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 | 以死亡突破悖论—戈麦生命诗学的贡献及其限度
作者：西渡,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
摘要
戈麦的诗歌创作是当代生命诗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生命诗学最早在骆一禾、海子、陈超等的诗论中得到较为集中的论述。骆一禾、海子的生命诗学都表现出情感本体论的倾向，对人类理性都有某种怀疑和不信任。与骆一禾、海子以情感对抗理智不同，戈麦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其诗歌方法论也体现了把理性和感性、理想和想象加以熔铸的特点，并从中发展出智性想象、工程幻象学等独特的创作方法。但随着写作的深入，其理性信念很快遭遇了生命的悖论处境，而这一信念又促使他以理性为这一悖论处境寻找出路，乃至以肉身撞击悖论的坚厚高墙，探寻超越悖论、澄明生命意义的可能。这是其诗歌中弥漫死亡主题和死亡意象，乃至最终自戕的根源。戈麦的生与死都与他的这一形而上焦虑和探寻紧密相连。最终，戈麦以他的死证实了人类理性的限度，也证实了骆一禾、海子的预感。
戈麦(1967—1991)以四年的创作生涯写出众多的杰作，在诗歌方法上也多有发明，是新诗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才诗人之一。在他离世的时候，其庞大的诗歌写作计划(包括已有篇名和构思的诗)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小说写作刚刚开头，许多可能性未及展开。在戈麦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对诗和小说的兴趣已转向了博尔赫斯，但在他已完成的诗歌中，博氏对他的影响还只有零星的影子—那是一个还在酝酿的新的领域、新的阶段。
就才华和气质而言，戈麦可归入海子所说的“诗歌王子”之列，但他与这些浪漫主义诗歌王子有一重大的差别，就是他的诗从来不作个人的抒发。“逃避抒情”一直是戈麦诗歌写作的一条铁律。从北岛、波德莱尔、里尔克、超现实主义出发，戈麦很快突入幻象—原型领域，写出了一种个性鲜明而又非个人化的诗歌。事实上，这种非个人性既是他的艺术性格，也是他的生活性格。在这类浪漫型天才中，与戈麦最接近的是画家梵·高。绘画材料的客观性纠正了浪漫诗人梵·高的主观性，而戈麦对浪漫主观性的纠正完全依赖天性，他几乎本能地嫌恶那种自我膨胀的抒发。《诗歌报月刊》1991年第4期发表了陈东东的文章《像巴赫那样》。在这篇文章里，陈东东讨论了诗人和作品之间的三种关系:第一种，诗人消失在诗歌后面;第二种，诗人置身在诗歌之中;第三种诗歌消失在诗人后面。在第三种关系中，诗人几乎敌对于诗歌;第二类诗人以个人体验和幻想为核心抒写诗篇，是天才的情境诗人;第一类诗人并不以自己的名字和个性说话，而以神圣说话，以一种普遍的、本质的、庄严的声音说话，是圣徒式的永恒的诗人。陈东东认为，海子、骆一禾是汉语新诗界努力于从第二类诗人升向第一类诗人的先驱和英雄。戈麦在他标为“诗学笔记”的笔记本中，抄录了陈东东文章的主要内容。显然，陈东东的观点获得了他的心许。从气质上讲，戈麦比海子及其倾心的诗歌王子们更接近第一类诗人，其原生的声音就是普遍的、本质的、庄严的、圣徒式的。但从完成的作品看，戈麦的诗和小说都只有短制，而没有第一类诗人倾心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是由他短暂的写作生涯决定的。戈麦的写作实际上刚刚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文学金字塔仍处于打地基的阶段。而这也是我们至今深为痛惜的原因—我们永远无缘得见他的文学金字塔的尖顶了。
01
