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多学科视角的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第一届“开化论坛”主旨发言要点摘编
原文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作者：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张文宏，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田毅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张安录，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王亚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邬志辉，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荣，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卢云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毛丹，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叶敬忠：乡村振兴中社会科学的理论使命与责任担当——关于“开化论坛”与《开化倡议》
2021年7月22日，由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指导、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浙江省开化县人民政府主办的“开化论坛”在浙江省开化县举办。“开化论坛”致力于打造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为总主题的全国交流平台，旨在会聚国内外学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行动者交流研讨，为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政策设计和实践行动输送新方案，为共同富裕诠释思想内涵、探索有效路径，为世界各国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300余位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主题的资深专家和青年学者，以及从事乡村振兴工作的政策制定者和基层行动者相聚论坛。20位文科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联合发起《开化倡议——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倡议》（下文简称《开化倡议》）。《开化倡议》从扛起使命担当、立志大有作为、践行立德树人、深耕学术研究、创新行动试验、培训乡村人才、传承优秀文化、推动合作交流、贡献中国方案、构建理论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奔赴乡村田野等12个方面发出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倡议。论坛促成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9所高校的学院或研究机构与开化县开展校地合作，建立讲好中国故事基地、乡村振兴社会实验室、综合实习实践基地、乡村振兴调研基地、现代耕读教育实验基地、乡村振兴党建“1+1+1”基地等多元多样的研究实践基地。
“开化论坛”的举办和《开化倡议》的发布旨在彰显乡村振兴中社会科学的理论使命和责任担当。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发展，都必须重视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的性质和功能，尤其需要研究和探索农业生产方式、农地所有权形式、农民群体分层与分化、农村治理与动员的转型和变迁。这也是国际学术研究和世界发展进程中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农政问题”和“农政转型”的概念框架所探讨的主题领域。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也都是在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征程中如何实现对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权属的现代化改造和制度性安排，即探索中国农政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农政转型的实现路径（叶敬忠，2021a；2021b）。
国际学术界对“农政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生计框架、政治生态学、女性主义等理论框架（叶敬忠，2021b）。世界各国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也已经形成了诸如英格兰式、普鲁士式、美国式、日本式、韩国式等农政转型道路（Byres，1996：23-26；Bernstein，2010：27-32）。中国的社会科学对“三农”问题已有丰富的研究积累和学术成果。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实践积累了中国特有的实现农业、农地、农民和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总体指导，同时发挥实体主义的价值引领、新古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效率保障、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的反思取向、生计框架的底线思维、政治生态学的环境公正以及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等理论思想的优势元素，旨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设（叶敬忠等，2019）。
