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王勤学

王勤学和我是大学同学，又是和我从同一考场走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一届考生。大学毕业后，我们又都分配回到沈阳城，抽空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当然我们奇奇怪怪的故事也就更多了。

不久前，勤学的女儿微信给我，说今年是她父亲去世十周年了，你是他世间最好的朋友，想请你给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勤学离开我十年了？我不由得有些惊讶，但是写文章以资纪念是责无旁贷的。我答应了，只不过说，人老了，需要给点时间。

1978年的初夏。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夜，因为邓小平开始执掌中国这条航船了。而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幸运的年轻人也开始走进了大学考场。

这一天，我心情蛮好地走进沈阳第二十三中学这个中学毕业十年后重临的考场。这里的操场上，早已被熙熙攘攘的人群所塞满。看来大家的心情都有些急不可耐了。

忽然，人群里有人喊我。我一看，是我在新宾县报道组时认识的一位朋友。我忙过去和他寒暄一番。他也忙着把我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他介绍说，他叫王勤学，也是新宾县的知青。我听此话，心有好感，热情握手。可是随后的介绍，说到我是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时，他眼神有点变化。他忽然冒出一句：“那还来考啥？”

我被这冷峻的一问给懵住了，一时语塞，不知说啥。其实，我来高考一混，到没有什么为四化而奋斗的宏大目标，无非是觉得能力和水平还低，学习努力还是必须的。

事后才知道，王勤学这句话后面，实际是包含着他的一个迫切想法——改变命运。因为此时他是沈阳运输某公司的工人，而且为学技术私开大货车遭到处分，心情正不太好。

没多久，我们就都知道了，我们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而且都是新闻系78级的同学。来辽宁招生的李静老师，想在上大学前见见这批学生。这据说也是人大的一个传统。我和王勤学也见面了。我才知道，他的姐姐居然和我姐姐还是老高三的同班同学。不过这时，他也不冷峻了，有笑容而且很健谈。我们还认识了人大世界经济专业的同期考生邓晓燕同学，她哥哥也是我们姐姐的同班同学。真是有缘分呢！

说到后来呢，我真的还是要先夸一句，王勤学在新闻学方面真是一个有才人哪！

在大学学习的前期，王勤学并不活跃，但仿佛可以感觉到，他一直闷着一股劲儿，一直在努力奋进，相信他总有那么一天会爆发。

时候终于来了……

入学第二年，当79级新生入学后，中国人民大学潜藏着的办学条件不足的矛盾，终于爆发。

众所周知的人大，是在文革中被解散过的，是在邓大人“解放”后才得重建。因时间仓促，而重新聚合的人大老员工又个个心情迫切，恨不得立马复校招生办学。所以一切都在“抢”着进行。

所以才有了，第一个学生报到了，可是整个学校却出现了无法安置住宿的窘况。他看到的学校是“一座兵营”。准备恢复大学的老师们，坐在马扎上，挤在一起开会。所以，我们的“录取通知书”所标明的报到时间，要比其他院校晚一个半月以上。

我们报到时，校园里宿舍门前的松林里还画着跑道。难道要在这里赛跑？不怕松枝扎了脸？后来才知道，这是早我们半年入学的77级同学被迫的学习条件。这个大学只有政治经济，党史等三个班，而且全是家住北京的“走读生”。从无法安置一个名学生，到能接纳上千名考生，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老师、员工为了迎接我们这些新生，在分配宿舍、租借食堂、安装上千副上下铺铁架床所付出的努力，足以让我们吃惊。幸而那名第一个来报到的考生，是从黑龙江过来的，既然学校无法安置，他索性回上海了。

所以当79级新生报到后，我看到的是他们在露天的地方吃饭，旁边就是垃圾箱。而最危险的是，校方为了解决他们的食堂问题，竟然准备拿我们唯一的阅览室开刀。

学校准备把阅览室改造为新生食堂的消息，一经传播，立即成了人大学潮的导火索。很快，全校学生有了罢课行动。“讨还校舍”、人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等口号传遍京城。

