻子徐宝珍只有21岁。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孩子，当时徐孔写信提出离婚。但徐宝珍回信说，我了解你，你遭受挫折的时候，我会更关心你，不同意离婚。徐宝珍原是县教育局的干部，反右运动时曾是年轻的积极分子，丈夫被划右派后，她却成了审查批判的对象。因为她不见风使舵，更不趋炎附势，不和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被开除了团籍，下放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幼小的孩子都不能带在身边。丈夫被送去劳改，被遣返当农民，使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但她二十年没说过抱怨徐孔的话，反而曾要求去劳改农场，和黑五类丈夫一起生活。她对徐孔说：“你能忍受的我也能忍受。”
在《直言无悔》一书中，徐孔说：“反右根据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不说，单凭思想也可以定性……掌握权力者是决定因素。”徐孔的命运说明，一个从上到下都可以由掌握权力者给人罗织罪名并加以迫害的制度，那时已经成熟。这种制度的特征之一就是本能地控制人的意见、价值和信仰。真正的知识分子必然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种制度就必然把知识分子当做敌人，必然产生诬陷整肃管控迫害知识分子的掌权者。
吴思在推介《直言无悔》一书时，计算了徐孔因直言而付出的代价：“二十一年右派，其中十年劳教，工资四去其三；十年返乡务农，工资全无。如此而无悔，良心价值几何？——读这本书，可以算出良心的底价。”这是一位右派付出的代价。那么，这个国家，因为整肃一代右派的直言而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呢？刘震云读过《直言无悔》后也说：“直言就是有一说一。作者这一代人，用青春和生命证明：有一说一不容易……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
徐孔的长篇小说《朝鲜战事》，书名是在多次推敲后，吴思帮忙起定的。徐孔对此欣然接受。他写的自己右派经历的书，吴思也曾提出几种弱化价值判断的书名，但徐孔坚持不改，就叫《直言无悔》。他是想表达他不低头不恐惧也不改变的人生信念。他说：“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
徐孔也曾迷失过独立精神，经历了二十年右派命运后，他逐渐看清了事情的性质，于晚年投身于求真求实的《炎黄春秋》，默默地发挥生命余热。他去世后，我受托为他写生平，看到了他的档案。在一份1945年进入共产党队伍时与领导谈话的记录中，他说：“如果真理在这里，我便无条件地为真理服务。如果真理不在这里，我还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右派徐孔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年轻时的立言，在苦难中坚守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大家商量决定，把老头儿的这句话，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徐孔是抱着对中国的期待离开我们的。
前辈徐孔逝世十年，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纸灰遍野，呜呼哀哉。感之慨之，祭之奠之。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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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惠：花溪水赤城山——怀念父亲何蓉蓉：母亲，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贺越明：“另册”里的三六九等白桦：因言获罪，摧毁了多数中国人的诚信诗人 流沙河与《草木篇》冤案何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1958年，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吴传斗：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高华：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累与痛
余习广：归国留美博士"右派"董时光之死林昭挚友倪竞雄：她是那么鲜活的一个人陈梦家：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耍彭令范：林昭案卷的来龙去脉
爱说爱笑爱美食的北大女生林昭吴昊：我所知道的林希翎于光远前妻孙历生是谁害死的？
王友琴：于光远为何避谈前妻？王世浩：10岁那年我差点成为小右派丁东：大"右派"葛佩琦上访记邓晓芒：这就是我的母亲潘虹：父亲的自杀让我超越痛苦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少达审读
其他
追思丨王克明：徐孔十年祭
作者简历
王克明，陕北老知青，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和民俗文化历史继承性的研究。
原题
作者：王克明
2020年5月
昔年：反右运动祭
胡舒立：缅怀一位值得尊崇的长者彭波：悼一群寻梦人的“老板”杨大明：悼丁望朱启平，日本战败投降的见证者戴煌：胡耀邦平反的第一个“右派”沙白：无法平反的"右派"老师，永远走了张宝林：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
张宝林：黄苗子郁风和“二流堂”的老友们李大兴：刘雪庵与他的《何日君再来》余琼琼：何日君再来之妻离子散张林：我认识的几位“右派分子”程石：难忘老乡帮我度难关杜欣欣：母亲的歌吴兴华：“失踪”半个世纪的天才诗人吴同：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吴同：追忆钱锺书伯伯的点滴往事
李榕：舅舅的故事吴一楠：四叔的故事渝笙：我到劳改煤矿寻访右派二舅梅长钊：我的右派姐夫陈天佐孟小灯：追忆父亲，我能写成一本厚厚的书陈小鹰：我的母亲亦父亲
李大兴：七号大院的青梅竹马李大兴：谁记得一甲子前的北大今天？汪朗忆汪曾祺：老头儿“下蛋”尹俊骅：父亲的右派档案
张海惠：花溪水赤城山——怀念父亲何蓉蓉：母亲，我心中那盏不灭的灯贺越明：“另册”里的三六九等白桦：因言获罪，摧毁了多数中国人的诚信诗人 流沙河与《草木篇》冤案何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1960年1958年，开往北大荒的右派专列吴传斗：一个右派的“饥饿改造”
高华：1950年代知识分子的累与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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