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回应、研究、回答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这一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试验探索和行动实践；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借鉴国际上具有深厚学术传统的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理论成果；需要挖掘中国在农业发展、农民转型、乡村治理和土地制度安排等方面的历史传统和经验智慧以及最近30余年丰富的“三农”研究成果，把握中国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致力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当代事业；需要胸怀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瞄准未来各种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以及各种新力量、新情况、新变化对人类发展可能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叶敬忠，2021b）。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方面，中国学术界尤其需要清晰地理解、阐释中国的农政问题，完整地构建、呈现中国的农政转型理论，全面地讲述、传播中国的农政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分享农政转型的中国式道路（叶敬忠，2021b）。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事业中的理论使命和责任担当。
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大有可为，社会科学学者应该主动扛起使命担当，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行动中大有作为。中国“三农”工作的重心正在发生历史性转移，社会科学学者更应直面时代主题，积极奔赴田野，奔赴乡村振兴一线，用脚下的泥土和心中的真情担当强农兴农使命，用理论和思想的力量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在开化论坛上，专家学者、乡村一线行动者共议乡村振兴的重大主题，共述乡村发展的中国故事，共商社会科学的使命担当。农业农村现代化、小农户发展、农村土地制度、乡村绿色发展、农耕文化、基层党建、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治理创新等成为重点讨论主题。
本文将《开化倡议》和从事乡村振兴相关主题社会研究的16位文科国家级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和青年学者的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是“开化论坛”组织方根据各位学者的现场发言整理摘编而成，并且经过了发言人的审定。同时，阐述这些发言要点的完整学术论文，在各类期刊或已经发表，或将要发表。
徐勇：硬脱贫与软振兴——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工程何以成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家战略，需要从国家的视角加以考量。联系著名政治学家斯科特（2004）的经典著作《国家的视角》中“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之问，我们从国家的视角考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两大国家战略，需要探讨“那些试图运用国家的力量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成功的”。
脱离贫困是对人类社会状况的最大改善，也是人类的最大期盼。在现代化进程中，贫困问题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那么，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实现脱贫？首先，长期处于深度贫困状态的农民往往自我脱贫无力。其次，市场机制也有其限度。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总是向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地方配置。农业产业的弱质性使农村与城市存在差距，即使消灭了绝对贫困，也会存在大规模的相对贫困。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依靠的是国家的力量和投入，发挥的是国家集聚和分配资源的特性和能力。
脱贫攻坚是举全国之力改善贫困地区人们生存状况的社会工程，具有“硬脱贫”的特点，即具有时间性、战役性、突击性和强推性。而乡村振兴是由国家发动和实施的一项改善中国农村人口整体状况、从根本上消除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宏大的且可持续的社会工程。与“硬脱贫”相比，“软振兴”具有战略性、规划性、复杂性和内生性，需要超强的智慧、韧性和耐心，尤其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涵盖以下四对关系。
一是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中国历史上虽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国家，但是国家不直接介入农业农村，农业农村发展处于自然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不再是自然状态，而是进入国家状态。国家广泛而深度地介入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时，需要遵循农业农村发展的自然规律。
二是自然变迁与规划变迁。自然状态下的农业农村是一种基于社会内在机制的自然变迁。作为国家工程的乡村振兴是一种规划性变迁，即通过人为的行动引导乡村向振兴的目标变迁。规划性变迁对规划要求高，规划不当或强制性推行都有可能造成振兴失败。因此，乡村振兴要合理配置各类资源。
三是简单化与复杂性。斯科特（2004）通过对国家机器特性的分析认为，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失败的关键在于现代国家“简单化”“管道式视野”和“标准化”的基本特征。“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为了使某些现象更清晰，更容易被度量和计算，现代国家往往在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面前只集中关注有限的一些特征。乡村振兴是国家发动和实施的一项社会工程，目的是改善农村社会状况，因此要避免将复杂和难以处理的事实简单化。
四是现代化与乡村底色。传统乡村的基本特征是自然成长，乡村振兴则要求乡村走向现代化，现代化与传统之间蕴含着内在的张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乡村时提出“乡愁”理念，其有两层含义：一是只有乡村振兴才能记得住乡愁，如果没有乡村振兴，“乡愁”只能是“愁乡”；二是在乡村振兴中“记得住乡愁”，这意味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要避免标准化、简单化，要让乡村具有乡村的特性，处理好现代化与乡村个性之间的关系。
张文宏：乡村振兴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学思考