那几天，学校极不平静。不少坐不住的学生，跑到了人大驻军的领导家驻地，调查传闻某领导拆幼儿园建别墅的事实。第二天关于这个话题的大字报，铺满校园。其中有一篇题为“总有那么一天”的文章，特别受到关注和好评。文章呼应了诗人叶某某的诗文“将军你不要这么做“，直指占着校园的某司令。而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就是王勤学。

这篇文章一下子使新闻系更出名了。锦上添花嘛，本来已经够出名的了。

文章著名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学生主动复课后，上级在就坡下驴的所谓总结会上，传达某副总理的讲话时，其中这位副总理尤为激烈地批评了“总有那么一天”这篇文章。广大学生报答的是，把座椅鼓捣得山响予以嘲笑。

没多久，同学们盼望已久的实习课开始了。作为同是有妻有女的“老帮菜”，我们俩不像那些想把实习变成公费旅游的年轻人那样，意马心猿，放眼四海，国土所及哪都不嫌远。我俩一心就是想借机多回一趟家，少受点儿别离之苦。系里同情了这俩个“老帮菜”，把我们安排在了经济日报辽宁记者站实习。我们得以回家了。

在辽宁记者站的实习，基本无话可说。使王勤学险些成为名记的，是我们结束在辽宁站实习，回到北京的那段日子。

这时我们和那些一直在经济日报实习的同学并肩作战了。压力变成了动力，王勤学突然变得不认识了。他成了钻营能手！

就是在编辑部一次普通策划会上，他听说了北京天安门观礼台的底层，为了方便游客，即将开创大碗茶茶铺。这样一个重大题材，基本没实习生什么事，各路神仙记者早就瞄着这个题材了。但是王勤学不死心。他开始一趟一趟往崇文门那儿跑。围绕着主人公张姑娘呼长吁短，什么都问。终于在开业头一天，张姑娘说了一句道歉的话，被王勤学抓住了。她说，这几天实在太忙了，这不明天就开业了，还要办婚礼……

等等，什么，还要办婚礼？这不是双喜临门吗？王勤学终于没白忙活，抓住了一个新闻点。第二天，大概一晚上没怎么睡的王勤学，一大早就没了。兴许赶头班车就去送红包了。晚上他很晚才回来。进宿舍楼前就听见他哼小曲的声音。接下来，就听他侃侃而谈吧。这竟是独家新闻，京城这么些个腕儿，都在瞄着事件本身的意义，竟没人写婚礼这事儿。

第二天王勤学的稿子见报了，写的就是“张姑娘的双喜临门”。位置—下头题！顺便普及一下，这是个行业术语，主要是指与报纸头题相对称的右下角位置，通常表示为本报次重要的新闻。因为是独家，编辑部还加上了花边。一切语言以外的手段，用尽了。

这次实习，新闻78级的学生在报社大出风头。别的同学当然也有很多事迹，然而王勤学这件事也是超级棒的。后来经济日报放出话来，人大新闻系的这批学生，我们有一个要一个。

这句话还有后半句：“没福跑断肠”。东北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是因为自己成了有福之人。

那天，王勤学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在食堂吃着烧茄子。他听说，他自己被成功改派到新华社辽宁分社了，看着十分懊丧的我，他乐呵呵的说了这么一句。

事情是这样的。本来大学毕业分配，是一个让所有学生都会闹红眼的事儿。但我和勤学俩个“老帮菜”，拖家带口的，目标只有一个“回沈阳”。所以也没什么矛盾。系主任秦老师问了我一句，什么想法？我说最好不回原单位，理由嘛——夫妻都在一个单位，多有不便。老师表示理解。于是在分配预案里，我被分配到新华社辽宁分社。王勤学分配到辽宁日报社。按说这对他——有读书改变命运想法的人，已经是十分满意的，那毕竟是省级大报了。

但是风云突变。这天学校学生处来了两个人。口气非常强硬地问，你们为什么把鲁晓晨分配到外单位？我们不是专业对口单位吗？原来，我单位的人跑到人大兴师问罪来了。可是消息怎么传出去的呢？我还以为生米没几天就能煮成熟饭了呢！

