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李超海：扶贫车间：嵌入政策的劳动管理何以可能？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作者：李超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摘要】扶贫车间是企业响应国家政策而设置在乡镇或村落的加工车间。与维持劳动力的稳定以获得持续利润的资本生产逻辑不同，扶贫车间的劳动过程管理逻辑转变为维持工人稳定参与生产以确保劳动者持续增加收入。这一转向也逐步构建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化”生产空间。国家的在场与积极干预，客观上构成了对企业资方的有效制衡，塑造了亲劳动者的生产政治底色。企业的劳动管理通过嵌入政策、社区和村民实际，劳动合同的非正式执行，管理话语的去“规训化”和本地化等策略，不仅赢得了车间工人的一致同意和推动他们稳定参与生产，而且达成了精准扶贫政策要求的贫困劳动力减贫不返贫目标。

【关键词】扶贫车间；嵌入政策；劳动管理

一、研究问题：扶贫车间及其劳动力特点

“扶贫车间”或者叫“社区工厂”“卫星工厂”，是指以扶贫为目的，设在乡镇、村的加工车间。它以带动脱贫为宗旨，解决农户尤其是贫困户就近就业问题。2020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吴忠市考察时指出“兴办扶贫车间目的是扶贫，要坚持扶贫性质，向困难群众倾斜，多招收困难群众就业”，“企业参与兴办扶贫车间，体现了先富带后富”。作为产业扶贫的生产组织或销售企业，扶贫车间主要包括两大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生产加工模式，主要在生产种植端发力。比如，通过引导企业、乡贤和创业能手在圩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新农村建设点集中建立简易工业园，帮助贫困群体就近就地就业；引导企业在贫困村或移民安置点设立扶贫车间，实现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通过在农家庭院、民居小院等设置简易居家加工式的就业扶贫车间，让贫困劳动力居家就业。第二种模式是流通销售模式，主要在销售和终端发力，帮助对接消费者，推广和销售农产品、生产加工品等。比如，依托电商、政府或行业性的APP，建立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实体和虚拟相补充的“互联网+”式扶贫车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关注从事生产制造的扶贫车间。

作为企业生产的一种新形式，扶贫车间的劳动力使用和管理具有以下特点：劳动力同质性较强，主要来自本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和贫困群体（也包括邻近镇村愿意进厂打工的本地农民），他们是精准扶贫政策照顾的贫困弱势劳动力；劳动者身份特殊，在扶贫车间是工人，但劳动能力和生产技能较弱，出扶贫车间是社区居民，是本地本村农民；劳动管理深度嵌入扶贫政策，工人招聘和使用具有浓厚的社区关怀，劳动管理不追求最大化地将工人的劳动能力转化为劳动；劳动考核以脱贫为主要标准，而非工人的生产效率，政策目标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作为产业扶贫和促进贫困人口稳定增收的重要举措，扶贫车间将企业生产经营与农村贫困群体就业增收在农村社区有机结合，形成一种企业建在社区、劳动力在家门口非农就业的劳动方式。这种因追求政策而出现的扶贫车间，区别于追求市场和劳动力的市场企业以及追求社会公益的社会企业，其独特的劳动力使用和管理方式深度嵌入政府政策和社区力量，逐步形塑出一种区别于生产控制、技术控制、情感控制但基于政策控制的劳动管理新体制，构建出一类具有中国扶贫政策特色、车间劳动管理的新生产政治，值得深入研究分析。

二、文献回顾：劳动控制的政策转向

（一）劳动控制理论：组织规训追逐效率的劳动使用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将工人的劳动过程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才能保证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有效索取，发生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控制与反控制、剥削与反剥削的斗争，本质上是资本家最大限度索取剩余价值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延续马克思主义立场，有关劳动控制的研究均表明，只有实现“将工人的劳动能力转化为实际的、可计算的劳动这一过程”的控制，资本家稳定获益才能得到保障。劳动的去技术化，劳动过程中构想和执行的分离，一方面确保了工人专注于具体的生产环节，另一方面维护了知识对劳动过程和生产环节的控制，从而强化了资本对工人的控制和确保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稳定性。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劳动控制需要兼顾尊重工人的自主性需要，导致企业高层管理者在“责任自治”和“直接控制”两个极端之间变动，通过正向赋权激励和负向威胁强制的选择组合来达成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同时，工作场所转型也推动了劳动控制升级，传统以资方在场控制、等级控制为代表的简单控制，逐渐向以技术控制、管理控制为代表的结构控制转变，简约主义的劳动控制逐渐让位于复杂设计的劳动隐匿控制，但控制的根本依旧是确保资本家和管理者从工人那里获得所希望的工作行为的能力，确保资本家和管理层掌控劳动过程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此后，布洛维揭示了工作场所中工人的认同并自愿参与“赶工游戏”，随着国家干预的深入和福利国家的出现，早期强制胜于认同的市场专制体制会被存在强制但认同相对占优的霸权体制所取代，但是劳动控制的强制底色依就存在。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等理论具有浓郁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强调团队合作性、更强个人灵活性的双赢劳动过程，本质上通过企业管理者吸纳工人参与和强化工人认同的组织规范，达成工人从管理者角度来思考公司如何更好地发展来保障资本家的稳定获益。分享经济的发展和灵活用工形式的出现，使平台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拥有工作自主权同时并存，生产过程和劳动控制的合作性特征得到凸显，但劳动者依旧困在系统中。即便近年来新出现的直播、创意文化、综艺娱乐产业等，其文化情感逻辑无处不在，从业人员可以在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中追求自己的剩余快感，但幻象化的意识形态逻辑和作为“异常”时刻面临被清场的风险。