目前学界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研究甚多，这就绕不开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关系。乡村振兴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若干途径中非常重要的途径；农村、农业、农民的现代化是目标；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村振兴绕不开现代化理论，无论是世界体系论，还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现代化的讨论，都是基于西方话语而产生的。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基于本土的实践与经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中有五个板块涉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这里面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是，与所谓的东亚经验不同，中国的乡村振兴是由国家主导的，并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是建成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十四五”规划还提出，要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新的乡村建设行动，提高农民的科技和文化素质，推动乡村的人才振兴；通过农村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推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等等。
结合“十四五”规划中关于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容，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与重点包括基础设施现代化、产业体系与产业结构现代化、职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汇聚多方力量和多方行动者。首先，党和政府是乡村振兴中最重要的行动者，是乡村振兴重大政策的制定者，也是乡村振兴事业的推动者，乡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其次，市场和社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策优惠，引导资本投向乡村；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吸引专业人士关注农村、支持农村的发展。最后，要通过产业、政策、环境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吸引新乡贤和新村民回乡，发挥他们的知识和资本等优势建设好乡村。
田毅鹏：东亚乡村发展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的启示
我国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特定参照系。显然，我国既可以把欧美国家当作发展的参照系，也可以将东亚国家当作发展的参照系。值得说明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曾非常重视总结包括日韩在内的东亚的发展经验，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更多的是在参照欧美国家的发展模式，而对东亚有所忽视。但其实，东亚的经验对于我国的发展，尤其是当下正在开展的乡村振兴战略，可以在很多面向提供借鉴。
首先，之所以强调东亚的乡村发展经验对我国乡村振兴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是因为我国的乡村发展路径与东亚存在空间关联、社会关联、时间关联、文化关联、模式关联、问题关联等六大关联。比如，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教授在纵论世界文明结构时，曾将东亚社会称为不同于西方文明结构的“半个世界”。显然，这“半个世界”是具有同质性的，此即我所谓的“空间关联”。此外，东亚社会有着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村落传统和小农传统，此即我所谓的“社会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亚乡村发展与欧美的不同分野。
其次，东亚乡村发展路径可以在很多方面展开研究，尤其是以下三个方面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面向。一是乡村产业化的社会政策面向。20世纪60年代，日本推行的乡村工业化虽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收入不均衡的问题，但并没有帮助乡村真正摆脱发展困境，反而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70年代，日本通过“一村一品”激活乡村，使农民获得收益，开始转向“内发的发展”；90年代，日本提出“第六次产业”（在我国往往被表述为“三产融合”），依托产业政策推出社会政策，鼓励在地就业，在村民受益的基础上建立起城乡交流的新体系，使村落再生、乡村活力再现；1999年，日本颁布的《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也称《新农业法》）更是把农业看作一种社会产业，即认可农业为全社会提供价值，但农业也需要全社会来扶持，这是日本乡村发展观的根本性转换。二是以村落为依托的乡村文化振兴面向。乡村文化是村民在生产生活中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事物和现象的总和，乡村振兴“文化路径”的核心要素是充分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物态和非物态的文化、生态文化、村落文化和精英文化等。三是小农的组织化面向。日本农协为小农组织化这一世界级难题提供了现代制度支持，使其覆盖全国的网络，将孤立的农业从业者连接在一起。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东亚乡村发展经验不仅仅是实现快速工业化和协调城乡关系的典范，更是一种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在参考东亚乡村发展路径的同时，更要通过“理论自觉”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罗必良：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产权逻辑
无论从先秦到近代，还是1949年以来的不同时期，中国的乡村治理都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线索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农村社会发生了重要转型，其中，农村土地制度作为基础性经济制度，由它的变革所激发的经济社会活力发挥了中坚作用。中国的乡村治理以地权制度为主线，由此实现“因地而治”“因治而序”的模式，生动地彰显了中国特色。