原来这里还有故事。那两个人一个是辽宁电台的副总编，另一个是人事处长。问题出在这个处长身上。那天他去省委大院游泳，碰巧遇到省委组织部的人。那人告诉他，你们那个鲁晓晨被分配到新华社了。这个处长一听炸了锅，也不游泳了，急忙赶快回去向领导汇报，不然又得吃瓜烙。原来刚刚半年前，一位辽大77级的毕业生（也是本单位的人）被悄悄地以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站。这位处长如果再让这个鲁晓晨悄悄溜掉，他大概就别干了。于是他们立即乘飞机赶到学校，一定要抓回这个鲁晓晨。于是学校就得妥协。于是王勤学就“有福不用忙”了。

嗨！这个处长，他干嘛非得去游哪门子泳嘛！至于我嘛，后来也没少折腾，迟迟地不肯报到，但终究是“小胳膊拗不过大腿”，还担心别把关系搞僵，免得殃及夫人。只好乖乖就范，成了我们老厅长的“红人”。

于是在那时的沈阳街头出现这样的一幕：家住新华社辽宁分社附近的我，骑着单车向着家住电台方向的王勤学家前进；王勤学则轻松愉快地向着我家方向的新华社前行。相向而行的我们有时候会在途中相遇。我心里这个苦哇！而从那时起，勤学的围棋见长了。原本是在大学要时须我让他数子才能下的对手，后来慢慢变成了平起平坐的劲敌。他心情好嘛！

没多久，到了1986年。大学毕业四年了，我已经是主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副台长了。心绪已定，我一门心思抓业务，颇得老厅长的器重。老厅长是抗美援朝时期的名记者，辽宁日报社（前身为东北日报）的著名的“四大右派之首”。看看这几位吧，全是当代史的名人：范敬宜、彭定安、李宏林。

那时节，我时刻关注着新闻题材，恨不得尽快用新闻之笔为改革助力。

一天，我获得一信息，沈阳市的皇姑区正准备把一些经营不善的小型国企商业门店出售给个人经营。方法是公开拍卖。新闻，好新闻哪！我立即前去采访。主管副区长李永安接待了我。谈了不到几句，李副区长忽然说，你等等，有个人要见你。转身，他去另一个办公室领来一个人。我一看，这不是王勤学吗？我心里暗笑了一下，好小子哪都少不了你呀！

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在这里已经工作数天了。原来这次拍卖，竟然也是他的主意。他们认为，这些小型国企门店的经营管理方式，已经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了。营业员已经被群众戏虐为“营级干部”，每一次供应战役过后，企业一定是亏损的，而个人却盆满钵满。一定要把当年“公私合营”冒进过来的所有制形式，大踏步地退回去，退到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来。他们认为，这件事一定要搞出点动静来！方法就是拍卖。目标是个体经营。

行动那天，王勤学也是做了充分准备。为争时效之利，他还向总社发了预发稿，然后当天在根据情况补充。对这个重大事件予以足够的关注。

然而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多少有点官僚化的总社，居然把那个预发稿给发出来了。少了现场感的稿件，当然干不过我这个地方派了。于是我这篇稿子，在全国好新闻评选中一路过关，拿下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即为今天的中国新闻奖）。这回该轮到王勤学懊丧了。不过，他写的内参稿却得到时任总理的批示，认为很有必要把这种做法推向全国。这也算对他一通忙活的补偿吧！

这个评价，是我在告别勤学的仪式上听到的。听到这个貌似夸奖的话，我心里隐隐作痛，这是勤学的领导费心琢磨出的一个表述。而背后的事实却是，在勤学业务能力的高峰期，由于他锋芒过厉，多次触痛省里的高层领导，所以那个辽宁最大的左派，省委书记全树仁终于坐不住了。他痛下杀手责令分社领导，处理王勤学。王勤学的采访权被剥夺了。

