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语文艺节目少，因此在海外过年，看央视春晚是必不可少的重头戏。

每年春晚主持人的开头语：亲爱的全国同胞们，亲爱的海外侨胞们，过年好！声情并茂，此情此景，眼窝子浅的几乎热泪盈眶。我旅居海外已经三十年了，只要条件允许，过年必看央视春晚。我也每年都期待着，明年的春晚会比今年的好看。

我期待了一年又一年，央视春晚总是不断地辜负我的期望，每年都不出所料地让我失望。但是这么多年来，不管别人怎么吐槽春晚，我都不为所动，我坚持不说春晚的坏话。谁也不容易啊！

但是今年这届春晚，我实在忍不住要发点议论了。你看那开场舞蹈，大红大绿的，特别是红色用了过头，比西班牙斗牛士手里舞的还刺眼，直晃眼睛，已成颜色污染，刚看了开头，眼睛就受不了，只好掐掉换台了。有朋友同感：春晚形式大于内容的潮流愈演愈烈，完全的江郎才尽。

1983年首届春晚节目单

这两天，网络上也纷纷吐槽央视春晚，有人说牛年第一金句是：你连春晚都能看的下去，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第二金句是：你才看春晚，你全家都看春晚！有朋友说，这两句太偏激，不能这样骂人的。我想了想，也可以这样骂回去显得有水平：你才不看春晚，你全家都不看春晚！

有机构对这几年春晚的收视率作过统计。数据表明，春晚收视率过黄河掉了一半，过了长江几乎没人看！观看春晚的人，与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不看春晚。

从我接触的人来看，文化程度越高，似乎也越不爱看春晚。也有人说观众与年龄有关。反正，春晚好像不是一个节目，而成了一个话题，没有了这个话题，过年就乏味。

1983年首届春晚，四个主持人都是知名艺术家

想起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人吵架，哪天如果没人吵架，就觉得哪天很乏味。我给春晚曾打个比方：不要责怪众口难调，春晚这桌菜还是应该从烹饪者身上找问题。首先，食材没找对，放着生活中的那么多生猛海鲜不要；二是烹调手法有问题，过于雕琢，丧失了生活的原汁原味；三是加味精太多，整桌菜都变了味道难以下咽。

为了弥补不足，就只好把餐具搞得花里胡哨，把餐厅搞得富丽堂皇，但就是不去认真提高菜品的质量。人家本想吃大餐，你却非得让人家看装修得多么漂亮！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被称为"央视春晚之父"的黄一鹤，我与他曾有过几次交往。

第一次是1988年。我1987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次年新闻系主任赵玉明教授给我们上广播电视史课，出了个题目，让我们那届研究生采访全国广播电视界的知名人物，每人采访两位，并写成文章，作为这门课的作业。

别人采访的都是广播电视界的领导与名人，比如央视台长、相声演员姜昆、主持人赵忠祥等，不是有权有势，就是红得发紫。而我当时采访的是广播电视界的幕后人物，其中一位就是黄一鹤。

黄一鹤是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央视春晚的总导演，后来又导演了1990年的春晚，总共导演了五届。但当时电视界不流行炒作，他又不出现在春晚的镜头里，大家只认识明星和演员，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我采访他的原因，主要是他开创了央视春晚直播这种形式。当时，还没有人称呼他为"央视春晚之父"，这个名号应该是他去世之后，人们追谥的，属于盖棺定论。

赵玉明教授布置作业后，我没费什么周折就与黄一鹤联系上了。那时他住的电视台宿舍楼，好几座塔楼挤在一起，楼里有很多广播电视界的名人，进进出出，看着都面熟。

春晚彩排期间，王枫、严顺开、洪民生、黄一鹤等主创人员合影

我上黄一鹤家采访，他是辽宁沈阳人，普通话与赵本山差不多，他招待我喝小酒，但是我不会喝酒，就光吃菜。我们边喝边吃边聊，饭后继续聊，没有采访提纲，像朋友唠嗑，他给足了我面子。

可惜当年没手机，我也没相机，没留下我们的合影。我在网上找到了一张黄一鹤的照片，他当年接受我的采访时，大概就是照片上这个模样，脸上还带着略微醉意。

现在想起来，可惜我当年没有上舞台的欲望，否则在央视春晚上跑个龙套或者露个小脸，或者坐在前几排鼓个掌来个特写镜头，估计不会成啥问题。

1983年，黄一鹤任首届央视春晚总导演，首次现场直播和开设观众互动电话。那时候没有宣传，没有预告，有无观众，心里没底。春晚上演时，鞭炮声稀稀疏疏，等到春晚结束后，鞭炮声骤然响起，原来都在看春晚呢！