戈麦的创作是当代生命诗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生命诗学最早在骆一禾、海子、陈超的诗论中得到集中论述，并付诸天才的诗歌实践。骆一禾关注“博大生命”，把诗人个体的生命和人类的集体生命联系起来，突破了个体生命诗学的限制。海子膜拜原始力量，试图以激情突入生命的本源。两位诗人都表现出情感本体论的倾向，对人类理性都有某种怀疑和不信任。与骆一禾、海子以情感对抗理智不同，戈麦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是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的，他对当代生命诗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生命悖论主题的深入挖掘———他试图以肉身撞击悖论的坚厚高墙，探寻超越悖论，澄明生命意义的可能。戈麦的生与死都与他的这一形而上焦虑和探寻紧密相连。最终，戈麦以他的死证实了人类理性的限度，也证实了骆一禾、海子的预感。
戈麦身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强烈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是理解戈麦生死命运的关键，也是理解其创作成就和局限的关键。戈麦自己说:“在戈麦的方方面面，充满了难以述描的矛盾。”他以青春年华不断往返于肯定与否定、思辨与感性、诅咒与赞颂、希望与绝望、救赎与沉沦、生与死之间。他是太阳王子，也是黑暗王子;他热爱生命，也热爱死亡;他最坚强，也最脆弱;他热爱生命，却拒绝欲望，摒弃经验;他是谦逊的暴君，也是向生活挥舞拳头的爱人;他是法官，也是被审判者;他是行刑者，也是受刑者;他目标坚定，把奋斗当作自己的使命，却在青春焕发之际自戕;他渴望超越时代，写作普遍的诗篇，最终却成了时代的痛苦肉身;他对诗有着最虔敬的信念，弃世前却毁弃了大部分手稿;在临近生命结束的日子，他写出了恢宏壮丽、如祝颂般的幻象诗篇，转身又写下最冷静理智、彻骨悲观的《关于死亡的札记》;他的《劝诫》是抒写信念最动人的诗篇，远比食指的《相信未来》更有感染力(也更普遍)，然而同时他写下了《献给黄昏》等最绝望的诗篇;他说“不能在辽阔的大地上空度一生”“不能说生活是妄想”，转头又写下“让该逝去的不再回来”“我将成为众尸中最年轻的一个”这些阴森的诗句……这种矛盾性是戈麦诗歌的丰富性和深度的表现，也是戈麦作为人的丰富性和深度的表现，更是人作为灵性生命的悖论处境的表现。生与死(有与无)、善与恶、灵与肉、爱与恨这些二元命题交集于人之一身，构成了生命最大的悖论。在一个“中国文学出版社建社35周年”褐皮纪念本中，戈麦从萨特《存在与虚无》中转抄了黑格尔的论断:“精神是否定之物。”这个细节表明，戈麦对精神的否定性、自反性有深切的理解。在萨特的语境中，这种否定性同时联系着人的自由。悖论构成人的困局，也构成自由的困局。死孕于生，有怀着无，人的一生灵肉相搏，爱恨交织。里尔克说:“我们每个人的死都一直裹藏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就像是一粒水果里面包裹着它的果核一样。儿童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死，老人们则有一个大的死。”生命带着自己的反题出生，并随时走向自己的反面:“路边的树匆忙得使人/不能相信枝头的花朵。”(《逃亡者的十七首》)还有真理与谬误的悖论:“一条真理很可能就是一个谬误。”(《和一个魔女度过的一个夜晚》)理智、知识、逻辑与超验、无意识、梦幻的悖论，事实、表象与幻象、本质的悖论(正如雷纳·玛格利特著名的“烟斗”悖论所揭示的)。矛盾、自否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在戈麦诗歌中有丰富的表现，这一修辞手段的根源正是诗人对人的悖论处境的深刻体验和洞察。依凭自己的诚实、良知、敏感和勇气，还有才华，戈麦对人的这种悖论处境做了冷峻的揭示———这种揭示在戈麦早期的诗作如《克莱的叙述》《太阳雨》《星期日》《逃亡者的十七首》等中，就大量出现了。这是戈麦对当代诗歌主题学的重要贡献。