勤学到底怎么得罪了省里领导？我不宜细说。诸如“疯狂的君子兰”，虽然笔锋够硬，但矛头所向是地市级，省里反应还不是特别激烈。至于那一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上的消息，直接点名批评辽宁省委，人员车辆超编，作风浮夸……文章署名新华社记者王勤学。这是狠狠把刀捅在了省里领导的痛处。于是全树仁急了，他召见了辽宁分社的领导。

拖了很长时间，思考良久，分社领导才委婉地对勤学说，现在全国兴起了经商热潮，社里也想……你是不是可以尝试……我们是地方分社，说了去，也还是要听他们的。新华社是个重业务的地方，怎么会把一个业务出众的人剥离出业务圈呢？

勤学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领导的意思。不就是下海嘛？我去。于是他成立了分社的经营公司，搞了传呼台，拓展了彩扩业务，一切白手起家。

可是一个笔锋辛辣的记者不见了。于是在和勤学告别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这样的表述。哀哉！

勤学是我的同学、朋友和棋友。他因心脑病去世后，我很长时间郁郁寡欢。王茜要我写个东西，正合我意，于是有了这篇倾述心意的小文。

忽然想起，又一次我问王茜：你知道你爸最高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她说不太清楚。我告诉她，是你爸下围棋赢了我的时候。那时候，他可以乐出声来！

外一篇

刻骨铭心的日子

节选自王勤学夫人回忆

作者：王丽芳

……

1982年，王勤学毕业了，分配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

这时的他，经过几年的深造学习，知识面宽了，眼界开阔了。对从事的新闻工作，有自己独特的思路与见解。

他不甘于重复别人的套路，喜欢标新立异，乐于不落俗套。思想激进，勇于创新。对于新闻的动向，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抓得住关键，出手便是重锤！

大家熟知的，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疯狂的君子兰交易》，在当时反响不小。还有《甜果为何变“苦果”？》《省直机关增购700多辆高级小轿车》及连续报道《粮仓何以解粮忧？》上下篇。篇篇都是抨击时弊，只为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纠偏归正，盘活经济，惠及百姓。

他还写过好多新华社内参，直送中央领导看的。最出彩的一篇，写沈阳市皇姑区商业委员会，改革开放初期，尝试将国营商店拍卖给个人经营。实则这个做法，也是勤学与皇姑区商委共同策划的，他的主意在先。

这篇报道，曾受到了国务院时任总理的批复，肯定了这个做法，推广试点。当时在省市都得到了重视，辽宁分社更是一片喝彩声！

他的大学同学大鲁，也跟踪报道此事，稿件评上了全国好新闻。 

新闻是国家的喉舌。有些东西可以写，有些事，不能随意动笔。这多少，让其感到束缚与烦恼。

作为记者，他笔锋犀利，也得罪了一些上边的人。

1990年代初，新华社成立新闻发展公司辽宁分公司。领导找到了他，勤学表示愿意干，就这样搞起了经营。

公司创立初始，设在大连支社。凡事开头难，公司经营头两年，一波三折。三角债及内部人骗货款，几乎让公司陷入绝境。追债、讨债，要货款，令勤学身心疲惫。后来，请律师付诸法律，才将钱和物，一点点地追了回来。

有了前车之鉴，公司规范了一些制度，严格管理。后来又有了传呼台，扩展了彩印社。

公司还开展了对外贸易，与俄罗斯有关方面合作，搞演出，输出中国文化，戏曲、民族舞、气功。既便是脚骨折了，他坚持拄着拐杖去俄谈生意。他说如果不去，失信了。公司其他人不知道具体情况。

经不断的努力，公司经营开始顺风顺水起来！给分社创收，员工们增加了收入。年终总结大会，公司受到了表彰。

不过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因劳累、焦虑、饮食不周，留下了胃溃疡的毛病。

……

2010年9月30日，刻骨铭心的日子。

晚饭，我们吃的韮菜盒子，勤学喝了点酒。当晚的电视节目，是宋祖英在澳洲专场演唱会，我们俩都在看。

白天有一个小插曲，勤学买的股票跌了，损失三万多。凭我多年经验，这事不足以撼动他的神经。但我还是劝他，“东方不亮，西方亮。明天别的股涨了，钱又绕回来了。你可别上火啊！”

