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我的一个杀人犯的发小

作者：卫林

1975年，文革结束的前一年，王浩炎，我的发小，畏罪自杀了。那一年他19岁，长得人高马大，气度不凡。原本，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如果不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他也会同我一样，一直活到今天，有家有业，子女绕膝。夕阳下与老友对弈。有一个完整而美好的人生。然而……

如今，每当看到同龄人回忆那个时期的文章，我都会想起王浩炎。痛心与自责不断击打着我的内心。他从好学生逐渐变成了杀人犯，作为好友和发小，我对他的影响就像催化剂，没有把他往好的方向催化，而是相反。如今，有多少“后悔”和“对不起”都无法平复我的内心。唯有真实地记录历史，并做出深刻的反思，以警示后人，不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往事如潮，千头万绪。我就从“大院文化”开始吧。

何谓大院文化？有人曾简单粗暴地说：就是流氓文化，按照我的理解就是青少年打群架的文化。当时的流氓又分为洋流氓和土流氓。住楼房的、生活条件好的干部子弟组成的流氓团伙叫洋流氓；住平房的工人子弟组成的流氓团伙就叫土流氓。不管是洋流氓还是土流氓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王浩炎从一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变成杀人犯，可以说，与所谓大院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虽然大院在占地面积、名气、位份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但各大院儿的孩子们，在自家地盘儿上称王称霸的心气儿都是一样的，都是关起门来当皇帝。在这点上，院儿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就算你是军队大院的孩子，要想从连围墙都没有的铁道部宿舍院儿穿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尤其是在没有成年人、或者没有高中以上大孩子陪同的情况下，小孩子们宁可绕道也绝不敢单独穿行。因为那院里的孩子们，会整日地守在各路口上，手里拿着武装带、自行车的弹簧锁或者板儿砖，看见陌生孩子走来，便会立即截住去路，然后开始盘道。如果陌生孩子应答有误，不仅不能过去，还会挨一顿揍，头破血流的事时有发生。所以，孩子们都知道，单枪匹马的绝对不敢去那里试水，除非你精通盘道的黑话。

啥叫盘道？通俗讲就是通过提问题对你进行身份验证。盘道时，首先会问：你哪儿的？干嘛来了？然后会接着问：你们那儿的头份儿是谁？有叶子吗？劈点儿。如果你答不上来，或者答得不对，挨揍是免不了的，甚至你身上值钱的东西也会被抢光。像羊剪绒帽子、白回力球鞋或者皮手套之类的物品都是当时最时髦的抢手货。那时社会上流行的热词：飞帽子、飞鞋、飞手套，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都是发生在所谓洋流氓地盘中的事儿。

 而土流氓呢？也有自己的地盘，也截人，但是他们不抢贵重物品，抢回家，家长会问哪儿来的？如果知道是抢的，挨一顿暴揍是轻的。当年的家长对孩子们的品行管教的还是很严的。他们抢洋画、烟盒和弹球之类的玩具。他们也有自己的武器：板带、铁链子和高级点儿的皮鞭。

做皮鞭可是相当有技术含量的。首先需要特殊渠道才能找到原材料。平房区孩子们的父母多数是工厂工人。厂里车间到处都是堆成堆的废传送带。也没有严格管理。孩子们可以借口找爸爸就能进入车间。然后把那些废传送带顺出来。有些用来当板带直接系腰上，有些传送带内部的皮条被抽出来，然后编成一条鞭子：一件很厉害的武器，抽一下疼得不得了。

刚开始这两个阶层的顽主，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井水不犯河水。后来土流氓堆里出来个杰出人物：外号小混蛋，屡屡持刀挑战洋流氓。在老莫餐厅、西四包子铺，把大院顽主——名头震响半个北京城的四大金刚，打得抱头鼠窜。洋土流氓从此结怨。这不仅结束了洋顽主们在各个大院之间的火并，即：大院之间的拔份儿之战，还使得各大院的洋流氓们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最终把小混蛋刺死在西郊动物园附近的二里沟。关于小混蛋之死，版本较多，故事也流传甚广，这里就不做赘述了。（参见："小混蛋"之死）

影视作品里的“小混蛋”

1966年开始的文革，先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续而大批判，大批斗，就是人整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一开始是支持红卫兵造反的，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小将，使得红卫兵运动轰轰烈烈，造反组织遍地开花。自下而上，游行，串联，揪斗，夺权，破四旧，立四新。改街道的名字就属于破旧立新的一种举动。王府井大街改成了反帝路，魏公村也被改成了为公村，友谊医院改成了反修医院等等。最严重是捣毁历史文物。像颐和园智慧海墙上的一排排佛龛，底层能被红卫兵够得到的地方都被他们给砸了，堪比火烧圆明园了。

