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凝眸：刘飞||文学评介的变迁与文艺政策的调整 ——以延安时期《阿Q正传》的评介为中心

摘　要：延安文艺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延安文化界对鲁迅的作品评介曾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评介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显示出与文艺政策调整的密切关联。文章对鲁迅小说《阿Q正传》在延安的评介活动进行梳理，以此为中心考察不同阶段延安文学评介与文艺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影响及其历史价值。

关键词：延安文艺；文学评介；文艺政策；《阿Q正传》

1941年5月27日，延安鲁迅研究会在《解放日报》上刊出一则启事：“本会拟于鲁迅先生五周年纪念前，出‘阿Q论’一册。惟搜集到的文献甚少，为此谨向各界征求凡与‘阿Q’有关的文献。（无论发表于杂志或单行本中者均可），如将原书寄下（抄毕即奉还），或能代抄一份附同原书（於六月底以前）寄下尤感。前者将来以‘阿Q论’一册为酬；后者除‘阿Q论’一册外，并以‘研究丛刊’一册为酬。”尽管其中提及的《阿Q论》最终未能印刷发行，但透过这则启事，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当时延安文化界对《阿Q正传》的重视，感受到人们对鲁迅及其文学作品的热爱与推崇。

任何延安文艺的研究者都不会忽略鲁迅在其中的特殊意义。正如袁盛勇所言：“‘鲁迅’在延安政治文化的创构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符号性价值，而且，此种价值在延安政治文化场域中被不断予以营塑并最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传统。”实际上不只是延安时期，纵览党领导文艺实践的征程，就会发现这种“鲁迅传统”是一以贯之、源远流长的，并且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情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历久弥新。对阿Q文献的征集正是延安“鲁迅传统”建构的重要举措。而梳理鲁迅作品在延安的传播过程就会发现，《阿Q正传》与延安文艺具有悠久而深刻的渊源。早在1937年的夏天，延安就公演了《阿Q正传》一剧，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1月，《解放日报》刊发启事，征集阿Q相关文献，8月《阿Q论集》编成。这部论集收录了多篇关于阿Q的论评，在当时延安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仍被列入出版计划之中。1943年徐懋庸注释的《阿Q正传》由华北书店出版发行。1949年陈涌发表《<阿Q正传>是怎样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名著讲话之一》。由此可见，延安文化界对这部小说的讨论与研究是全面而充分的。更为关键的是，“在文艺整风以前的较长时间里，文学界更加倾向于把鲁迅的创作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参照系来加以看待”，而《阿Q正传》亦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1937年丁玲回顾苏区文艺运动时曾感叹：“苏区的文艺，到现在还没有产生过如同阿Q那样艺术成熟的作品。”周扬认为：“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Q。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的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和落后性，他又被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者。”萧军指出：“和西班牙的塞凡提斯所留下的吉诃德、沙士比亚留下的哈孟雷特一样，鲁迅先生却给我们留下了他的阿Q。”比较本身就含有价值上的肯定，这表明延安文化界期待着以《阿Q正传》为代表的“鲁迅富有生命力的小说传统能够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新的文学创作中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的《阿Q正传》评介

在延安较早论述《阿Q正传》的文章应该是1940年10月茅盾的《关于<呐喊>和<彷徨>》。文章以《阿Q正传》为例来说明“艺术家的杰作之特点是内容绝不单纯”，提倡用复杂的眼光去看待作品。寥寥几句却精准地点出阿Q形象的部分特征。如阶级属性的复杂，在其是“农民”还是“流氓无产阶级”中摇摆不定；对“精神胜利法”亦有辩证认识：“从一方面看固可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失败后精神上不屈伏的表征，然而亦未始不是麻痹了斗争意识的‘奴隶哲学’。”虽然仅为只言片语，却燃起了延安文艺界评介《阿Q正传》的星星之火。

1941年《中国文艺》发表了立波的《谈阿Q》一文，这是延安较早专门著文研究《阿Q正传》的成果。作者将阿Q概括为“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一种奇异而且复杂的心理现象”，着重揭露其身上表现出来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国民性”。文章从“精神胜利法”的荒谬中看到整个民族的自我麻痹和恃强凌弱；从阿Q糊涂和麻木的气质读出民族思想的愚昧、无知等。最后作者总结阿Q“有一个复杂而且矛盾的性格。他使人厌恶，也使人同情。他是好笑的，又是可哀的。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丑陋和苦难所构成的一种奇特（Grotesk）的精神现象的拟人化”。通过对具体情节的阐释，作者指出：“鲁迅感受了他的时代特征，而且把他画成了一个生动的阿Q的肖像，和辛亥革命的一幅真实的图画。”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延安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何干之写的《中国和中国人的镜子》就持有类似观点。他将鲁迅视为“中国的一面镜子”，认为“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把中国和中国人的嘴、脸，惟肖惟妙的描写了出来，或者说他戳破了中华古国的脸谱”。利用《阿Q正传》的相关情节展示鲁迅思想中对民族痼疾的批判，如：排斥异端造成的固步自封、“精神胜利”暴露出的自欺欺人、文过饰非的虚荣以及冷漠的看客心理等，并真诚地期待“新中国在创造之中，国民性也在改变之中”。这种以阿Q为例向广大群众阐释鲁迅思想、剖析民族劣根性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彰显出小说在延安社会的影响力。而将阿Q置于民族性的平台上解剖，也间接丰富了小说评介的思想内涵。