马克思指出高压、强制和专制是实现将工人的劳动力转化为实际的、有效的劳动的重要手段，新马克思主义也认可强制在工人管理和劳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即便是布洛维的“制造认同”本质上也是“隐蔽”在“霸权”体制下的剥削和控制，是对“专制”的、赤裸裸的剥削、控制和冲突的历史“进化”之下的补充与拓展，本质上未能偏离劳动过程的强制控制范畴。后现代化主义色彩的精益生产、后福特主义等，无非是打着“尊重工人主体性”的旗帜，对工人进行组织规训，从而更好地激发工人的劳动自主性来维系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当前，新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分享经济和灵活用工的出现，劳动者的自主性不断释放，但平台的技术控制依旧使得新劳动者困在系统中。文化情感逻辑嵌入综艺娱乐产业的劳动管理，但终究敌不过作为“异常”被清除出系统背后结构性的资本市场力量。因此，从专制走向认同、再走向劳动者主体性释放、最后到劳动者工作自主权增大和意识形态自我幻象的形成，劳动控制都没有偏离“如何最高效使用劳动力”这一核心主题，依旧围绕如何更好地提升劳动力转化为劳动的效率、满足资本家对生产最大化利润的追求这一根本目标，内在延续地基于从强制到认同再到自主的规训逻辑来最大限度地占有劳动力和提升劳动使用效率。

（二）弹性用工与“纯劳动”：弹性分散降低成本的劳动使用

“代工”企业形塑了一种全球化时代最大程度压缩劳动成本的在地化劳动使用机制。历史地看，从工业化经济发展到全球化经济，“世界进入了弹性劳动与经济不稳定、工作不稳定时代”，并且劳动的“不稳定性”特征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变得愈发明显，全球市场体系和全球化工厂就业体制的形成，催生了后发型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弹性“代工”体制，用工方式和内部劳动力分工都更加灵活。以台湾为例，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代工”企业承担了其中的制造功能，直接生产者和全球化企业生产链条的顶端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不像一般工厂将直接生产者聚集在一起。家庭代工者作为分散的劳动力非正式地嵌入工厂，非正式工厂作为转包环节接入正式工厂或企业，而正式工厂或企业纳入跨国企业的全球化生产网络体系，从而形成一条逐级嵌入、分工明确、低成本高效率运行的等级化生产网络。其中，“代工”企业中的劳动关系极度市场化，当中进行的是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的买卖，实际发生的并不是朝九晚五的雇佣关系，而是内含在加工过程中的劳动，以按件计酬的方式进行交易，资本家只要劳动的成果，其他的都不要，也即出现了一种分散化在地低成本使用劳动力的生产政治。

此后，代工群体不断发展演变，在珠三角地区，出现了脱离工厂/车间管理体系，农民工自己租房做赶货的“租户赶货”群体和进入工厂做短工的“厂内赶货”群体；在台湾地区，社区和家庭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客厅即工厂”项目被吸纳进劳动生产行列，在地化转变为劳动力，推动家庭已婚妇女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转包生产者”。随着订单外包制的发展，分散化使用女工在中国各地不断出现。通过送生产资料下乡进村，分散的农村主妇被卷入全球化生产网络，家庭化生产政体、妈妈工人群体等先后涌现，拓展了全球化生产体系最低成本使用在地化劳动力的方式。由此可见，在全球市场和全球化就业工厂体制中，资本家通过“纯劳动”“客厅即工厂”、家庭化生产政体、妈妈工人等方式，建立起弹性用工、外包代工、分散用工的劳动用工体制，维持对分散劳动力的最小成本使用，持续维持资本家的稳定高收益。

（三）宿舍劳动体制：规模集中、生产生活融合的外来劳动使用

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宿舍不再是年轻劳动力（主要是单一性别劳动力）暂时寄居的、为随时参与生产服务的生活空间，而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本土组装企业适应外国发包企业需求而建立的劳动产出最大化的劳动控制体制。工厂为中心、宿舍空间为辅助的劳动力再生产社会化模式，强化了管理层对工人非工作时间的控制，符合企业资方主导对农民工的时间控制，满足了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有效获取。劳动者的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整合程度越高，越方便员工发生超时加班行为，从而延长企业使用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富士康深圳工厂，有宿舍、饭堂、篮球场等生活设施，大约四分之一的员工居住在工厂宿舍，但工人在宿舍的行为受到工厂管理规范的严格限制，宿舍作为封闭的生活空间，是生产空间的延续，从而迫使以绝对的血汗规模化、集中化高效使用来确保企业资方稳定的获益。这一看似规模有序、高度集中居住的宿舍体制，本意上不是方便劳动者居住生活便利舒适，而是方便企业资方、管理方弹性使用劳动力，从而为富士康公司更便利、更高效地进行生产提供基础。因此，以富士康为代表的，最大限度将劳动者生产生活融合并高度集中高效使用劳动力的宿舍管理模式，不仅维持了生产力量和劳动队伍的稳定，而且形成了以生产生活空间融合为基础集中规模、高效整合的有序用工体制，更是对劳工进行生产控制的竞争策略和企业经济理性的产物。