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被简称为联动，公开喊出了‘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提出砸烂公检法，使打、砸、抢行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红卫兵运动发展到后期，已经变成无法无天的恐怖组织。所以，一些极端红卫兵组织——联动、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所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就都被取缔了，而且这些组织的头头也被投进了监狱。

红卫兵小将们从天上一下摔到了地下，组织被解散了，嚣张气焰被打下去了，但是斗争精神不灭。没有参与红卫兵运动的各大院的孩子们虽然年龄小，但在老红卫兵的教唆和带领下，斗争意识被激发得格外强。以各自的大院为单位开始的争霸行动，就是所谓大院文化期。

有个词叫“拔份”也叫“争头翠”。当年的孩子们都想拔份。弱肉强食，拔不出份的孩子只有受欺负的份儿了。各个院之间的茬架，约架，最后是打架，就是拔份之争。各个院的首领被誉为顽主，以手黑敢拿刀子捅人进监狱为荣。

如果哪个院的哪个顽主被抓进公安局了，最好还能被公审，那么这个大院立马出名，他们院的孩子走到哪儿，都没人敢欺负。像当年四大金刚之一的铁道部大院的任志刚被万人大会公审后，判处了15年徒刑。于是铁道部大院立马威震四方。

“老炮”一词，许多人不知道来历，只知道被誉为“老炮”的人厉害。当年进过二次以上公安局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老炮”。因为市局在炮局胡同2号办公。所以北京的流氓们就管公安局叫“炮局”。被抓进公安局，叫折（音：蛰）进炮局了。

有色院宿舍不大，总共有十栋家属楼，还分别围在东西两个院儿中。从一栋到六栋再加上一个十栋，这七栋楼在东院儿；而七、八、九这三栋楼则在西院儿。两院儿相隔一公里左右。别看东院只有这么几栋楼，也分成好几派。三栋的孩子和五栋的孩子就是两派，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我家住五栋，王浩炎家住三栋，可是三栋的孩子们却不带他玩，还总欺负他。所以，他就到五栋来找我们玩。我有个哥，这让我在五栋、在我们这个年龄组，很有份儿，见谁不顺眼我就敢大打出手。有我哥在背后戳着，没哥的孩子都忌惮我，我轻易不惹有哥的孩子。

那位说了，家长们都干嘛去了？对这样恃强凌弱的熊孩子，家长们咋不好好管教啊？不是不管教，是不敢管教。那时候，所有家长都必须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每天晚上都要开会到八九点钟，回来再给孩子们做饭吃。饭后，也就该洗洗睡了，哪还有时间教育孩子。

就算有时间，也只能让孩子们背各种语录，并给孩子们讲：亲不亲，阶级分。意思是，不管什么人，只要不属于一个阶级，那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关系。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中学生们积极投身到了抄家，批斗，游街，打砸抢的运动中。

那时候的口号是要培养孩子们的斗争精神，并且要一代一代往下传。在中学里，有红卫兵组织，能成为红卫兵组织中的一员就像现在能成为三好生一样让学生们向往。加入红卫兵的首要条件就是斗争精神，看你敢不敢抡武装带抽阶级敌人，即那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而小学生们呢，也要跟着闹革命，也希望当英雄。在小学里找不到革命对象怎么办，那就只好面对同伴、同学发起进攻，欺负人，争霸，打架斗殴成为同学关系中的常态。

除非你宅家，否则只要走进社会，你不欺负别人，就会被别人欺负。那时孩子们的世界里流行一句俗话：看见老实人不欺负有罪。那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很多年后，我妈跟我说了当年的一件事，可以解答为什么家长不敢管教孩子的原因。

我家有位邻居，是个非常善良的老太太，喜欢助人为乐，谁有困难都会伸出援手尽力帮助。突然有一天被一群红卫兵抓走了，说她是地主婆，是黑五类，属于阶级敌人。红卫兵押着老太太在院里游街，批斗。还把老太太按着跪在地上，给她剃了个阴阳头。院里的小孩子们也被红卫兵煽动起来参与到批斗老太太的斗争中来。她就这样被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们折磨羞辱了一整天，当晚老太太就用剪刀抹了脖子，场面非常的血腥。