对于诗人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悖论就是语言的悖论，是表达的可能与不可能的悖论。语言为表达而生，也自带表达之不可能的胎记。“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语言里/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水中”(《一个人》)，语言之于人，就像水之于鱼。人的生活依赖两种空气，空气是肉身存在的前提，语言则是精神生活的空气。戈麦一方面极端信任语言，他说“诗歌应当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一定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深深意识到语言表达的限度，真理和绝对之物都在“语言不能到达的地方”，属于不可言说之物。表达，某种程度上就是画地为牢，就是对不可分割的整体的强行分割。所以，他说“坚硬的是语言”“我忍受喧嚣”(《星期日》)。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不是一个嗜好语言的人”(《岁末十四行(二)》)。但戈麦始终渴望“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戈麦自述》)，“让从未发生的发生”(未完成诗题)。所以他对语言终归抱有期待，而“渴望成为另一种语言”(《逃亡者的十七首》)。可见，戈麦对语言的态度中同样存在信任与怀疑、热爱与嫌恶的悖论。
人是什么?也许戈麦会说，人就是在悖论的刀刃上度日的生物:“刀子，就是福灵;刀子就是危险。”(《刀刃》)这首诗里的刀子实际上就是悖论的象征。正是悖论让生命始终处于危险的境地。悖论甚至表现在戈麦笔下的“海”身上:“海，想把沙滩上的石子/和白色的小海螺，分开/而翻卷的细浪/将石子和螺母推得更远”，“一大朵云从海面飘过/海把云的形象印入怀中/而海底深处的风/很快将云朵和礁石冲散”(《海滨怅想》)。海被自己身上的自反力量拖入一种悖论处境，戈麦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说:“海很难。”生活，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悖论中受难。戈麦说这是“一场逃离不掉的劫难”(《镜子》)。在《打麦场》中，戈麦用一个生动的比喻揭示了人的这一受难处境:“一根空空的麦秆中/一只被捕获的蚊子/徒步走向麦垄的人/高喊:生命太长。”在这里，悖论就是那根空空的麦秆，人就是那只被捕获的蚊子。悖论以它的空捕获了我们，而它的空同时也是它无法战胜的原因。这个空消解生命的意义，让生命显出苍白的底色。人的反抗只是绝望地高呼:“生命太长。”面对这样的处境，诗人说，痛苦是黄金[“那些闪光的麦芒/反射着麦种痛苦的黄金”(《打麦场》)]和食粮[“痛苦化作食粮”(《故乡·河水》)]，是荣光[“无限的痛苦，是无限的荣光/痛苦是荣光”(《献给黄昏》)]。事实上，正是在痛苦里有着人之存在的根据。痛苦虽然不是拯救，却是通往拯救的桥梁，它让我们清醒地面对悖论，以寻求超越之道，呼唤绝对之物的现身，并在悖论面前维护人的尊严。如果这一悖论的处境永远无法消除，诗人说，就让我们“重新把痛苦的煤库/摞紧一层”(《夜晚》)。这是人最后的倔强和自尊。
02
知识/理智(知识的能力)是悖论的肇始，而诗歌是人类总体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这可能是戈麦最后毁弃诗歌的动机吗?在悖论的刀刃上，戈麦说人的命运“像急待拯救的奴隶”。在戈麦的生命史上，悖论很早就引发了心理上迫切的危机。