农村土地作为村庄集体成员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结构直接决定着村庄治理与村庄秩序。那么，2009年开始试点并于2013年全面推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政策所决定的产权明晰与产权稳定，是否会动摇传统村落关系型治理结构的产权基础，进而重构乡村的治理秩序？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的数据，通过设置准自然实验，考察了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和村社人际交往的影响，以此揭示产权制度变革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证实了农户地权强化将诱发情感网络关系的弱化（耿鹏鹏，罗必良，2021）。农户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其相互之间交易行为的隐性契约关系和村社集体意识的价值将失去存在基础，农地确权将诱导中国乡村传统“关系型”交易向“契约型”治理体系转型。
农地确权所决定的产权明晰与产权稳定，必然会诱导产权实施，尤其是产权交易关系可能发生重大转化。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进行的分析则表明：农地确权显著抑制了农户土地的熟人流转行为，诱导了交易半径扩大与缔约对象的非熟人化，并呈现出缔约期限延长的市场化趋势；显著降低了农户基于人情世故的礼金支出，弱化了传统的以村社情感联结或家族网络关系保护地权的努力。农地确权在弱化差序格局的同时，有效改善了契约化合作关系，也显著增加了农民的幸福感（罗必良等，2021；罗必良，耿鹏鹏，2022）。
中国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农地确权政策的推进，均在赋权基础上强化了农民的行为能力，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性努力，显著改善了村庄人际关系与合作绩效，而且诱导了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乡村治理的中国故事，内含着以产权为中心的逻辑线索，提供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实践创新与理论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自治为本，重焕乡村治理原生动力；以法治为要，保证乡村治理井然有序；以德治为基，树立乡村治理正气新风。其中，制度底线是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制度起点是维护农户家庭的土地承包权，制度核心是开放和盘活土地的经营权，从而基于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构建稳定、多元、开放、盘活的土地制度架构，推进乡村治理的持续有序。
中国的乡村治理实践，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基础上，凸显了产权运作的中心地位，从而重构了交易关系的契约化与规范化路径。此外，主流经济学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的”，但这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竞争假设基础之上的，假定资源同质从而交易费用为零，才得出了“私有制最优”的谬论。真实的世界是，资源并不是同质的，人的行为能力也是有差异的，不同的资源特性、不同的行为能力，必然意味着不同的产权类型匹配（罗必良，何一鸣，2014）。
没有一种产权形式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有效率的，忽视制度目标而笼统地讨论制度效率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中国乡村治理的阶段性演进历程表明，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制度目标，需要构建不同的地权制度与乡村治理体系。
仇焕广：关于粮食安全的几点辨析
1949年以来，“粮食安全”被学者广泛讨论。那么，究竟什么是粮食安全？我将从粮食安全与食物安全、数量安全与能力安全、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区域主体责任与比较优势发挥、自主安全与合作安全、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安全六个维度对中国粮食安全政策制定方面存在的一些争论进行辨析。
第一，根据联合国世界食物安全委员会对食物安全的定义和我国粮食消费量在整个食物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持续下降的食物消费现状，很多学者提出将“粮食安全”概念转化为“食物安全”，以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相一致。与此同时，国家整体战略应该强调食物安全，从政策执行的角度可以以粮食安全为重要抓手。
第二，粮食安全不仅仅是数量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能力安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真正含义是要保障粮食的生产供给能力。一方面，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休耕、保护性耕作等措施提高土地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另一方面，通过生物技术、栽培技术、植保技术及加工技术等的研发和推广，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因此，粮食安全不宜过度强调数量安全，而更应重视和强调保障粮食的供给能力安全，即紧急情况下具备将土地和技术迅速转为为粮食生产所用的保障能力。
第三，在我国水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过度强调粮食的数量安全，往往以牺牲生态安全为代价，造成粮食产区的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农药化肥过量施用、东北黑土地耕层变薄并污染等问题。如果强调以能力安全为前提，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平衡和保障生态安全，实现水资源安全、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药化肥减量施用及农业生态和景观功能的发挥，而不必以生态安全为代价换取粮食安全。
第四，保障粮食安全的区域主体责任与区域的比较优势发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不同的区域有各自的比较优势，过于强调粮食安全的区域稳产保供和指标化责任限制了各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并容易引发产量和价格的波动；应实施补偿机制等措施，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保障全国的整体粮食安全。