我妈说，批斗老太太那天她亲眼看见我用皮带抽了老太太。那皮带抽在老太太身上，疼在我妈心上。可是，在那种场合下我妈她敢站出来制止我吗？她敢回家后教育我：“打人是不对的吗？”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有这样的后果：我不再参与了，然后我会被质问为什么不去斗地主？“我妈告诉我打人是不对的。”再然后，我妈就必然成了被红卫兵揪斗的对象，也会经历她亲眼看到的老太太所经历的一切。

所以，那个时期大人们人人自危，不知道说错那句话就会大祸临头了，哪敢随便教育？道德伦理观念都被批判了，孩子们的脑中只剩下斗争的观念。我至今都不知道老太太姓什么，只知道她是杨成的奶奶。杨成是我的好友，可是在面对阶级敌人时，没有亲情友情可讲，说翻脸就翻脸，即使面对一个那么慈祥的老人家、我的哥们儿的奶奶，说打便打。

当年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小孩子，说人性被泯灭了有点言重，但是那样的环境的确把青少年变成了不懂伦理道德的群体，只拥有一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

那年王浩炎和我都是10岁，是三年级的小学生。在小孩子们中虽然不分阶级，但是分层级，中学生层的绝对不会跟小学生层的玩到一起；小学高年级层的也绝对不会跟低年级层的玩。小学高年级学生模仿中学生也成立战斗队，也去揪斗校长及出身不好、表现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老师。而像我们这种低年级的学生就没事儿干了，放长假，在家里敞开了玩。

什么都能成为孩子们玩的内容。女孩子们会玩攒糖纸、还有跳皮筋、跳房子；男孩子们会玩攒烟盒、官兵抓贼、弹球、用弹弓枪玩打仗、趴地上斗蛐蛐、用熬化了的黑橡胶，上树粘蜻蜓。那会儿，有的孩子找不到熬胶的原材料，就偷偷把家长的黑胶鞋给剪碎了熬胶，挨一顿暴揍是必须的，可只要粘到了蜻蜓，挨顿打都值。

上街看热闹也是一大乐趣，看被批斗戴着高帽子游街黑五类的惨相。还有贴的到处都是的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能听到高音喇叭里放着的激昂澎湃的战斗歌曲：“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一队队的红卫兵，身穿绿军装，腰系武装带，在各大路口上设关卡。只要看见穿高跟鞋的人走过来，立即截住，然后把鞋上的高跟砍掉；看见留着过肩长发的人，立即按住，把长发剪成齐耳根的短发。因为穿高跟鞋和留长发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趣味。对一般的过路行人，也要截住，盘问家庭出身。

有一回，我们一大帮孩子在路口被截住了，红卫兵挨个问我们的出身。我因为见过这场面，知道该如何正确回答。我报家庭出身是贫农，顺利通过了路卡。王浩炎报的是中农，也没事儿；有一个小哥们，名叫富也克，是王浩炎的表弟，比我们小不少，大概也就是六七岁。家里大人都忙着抓革命，他没人管，只得跟着表哥混，啥都不懂。

当红卫兵盘问时，富也克搞不懂家庭出身是什么意思，就在愣神的功夫，眼见红卫兵的武装带扬了起来，小哥们儿被吓得惧中生智，想到自己姓富，于是急忙响亮地答道：富农。啪的一声，武装带结结实实抽在了他的身上，哇的一声，哭了。

红卫兵厉声喝道：不许哭！边呵斥边说：“知道为什么打你吗？因为你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富也克算是倒霉到家了，红卫兵打了还不算，又挨了他表哥一顿打。边打边数落：“你家是下中农出身，怎么能说是富农呢？”

王浩炎没有哥，没有靠山，又是个非常老实的孩子，所以在三栋总是被孩子们欺负，说他是五分加绵羊的学生。尽管他聪明善良，对人都是以诚待人，不会欺负人。但是在那个时期，成绩好的孩子不会得到尊重，被当做“白专”典型受到歧视。不爱学习，爱打架斗殴的孩子反倒被当成英雄受到孩子们的崇拜。我在五栋称王称霸，虽然表面上看，是因为有一个哥作靠山，但其实，我是一点都指望不上我哥。他曾经告诫我：“有本事自己打天下去，我是不会帮你打架，欺负人的。”

所以，那时候，我几乎天天都在和我们这个年龄组或者低一年级的孩子单挑、打架，谁先把对方打哭了，谁就是赢家。为了争强好胜，有时候被个子比我高、比我壮的对手左右开弓煽耳光，即使被扇得眼冒金星，我也硬是忍住不哭，耐心等待机会，抽冷子猛踢对方的小肚子，或用头猛撞对方胸口，竟然屡屡得手，从而转败为胜，让对方哭着败下阵去。就这样，我在我们这个年龄组排名第三，基本上没有人敢欺负我。