早在戈麦刚开始诗歌写作不久，他就对拯救发出了这样的呼喊:“呼喊/如一条灰红的带子/从我苍白的喉咙里缓缓伸出”，“我呼喊/带着一座宅子的气味”(《秋天的呼唤》)。戈麦从写作伊始就急切地呼喊拯救，呼喊绝对之物的现身。也可以说，拯救正是戈麦诗歌写作最重要的动机和最核心的主题。到最后阶段，戈麦仍然在呼唤拯救:“什么事情能够弥救癌病的痛苦/什么事情能够治愈心灵的创伤。”(《上帝(断片)》)但戈麦并没有等到拯救。绝对之物也仍然隐身不见，正如这首题为《上帝》的诗并没有完成。在戈麦的一些诗里，绝对之物曾有某种程度的现身。在《雨后树林中的半张脸》中，戈麦说“在这个时辰，我听从了神祇的召唤/从事物的核心翻到栅栏的外面”，诗人似乎在说从悖论中心逸出，沉溺于事物的表象是一种可能的救赎之道。在《三劫连环》中，诗人说:“世界呵，我在你的体内已经千年/我的四周走动的神灵呵/没有把我培养成一只迷幻的蛾子/我没有像你所想象的那样/从死到生，或从生到死/也许，也许我再也飞不出去。”其时，他的四周还有神灵走动，但他已预感到自己无法飞出悖论的莫比乌斯怪圈。在《通往神明的路》中，他写道:“我主迢遥的航道在天边展开。”在这首诗里，戈麦似乎相信一种波德莱尔式的颓废主义，把颓废或地狱当作绝对之物，当作拯救之路(又一个悖论):“警醒吧，你们是颓废的继承者/是最艳丽的花，充满危险的广场/因为，最邪恶的路是通往神明的路。”但戈麦的伦理敏感和骄傲都不允许他完全走上颓废之路。因此，这条路对于他仅有想象的意义。在《陌生的主》中，诗人“终于顺从那冥冥中神的召唤”，“来到你的岸边，大海的身旁”。但是，来到神的身边的诗人只能看见召唤者金黄阴云中的“两条无身之足”，而无法看见他的全身:“我是怀着怎样一种恐惧呀/却望不到你的头，你的头深埋在云里/为大海之上默默的云所环绕/你神体的下端，像一炬烛光。”这里有某种启示，但这个启示是不完全的。而一个不完全的启示令人恐惧，它指示我们亟待拯救的危险，却不能给出拯救的方案:“我是怎样被召唤而来，却不能离去/抛弃了全部的生活，草原和牧场。”因此，这里的被召唤者被危险照亮而处于更加危急的状态，以致“双目空眩，寒气如注”，而“神在它们的体内日复一日培养的心机/终将在一场久久酝酿的危险中化为泡影”(《如果种子不死》)。接近绝对之物，接近拯救却被中途抛下，就像那些从希望的飞机上垂直掉下的逃亡者。
实际上，戈麦最终无法在自己身上培养出一种绝对的信仰。他说:“幕的后面，神在打牌”，“没有人看过神/神将我们的悲剧安放得更多”(《悲剧的诞生》)。甚至神本身也需要拯救:“在我之前，那些不幸的神祇，都已面目全非/纠缠着，挥动着帽子一样的头颅”(《深渊》)，“没有异想能够安慰神的不安”(《朝霞》)。这就是戈麦的生命悲剧的根本缘由。戈麦在与其兄长的通信中一再提到，中国缺少宗教传统，致使绝对之物无从谈论。在《异端的火焰———北岛研究》一文中，戈麦引用了尤内斯库对荒诞的解释:“荒诞是指缺乏意义……人与自己的宗教的、形而上的、先验的根基隔绝了，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显得无意义、荒诞、无用。”戈麦认为，北岛借以反抗荒诞的是走向虚无，但北岛“不愿相信一个隐含的命题:个体生命———‘我’也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北岛此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命题”。戈麦所揭示的北岛的心路历程，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而且他比北岛走得更远，走向了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否定。最终，他也否定了由苦难通往拯救的道路，因为每一个体生命及其经历都不可替代，故而“没有事物能弥补事物的缺口”(《朝霞》)。而且戈麦比北岛更执着于理念———世俗的、诗以外的北岛可以说“仍匍匐在成功的旗下”，这构成了一种世俗的救济，把诗人的肉身挽留在人间———也更有行动力。戈麦的虔诚让他无法止步于理念的虚无。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宣言》结束处说:“无论是生活，还是放弃生活，这都是想象中的解决之道。生活在别处。”但戈麦并不认为生活在别处，他也不会让观念仅仅停留于想象，他要让想象和行动、意愿和现实合并。