第五，将“粮食安全”狭隘地理解为“自主安全”具有自我封闭的倾向，这可能会牺牲生态安全、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粮食安全并不是仅仅依赖生产安全，供给安全同样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过度强调自我封闭的“安全”，将导致水土资源问题和技术进步受限等，最终造成粮食生产能力的弱化。因此，应重视农产品贸易、农业投资、农业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第六，食物营养健康安全是非常重要的，营养均衡安全与食物数量安全需要兼顾。鉴于我国目前部分食物消费量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推荐饮食消费量，特别是肉类已经大幅超过推荐消费量，可考虑通过增加肉类消费税等方式，提高消费价格，减少肉类消费，在保障人民营养健康安全的同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张安录：从非均衡到均衡发展——国土空间管制土地非均衡发展与财政制度创新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出台土地用途管制、主体功能区划等管制制度，为经济高速增长、国家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政策支撑，但由此也带来了土地非均衡发展。从地均GDP来看，中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呈现出从东南沿海地区向内陆、东北、西北、西南地区逐渐衰减的趋势。从城镇化水平来看，同样表现出从东南沿海地区高度的、稳定的城镇化水平到中部地区快速的城镇化水平，再到东北、西北、西南的快速或者初级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土地制度确权登记对于土地的交易、地权的安全和稳定非常重要，事关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本人研究团队通过构建土地发展非均衡度模型，定量测算土地发展非均衡度，探讨除资源禀赋、技术、劳动力、人口流动这些因素以外，土地非均衡发展对地方财政状况的作用机理，探寻分税制下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为缓解地方财政困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曹瑞芬，2016；Caoetal.，2018；Caoetal.，2020）。
土地的保护和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财政的内在逻辑可以按照土地政策差异将地区划分为发展型和保护型两个类别。土地政策的差异会带来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从而使地方财政政策存在差异。对于发展型地区而言，事权减少、财权增加，事权小于财权；对于保护型地区而言，事权增加、财权减少，事权大于财权。财事权净差异会对财政状况带来影响。我们的研究通过构建三个土地发展非均衡计量模型来解释这种非均衡到底对地方的财政困境会造成什么影响，以此思考通过政府建立财政亏损和盈余地区跨区域的财政转移机制来消除不平衡结构。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全国30多个省份土地非均衡发展空间的状况来看，非均衡状态呈现出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东北、西北、西南地区逐渐加深的趋势。事权财权的非均衡，也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向东中部、东北、西北、西南逐渐加深。并且，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都呈现出发达地区土地非均衡状况相对较轻、不发达地区土地非均衡状况相对严重的趋势（曹瑞芬，2016；Caoetal.，2018；Caoetal.，2020）。
研究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结论。一是，在空间上，土地综合非均衡度呈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南地区或东北、西北地区”逐级增长的趋势。湖北省的土地发展机会非均衡度约为14.488，且逐年下降，由2009年的16.410下降到2014年的12.651，年均降低4.58%。县级层面上，湖北省土地发展机会非均衡度的空间差异显著，且非均衡度呈“鄂东沿江平原区—鄂中平原区、鄂北岗地—鄂西山地”逐级递增的分布态势。其中，黄石市主城区的土地发展机会非均衡度约为0.272，而宣恩县的土地发展机会非均衡度高达78.309，后者约为前者的288倍。二是，在时间上，我国的土地综合非均衡度呈递减趋势，但变化不明显，只有靠近东部沿海地区的安徽省与江西省、西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北部的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较大变化。湖北省的土地发展综合非均衡度约为0.260，且逐年下降，由2009年的0.301下降到2014年的0.219，年均降低5.45%。三是，土地非均衡发展不利于地方财政解困。这意味着土地非均衡发展不利于地方财政积累（曹瑞芬，2016；Caoetal.，2018；Caoetal.，2020）。
根据研究结论，我们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参照浙江省自下而上的财政转移模式，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应该统筹考虑城市化区域、农业区域和生态保育区的发展机会；二是，国土空间优化需要已经实现了发展潜力的城市化区域对发展受限区域（如农业、生态保育区）发展潜力压缩进行公正补偿；三是，现行土地整治应该根据地方土地发展与保护的财政收支综合考虑资金收支与分配；四是，进一步综合劳动力、技术、创新、土地等要素研究配套的综合政策来消除区域间的不平衡，实现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发展（曹瑞芬，2016；Caoetal.，2018；Caoetal.，2020）。
贺雪峰：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吗？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还是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这一问题是无解的。中国现代化要以其各个部分均已实现现代化为前提，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整体的“一部分”，不然这里提到的“现代化”就是不完整和不完全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