（四）文献回顾与反思

如何提升生产效率始终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关注的焦点，有效控制劳动力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稳定，更直接决定资本家稳定索取生产剩余。因此，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始终是资本主义生产无法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学界长期关注和聚焦的重要学术命题。劳动过程理论源于马克思对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研究，被新马克思主义深挖而持续受到关注；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投资和生产的全球化，推动了生产链条向全世界扩散，分散的弹性用工、外包制用工体制和集中的“准军事化”用工体制相继生成。但是，资本家追求低成本稳定使用劳动力和最大限度地索取生产剩余的逻辑持续存在。

在劳动控制理论中，不管是强制控制还是主体认同，其本质是建立组织化的劳动秩序，其目的是高效驱动劳动力为雇主、资本家努力工作，其劳动控制手段既包括负向的控制与霸权，也包括正向的认同和激励，最终建立一种高度有序、严密管理的劳动使用机制。弹性用工和“纯劳动”，是发展型国家和地区因应跨国企业生产而出现的分散用工体制。外包企业通过转包、外包、分包等方式，以最低成本整合使用分散在本地社区、家庭的剩余劳动力，主要是家庭妇女、闲散人员等，从而确保代工生产的稳定运行。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资方购买的是劳动，而非劳动力，从而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全球化时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本土组装企业为满足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外国发包企业对加工规模、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而采取的集中化、规模化、低成本、高效率使用劳动力的用工体制，其本质在于将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分割，将劳动的生产空间和劳动力的生活空间整合，从而达到高效率、低成本、规模化且稳定使用劳动力。

基于政策而出现的扶贫车间及其劳动用工和劳动管理，很难用主流的劳动过程理论来解释，也不同于全球化生产体系中出现的弹性用工和“纯劳动”、宿舍劳动体制：其劳动力是分散的，居住在社区，工作在车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是一体的，但这种生产生活空间的一体显著区别于宿舍劳动体制，其分散化使用也不能套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的外包用工逻辑；其劳动力主要是被劳动力市场筛选后所抛弃或自身本来就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无法用劳动控制理论的效率论予以解释。作为中国精准扶贫驱动下的用工形式，扶贫车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使用和管理，需要结合实际运行具体分析。

三、 案例情况与研究过程

（一）案例情况

扶贫车间通常出现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偏远山区，以产业扶贫来达到吸收困难群众就业并实现减贫致富的目的。本案例位于粤北山区的贫困村，是主要从事玩具生产组装的制造企业。

1.L村的基本情况

L村位于粤北某山区县级市，距镇政府12公里，距县政府40公里，有省道和大河流经本地。全村下辖17个村民小组，共有482户合计2225人。2016年全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4户合计130人，贫困户率约为11.2%，贫困人口占比约为5.84%。在贫困户中，有劳动能力户33户合计103人，无劳动能力户21户合计27人，扶贫车间主要面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作为本镇最贫困的村，L村四面环山，交通闭塞，条件恶劣；房屋破旧，基础设施缺乏；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主要以外出打工为生，留守村民基本上都是体弱多病的孤寡老人、妇女儿童；留守农民以种植水稻、蔬菜、茶叶等为生，辅以卖麻竹笋等增加收入，2015年前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7720元。2016年L村被列为省定贫困村，成为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点帮扶村；2017年，该村成为国内某知名地产商支持新农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村庄；2018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视察该村，同年该村被评为“广东省文明村镇”，成为广东省知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村。到2019年年底，L村所有贫困户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188元，远超脱贫线，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2.扶贫车间的建成

2017年，L村所在的县开展“百企扶百村”结对帮扶工作，并从资金支持、金融支撑、土地供给、电价政策及税费减免等方面对扶贫企业给予支持，撬动市场力量、民营企业等参与产业扶贫。在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通过财政渠道拨付（划转）资金的支持下，L村投入50万元用于扶贫车间的土建工程，本地民营企业D企业提供帮扶资金150万元用于厂房施工建设，本地民营企业J公司投入50万元用于扶贫车间的生产设备等建设，车间选址为村集体闲置校舍，属于村集体用地。扶贫车间的选址、建设和启动是多方力量协同的结果。