对戈麦来说，语言的道德也是伦理的道德。上帝已死，悖论长在。既然诗无法消除悖论，那么，就让诗人以行动证实和结束它吧:“这样，生命就要受到结算。”(《未来某一时刻的画像》)结算什么?就结算这个生命的悖论。悖论揭示了生命的不完美、不自足，这是悖论的本质。所以，悖论不是纯粹思辨的，而是肉身的。或者说，随着悖论在语言和心灵中的不断强化，它最终把自己肉身化了，像一种病深入膏肓。用戈麦的诗歌语言说，它就是“我们脊背上的污点”(《脊背上的污点》):
我们脊背上的污点，永远无法去除/无法把它们当作渣滓和泥土/在适当的时机，将法官去除/从此卸下这些仇视灵魂的微小颗粒。
它们攀附在我们年轻的背上，像无数颗/腐烂的牙齿被塞进一张美丽的口中/阳光下，一个麻脸的孩子/鼻翼两侧现出白天精神病的光芒。
我们从世人的目光里看到我们脊背后的景象/一粒粒火一样的种子种进了我们优秀的脑子/像一大群污水中发臭的鱼籽，在强暴者的/注目下，灌进了一名未婚处女的河床。
主啊，还要等到什么时辰/我们屈辱的生存才能拯救，还要等到/什么时日，才能洗却世人眼中的尘土/洗却剧目中我们小丑一样的恶运。
为了消除这个我们够不上、挠不着的污点，戈麦不惜毁弃肉身。这似乎是消除悖论的终极办法。事实上，戈麦很早就对肉身有一种憎恨———这种憎恨源于肉身对精神的专断。一种毁灭的冲动在他的诗中很早就多有表露;他期待肉身的解体，以从中解放出精神。他说:“我要抛开我的肉体所有的家，让手腕脱离滑润的臼口……让骨头逃走”(《家》);“我的肉体被大水冲散”，“骨骼从肌体里滑出/游出我所控制的领地”(《游泳》);“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把我的零也给废除掉”(《誓言》);“草秆上悬挂的腰被火焰一劈两半/两只眼睛，一只飞在天上，一只掉进洞里”(《未来某一时刻自我的画像》)。他说:“今天，这罪恶深重的时刻，我期望着它的粉碎。”1991年9月24日深夜，戈麦终于以他决绝的、毁弃一切的死跨越了悖论———观念的和诗学的双重困境———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仍不得不面对这种悖论。这是一种拯救，然而是太悲凉的拯救。
戈麦诗歌对于我们的意义之一就是为我们生活、生命中的这种悖论处境提供见证和启示。王东东说:“戈麦的天才就是试图以悖论来超越谬误。”但戈麦说的是:“一切源于谬误”，“而谬误是成就”。那么，戈麦所说的谬误也许就是悖论本身，它源于知识，因而也无法被知识所超越。正如他在《三劫连环》中所写的:
在我焦虑的内心呵，是一所矮小的房子/在我之前去世的人们呵，生活在那里/他们曾试图逃离过这一片巨大的默许/但我内心的另一片湖沼，又等候在那里/他们逃不开我，就像我逃不开/内心的恐惧，世界逃不开我可怕的咒语。
———人永远逃不开灵性生命自孕、内含的悖论。面对悖论，戈麦最大的勇气是：孤身深入谬误，绝不回头。戈麦通过将自己置于绝境而获得了一种绝对的激情，他的诗正是这孤绝的勇气所成就。
03
对于戈麦之死的意义，朱大可、王岳川等学者都曾加探讨。朱大可说：“戈麦是海子和骆一禾所构筑的死亡链锁中比较不引人注目的一环。一方面缺少海子式的巨大天赋，一方面却拥有同样令人心碎的贫困和对于生存意义的痛切眷注，因找不到人性的出路而选择了死亡。在河流吞噬掉年轻面容的瞬间，他说出了针对实存世界的严厉宣判，他要通过死亡粉碎‘灵魂爬行’的罪恶深重的时刻”，“这样一种诗意的、本体的和形而上的死亡话语，超越了人们用哀怜和回忆所勾勒出的意义轮廓，也就是超出了诗人自身的命运，超出了诗歌和私人情感经验的限度”。