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刘小佈：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原题

此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作者：刘小佈

2008年7月下旬，我又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内蒙古草原。站在乌拉盖索海阿爸和额嬷（与“阿妈”同义）的墓地前，我哭得很伤心。这么多年了，这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巨石，一想起来，我就觉得自己对不起他们，可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对他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我是1967年11月25日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知青。到满都宝力格牧场三天后，经过和场部掌权派的斗争，我们坐着大车下到了陶森大队。仓促下队，场部未给知青准备好蒙古包，只能暂时将我们分散，安排在贫下中牧的蒙古包里。

我被分到一户贫牧家中，家主叫索海敖日布，一家五口，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农乃扎布此时正在旗里读中学，家中只有二老与两个儿子。初下牧业队，与大多数牧民语言不通。好在索海阿爸是东北蒙古族，他大儿子东日布曾在旗里读过初中，两人汉话都说得相当不错。有他们做翻译，没过几天，我就和他们一家混熟了。但阿爸的老伴及小儿子基本不会汉话。阿爸让我叫他老伴额嬷（阿妈），告诉我他的小儿子叫达木仁。

阿爸时任牧业组长，小组共五户人家。只因组里有两个敖日布，为与另一位区别，前面便加上了“索海”二字。这里还有个缘故，他是哲里木人，曾在解放军蒙骑一师当过兵，复员后到林区当过看林人。“索海”汉语的意思即为森林。

索海阿爸个儿不高，黑瘦，常年一身短打扮。额嬷瓜子脸，吊眉吊眼，年轻时必是蒙古族美人，两人的相貌明显有很大差距。后来才知道他家的三个孩子都是额嬷带来的，不是阿爸亲生。大儿子东里布与我同岁，属猪，牧区人早婚，可他已经20岁，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与同组的下中牧老森巴勒登家合包一群羊，他负责白天放牧，巴勒登阿爸的儿媳管下夜。达木仁十四五岁的模样，只上过几天学，却已顶着全劳力干活儿，给队里放羊扒子（种公羊）。老两口有件事儿相当自豪，就是他家出了两个有文化的儿子，这在牧区相当难得，一般牧民都像达木仁，粗识几个蒙文字母，念起来挺流利，什么意思不一定了解。

额嬷一直是病秧子。据阿爸说，四年前旗里的医生说她得的是肺癌。肯定瞎掰，不动手术也不化疗，能拖这么多年？因为我的母亲生前是治疗肺结核的医生，耳濡目染。看着额嬷手里总拿着烟袋，我觉得她的病是肺气肿，而不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癌症。额嬷基本干不了什么活儿，而阿爸是牛倌儿，只早晚去趟牛群，有的是时间。所以里里外外一把手，连家务也包揽。靠他一人养大三个孩子颇不容易，又要供他们念书，额嬷又常年吃药，家境不富裕是当然的。但他一直宠着额嬷，甚至给人感觉有点儿惧内，任劳又任怨，待孩子们如同己出。

没几天，我就和这一家人形同一家子，他家像又添了个儿子。第一件，阿爸叫达木仁把他最喜欢的一匹马送给我。牧民爱马是有名的，何况还是个半大孩子！看得出，他舍不得。可阿爸说了，这可是给你哥！一听这话，他二话没说，立刻去马群把马牵来，还备好马鞍，将马缰绳递到我手里，嘴里亲热地唤着“哥哥，骑！”

这是当年全牧场最有名的一匹马，比一般蒙古马高大许多，全身棕红色，鬃毛却呈现出太阳的金色，非常漂亮，跑起来一路大颠，高昂着头，精神抖擞。阿爸说，若不是这匹马老了，也分不到达木仁手里。马要轮换着骑，一匹当然不够，阿爸又逼着他们组的色布格扎布给了我另一匹黄骠马，加上另外两匹，很快凑够了一人四匹的数儿。