我哥虽然比我大两岁，但也属于老实孩子。他既不想被人欺负，也不想欺负人，所以避高就低，不在他同龄人的圈子里混，而是掺和到我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圈里来了。他待人平等谦和，又比我们见多识广，岁数也大，还不欺负人，所以在我们这群孩子中威信很高，成为了领袖人物。一大帮热爱和平的孩子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就包括王浩炎。

王浩炎很聪明机灵，很讨人喜欢，所以，他很快就成了我哥的铁磁，像亲兄弟一样，感情倍儿深。五栋这边的孩子都平等待他。不过，三栋的孩子们可一直都没有放过王浩炎。尽管他们的孩子头儿早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但他们心里仍憋着一股火，表面对我顺从，却在背地里想方设法地阴我，把不服气的情感宣泄到王浩炎的身上。知道王浩炎跟我哥和我都是好哥们儿，就在暗地里找茬欺负他，或者在他回家的路上围殴他。以至于到后来，每次王浩炎从五栋想回三栋的家时，不敢单独走，都得我哥和我护送。

我曾经多次警告过三栋的那帮孩子，不许再欺负王浩炎。可他们狡猾得很，不承认曾欺负了王浩炎。每次在围殴王浩炎时，都采取挤香油的方式：一大帮人把王浩炎围堵到一个犄角旮旯里，然后从不同方向同时出手，这就叫出便宜手。这样一来，王浩炎就没法确定到底是谁打了他，我想替他报仇出气，也就找不到目标人选了。无奈之下，我就怂恿他自己还手。我不断地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来鼓励和鞭策他。

久而久之，他终于接受了孩子群体中的森林法则，那就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既然你还手要挨揍，不还手同样要挨揍，那就还手吧。置之死地而后生。于是，他一咬牙一跺脚，发誓不再当老好人了。从此，一个五分加绵羊的、总是被人欺负的老实孩子王浩炎，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他的第一架，正好碰上院里我们这个年龄组里座次排在老二位置上的孩子，外号：大尉。大尉可不是一般的狂，他平时总是跟着高年级的孩子们混在一起，认识不少院里院外的流氓顽主。据说他去三里河的经委礼堂看电影，敢自己一个人穿行铁道部宿舍区。每次被铁道部的孩子们盘道时，他都能对答如流，毫发无损地顺利通过“敌占区”。所以，提起大尉，孩子们都老佩服他了。尽管在院里排座次，我位列第三，但我从来也不敢跟大尉叫板。对他，我是有多远就躲多远。可谁能料到，这个不开眼的王浩炎，一上来就跟大尉怼上了，这下甭说我了，怕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他了。

这场架的起因很简单。在院里，作为老二的大尉，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霸主，除了老大，他想骂谁就骂谁，孩子们也早已认可了自己的位份，每当被大尉骂时，都牙痒痒地忍着，没人敢还嘴。没想到这个规矩让王浩炎给破了，他竟然敢对着大尉骂回去。

这还了得，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大尉哪能容忍这样的反骨，于是怒火万丈，立马就抡起王八拳打将过去。再看王浩炎，因为这场架是他的处子秀，所以有点心虚，不太敢使全力下狠手，但还是以牙还牙地都还了回去。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院儿里没有位份的王浩炎，心里也根本没有负担，与大尉叫板，就算打输了也不丢人。但如果打赢了，那可就是一战定乾坤了。

其实王浩炎的体格比大尉壮实多了，他要动起真格来，大尉还不一定是对手呢。果不其然，大尉的一通王八拳对王浩炎来说就像挠痒痒，哪里抵挡得住王浩炎的千钧霹雳掌，只两脚三拳，大尉的鼻子就见红了，血顺着下巴颏滴到衣服上。众人一见大尉挂花了，赶忙拉住王浩炎，大尉也就此停手。他虽然强忍住泪水，没让自己当场哭出来，但是两人的实力已高下立判，王浩炎赢了。这一架让王浩炎一举摘下了“贫穷落后，处处挨打”的帽子。从此王浩炎在有色院儿乃至周围大院儿内站起来了。

王浩炎的第二架打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起因跟大尉一样，我不能再骂他了。以前，随便骂他，每次他都只是呵呵一笑，从来不敢还嘴。可如今，王浩炎还真是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不管谁骂他，他都会骂回去。不管谁动手，他都会还手，一点不留情面。这变化还真让我一下子接受不了哇。