政府行政力量在建立扶贫车间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L村所在的粤北某地级市，是中央和广东农村改革试验区，在多年的农村综合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党建+X”的乡村治理工作理念，成为全国基层党建和治理的典范。L村作为省定贫困村和市委、市政府挂点帮扶村，市政府办公室的科长作为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队长进驻L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在上级部门和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L村建立起“党建+产业发展”的扶贫模式，引入玩具装配加工线在L村设立加工点，帮助贫困户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企业响应政策号召在乡村设立工厂或加工车间，其重要条件在于政府介入降低了投资成本和生产风险。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笔者就为何选择在L村进行投资这一问题对J公司的具体负责人进行了访谈。该负责人表示选择L村投资办厂有如下考虑：一是地方政府重视，从中央到省委的主要领导人都来视察过，公司在L村投资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服务国家战略的一种方式；二是地方政府在前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提供配套资金、协调厂房建设用地、培训农村劳动力等，很多投资生产环节事实上由政府承包了，企业可以快速顺利生产；三是整个项目和工程都有政府背书，是在精准扶贫和产业兴农等政策的推动下进行的，不纯粹是市场化的投资行为，得到了当地镇、村和农民的支持和认可，从而避免了投资和生产的不确定性，也避免了潜在的风险和矛盾。

当地村委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作为一项政策减贫的发展方案，扶贫车间的建设和运营需要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得到村委和村民的支持。车间建设需要土地，在选址上有要求，经过L村村委会及村民大会的投票表决，一致同意将闲置校舍用作工厂车间，既无须征收村民宅基地、耕地，又无须占用集体林地，不存在矛盾纠纷，风险小、成本低，且能满足生产需求。车间设计用工规模在确保全村103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农民进厂就业的同时，也预留了吸纳周边镇村劳动力的空间，并且在招工前均由镇、村进行了有效动员，确保扶贫车间的用工需求得到满足，车间的生产能够正常进行。

3.扶贫车间的用工

为适应贫困劳动力教育程度不高、劳动技能较弱、照顾家庭无法外出等特点，扶贫车间定位为J公司的生产配套加工点，从事操作技术要求不高的玩具组装业务，以纯手工生产为主，预留劳动力使用规模为200人，但高峰期仅吸纳100人就业。就业人口主要以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劳动力为主，受工资水平、地理区位、生活环境等影响，其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吸引力有限。因此，扶贫车间的工人队伍呈现出留守、贫困、低技能、弱势等特征，这一劳动群体也是精准扶贫政策的目标群体。

扶贫车间定的生产制造程序简单，不需要复杂工艺、设备和特殊技能，这使得本村贫困户劳动力普遍能上岗就业，实现了村民“洗脚上田”和“就地转移”，不仅改变了他们的职业选择，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水平。调查过程中，笔者进行了粗略统计，扶贫车间就业总人数在80人左右，其中约七成的工人为本地贫困户劳动力，其余为邻近镇村的农村劳动力；工人平均年龄介于43~50岁，以中老年农村妇女为主。在车间上班的工人采用计件和计时两种就高不就低的工资方案，确保贫困户劳动力实现脱贫增收且不返贫。

（二）调查过程

笔者经由单位组织的党建活动接触L村，后来通过政府部门的熟人介绍和引导，进入该村蹲点调查和进入扶贫车间参与观察。调查时间始于2020年4月，持续到2020年10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笔者查阅、收集和整理了L村扶贫车间从谋划到建立再到运行的相关政策文件材料、企业信息、访谈资料等，尤其是在深入扶贫车间进行田野调查时选择了10位车间工人进行了深入系统访谈，收集了扶贫车间的生产过程、劳动管理、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新情况和新信息，也重点了解了车间工人的劳动、收入、认同、心理等方面的信息，从而获得开展本文写作的一手资料。

在L村蹲点调研过程中，本人通过参与观察、深入个案家庭等方式，先后调查了8户本村贫困户。这些贫困户既包括夫妻两人都在车间上班的村民，也包括只有一人在车间上班的村民；既包括留守妇女和老人，也包括年龄较大的男性劳动力。此外，本人还深入访谈了2位本镇邻村的劳动力，他们曾外出打工，后返乡进入扶贫车间工作。在本人深入访谈的8位本村贫困劳动力中，有6女2男，年龄介于40~55岁，主要以在家务农为生，同时照顾家庭和操持家务；深入访谈的2位邻村工人是40多岁的农村妇女，有外出打工经历，早晚骑摩托车往来扶贫车间工作。此外，笔者还访问了镇村领导、驻村干部、企业派驻扶贫车间主管等相关人士，为了保护受访者利益以及满足受访者进行匿名处理的要求，在此不具体说明这些人员的情况。

四、扶贫车间的劳动管理与实现

在外包逻辑下将社区剩余劳动力转变为代工企业的劳动群体可谓零散劳动力高效使用的典范。在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中，中间贸易商将全球化生产网络中的订单转包给各类小工厂、小企业，而各类小工厂、小企业再发包给社区的小型家庭作坊、家庭等进行代工，从而将企业资方的生产风险层层转嫁和下移，通过对社区分散劳动力的在地化集中使用，有效降低了企业资方的用工成本和管理风险，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跨国资本对劳动力的高效率、低成本使用。在这一过程中，跨国资本通过全球化生产网络将社区的分散劳动力事实上一体化了，借助企业科层制度力量的网络化延伸，实现了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有效萃取；与此同时，政府的法律与行政都以“尊重市场运作”与“契约自由”为由，对此保持“中立”。与外包逻辑的代工群体类似，扶贫车间也是一种对社区剩余劳动力的在地化、非农化使用，借助扶贫车间将社区、家庭的边缘弱势群体集中起来参加生产制造。但在劳动管理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政策制度扮演着积极的“帮助之手”角色，深度参与和全过程介入扶贫车间的建立和生产，作为经营管理的企业资方不追求利益主导，作为生产主体的贫困劳动力不以劳动技能和生产效率做绩效考核。这就决定了扶贫车间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管理无法通过市场逻辑加以解释，需要深入车间现场结合精准扶贫政策才能厘清扶贫车间的劳动控制特征与逻辑。