几天后我坐不住了，主动提出跟达木仁搭伙放羊扒子。早已经入冬了，白天最高温度也仅有零下20度，初来草原的我对此毫无所知。一天傍晚我去羊群接替达木仁，竟然忘记了戴皮帽子，戴了顶单军帽就去了羊群，一个小时后才回到蒙古包，两只耳朵冻得像刀拉一样的疼。我二话不说，下马进包就去烤火。亏得阿爸及时将我强拉到雪地里，逼我不断用雪块儿紧紧地捂住双耳，大约两个小时后，我的酷似硬塑料般的耳朵才渐渐软下来，随之是异常剧烈的疼痛……

当晚，我的耳朵就变成了两个直径近10厘米的大铃铛，疼得我吱哇乱叫。睡觉的时候，只能强忍剧痛正面朝上，两只铃铛分置两旁。勉强睡到半夜，一只破了，黎明半睡半醒之中，另一只也破了，流出的液体浸湿了大半个枕头……阿爸说，你小子知足吧，还敢不敢不戴皮帽子出去了？真悬乎，耳朵差点儿冻没了！听了这话，把我的疼也吓去了大半，心里不由万分感激阿爸，不是他有经验，我这辈子就成秃耳朵大冬瓜了！

一天傍晚，我和达木仁双双坐在敖包里喝茶。他顺手抓了两颗糖给我。剥开粗糙、灰暗的糖纸，那糖竟然是黑的，又硬又苦，显然是用甜菜渣熬制的。一辈子吃不上北京的水果糖，活得可真够冤的！当晚，我提笔给姥爷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我来牧区后的感受，并顺便请他给我寄两斤北京的水果糖。

第二天，正好阿爸要去场部，我赶紧拿出信，求阿爸到场部给我邮信，一边说我写了让姥爷给我买几斤水果糖，我当然不能明说是给他们买的。

我和阿爸说话的功夫，达木仁忽然从腰间拿出把钥匙，把自己的一个小箱子打开。我知道那是他的宝贝，要不怎么总让铁将军把门呢！嘿，那真是个宝箱，里面塞满了钱。牧民的孩子干活早，经济也比较独立。他从里面拿出两摞钞票，一沓五元，另一沓贰元，全部崭新，显然是一百张一摞的那种。他拉拉我的衣服，塞进我手里。我用询问的眼神望着阿爸，他也想让我替他买水果糖？

那是给你的，我们孩子说了，给哥哥买糖吃，那是他自己的钱。阿爸对我解释。

我哪能要他的钱啊！我赶紧把钱推了回去。

给你就要吧，拿着，拿着！你又没赚钱……阿爸、额嬷你一句我一句地劝我。我只好明说，我是要给你们买糖，不是我要买。

当然，这钱我最后没要，姥爷最终也给我寄来了水果糖，我终于让他们一家吃到了包着漂亮糖纸的北京糖。

那两摞厚厚的钱从此便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一个孩子，月收入充其量也就四五十元，却能如此大方地对待一个语言不通、几乎陌生的人，真是稀罕事儿。从一个蒙古族孩子的身上，我充分领略了蒙古民族的热情与慷慨。

阿爸家的生活习惯与汉族有很多相同之处。过去，我从没做过饭，是他手把手教会了我包包子。牧区没有青菜可吃。一次我们从供销社买了几斤梨，由于天气太冷，全都冻成了铁蛋蛋，我拿在手里只有发愣。阿爸笑着从我手中拿过冻梨，包上一层纸，在水中浸湿后扔在铁炉子底下的热炉灰中。不一会儿，他拿出来递给我，梨已经化了，软软的，还挺好吃！看着我啃梨的贪婪样子，阿爸有点儿得意地笑了。望着阿爸脸上的笑容，我心里的感觉甜甜的，就像含在嘴里梨的滋味。

住在阿爸家的那三个多月，他们还教会了我骑马、放牧。1968年4月知青自己立包后，因为下夜需要狗，他又把新出生的三条最好的小狗送给了我们包。

说实话，初来牧区那几个月，我一直偷懒，没好好放牧。我从小娇生惯养，嘴还特别馋。上学期间，每次下乡劳动我都为此挨整。记得高中劳动时，就因为我去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全班开我的批判会，差点儿没给我记过。我们这批知青都是自愿报名来的，几乎都有扎根边疆的决心，只有我是追随女朋友被迫而来，从没想过扎根。