全视频：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

首届春晚的定位并不高，就想办一台朴素的联欢会，现场只有五台摄像机，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不到六十人。但是采用直播形式，并在现场开辟电话点播，让观众一起参与晚会，这在当时是个新鲜事儿。

1983年春晚舞台上的李谷一

那年李谷一接连唱了七首歌，观众想听《乡恋》，就打电话来点播。但是这首歌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属于禁歌，不能播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当时就在晚会现场，犹豫了许久。其间，黄一鹤让工作人员拿了很多观众的点播条给他看，吴冷西最后对黄一鹤说：“黄一鹤，播！"这首歌就这么解禁了！

黄一鹤回忆说：当时尽管“四人帮”已经打倒，各种势力还都有。那时刮起一阵风叫做“清除精神污染”，禁止唱一些所谓萎靡的不健康歌曲，压力很大，该怎么办呢？难道又要回到八个样板戏去，那晚会就没法搞了。

首届春晚成功后，黄一鹤偶然看到《光明日报》报道，英国撒切尔夫人1984年要到北京，跟邓小平谈中英联合公报的事。这则关于香港回归的新闻给了他灵感，他当时感觉眼睛一亮，就觉得晚会有救了。想到当时青年人特别喜欢香港的东西，干脆就以攻代守，邀请港台演员到北京来参加春节晚会。

他在去深圳的一辆中巴车上，车上放的都是粤语歌，他听不懂，突然有一首用普通话演唱的歌曲，里面有黄河还有长江，是赞美祖国的，但是听起来又不像是大陆人唱的。跑去司机那里一问，发现是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

为了这盘专辑，黄一鹤专门办了个边境证，到沙头角去找，终于买到这盘磁带。回来一听，这首歌曲气氛非常符合1984年春节晚会的总体设想，但张明敏的背景却毫不知晓，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十分敏感，需十分谨慎。回到北京，黄一鹤无法直接联系到张明敏本人，只能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代为了解与寻找。新华社香港分社经多方联系，终于找到了张明敏。

那时，内地有关部门对港台演艺界不甚了解，规定对他们的接待要保持距离，不卑不亢，在气势上还要压着对方一点。张明敏到北京时，黄一鹤不能亲自去机场迎接，只能派人去。把张明敏接到宾馆住下后，晚上才带着助手去见一下张明敏。为了不失气节和风度，黄一鹤用指尖与张明敏握了握手。

确定做有港台艺人参与的晚会后，遇到了来自上级的重重阻力，但是整个团队都扛住了，坚持要做。到了腊月二十七，离直播还有三天的时候，港台演员还没通过审查，无法彩排合笼。央视的台领导也坐不住了，于是就打电话跟上级部门请示，结果还是不同意。耗了二十多分钟再打，打了很多次，一直都不行。

领导最担心的是港台艺人说错话，当时大陆和港台的用语都不一样，那可是直播，拿着话筒说错话，是天大的事情。腊月二十七晚上，央视分管文艺的副台长洪民生打最后一个电话，说用一切的一切来保证不出问题。挂了电话，洪民生抑制不住兴奋：“可以啦！就这么办吧！”

彩排结束后，所有人都想说一些安慰的语句，但没有语言能表达当时的心情，大家都啪啪地猛打对方的后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为了让老百姓高兴一下，怎么这么困难？

1984年的春晚结束，已是下半夜。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讲了十几分钟，目的就一个：总书记看了刚才那个小伙子——张明敏唱的《我的中国心》，非常感动，要求你们马上复制一盘录像带，给总书记送来。中央电视台马上照办，并把此事告诉了黄一鹤，整个春晚团队兴奋得睡不着觉。

总书记这一宿也没睡，带领全家人把《我的中国心》给学会了。几乎一夜之间，大江南北的中国人，也都唱起了《我的中国心》。

1985年春晚，董文华演唱《十五的月亮》

1985年的春晚，黄一鹤却败走麦城。他回顾当时的情景：“那年大家看了国庆阅兵典礼，美国洛杉矶的奥运会也举办了，我们就觉得十几亿人的国家，在小小的演播厅办春节晚会太寒酸了，就想展示出宏大的场面，所以就选择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从只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演播厅，一下子到了数千人的体育场，这是重大的挑战。