嘿！我还就不信镇不住你了。面对王浩炎的回击，我这个气呀！你小子能有今天，还不都因为有我这个启蒙师傅呀。要不是我给你戳着，鼓励你还手，你哪能有翻身的日子啊？！不懂知恩图报也就罢了，竟然还敢蹬鼻子上脸，跟你师傅叫起板来。反了你了！于是我铆足了劲，抡圆了胳膊，对着他就是一拳。可没料到，他那壮实的身体有如铜浇铁铸一般，我一拳打过去，他纹丝未动，我自己的拳头倒像砸在生铁上，被撞得生疼。

他那胳膊就像柱子一般粗壮，要是像我一样抡起来砸在身上，恐怕我的半条命就交代了。看在我哥的面子上，跟我对打他没使全力。我一直打到筋疲力尽才停手。这场架打完了，表面看起来我俩打了个平手。但我知道，他的实力远在我之上。打那以后，我不得不平等待他，再也不招惹他了。自此王浩炎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在海淀区最出名的大院是海军大院，社会上称之为海军大庙，那楼顶建得跟庙顶一样，故此得名。当年有个笑话，说俩哥们茬架，互问：“你哪儿的”？“你哪儿的”？“我海直的”；“我二炮的”。结果俩人都会错了意，一个以为对方是海军直属机关的，另一个以为对方是第二炮兵司令部的，都是名头响亮半个北京城的大院，于是俩人就和好了，还成为了朋友。可事后再仔细一问：你家住海军大庙几号楼？对方曰：我是海淀区直属清洁队的。那你家住二炮南院还是北院？对方曰：我是第二灯泡厂的。

这个笑话说明了海军大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空军大院也不含糊，还有铁道部大院、新华社大院，它们的特点都是规模宏大，人数众多，都有名气震天的顽主领衔，到处寻衅，哪个院一旦小有名气了，那就打上门去灭之。打群架的规模之大，通常都有好几百人参加。光是锰钢自行车就能停一大片，那气势吓死人。

但是这种规模的架，一般都打不起来，双方人数众多，难免有互相认识的人，在熟人的调停下，双方就和解了，不仅和解了，还联合了，以后打架还互相帮衬，势力就更大了。住在这样大院里的孩子们优越感很强，走到哪儿，只要一提我是海军大院的，闻者立马肃然起敬。像我们院的大尉，当年去经委礼堂看电影，横穿铁道部大院时就是这么说的，立刻被放行。

除了名头，大院文化里也少不了服饰。服装标配是一身国防绿，四个兜的官服，排长以上军人穿的军装。如果仅有两个上衣兜，那是兵服，不好使。当时的俗话说：狂不狂，看国防，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国防绿，那么有一身学生蓝也凑合，蓝制服里面要配白汗衫，白衬衫上边的扣子不系。

还有鞋和袜子也有讲究，最牛的是军队的将校靴，属于顶级顽主的配置。如果份不够，穿了将校靴也会被人飞了。白回力鞋稍差些，但也足已走遍天下都不怕了。不过，一双回力球鞋老贵了，在当时要花10元人民币，相当于学徒工大半个月的工资。对一般劳动人民的家庭来说完全属于奢侈品了。回力球鞋是上海产的，在北京还买不到。有门路的人会托人去上海买。

再差一些的是最普遍的“片儿懒”，就是黑灯芯绒鞋面、黑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穿片儿懒的要把脚脖子上的尼龙花袜露出来，显得有范儿，让人一看就知道你至少是某个流氓圈里的人，一般人就都会躲着你走。以上说的都是洋流氓的装束。土流氓穿的鞋则是天津产的帆布鞋面加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

那时我们院的孩子想在社会上混，也必须有这样的一身打扮，不然就会被视为土鳖，就会到处挨打。王浩炎这时的风头早已盖过了我。在有色院儿里，他基本上成为了好几个年级组的老大。他已经准备带领着我们院的小流氓们冲出有色院，走向世界了。

以前我们根本不敢在院门口设关卡，但自从王浩炎投身江湖带领我们奔向未来后，规矩被重新确立，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当“皇帝”了，准备对外称霸，引进外院孩子的做法，在门口设关卡，摆一摆顽主的份儿。用武装带，车锁，板儿砖武装起来，守在院门口，对路过我们院的外院孩子炫耀武力，学着铁道部孩子的口气盘道：你丫哪儿的？如果遇见的是老实孩子，就打一顿了事。如果遇见的是真顽主，我们就倒霉了。