没有精神动力，表现自然差劲。每次放羊，刚一出包，我就苦苦地盼着太阳下山。牧民都是一人放一群羊，而我是和达木仁轮流放，他还总是提前来接我。当时，我女朋友住在巴勒登阿爸家，我经常中间跑到那里蹭吃蹭喝……就那样，我还觉得受不了。坐在羊群里，看着那群倒霉的羊扒子，我就起急冒火。

这群公羊真不提气，经过秋天的配种，它们风流过了头，如今曲里拐弯的犄角全都耷拉着，毛色灰暗脱落，每天都得死一两只，有时甚至是三四只。又不能将其丢弃在野外，还得要收回羊皮，只好将它们放在马上，前头一两只，后头一两只。每天当搬运工，累得要死不说，眼看着队伍一天天缩水，还是这么垂头丧气的一群，心里不由憋闷，无怪乎小伙子和有地位的人都不放这种羊群呢！想到这里，恨不得把太阳当足球踢下山，好赶紧回去喝茶。

受家庭影响，我的政治热情却极高，当时的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很对我的胃口。所以，我干活儿尽管犯懒，说到运动则精神抖擞。到牧区不久，我就脱颖而出，成为我队知青的学生领袖，还成为大队生产班子的负责人。

队里照顾我，决定让我放马。当马倌儿，在牧区几乎是一种最高的政治待遇。可我放了几个月的马，感觉简直是罪受得更大发了。因为实在无法坚持，我以开会、外调多为借口，要求改成放牛。贫下中牧真是宠我这“运动健将”，没有多余的牛群，就把阿爸的牛群一分为二，又将巴勒登阿爸的自留畜拿来凑数，好歹总算凑成了一小群。牛倌儿最多早晚将牛圈到包附近，白天根本没什么事儿，俗称“二流子牛倌儿”，这正合我的胃口。

1968年夏天，内蒙古开始重新划分阶级，那时我们知青虽已单独立包，但我时常到阿爸家串营子（串门），走动挺勤。他对本组的人都不错，甚至包括牧主子弟，看不出阶级斗争观念强。那时，我对重新划阶级有看法，特别是对抄家极其反感。但贫下中牧坚持要抄家，后来还闹着要私分抄家所得。作为大队生产班子的负责人，我尽管反对，却无法阻止大多数牧民的“革命热情”，唯一的做法是消极对待，并叫人把抄家物资分配情况列了详细清单。

令我万分失望的是，阿爸斗牧主不甚积极，分东西时却特别来劲，赶着牛车拉走了不少东西。我这人眼里向来不揉沙子，既然觉得他爱占便宜，就在心里无限上纲，认为他是小农意识，见钱眼开的贪心人。其实，这跟阿爸解放前后都是穷人有关，他远没有牧主、富牧富裕，就连家里没有男壮劳力的巴勒登阿爸家都比他家殷实。我却不能设身处地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反而从反感到不予原谅，从此便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

阿爸属于外来户，与当地蒙古族的关系一直不融洽。他曾多次对我发过牢骚，认为当地人排挤他们。除了外地来的布林队，当地三个牧业大队的队长都是本地人，只有我们大队四个牧业组的组长有两个外地人，赶大车的也是外地人……

到牧区不久，我也发现，从昭盟、呼盟、哲盟等地来到此地的蒙古族，确实和当地人有嫌隙，他们的人数也相对比本地人少。阿爸还一直对牧场的哈木图书记有看法，认为他支持本地人，排挤外地人。而我觉得哈书记的政策其实是公平的，当地人既然占了多数，当然牧业队的大队长应当是本地人，否则他怎么在当地待下去！

我认为既然大多数贫下中牧保哈书记，我们当然应当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力保哈书记了。当时，场部的造反派揪斗哈书记，甚至采用严酷的武斗。为了保护他，我们把他抢到了陶森队，把他放在知青包。刚开始，阿爸虽然表现得比较低调，但也没公然反对哈书记，更没起来反对我们的行动。