中国现代化的各个部分是有差异、重点和难点的，当前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实现经济赶超和现代化，目前关键之处有两点：一是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二是通过科技进步，实现产业升级，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无论是制造业的竞争力，还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都集中在城市，城市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极。
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不重要，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只有具备一个稳定的农村，中国才有能力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从农业现代化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农村仍然户均不过10亩耕地是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当前的农民工进城不是一次搬家式的进城，往往是年轻子女进城，中老年父母留村，以保留农业收入和回农村的退路。一个并不现代的农业和农村，既能为进城寻找机会的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也能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退路；同时，能缓解城市的压力与矛盾、阶层的紧张与冲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没有发生冲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有退路。有了农村这个稳定器，中国就有了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不确定性的缓冲，国家就有集中资源、加快推进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条件，突破国际基本利益结构的围堵也就有了可能。
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是突破国际既得利益结构的围堵，目前的重点就在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一旦可以在产业升级上突围，中国就可以实现全面现代化，包括农村现代化。产业升级的含义在于产业利润大幅度增加，第三产业有更多的机会。农民进城就比较容易获得稳定就业和较高收入，大量农民进城，留守农村的农民也就有了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发展现代农业的可能，农业农村现代化也就指日可待。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
而当前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在城市，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一个并不现代的农业和农村则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缓解国内阶层冲突、集中资源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
回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谁是前提这一问题，就需要用辩证法加以分析，真正深入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路径中。只有找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找到正确的方案。回答“农村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明确乡村振兴的重心和阶段。
我国刚成立国家乡村振兴局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在的问题是，现阶段，乡村振兴究竟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还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心和重点要放在农村农业上面；在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现代化之前，乡村振兴的重点究竟是为大多数农民提供基本保障和进城退路，还是建设美丽乡村。其中的含义完全不一样。如果认为农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前提，目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就是建设强富美的乡村，浙江省包括开化县都在建设强富美的乡村。反过来，如果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前提，目前乡村振兴的重点就是强基础、补短板、保底线，真正以强富美为目标的乡村振兴就要等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再大规模开展。在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乡村振兴不能好高骛远，一个不是很现代但对绝大多数农民很友好的农村很重要。当然，浙江省，包括整个沿海地区，乡村振兴先行确实具有地缘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要分阶段、分区域开展。
王亚华：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制度建构
乡村的有效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推进乡村有效治理的基本思路是推进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多治融合。如何立足国情构建多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秩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2005年出版《理解制度多样性》一书，书中所提出的制度多样性理论可以为乡村的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指导。该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制度，这些制度安排存在的逻辑与多样性的当地环境相匹配，包括与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制度条件和相关背景这四个方面的匹配，由于不同地方在这四个方面不尽相同，与各地相匹配的制度安排必然要求有多样性。在制度多样性理论中，奥斯特罗姆使用了“行动情景”这一核心概念，其包含七个要件，这七个要件又对应七组元规则，人类的任何一个行动情景都是由这七组元规则来规制，进而产生特定情景下人们之间互动博弈的结果。现实中行动情景和行动者构成的行动舞台，远比围棋要复杂，既然下围棋“千古无重局”，人类社会的各种行动舞台更是“千古无重局”。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奥斯特罗姆指出人类社会并不存在最优制度，有效治理的关键是寻求与各地情景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在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奥斯特罗姆提出自主治理的八项原则。奥斯特罗姆（Ostrom，2005）将人类社会的制度体系视为“嵌套制度体系”，包含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制规则三个层次，集体选择规则是其中间层次。