1941年10月13日，萧军为《阿Q论集》写的“前记”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不仅呈现了论集的部分内容，同时也透露出主编者之一的萧军对阿Q的独特认识。或许是民族危机的影响，萧军注重对阿Q形象中反抗意识的鼓励和战斗精神期许。他将阿Q与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并列，认为“他们全是有着战斗意志的人物，而且也战斗过了——和自己和敌人——虽然他们是遭了失败！但这失败决不就是耻辱；可耻辱的，却是那些自许为高超和聪明和不敢接近战斗的‘真人’”。

多篇《阿Q正传》的文学评介不仅扩大了作品的影响力，也进一步丰富了延安社会对这部经典小说的认知。总体来看，评介大多集中在对民族精神痼疾的暴露上，几乎所有文章都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剖析和阐释。此外，尽管突出阿Q的反抗精神与现今的认知有所出入，但文学的天空本就丰富多彩，对阿Q反抗意识的发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应视为特殊历史背景下文学评介的时代特色。整体来看，评介对民族性的强调和反抗精神的突出实质上与前期文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呼应。

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阿Q正传》评介

1943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文件指出：“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首次将《讲话》确立为文艺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开启。而实际上伴随着之前整风运动的深入与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延安文艺政策早已悄然转变，文学评介也转向新的思路。与前期相比，新思路更为突出审美情感和经验在社会现实中的指导作用，文艺作品对人精神世界的塑造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步显露出“党的文学”观念的部分特征。徐懋庸对《阿Q正传》的注释本、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陈涌的《<阿Q正传>是怎样的作品》等均对此有所呼应。

首先，新的评介突出文艺的政治功能。这一方面体现在评介者试图使用政治理论解释文艺作品。《讲话》提出：“马列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并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不过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而徐懋庸也在其“注释本”中声明：“鲁迅的思想体系，与马列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早年的个别论点例外）；因此，在我的注释中，有时就直接引用马列主义的原理，但我希望这不至于弄成教条主义的乱套。”沿着这种思路，我们不难寻到政治理论在小说评介中的显露。徐懋庸在解释鲁迅写阿Q“革命”的情节时指出：“据马列主义的研究，封建社会的一般农民，由于与最落后的经济形式——小生产相联系，所以有保守性，狭隘性和其他种种缺点。但又因他们是参加劳动的，受剥削的，所以又有革命的可能性。尤其是阿Q这样的人，他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虽然农村生活使得他觉悟性、组织性都较差，但他的革命可能性是无限的。”另一方面，文艺作品与具体革命工作的关联也在评介中凸显。1942年3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澈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文艺媒介的变化必然会影响文艺生产的各个环节。《讲话》也强调：艺术应该“服从阶级与党的政治要求，服从一定革命时期的革命任务”。政策的变动促使评介者尝试将革命现实与小说阐释相结合。徐懋庸表示：“我的注释中，有时常常联系到目前的现实，甚至想借鲁迅以整风。”于是文艺解释生活、指导生活的功能开始被有意识地强化。徐懋庸用阶级压迫来解释阿Q受人欺侮与欺侮别人的情节，并借此指出：“目前在根据地，还有许多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还不愿意联合起来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也是因为受了封建制度的多年压迫和愚化的缘故。”面对阿Q腐朽而陈旧的思想，陈涌在建国前疾呼：“阿Q式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失败主义思想的结晶，是腐朽了的古老封建大国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的必然的产物，它和我们民族向前发展所必需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革命精神是背道而驰的。”这些现象表明，文艺政策调整切实影响着评论者观察文艺作品的角度。文学评介与政治理论、革命工作的结合不仅出于革命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是党的文学观念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评介中“阶级论”思想的盛行。《讲话》指出，“一切文化或文艺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一定的党，即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强调文艺所服从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受此影响，大量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阐释小说情节、解释文学现象的评介作品涌现。徐懋庸认为，鲁迅写《阿Q正传》的《序》是“借作传之原起，首先揭发出封建文化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实质，并指出其中毒之深，为祸之烈，同时用一二现象，暴露了封建制度下的不平等，平民的受压迫”。与此同时，阶级教育的内容也开始在评介中出现。在徐懋庸看来，“阿Q和小D，同样是穷小子，同样是被压迫被剥削的不幸者。他们倘若认识了他们的不幸的原因，就应该同病相怜，而且联合起来，共同向压迫者、剥削者作斗争。然而，封建统治下的贫苦农民，倘不经革命的阶级的教育，是不会认识到这些的”。