他说：“刚开始心情不太好，后来就想开了。总上火，就不能炒股了！”听了这话，我心里踏实了些。

看完电视，大约十点刚过。我们起身，分别到主卫和客卫洗漱，准备睡觉。我问＂你药吃了吗？＂(心脏支架的抗凝药)，他回：“吃了！”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洗完手，正要洗脸。怱听那边卫生间传来了一声闷响，如一面石碑倒在地上。至今仍记得，那让我心颤的声音。

我意识到，勤学出事儿了！急忙奔过来，见他横躺在卫生间，头紧贴墙。喉咙里发出了嚇嚇的声音，我拍拍他的脸，又摁一下人中。嘴里喊：“你醒醒！醒醒！勤学！你这是怎么了，可别吓唬我呀！”

仅过了十几秒，见他的嘴里吐出白沫和食物，我将他的脸侧向一边，怕堵住气道。拨120叫救护车！打电话给隔壁单元的八姐。

几分钟后，八姐、蒋哥都来了。我们把勤学从卫生间里慢慢移出来，这才发现他的耳道里已经出血了。救护车来得很快，医生简单处置了一下，抬上车，直奔陆军总院。

医院离我们家只有三站，很快就到了。进急救室，医生一查说：人不行了，瞳孔开始散了。

做CT检查，颅内主干出血，还有其它多处出血点。吸痰，吸呕吐物，上呼吸机，但医生不给手术。

我和八姐、七姐到医生办公室求他做手术，人也许能活下来。但医生说：“手术没用，他没给我们抢救的机会！”无论怎么说，如何求，医生都是这些话。

眼见没有希望，我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来到走廊里，边走边哭，心里很绝望。

茜茜知道了她爸的情况，托郭丹请来了陆军总院，脑外科一位医生，是医学博士。他受朋友之托，半夜从家里赶来的，我们很感激他。

手术前，我给大夫红包，人家不收。他说：“救人要紧！”又说：“我看了患者的片子，救回来的希望，微乎其微。最好的结果可能是植物人，也许是下不了手术台，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坚持做手术，心想着，也许有奇迹发生！

手术，在后半夜一点半左右开始。望着手术室，我心乱如麻，八姐更是焦虑不安，她的血压攀升，高压170。

手术室内也有波折，但勤学总算扛下来了。八姐这时头晕厉害，由蒋哥陪她先回去。我让七姐也回去休息。我与哥哥在重症监护室走廊外守着，医生说他还没有脱离危险。

一夜熬过去了。清晨，七姐来了，询问了勤学的情况。我才得知八姐着急上火，血压居高不下，躺床上起不来了。

一直挨到了下午，茜茜和卢晓宁开车从北京赶来了。他们也是一路不顺，半夜出京，高速路上遇到雾霾，不让通行，只好泊车，等雾散。

我把前后情况跟茜茜说了，又说“你们俩在这儿守一会儿，我回家去收拾一下，再洗洗脸”，因为勤学吐的东西还都在地上。

回到家，还没清理完，茜茜就来电话：“妈，你快来吧！我爸可能不行了！”虽然有思想准备，但我的脑袋还是嗡的一下。我提醒自己镇定，别慌！赶快下楼！

打车到了医院。见七姐一家和茜茜他们俩都在，勤学已被推出了重症监护室，人和床都在走廊里。他已悄无生息地离去！没留下只言片语。

也许冥冥之中，他一直在等待女儿。茜茜一到，他就放心地走了！

我脑中一片空白，心似油烹，泪如雨下。顷刻间，明白了，什么叫生离死别，何谓人生无常！

一个转身，便是永别！

2009年，王勤学在青岛与大学同学聚会

2009年，王勤学在青岛与大学同学聚会

2009年，王勤学在青岛与大学同学聚会

2009年，王勤学在青岛与大学同学聚会

2009年，王勤学在青岛与大学同学聚会

2010年，王勤学在呼伦贝尔与大学同学合影

2010年，王勤学在满洲里与大学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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