（一）政策主导与多重逻辑下的社区工人

作为精准扶贫政策的产物，扶贫车间肩负着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使命，这就决定了其劳动力使用范围和半径有限，劳动群体的地方性使用进而决定了工人管理的独特性。从地方政府角度来看，扶贫车间运行效果直接影响脱贫成效，从而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考核指标。从企业投资角度来看，扶贫车间是追逐政策的结果，其运行管理不能严格遵循市场理性和效率逻辑，而是要在规避亏损的基础上实现农民脱贫和完成政策考核任务。因此，扶贫车间需要将低技能的社区劳动力组织起来集中使用，在政策扶持下达到稳定生产和农民脱贫的双重目标，既要完成政策要求的减贫目标，又要确保车间正常生产且不亏本，还要帮助工人脱贫且不返贫，从而构成了车间使用劳动力的特殊性。

1.车间生产目标：帮助贫困户劳动力脱贫且不返贫

扶贫车间是政府、企业和农民共同参与的扶贫体系，这就决定了车间的劳动管理更多是在尊重车间工人贫困身份、弱势劳动力、本地居民的基础上，以稳定生产来实现贫困户劳动力的稳定收益。

在上级政府派驻的张姓工作人员看来，“产业扶贫是解决村民脱贫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建立扶贫车间的初心就是帮助村民就地长远就业，以产业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可见，扶贫车间建立的根本目的，就是服务于农民脱贫的政策目标，而非服从企业投资收益的效率逻辑。在L村陆某某看来，“通过吸收包括贫困户劳动力在内的村民就业，帮助贫困户村民脱贫，帮助村民致富，是我们村办扶贫车间的根本目的。”在政策逻辑驱动下，帮助贫困户劳动力适应车间生产成为车间管理和劳动控制的重要任务。在车间工作的贫困户劳动力邓春华就表示，“我们农民能吃苦，有力气，就是没活干。现在的扶贫政策非常照顾我们这些贫困户，在村里建立扶贫车间，为我们提供了家门口的工作机会，不仅离家近，而且每月收入有两到三千元。”因此，扶贫车间帮助贫困户脱贫和村民致富的定位，决定了其生产管理和劳动控制更多是满足扶贫政策要求和村民脱贫致富愿望，而非单纯追求生产效率和满足企业管理方利益诉求。

2.车间工人身份：扶贫对象、生产工人和本地村民的重叠

扶贫车间按照市场逻辑来组织生产、进行管理，但其生产主体并非以生产工人的唯一身份出现，而是兼顾扶贫对象和本地村民等多重身份。村民曾某某是L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也是车间工人。调查中，她表示，“建在村里的扶贫车间对于我个人而言，不仅有工作的成就感，更有做人的尊严感，而且收入也大大提高了，最高的时候月收入可达3000元。”“在车间上完班后，我回家还可以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像以前，要有收入，就要出去打工，出去打工就没法照顾家庭。”“在玩具加工店（即扶贫车间）上班，真的很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贫困户的照顾，没有政府的帮助和政策的支持，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农民还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由此可以看出她作为工人的劳动成就感、家庭主妇的责任感和扶贫对象的幸福感，多重身份的交织既形塑了车间工人，也影响了车间的劳动控制。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车间工人是因为是贫困户而被照顾到车间上班，还是因为离家里近所以选择在车间上班，难以有效区分。同时，这种身份的多元也体现在非贫困劳动力身上。来自邻村的留守妇女周某某说，“自己没有了以前在外打工的外来人口感受，在扶贫车间上班，可以在家吃过饭就过来上班，下班了就可以回家吃饭，一切很熟悉。”实际上，大多数工人白天在车间打工，下班后回家做自己的事情，种菜、养鸡、养猪等家务都没耽误，照顾老人和小孩也得到兼顾。他们既离土当工人又不离村，既打工又不耽误照顾家庭，既有就业增收的机会又不因农民身份受到排斥。

3.车间劳动管理：深度嵌入扶贫政策和工人实际

不同于一般企业的劳动管理，生产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管理是追求效率、控制成本和降低风险。在扶贫车间，劳动生产嵌入扶贫政策，劳动管理服从农民脱贫目标，要在尊重工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帮助劳动者脱贫致富。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车间工人在完成正常的车间劳动外，还有自己的家庭生产、家务劳动。来自L村的贫困户工人陆某某就表示，“自己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家里负担重，自己也没有正式工作。自从村里办了扶贫车间后，自己就主动报名成为车间工人的一员。有了车间工作后，自己有能力，也有机会照顾家里生病的老人，车间管理人员对自己的情况也很了解，在工作岗位、任务安排上也经常照顾自己。”车间生产和管理不得不兼顾工人的贫困户、本地居民的实际情况，使得规范严格的劳动管理让位于人性化的劳动管理。来自本村的村民曾某某就表示，“我家就住在扶贫车间后面，下班后可以回家，在车间工作时，管理人员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他们下班时经常经过我家门口，我经常喊他们来家里饮茶！跟管理人员处久了，就像一个村子的人一样。”人性化的管理拉近了车间管理人员与车间工人的关系，使劳资关系变得更和谐。来自邻村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留守妇女周某某就表示，“在这里打工很好，管理制度很公开，管理人员很友善，他们从不为难我们这些农村妇女。我在这里工作很好，不会经常加班，也不会强迫我们劳动，管理人员总是关心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情况。”总之，车间的劳动管理不是由订单和效率主导，而是嵌入政策任务和村民实际，从而形成亲劳动者的劳动管理逻辑。