再次是对群众立场的强调。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成为文艺问题的中心。它要求文艺评介者的立场发生根本性转换，要从群众之外走向群众之内。这不仅体现在评介内容追求通俗易懂，同时也反映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1946年，何干之的《鲁迅思想研究》出版。尽管第二章仍以《中国人和中国人的镜子》为主体，但作者却在序言中特意声明：“鲁迅的暴露中国社会里的病态，是要引起我们的觉悟，促成中国的改革。这是暴露的，批判的，又是反抗的，战斗的。但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还是鲁迅所指摘的意识形态，原是压迫者社会的意识形态，他所批判的社会现象，原是旧的中国所固有的社会现象。”这与《讲话》中“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而不能是人民大众”的观点一脉相承。而随着立场的转变，对阿Q的形象分析也不可避免地沾染时代的浮尘。“阶级同情”的泛滥和阶级属性的简单划分导致阿Q的形象逐渐模糊。有别于之前对阿Q滑稽、愚昧的批判态度，这一时期的评介者对“无产者”阿Q的感情要热烈得多。有的评介者甚至从同情走向共情，为阿Q的某些丑陋行为辩解：“阿Q是一个被剥削的农村的无产者，在冷漠无情的封建社会里，他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样的经济地位决定阿Q有可能产生革命的思想。因此，当阿Q穷困到连生活也无以为继的时候，他也很自然的发生了偷窃一类‘非分’的行动，乃至自然发生渺茫的对于革命的希望，并且从比较中朦胧的认识到革命既为赵太爷一类的封建势力所害怕，因而也许对穷苦人有利。”而在徐懋庸看来，满身缺点的阿Q“在未庄式的社会里，他毕竟要算最富于反抗性的人物”，他“死得很冤枉，其实也很光荣——他是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而牺牲的”。甚至大胆推测“阿Q假如生在今日，完全是有成为一个真正先进的革命战士之可能的”。短短几年，阿Q的形象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糟糕、好笑的小人物变成了封建环境下具有无限革命潜力的未来革命战士。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1940年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的重要观点。结合《阿Q正传》评介的变化可以看出：尽管“鲁迅的方向”引领延安文艺前进的原则始终未变，但与具体解释和实践方向密切相关的内在审美机制、美学原则、价值评价标准等已在文艺政策的调整中发生根本性转换。前后期评介思路的变迁呈现出的是延安文艺政策调整的具体过程。这不仅是对作品阐释思路的调整，同时也是对文艺创作进行导引促使其自我归化的有效途径。相较前期，新政策指导下的延安文化界更希望借助对鲁迅小说的评介活动将革命政策、观念和理想等逐步植入到鲁迅思想中，形成认识鲁迅的全新方式，进而影响社会生活。质言之，当时的延安不仅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鲁迅，更需要一个符合党的文学观念的鲁迅来更好地引领延安文艺事业发展！后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正是经过文艺政策的合理调整促使延安文艺的发展更为契合时代的要求。后期的延安文学“已经贯彻了一种新的信念和信仰，因而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一种完整而真实的党的文学，也是一种基于信仰和趋向信仰的文学”。

延安文艺是现代中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艺实践经验也是百年以来党领导文艺发展的重要资源。延安文艺政策尽管以《讲话》为重要形成标志，但具体来看却是一个贯穿延安文艺发展始终、不断建构和调整的动态过程。两个时期的延安文艺政策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有所区分又互相影响，都是党根据不同阶段的具体需要，通过政策变化调节文艺实践的有益尝试。延安文艺的经验证明：科学的文艺政策对文艺作品评介具有良性引导作用。而符合政策的文艺评介活动能够具体展示文艺政策的意图，通过对内部审美机制、美学标准、作品价值认知等方面的调整，实现对文艺发展的指导，进而推动艺术生产与时代需求完美契合。文艺政策作为国家意志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以社会的文艺领导权为基础，最终目的是使文艺创作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积极力量，实现文化生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和谐统一，推动社会进步。从这个层面来看，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发展的重要实践之一，对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具有深刻影响，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当然，延安文化界对鲁迅作品的阐释亦应辩证看待。1943年，雷树勋就曾批评徐懋庸简单、片面解释《阿Q正传》的行为，他认为“在注释里并没把幽默和‘声泪俱下的鞭笞’这意思表达出来，因此不能使人生动地理解该书，没有激发人们的情感，从《阿Q正传》中获得更丰富的收获”，同时希望“在华北文化文艺栏中让出一片小园地来，供大家交换意见”，这也是很有意义的看法。

（此为节选版本，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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