自从我搬离了阿爸家，又开始主动疏远他，他的态度就逐渐开始发生变化。1968年秋天，造反派和其他队的一些知青在东乌旗掌权派的支持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抢夺哈书记行动。我发现，在浩荡的人马中，居然出现了阿爸的身影。那一刻，我想到的不是自己戴着派性的有色眼镜，一碗水端不平，拒绝对他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而是立刻将他划入基建队的外来盲流一伙。

从那一刻起，由于派性作怪，我与阿爸一家基本断绝了关系，很少再登他家的门，把他一家人对我的种种好处、缕缕恩情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甚至背地里没少骂他。当时，为了把三个牧业大队的人拧成一股绳，我经常在各个牧业队穿梭，没少做贫下中牧的思想工作。阿爸也是货真价实的贫牧，我唯独不去与他沟通，而是用派性划分亲疏，断然将他抛弃。

当时的我认为群众运动天然正确，采取的态度是基本顺着本地牧民。可我对重新划阶级确实想不开，不愿意再违心地干下去了，便以知青应该接受再教育为名，坚决辞去了生产队长的职务。从我离开大队生产班子，地方的一派势力就进一步抬头。因为派性，我们队重新划进了不少牧主、富牧和上中牧。巴勒登阿爸一家甚至被划得五花八门，他是上中牧，老婆是牧主，儿媳妇是牧主子弟，抱养的儿子和女儿是贫牧，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原先的牧业小组建制被打散了，外来的小组长都罢了官。把阿爸的组长撤了，说他的老婆额嬷有历史问题……此后，阿爸与当地人的关系进一步搞僵，他理所当然地倒向了“挖肃派”。

自从阿爸成为我们的对立面，我们也曾偶尔在公开场合碰面。他对我一直很客气，我的态度则是严肃而冷淡，明显含有划清界限的意思，心里还认为他是受了出身有问题的额嬷的影响。到我离开草原，我和他们一家再无任何来往。我的派性像吹足了气的球，阶级斗争意识日渐提升。

后来，由于与“挖肃派”的矛盾，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们与一“挖肃派”的打手发生激烈冲突，将他打成重伤，最后那人竟不明不白地死去。派性斗争中用死人压活人乃司空见惯。由于我是学生领袖，又主动承担责任，被关押判刑是自然的。运动后期我们的案情反映到了中央，中央派出了工作组，我才得以减刑，运动结束后我主动要求甄别，又被免于刑事处分。1979年，我重回内蒙古落实政策，曾去探望过不少牧民朋友，却没想过要去看看已经年老的阿爸与额嬷。

尽管已经平反，但毕竟死过一个人，这段历史总有些不清不楚，尽管我在工作岗位表现出色，却影响着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我的入党提干，组织上终于决定派工作组去调查这段历史。当时，阿爸的第二个儿子农乃扎布一路陪伴，路上说了我不少好话，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

这一家人以德报怨，“挖肃”中尽管被整、被冷淡，对往事却既往不咎；而我呢，以怨报德，甚至像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做人的原则历来是“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怎么到阿爸这儿就成了这副德行？看来，阶级斗争和派性把人性都磨砺得变了形。多年来，这成为我的一块心病，总觉得对不起阿爸一家，总想着有一天，我能站在阿爸和额嬷面前，亲口对他们说声对不起。因为工作忙，我一直无法了却这桩心愿。2007年下半年我退休，直到2008年的夏天我才第二次返回草原，可面对的已是乌拉盖山头上，茫茫大草原中的一处孤独的荒冢……

达木仁的妻子告诉我，额嬷生前一直对他们念叨，你们北京有个哥哥，还有个姐姐（指我当年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千万不要忘记啊……站在二老的墓前，这句话像一把蒙古尖刀插在我的心口，眼泪汨汨地涌出，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有些遗憾可以通过努力与诚心弥补，但大多数遗憾却终生无可挽回。搞阶级斗争造成的这种遗憾，扎在你心里，像一颗钉子，一想起来，心就阵阵剧痛；它也能成为一粒种子，在心田生根发芽，时刻提醒着你，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蒙古族牧民宽厚淳朴善良的人性与和谐之美，就是埋在我心中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种子，他将引导我和我的家人一路走好人生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