（二）考评压力与合同管理的非正式化实践

劳动合同作为维护企业劳动关系的正式契约，对于生产活动、劳动秩序和权利保护具有重要作用。一般来说，越正规的企业，合同签订率越高，越有助于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在L村，扶贫政策而非劳动合同成为保障车间工人利益的制度，日常的劳动管理并不遵循劳动合同，而是遵从扶贫政策的考评目标。在日常管理中，劳动合同弹性执行，以口头约定方式管理，较少使用合同的惩罚性、约束性条款，合同管理需要嵌入社区实际和村民生活，从而确保政策任务目标的实现。

1.合同管理的“政策替代”

劳动合同在企业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L村的扶贫车间，劳动合同让位于政策目标。劳动管理不为优化生产效率，而是确保工人就业脱贫。在J公司派驻L村的负责人高某某看来，“扶贫车间的人员管理跟总厂管理差别较大，也跟其他分厂不同。这个玩具加工点，不指望为总厂创造效益，而是为了保障贫困户农民每月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对车间工人来说，签订劳动合同，不过是他们签了一个名字而已，我们日常管理不以劳动合同为准则，而是按照政府的扶贫要求和任务不断调整管理策略。”可见，总公司最关心的不是扶贫车间的产能产值，而是如何完成政府脱贫攻坚的绩效考核，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就使得劳资关系中最重要的劳动合同流于形式。

合同内容中植入了一定的政治要求和考核任务。受访的高某某继续指出，“我们开办这个加工点，主要目的是保障贫困户劳动力增加收入，帮助贫困户家庭达到脱贫标准，帮助村民提高非农收入。贫困户劳动力达到贫困线，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设立扶贫车间的初心就实现了。”可见，扶贫车间劳动控制过程实质上出现了“政策替代”，劳动合同只不过是形式，起主导作用的是扶贫政策。同时，日常管理不需要使用劳动合同的文本内容，而需要使用契合扶贫政策的生活语言。在车间负责人高某某看来，“我们借用政策性话语，结合生活化的语言，用口语传达车间生产的要求和事项，工人更能接受，也更能理解我发出的指令，执行指令的效果也更好。要是使用正式的合同条款来提要求，管理效果反而不好。采用扶贫政策话语来管理工人，他们觉得更亲切，也更好理解。”可见，制度化的合同文本借助政治化的宣传口号、宣传语言，往往能够达成更好的管理效果，有助于引导贫困户劳动力更好地参与生产。

2.避免规则的惩罚性运用

在扶贫车间，合同的惩罚性条款往往只具有象征意义，只有有助于稳定贫困户参与车间生产的激励条款被强调突出出来。J公司负责劳动培训、工资管理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某某告诉笔者：当有工人上班迟到时，“你不能按照合同规定来扣工资，你要因为某人家里有事而扣人家工资，其他几十个工人就会站起来说，他本来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每天起早贪黑，要不是家里有事他怎么会迟到呢？再说了，谁家里没有一点事呢”；当工人工作时间要参加亲戚朋友的婚礼时，“你不能不批假，如果不批假的话，工人就说你没有人情味”；当有工人出现次品时，“我也不能罚款，否则周围的工友就会说，再重新返工一下啦！家里都指着他养家的”。由此可见，在日常管理中，劳动合同基本成为摆设，工人有一套应对劳动合同的说辞。作为管理方为了确保工人参与生产的稳定性，也不得不变通执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计算工资时，计件工资高就按照计件制给工人发放工资，计时工资高就按照计时制给工人发放工资。在车间工人看来，他们需要照顾家庭，他们也有义务照顾家庭，并且觉得扶贫车间离开了自己一个人不会受影响，但家里离开了自己就不行。来自L村的留守农村妇女陆某某就表示，“每天我都按照要求准时上下班，在车间工作也很认真，家里有点事情回去一下，厂里面要扣我的工资就不合理，我又没有犯法！再说了，我又不是在外地打工，我是在村里面上班。”可见，劳动管理不能使用惩罚性条款，否则就会招致大家的“集体抵制”，并且车间管理层在执行劳动合同时，更多需要从扶贫考核目标和农民脱贫结果考虑，而不是从提升生产效率考虑，这就进一步弱化了惩罚性制度使用的空间。