利用上述理论框架透视中国的乡村振兴实践，会得到很多有益启示。例如，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这是宪制规则层次的选择；各个地区如何推进乡村建设，这是集体选择规则层次的安排；具体到基层的乡和村落实乡村建设行动，比如厕所怎么改、垃圾污水怎么治理，这是操作规则层次的安排。当前，中国一些地区面临的乡村治理难题，其制度根源是规则供求问题、规则调适问题和规则执行问题。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集体选择机制的僵化特性，过于依赖政府力量和正式监督，使得基层自组织机制受到抑制。例如，笔者曾经考察过我国一些灌区的用水户协会运作实践，发现基层的规则供给主要依赖外部供给，这种现象带来三个问题，即基层自主性受到抑制、操作规则适用性不好以及规则之间缺乏一致性（Wangetal.，2019）。应对上述制度困境，一些地方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这些改革举措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改革基层组织、加强规则供给、规范基层权力、打造沟通平台、应用数字技术。实践中这些改革的共同取向是听取民意，吸纳民智，汇聚民力，激活基层运行当中的集体选择机制，把上下力量贯通起来。以诸暨的“枫桥经验”、桐乡的“三治融合”、宁海的“小微权力清单”、象山的“村民说事”等为代表的浙江经验，很好地体现了上述改革取向，在治理体系中充分吸纳和汇聚了群众力量（王亚华，2021）。
理论和经验研究都表明，中国基层治理面临的三个规则难题可以通过激活集体选择机制来解决。如果能够依赖自主治理去供给规则和执行规则，那么规则的自主性、及时性和灵活性就能够得到充分体现，同时也能够更好地适应各地情景，提高制度与当地条件的匹配性，并且规则的监督成本会下降、执行的效果会更好，从而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王亚华，2017）。
上述讨论提供了重要启示，即从激活集体选择机制入手可以推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而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由此笔者建议从五个方面构建多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秩序：一是扩大基层选择空间，减少操作规则的规定，为基层制定和修订操作规则留足空间；二是落实群众广泛参与，健全议事协商机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社会公众参与基层议事会议的制度，积极发挥群团组织和微社会组织的作用；三是全面践行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力量，畅通群众参与通道，把党和政府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四是构建多元监督体系，推进基层小微权力的法定化和透明化，建立多层次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机制，加强基层队伍建设，保障基层权力规范有序运行；五是善用技术力量赋能，利用数字技术发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平台，方便群众议事，增进干群沟通，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推进治理创新、实现智慧治理。
周晓虹：鸡毛换糖：事件、记忆与神话——义乌农民的历史三调
据《义乌县志》记载，“鸡毛换糖”是义乌的一个标志性活动，最早始于17世纪的清朝，在乾隆年间达到鼎盛。廿三里的东乡人通过“塞禾毛”（畜毛、草木灰与粪便调和而成）方式改善当地的贫瘠土质，为收集畜毛，带着“捏饼糖”外出换鸡毛或其他畜毛，称为“鸡毛换糖”，而这些人被称为“敲糖帮”。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鸡毛换糖”规模逐渐扩大，70年代达到顶峰，到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开始衰落，如今已经消失，成为一段历史往事。然而，值得强调的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义乌从相对落后的农业小县一跃成为实力雄厚的经济强市，实现了从马路市场到全球最大小商品批发市场的跨越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从义乌东部的廿三里开始的“鸡毛换糖”实践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A.Cohen）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中指出，除了传统的历史学家解释或重塑历史的工作以外，还有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即经历和神话。与此同时，柯文也一再指出，由于重塑历史、直接经历和神话化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常有的事，因此事件、经历、神话这三种了解过去的途径，在逻辑上或认识论上没有哪一条的地位一定比另外两条高。
借助柯文所指出的“认知”历史的三条路径，可以对浙江义乌廿三里的“鸡毛换糖”进行分析。首先，作为事件的“鸡毛换糖”的叙事主要关注这一民间经商行为的由来、沿革与兴衰。“鸡毛换糖”自出现以来，历经三百年并未勃然发展，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发生变化。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国家恢复了农民的自留地，允许家庭经营副业，并重新开放已关闭多年的农村集贸市场。由此，廿三里逐渐由“鸡毛换糖”的复兴带动羽毛加工业的兴起，进而撬动整个义乌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其次，作为经历的“鸡毛换糖”的叙事重点展现的是“敲糖帮”的谋生体验与流动经历。具体来看，既包含经济动因，也包含政治与道德压力、情感困惑，同时还包含流动和城市体验对经历者其后的个人现代性的有益影响。最后，作为神话的“鸡毛换糖”的叙事着眼于由此体现出的义乌人的艰苦奋斗和拼搏精神对当地乃至全国现代化发展的突出作用。可见，从事件、经历和神话等不同维度去分析历史，都有其相对合理性。