当时央视春晚才刚刚办过两届，仍在创新期的导演组非常勇于尝试，但由于设备条件跟不上，剧组甚至连对讲机都没有，指挥就靠有线耳机，信号时断时续，效果非常差，不能统一大家的行动。

晚会直播期间的灯光照明质量也差，整个会场黑乎乎的，热烈气氛出不来。场子宽敞人难集中，上个厕所都要花十五分钟。整个晚会节目衔接拖沓，直播快六个小时都没结束，观众就感到非常厌烦，少有掌声。

还有，春晚是在寒冬的夜里举办，可竟然没人提前想到要供暖，偌大一个体育馆，就像是一座冰窖。陈佩斯和朱时茂的小品《拍电影》，有往身上倒水的情节，没办法，陈佩斯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一盆凉水，节目演完后，马上被送进了医院。

这届春晚失败之处，还不仅限于此，出席嘉宾陈冲的一段即席讲话也引起巨大争议，为这届春晚的失败雪上加霜。当时陈冲在台下向主持人姜昆请求，自己想在台上向观众说几句拜年的话。姜昆也没多想，这是好事啊，便答应了。

于是，获得发言机会的陈冲高兴地面对全国观众说：“我旅居美国四年，本不打算回来，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一卦，按你们中国的习惯，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本来，陈冲是想说些喜庆祝福的话，可不小心“你们中国”一下子把自己和整台春晚卷入了巨大漩涡，人们纷纷批评她数典忘祖，这才出去四年，便忘了自己的根。

那届春晚播出后，许多观众来信批评，中央电视台一天收到的批评信多达数麻袋。以至于春节十一天后的3月2日，央视不得不在《新闻联播》向全国观众道歉。广播电视部认为，央视春晚把关不严，让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杨伟光空降央视，由此央视开始对春晚节目进行多层次的审查。

当然，从具体的节目来看，1985年春晚还是有亮点的，比如推出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等好节目。到了1986年，黄一鹤再导演春晚时，就不敢再冒险了，老老实实地在演播厅里办春晚。

黄一鹤一共导演了五届央视春晚，开创了很多先例，比如设立节目主持人、实况直播、开设热线电话等，这些创新成为日后春晚一直沿用的规矩。在央视春晚上，也推出了许多大明星、好节目，堪称中国文艺舞台的风向标。

这份全国性的春节大餐，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如同在年三十吃饺子、 放鞭炮一样的习俗。大年三十晚上万人空巷看春晚，正月初一全国马上就流行起春晚的歌曲与段子，央视春晚何等风光。

能将一台晚会变成春节习俗，黄一鹤功不可没，被称为"央视春晚之父"，实不为过。

采访完黄一鹤后，我将文章交了作业，又找了家杂志发表。距今已过去了三十多年，那家杂志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找不到原文，甚是可惜。

1990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值班室工作。烟草专卖局作为国家税收的第一大户，既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更大贡献，又要承受着吸烟有害的压力，不能像酒企业那样打广告为自己作宣传。当时国家烟草局领导知道我与黄一鹤的关系，就想通过我联系黄一鹤，让他为烟草行业导演一台有影响的晚会。

当时黄一鹤正好生病住院治疗，于是国家局办公室主任就带上慰问品，与我一起去医院探望他。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出国探亲了，接着又长居国外，烟草行业举办晚会的事不了了之，想起来也是辜负了国家局领导的期望。此后，我与黄一鹤也失去联系，转眼就过了三十年。

2019年，我从媒体上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据说追悼会开的有些冷清，很多当年他在春晚上捧红的明星没有到场。演艺圈实际上不过就是个名利场，熙熙攘攘，名来利往。

晚年黄一鹤

很多年过去了，还依稀记得黄一鹤说过的话：春晚应该让大家感到骨肉团圆，要让人民感到春晚是他们自己的晚会，而不单单是看演员美不美，穿得好看不好看。为什么1983年春晚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点播《乡恋》那首歌呢？因为那首歌传达了人们的亲情。如果一个晚会能把这种人心抓住，人们怎么会不喜欢呢？他说，说穿了，春节晚会就是对人性真情的留恋。

如今，世上还有央视春晚，大年三十还有《难忘今宵》，但是再无黄一鹤。

视频回顾：黄一鹤悲喜交加春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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