3.合同制度的嵌入执行

涂尔干指出，在工商业活动中，合同的管理与执行受传统惯习、政府组织、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共有社会知识的缺乏会导致合同难以有效执行，也即“合同关系中的非合同因素会影响合同执行的效果”。在扶贫车间中，合同的执行恰恰更多地受到非合同因素的制约，合同只有嵌入执行才能发挥作用。J公司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刘某某就车间的劳动合同执行指出，“不是我们不愿意加强车间的劳动管理和制度执行，而是一旦严格执行，估计车间无法正常运行。我们要考虑村民的实际情况，如他们的家庭情况、观念看法、劳动技能等等，不能用一般的员工管理守则，也不能用通行的企业管理来执行。”因此，合同制度不是脱嵌于工人独立发挥作用，而是嵌入工人的实际情况，从劳动者的立场和需要出发来确保合同的执行。“在这里，我们得要适应刚刚从农民转变为工人的现实，要理解招收贫困户劳动力的初衷，要尊重本地村民的生活习惯，否则，真的很难管理。”可见，合同执行深度嵌入扶贫政策、地方政府和贫困户劳动力等多重力量中，合同不是为了保证权利，而是为了调和不同力量之间的关系。

（三）引导生产与管理话语的去“规训化”和本地化

相关研究表明，语言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与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语言能力也是决定移民职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因而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语言能力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对流动的工人来说，具有较强的流入地语言使用能力，有助于获得较好的工作机会和劳动岗位，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工厂的管理规范和规则要求，可以更好地执行工作指令和提高操作能力。不同于农民外出求职，扶贫车间工人是本地就业，车间的管理话语出现了本地化转向。

1.生产效率话语让位于政策扶贫话语

在扶贫车间，精准脱贫政策话语主导了生产管理和劳动控制的全过程。虽然扶贫车间也有规范的工厂规章制度，但日常的管理话语中始终贯穿浓厚的脱贫期待和致富关怀。在实地调查走访过程中，笔者可以看到很多宣传话语，比如，“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努力打造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全国样板”，“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放不下心来”，“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同时，在扶贫车间的管理现场，可以随时看到和听到有关产业扶贫、脱贫致富、美好生活的宣传口号。J公司的负责人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任何场合都会强调，“我们在这里投资设点，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村民脱贫致富”，“我们管理的目的不是控制工人，而是确保工人有达到预期收入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诸如此类的政策话语不仅主导了车间的生产逻辑，而且塑造了车间的劳资关系。

2.本地方言表达取代制度话语规训

制度化的话语规训有助于持续实现对劳动力的稳定高效使用，但在扶贫车间，要赢得工人合作，须采用更多生活化的社区本地方言。在管理过程中，话语训斥也较少使用，更多是基于扶贫政策构建的方言激励。在扶贫车间工作且从未外出打工的本地贫困农户刘某就表示，“扶贫车间的劳动量也不轻，每天工作时间不少于8个小时，但比干农活要轻松不少。工厂的管理也很人性化，那些人（即车间管理人员）都说本地话，不停地鼓励我要完成工作量，要奔着脱贫致富用心工作。”对车间工人来说，完成工作量意味着每月有两三千元收入，每年就有两三万元，达到脱贫线就有希望了，并且打这份工，很少受到训斥、指责。相比没有外出的纯农户，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村民感受更深刻。来自邻村的男性劳动力付某某就说，“在车间工作很暖心，没人催促赶工、没有强迫加班，也没有各种要提高产量、要增加效益的要求。管理人员都是用本地话，很少批评人，也不骂人，总是鼓励我们，千方百计帮助我们完成工作量。”这种强烈的劳动对比，更加彰显了车间劳动管理的去“规训化”特征和管理的人性化特点。

3.平行话语多于等级话语

大多数工厂企业多采用垂直的等级制管理，管理话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等级化”色彩。在扶贫车间中，劳动管理多采用平行话语，日常生产指令更多基于“同意”而非“强制”来实行，且基于“同意”的话语表达深度嵌入本地方言俚语和生产过程。在驻村干部张姓工作人员看来，“我们创办扶贫车间，是为了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政府参与扶贫车间管理，也是为了帮助村民充分就业，增加收入，而非高高在上命令村民，指挥村民。工作中，我们要多说老百姓愿意听的话，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因此，车间的生产指令、工作安排、劳动激励多采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商量语言”“客套语言”等，政府工作人员在宣传教育、组织动员过程中普遍采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聊天”和“闲谈”方式，从而避免了带有强迫性、压制性的工厂管理话语的出现，也拉近了政府工作人员和车间工人之间的关系。J公司的负责人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笔者，正因为在车间管理中做到了跟工人平等交往、和谐相处，所以跟老乡的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近。“工人有什么问题也愿意跟我们沟通，我们的任务安排工人也比较配合；有些在车间工作的老乡，还会邀请我们去他们家里吃饭、做客，互相之间都成了朋友。”

五、政策主导的劳动管理：一种超越劳资紧张关系的嵌入型生产体制

扶贫车间是政策下乡的结果，同时也是企业追求政策设立在农村社区、雇佣贫困边缘弱势劳动力的制造工厂。这类追逐政策而出现的工厂企业，其劳动控制和管理内生出浓厚的政策关怀和社区互助，在具体运行中构建出不同于全球化时代世界工厂、具有浓厚“政治化”底色的嵌入型社区劳动体制。