显然，朱大可的论述中存在对戈麦诗歌才华和成就的盲视，这与戈麦诗歌传播的迟滞以及海子、骆一禾作为前驱者对后来者的遮蔽效应有关，但朱大可也关注到了戈麦之死的本体和形而上的意义，它“对实存世界的严厉宣判”。遗憾的是，朱大可并未对这一意义与骆一禾、海子之死的意义加以区分，而将其笼统视为“海子和骆一禾所构筑的死亡链锁”中的一环。实际上，海子、骆一禾之死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宣判。骆一禾死于疾病，可置不论。海子死于个体生命的危机，与恋爱失败、气功影响和高强度写作引发的精神分裂情形有关。戈麦之死的背景则是“灵魂爬行”的时刻，关联其特殊的历史境遇。
与朱大可相比，王岳川的论述更加贴近戈麦作为个体的特殊处境：“这位北大诗人在个体生存价值危机中毅然选择了个体生命的毁灭……诗人并不是死于物质上的匮乏艰难，也不是死于关于‘类’的形而上思考，更不是死于心灵过度的敏感和脆弱。相反，诗人死于思维、精神、体验的极限的冲击中那直面真理后却只能无言的撕裂感和绝望感。他在人类精神的边缘看到了诗‘大用’而‘无用’的状况，而毁掉了自己大部分诗作，以此使诗思的沉默变为大地的窒息。”王岳川特别指出了戈麦之死中的“个体生存价值危机”，这一危机的本质是思维、精神、体验的撕裂。这是深有见地的。两位学者的论述都肯定了诗人之死的警示意义，但均未深入分析其深层的心理和精神机制，因而不能让我们凌越死亡的暗夜。20世纪90年代初的诗人自杀现象令人触目惊心，而新世纪以来诗人自杀的情况仍然一再发生，因此深入探讨诗人自杀的心理和精神机制，从诗与思的角度凌越死亡，在今天仍是必要的课题。
讨论戈麦的死，自然不能回避其根深蒂固的悲观心理。从现存的戈麦大学期间的书信来看，其悲观心理形成甚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某些不为人知的创伤经历。“家乡的红果园/心灵的创伤连成一片”(《红果园》)，这是他1990年回望故乡时写下的诗句，隐约暗示了这种创伤。戈麦出生时，母亲43岁，父亲38岁，长兄褚福运20岁。与父母兄长年龄差距大，可能给戈麦的成长带来常人所没有的困惑。他在给哥哥的书信中，曾不止一次表示与父母沟通的障碍以及缺少兄弟怡怡的体验所带来的遗憾。这是一个贫困的家庭，一家人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时时为钱而担忧。另外，黑龙江漫长的冬天也可能影响到诗人敏感的心理。过于敏感，同时又过分看重尊严，这相当于一方面要求自我具有“神”的品质，另一方面却比人更脆弱。这是戈麦生命中另一个自带的悖论。情感上的挫折是加重其悲观心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些都不足以让一个年轻的诗人走上绝境，真正让他无法自拔的是他对理性的绝对信任。
可以说，戈麦的生与死都与他对理性信念有关，其守护人类尊严的高贵情操和蔑视死亡的巨大勇气都来源于此。在诗人的生命历程中，理性既是天使，也是恶魔;既是光，也是吞噬光的黑洞。海子说：“古典理性主义携带一把盲目的斧子，在失明状态下斫砍生命之树……我们睁开眼睛，其实是陷入失明状态。”理性让人类产生自我意识，区分人我，区分物我，区分时空，区分此刻与永恒。换句话说，理性揭示了悖论。人我、物我、时空本来浑然一体，但理性把它们一分为二。从此，我们远离了一体和浑然的世界。这是理性的灵视，也是理性的盲目。正是理性的这种自反性导致了人类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面对此一生命之重，人类的对抗和解决之道是功能主义的，把生命化为工具，从而回避对生命意义的根本追问。但诗人拒绝将自己功能化和工具化，他们从人类中走出来，向生命的绝对命题发起挑战。