有一次，我们看走眼了，以为截了一个土鳖，想好好抖抖威风，没想到，人家是羊坊店地区大名鼎鼎“九龙一凤”之一。他不按常理出牌，不用标配装扮自己，竟然穿着带补丁的粗布对襟大褂和大口鞋，就来穿行我们院儿了。这哪能不被当成土鳖对待。要知道，那时讲究的是：不打洋的，不打鲁的，专打傻帽土的。

一看他这副土鳖打扮，我们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他被截住后，不但毫无惧色，反而还哈哈大笑起来，一下子就把我们给笑毛了。王浩炎问他笑啥，他答，我笑你们有眼不识金镶玉，鸡屎拌面——假卤（鲁）。鲁是北京土话，指勇冠三军的人。那时穿蛤蟆绿、狗屎黄衣服的人就被誉为“假鲁”。因为许多孩子弄不到国防绿军装，只能到商店里去买。可商店里卖的服装，那绿色与国防绿不一样，所以就被叫做蛤蟆绿或者狗屎黄。

就在我们对这哥们的话感到惊诧时，说时迟，那时快，这哥们抄起一个大棒子，三两下就把我们这一大帮孩子抡得四处逃窜。他把我们打散之后，对着我们放出狠话：“你们丫等着吧，哪天要是在我的地盘上截住你们丫的，我不打你们个半死，我就不配“九龙一凤”的老七。”那时候，我正好在羊坊店中心小学上学，老七的地盘是我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我心话，幸亏领头闹事的人不是我，而是王浩炎。

打那以后，我就保持低调了。不过在上学的路上，还是屡屡遭遇老七劫道，幸亏他没认出我来。否则我就不知道今天的你我是否还会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老船票是否能蹬上你的破船？而王浩炎他们在有色院子弟小学上学，不需要通过老七的封锁区。所以也都幸免遭劫。这次的鲁莽行为，让本来相安无事的两拨孩子从此结了仇怨。

转眼间我们小学毕业了。我和王浩炎一同进了北京玉渊潭中学。当时社会流传的顺口溜是：玉渊潭，门朝北，不出流氓出土匪；铁一土，铁二洋，铁三都是大流氓。当年只有铁道部的子弟才能在铁路中学就读。而铁三中又以高产流氓著称，其战斗力与玉渊潭中学的有一拼。足见玉渊潭中学的文化环境是怎样的了。

铁三中的流氓雄霸三里河一带。三里河有几个著名的电影院，像三里河工人俱乐部、经委礼堂等，都在铁三的势力范围内。如果我们要去那边看电影，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如何穿行铁道部宿舍大院和三里河一、二、三区。

上了中学的王浩炎，早已与几年前的王浩炎不可同日而语了。他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无比耀眼。本来就聪明的他，不仅脑子转得快，还拥有高大的身材和健壮的体格，再加上他敢玩命，手也黑，很快就在社会上打出了个名号：浩秃子。其实他根本不秃。可为什么得了这么个外号，我也百思不得其解。我琢磨，是不是因为电影里心黑手辣的土匪头子都叫什么秃鹰呀、秃三炮啥的，所以这个圈子里的孩子们也给他封了这么个外号，以烘托他的匪气？

彼时的浩秃子已成为我们院的领军人物了。好孩子一旦变坏，可比原本的坏孩子能量大多了。这算是“浪子回头”的逆向思维。他有灵活应变的脑子，有野心勃勃的憧憬。他想要带领我们院的孩子称霸一方。他的战略是先把周围弱小院里的小流氓们给灭掉。

所以，第一战，就是把四机部的“头翠”，外号唤作外国鸡的哥们给花了，也就是给开瓢了。开瓢是北京土话，“瓢”指的是后脑勺，“秃瓢”就是秃头的意思。那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字谜，谜面是：面朝东，打一个外国领导人的名字，谜底就是“朴正熙（瓢正西）”。

紧接着第二战，是把京西宾馆宿舍的哥俩，澳洲黑和九斤黄给打服了。然后继续，又挑战了军博宿舍的老大——韩建中，王浩炎警告韩建中以后不许从有色院儿穿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在屡屡得手之后，王浩炎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以至于准备去跟新华社的小刘奔叫板。新华社大院，那可是人多势众啊，小刘奔，和他哥大刘奔是敢动刀子插人的主，谁听见他俩的名字都会肝儿颤。我们院儿的孩子打架从不敢动刀子，还是属于“文斗”级别的，所以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可这时候的王浩炎已经开始疯狂了，他要一步步地把我们院的孩子带到死路上。