（一）正向积极的在场国家干预构成了车间生产政治的底色

在布洛维看来，国家干预是理解“工厂政体”的重要维度，并且劳资关系、劳动管理、生产控制等深受国家干预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再到国内早期诸多研究，不同程度地揭示国家（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应对劳资关系中扮演了“倾向乃至偏袒”资本和资方的角色。在实践中，国家干预更多通过非在场、宏观的政策制度、法律规范等方式出现，部分通过处理劳资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在场方式出现。不管是非在场隐匿权力还是在场干预，生产政治中劳动者被有意无意“遗忘”。因此，在偏向跨国资本和企业资方的国家干预下，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准军事化车间管理模式与宿舍管理模式，不仅强化了对工人的高强度使用和劳动权益侵犯，而且导致了工人的被孤立和区隔。

在扶贫车间中，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无处不在，贯穿工厂建成到劳动管理全过程，但干预方向是引导企业资方确保工人的劳动收益。政府介入车间的建立和运营，包括场地提供、政策配套、技术扶持、资金支持、市场推广等诸多环节，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风险，营造了车间亲劳动者的生产底色。政府介入日常生产和管理，包括工人招聘、劳动培训、关系协调等多领域，塑造了工人跟车间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塑造了车间特有的关怀式劳资关系。因此，在日常劳动管理和控制中，得益于政府力量的在场积极干预，劳资关系不再是冲突和矛盾的，而是双向互动和嵌入。企业管理嵌入劳动者实际情况并不断优化管理策略，劳动者和企业管理者围绕一致性目标共同开展生产，在确保劳动者劳动收入优先的同时也达成了车间的正常生产；贫困户劳动力积极参与生产，并非技术升级导致劳动更轻松，而在于嵌入扶贫政策的劳动管理更加人性化，劳动者权益上升到企业资方利益的同等位置，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心理归属等得到满足。因此，亲劳动者的生产政治，在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等多重力量中构建了动态平衡体系。

由此可见，国家干预可以在世界工厂中偏向跨国资本导致工人的弱势和权益被侵犯，也可以在扶贫车间中偏向工人推动企业建立关怀式劳动管理模式。国家干预的转变和转向决定了工厂生产政治的底色和立场，也决定了劳动者在工厂中的处境和待遇，更从根本上塑造和决定了劳动关系。正是得益于国家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政策，地方政府积极干预、有效作为，使扶贫车间中亲劳动者的劳动控制得以形成和稳健运行。

（二）生产空间的“政治化”构成保护弱势劳动者权益的有力屏障

前文指出，在代工外包制下，政府为了尊重市场、法治而在劳资关系中持中立立场，这在客观上将劳动者直接暴露于企业资方面前，劳资双方的不均衡和力量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扶贫车间中，国家力量的在场和干预，推动了生产空间的“政治化”，客观上推动了国家成为介入劳资双方的中间力量。在生产与劳动过程管理中，国家成为车间生产政治中制衡企业资方的保护性力量，也可以说响应政策的企业甘愿成为国家力量的“盟友”，这就为切实维护车间工人的劳动权益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社会保护能力有限的农村，一旦政府保持中立或偏向资方，“洗脚上田”的农民必然会在利益博弈中沦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国家强力介入扶贫车间，在推动生产空间和劳动管理“政治化”的同时，也形成了约束和制衡企业资方、保障和维护贫困劳动力合法权益的保护性力量，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了车间工人的合法权益。

（三）劳动身份的多重嵌入客观上形成不同于世界工厂中“脱嵌”状态下工人的保护性力量

世界工厂中的劳动力拆分体制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是，工厂或企业工人是外来劳动力，流动人口缺乏本地社区支持性力量。长三角地区工人工资水平较珠三角地区工人高的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多源自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深受当地社区传统、人际网络的约束，以及长三角地区工人中有相当比例来自本地，其社区身份提供了保护。因此，社区能否提供支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工人的权益能否得到切实有效维护。

在扶贫车间中，工人有着多重身份，形成多重嵌入。从政策身份来看，他们是农村贫困户劳动力，是政策帮扶对象；从社区身份来看，他们是本村或本地农民，是社区共同体成员；从劳动身份来看，他们不是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是本地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因此，车间工人背后的政策网络、社区网络构成了维护他们劳动权益的重要支持力量。再加上车间工人全部来自本村或邻近村镇，流动性低，同质性强，归属感高，可以迅速激活乡土熟人社会的网络连接功能，客观上构成企业资方进行劳动管理不得不面对的组织化力量，从而抵御了“工厂专制政体”等的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扶贫车间作为一种新的企业生产形式，面临的最大隐忧是可持续问题。首先是非市场理性问题。扶贫车间并非纯粹基于效率驱动的生产企业，市场理性和效率逻辑未能得到根本遵循，企业生产的成本和风险未能得到充分考量，一旦政策转向或政府工作重心转移，这类缺乏彻底市场理性的政策性企业何以可持续存在？其次是地方政府动力问题。扶贫车间虽有强政策绩效，但经济绩效不高，不符合锦标赛机制和官员晋升的理性竞争，一旦这种外在的制度压力和政策考核消失，政府的扶持和投入减少，现有的生产管理模式何以可持续维系？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