戈麦在写作上接受过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关注人的潜意识世界，而且试图以幻象来超越现实，但其思维上的根本特征恰恰是对理性绝对的信任———甚至他的幻象也是以理性的方式达到的。这种信任最根本的表现就是试图以理性为生命找到意义和拯救之道。然而，这是理性难以胜任的。理智没有把戈麦引向拯救，而是把他引到了虚无———实际上，这正是理性和思辨的止境。止境意味着此路不通，也提醒我们探寻生命和生存价值的另外途径。其中存在两种解决之道。对止境的一种解决之道是宗教，是从止境往前，投身于彼岸。戈麦向宗教的靠拢表现在他对永恒的倾心。投身于精神的时间，朝向未来，同时朝向永恒∙∙的时间，在自身之内培育永恒。这个永恒，即使已经被现代性侵蚀了其神学的内核，也仍然保留了准宗教的性质，它是始于人类学而终于宇宙学的时间。但理性的骄傲阻止诗人毫无保留地投身于彼岸，所以戈麦始终只看到一半的神。对于止境的另一种化解方式是从止境后退，回到现世，退入日常和现实，“不知生焉知死”，“好死不如赖活”，圣人和常人对止境的化解几乎同出一辙。但戈麦对理智的绝对信任同样不允许他从止境后退。相反，他进一步把虚无的止境绝对化、价值化。戈麦把领受虚无的能力视为理智的一种成就和心智上的一种优势，并以此对抗不堪的现实和污浊的日常。这种倾向，在他刚刚开始写诗以后大概就有了。所以，他要做“最悲观的作家”，把善于与虚无周旋的博尔赫斯视为榜样。海子膜拜原始性，毁于一种难以自控的激情，自杀前出现种种幻觉是其无法自控的证明。戈麦的情况正好相反，毁于一种过分的理智，这种过分的理智导致他拒斥本能，拒绝日常，从而错失幸福，也错失世俗生活可能的乐趣。在戈麦这里，生命意志被强大的理智所镇压;而面对虚无的汹涌大水，理智却溃坝了，坍塌了。在理智的废墟上，死亡意志兀然生长，随时窥伺着生命，直到肉身的毁灭成为现实。
实际上，理智导致的困境正是现代人的根本困局。骆一禾在1987年9月14日致刘频的信中对此有极为精辟的阐释：“也许今天文明和文化的困境说明了一点，头脑所产生出来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头脑高悬于身体和地面上这一事实，本身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头脑所产生的东西是一种折射和投影，在这里就酿下了可怀疑的根性。这些头脑的产物坍塌了，大片的建筑断成碎片，而生命的运动是在另一种状态里运行的;我们所写的东西都是被折射照亮的部分或被投影遮暗的部分，真正的速度和状态是在幢幢幻影里的，从智性和头脑的终极来说，我们必须或者只有选择一种无和不存在，也就是说，折射和投影的坍塌说明了智性的非存有。”骆一禾指出了突破理性困境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存在着两种可能，一个是从此结束思辨，而由另一个范畴：创造力为基点，因为陈述碎片和最后的智性已经标志着完成了智性的使命。再一种可能是，我们依然在智性的基础上，对道、原始或无作出进一步的揣测，给原始以一个性质”，后一种可能“置思辨、智性已到了自己的终极而不顾，这一声霹雳的发出，仍然把我们推坠在万丈深坑，我们又骑在了无法渡河的白马上”。戈麦的写作就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这是戈麦生命悲剧的根源所在。骆一禾指出的另一可能———创造，则须建立在对生命自身的血性和意志的信任上，让生命自身指引我们前行，“生命力和意志的保持是根本的鲜血”。因为生命并非为意义而活，相反，只有生命才能使意义成为可能。这是戈麦在理性的遮蔽下所没有看到的另一半真理。对于生存，这一半生命力、意志的真理和理性的另一半真理一样重要。戈麦的生命之所以是悲剧，是他在青春的年龄轻易地、无条件地相信了理性的一半，而没有看到另一半。正如他在《陌生的主》中写的，他只看到了半个神，而另外的半个神深埋在云里。更大的悲剧是，他意识到了理性的局限，却仍然选择了完全地信任理性。
原文刊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新诗研究”专栏
责任编辑:素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