到了这个份上，你知道王浩炎在社会上的名头有多响亮吗？说件小事儿你就会明白，“高家庄的地道到底有多深”了。

有一回，半路上正好遇见王浩炎，他问：干嘛去？我说去经委礼堂看电影去。他说：干嘛绕这么大远啊？走，我带你们抄近路过去。他说的近路就是要穿行铁道部第一住宅区。那时候，我们去三里河经委礼堂看电影，都是宁可绕远走，也绝不敢穿行铁道部宿舍大院。

听了王浩炎的话，我们只得战战兢兢地跟在他身后。刚走到第一住宅区路口，就被一帮手持刮刀、车锁、武装带、身着顶级流氓装束的孩子给截住了。一见到这个阵仗，我就被吓得心砰砰直跳起来。可王浩炎气定神闲，毫无惧色。当人家问他：哪的？王浩炎不仅不直接回答，还反问道：看我像哪儿的？那气势比那些全副武装的孩子还盛。这让那帮孩子有点懵逼，从来没见过这种答法啊！

问话的孩子愣了一会神儿，然后继续问：“你谁呀？”王浩炎胸脯一挺，凛然答道：小名秃子！话音儿刚落，就见那帮小子的首领立马对着王浩炎来了个立正，然后双手抱拳，一迭连声地赔不是，骂自己瞎了眼、不识真人，并真诚地表示愿意交个朋友云云。与此同时，我还听见那帮小子窃窃私语道：他就是浩秃子啊！直到这时，我才明白，现如今的王浩炎已经是威名四海声震八方的浩秃子了。

我妈也听说了浩秃子的“事迹”，也知道了我与浩秃子一直在鬼混。她担心我也会变成浩秃子，于是下了狠心：首先，严令我放学后必须回家，如果她下班回来，进了家门没看见我，那么小死新你就等着吧，勿谓言之不预。不用问了一顿暴揍在等待。厨房拢火的炉钩子、铁铲子、煤夹子都是她顺手拈来的有力武器。

在这样的严打之下，我是再不敢擅自出门跟着王浩炎混了。因为我妈曾用最严厉声音告诫我：“我宁可把你打残废了，也不能让你跟着浩秃子当流氓去祸害社会。”其实，王浩炎的家长也了解他的情况，也想严厉地管教他。无奈，他已不再是小孩子了，处于青春叛逆期的他，已经长成了人高马大的壮小伙儿，且力大无比。

他爸已打不动他了，于是就把他送到东北老家上学去了。他老家在佳木斯。王浩炎刚到那里时表现还是不错的，没多久还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因为，那时只有好学生才能加入红卫兵。然而，那里的社会环境完全出乎了他家长的意料。那里的孩子，拿刀子扎人是家常便饭，一言不合就动刀，二话不说就捅了你。所以，当时那里“盛产”死刑犯。

王浩炎到了那里，很快就被熏染透了。一年后，迫不得已，他爸又把他转回北京。可回来后的王浩炎“段位”就更高了。目睹过东北大流氓杀人不眨眼的场景，他已不知道什么是法什么是天，也不讲什么道德人伦。有一回，他管他爸要钱，他爸不给，于是，他就将一把三棱刮刀插到桌上，然后指着三棱刮刀恶狠狠地对他爸说：“我管你叫爸，它可不管你叫爸。我数到三，再不答应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二……”

他爸彻底崩溃了。把钱给了王浩炎，紧接着就报了警。希望警察把他抓走。可是警察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王浩炎又没有犯罪事实，我们不能抓他。这个结果使得王浩炎的嚣张气焰更加高涨。自此以后，他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以至于，当时盛行着这样的传说：小孩子晚上哭闹不睡觉，大人实在哄不好时，就会这样吓唬孩子：再哭，浩秃子就来了啊。小孩子就会立刻停止哭闹。

1970年底我家搬到了西城区百万庄，我也转到了110中学。同年，我哥也参军离开了北京。从此我就与王浩炎失去了联系。1974年，我哥从部队回北京探亲时，王浩炎竟然跑到我家来看我哥了。

见到王浩炎的那一刻，我着实吃惊不小。心想，他是咋找到我家的？我们都搬走好几年了，我也一直没联系过他。我哥说是他写信告诉王浩炎的。我这才知道我哥一直与王浩炎保持着友谊。他俩见面分外亲热，儿时的感情溢于言表。

虽然那时的王浩炎已是羊坊店地区数一数二的恶霸了，外界对他的评价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可是他来到我们家，依旧显现出儿时那般憨厚与淳朴的样子，一点都没有表现出霸道之气。

我那时已经上了技校。在技校的同学中，一直流传着几本禁书的名字：《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第二次握手》《儿女》等等。大家都很想读到这些书，只是不知道上哪儿弄来。此刻见到王浩炎，我灵机一动：既然他有那么大本事，不妨找他帮忙。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他提了出来，不料他大包大揽地满口答应，还非常认真地记下了书名。

我原本以为，他也就是装装样子吹吹牛逼而已。没想到，第二个礼拜天，他竟然把那些书都带来了。还大度地对我说：看多久都行，不着急还。这一下，简直把我激动得差点儿背过气儿去。在心里万分庆幸，当年曾有恩于他。这些禁书让我在技校同学们面前大大地露了脸。

那会儿，我爸在我们住的社区里，被街道办事处任命为义务的向阳院主任，负责组织院里的孩子们参加有益的活动。我爸当时正在发愁，不知该组织啥活动。这时，王浩炎就来帮我爸出主意：“组织一次乒乓球比赛怎么样？我带一个球队过来参赛。我们院二毛是海淀区业余体校乒乓球队的主力。”

我爸一听非常高兴，不久这个提议就变成了现实。这项活动大获成功，通过体育比赛增进了二个地区孩子们的友谊，这充分说明，孩子们不是非要通过打架来不打不成交。也为当地街道办事处如何开展青少年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后来还被推广到其他街道社区。

这件事也证明了，王浩炎的本性是善良的，而且他的能力出众。若不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环境的影响，若不是被畸形的大院文化带偏了路，他一定能在后来的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像我一样考上大学。然后，他还可能成为硕士、博士，最终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材。他的弟弟妹妹们在恢复高考后，一年一个，连续三年全部考入了名牌大学。他家一门三子全部考上大学的事迹后来也成为有色院人茶余饭后的美谈。然而他本人却成了反面教材。

一天，有色院的大尉突然来到我家，向我索要那些禁书。原来这些书都是王浩炎从大尉那里借来的。我奇怪，为什么不是王浩炎来？大尉说，浩秃子死了！是服毒自杀！

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我顿时僵住了。为什么啊？大尉说：为了争夺一个女人，王浩炎把情敌给杀了。他本来打算潜逃，不料，在家里阳台上发现警察已经把楼门口和院门口都堵死了。他感到走投无路，绝望之下喝了敌敌畏。

于是，在1975年9月的一天，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即便他不自杀，也会被判处死刑。因为他犯的是故意杀人罪，属于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民愤极大的那种。民间有云：两特一极，必死无疑；一特一极，不死扒皮。据说，王浩炎死后，有色院的人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政府为民除害，铲除了当地一霸。

时光穿梭，白驹过隙。转眼间45年过去了。我们从懵懂少年走向古稀之年。多少往事如何评说？现在我常常看见一些人对当时所谓的大院文化，喋喋不休地大唱赞歌。这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王浩炎，想起我们在童年时代受到大院文化的摧残，想起我对王浩炎最初的“教诲”和“指引”，使得一个本应有着光明未来的好孩子走上了绝路。内心在一阵又一阵地抽痛。环境把原本的好人变成了坏人，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

假如王浩炎没死，我想，他一定会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省，他也会控诉当时的大院文化，并用他的亲身经历来告诫后人，希望我们的社会再也不要出现那样的文化环境。

不过，我想说明一点：回想大院文化，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传播了一些优美的俄罗斯歌曲。当年顽主们私下里以会唱几首“黄色”歌曲为荣，像《三套车》《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等。唱这些歌曲是要冒风险的，有可能被当成传播靡靡之音的流氓抓起来。王浩炎“成名”以后，从外院的顽主们那里学会了这些歌曲，然后又教会了我们。

我当时还把《山楂树》这首歌的歌谱抄了下来。抄完后，我却犯难了，因为怕被家长发现，不知道藏在哪里才安全，想了许久也没辙。最后还是王浩炎给我支的招，藏在包书皮的夹层中。果然，多少年都没被人发现。可见，我的发小王浩炎是怎样的一个聪明人。可惜可叹！

最后补充一个实际情况：王浩炎杀的情敌，没有死，最终被抢救了过来。唉！一声叹息啊！可这些事，又怎是一个叹字了得！ 

2020.12.10

大院记忆

翟滨：我的发小儿茹小壮，

你丫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