其实，同一种历史具有不同的调性，既说明历史是一种多维的解释体系，也说明从不同的路径入手才能够真正达至对历史的理解。在完全现代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之外，追寻廿三里最早的那些“鸡毛换糖”人的集体记忆，就是希望能在这些命运共同体成员的个体讲述中，发现超越个体记忆的集体调性。
周大鸣：从乡村迈向都市
“乡村都市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发展的特有命题。乡村都市化不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而是乡村产业经济结构、人口就业结构、乡村生活方式、大众传播方式、人的思想观念等五个要素的都市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历了一个逐渐告别乡土社会的过程，其都市化趋向是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这是由城乡分割背景下人口转移的特征、农民工城镇化的特点和农业产业特性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的乡村都市化经验可以发现，乡村都市化是一个成功的过程，很多乡村问题在都市化过程中得以解决。
乡村振兴应以“乡村都市化”为整合目标，乡村都市化的五个要素与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不谋而合。
第一是产业振兴。乡村都市化主要表现为农业本身的商品化、市场化、产业化，以及第二和第三产业、乡村生态旅游和以互联网为平台的新型产业的发展，如淘宝村、赶集网等。
第二是文化振兴。随着社会力量的变化，我国乡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如社会学学者提出的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社会、原子化社会等。面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早在梁漱溟、晏阳初时代倡导的“乡土重建”中便提出“文化重建”的重要内容。同样，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应结合传统乡村文化要素，利用现代先进网络，整合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建设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
第三是组织振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乡土社会结构日益分散化，农户家庭经营难以面对全球化市场体系的挑战和竞争，导致乡村新型产业发展极其困难。组织振兴应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一方面利用好农村原有的传统组织，如村两委；另一方面建立新的合作经济组织，如产业协会。
第四是人才振兴。一方面，外出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是人才振兴的重要方向。乡村都市化发展要更加注重文明教育，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适应新的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是农民工未来就业的重要方向，如外卖骑手。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引外出者返乡、引入乡贤。现阶段，单纯依靠体力劳动为生的农民工占比越来越少，部分外出务工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营和管理经验，完全有能力返乡创业。
第五是生态振兴。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两个方面，生态振兴不仅包括自然生态的恢复，也包括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融洽关系的构建。人居环境建设既要有好的自然环境，也要有安全的生产环境，如部分农村山区出现野猪、飞禽等侵害农作物的现象，危及农民农业生产，需要及时应对。因此，乡村振兴应形成有一定规划的聚落形态，使农民逐渐向聚落集中，形成一种乡村“在地都市化”的路径。
邬志辉：乡村教育何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文化一致性的理论
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影响。乡村教育何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基于“文化一致性”的理论是一个可能的提升思路。我认为，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的一致性可以有效提升乡村学生的学业表现，其实现路径就是课程的在地化。
中国教育的数量性发展已步入高位，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总体上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是，中国教育的质量性发展仍存在隐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向“高质量发展”，国家对原始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教育质量的重要性也愈加突出。教育质量决定着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也影响着个体的生活质量与人生幸福。在中国教育发展体系中，乡村义务教育质量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乡村儿童“有学上”的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但“上好学”的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早在20世纪60年代，科尔曼等（2019：400）通过对美国4000多所学校64.5万名学生的教育机会公平状况的调查，得出了“学校无用论”的结论，即在控制了学生背景和一般社会关系后，学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意味着，由家庭、邻里、同伴环境不同导致的不平等将伴随着学生，成为他们走出学校、开启成人生活遭受不平等的根源。到20世纪70年代，艾德蒙兹（Edmonds，1979）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是由学校本身决定的。这一结论引发学术界走上了“有效学校”的研究道路。但是，后来的“有效学校”研究及“学校改进”研究并没有取得人们想象和期望的成功。原因在于，上述研究虽然认可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两类力量，但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的一致性是解释学校有效与否的密码。因此，针对乡村教育质量“提升难”的困境，我提出了基于“文化一致性”理论的乡村教育质量提升思路，认为学校文化和家庭文化的一致性可以有效提升乡村学生的学业表现。
乡村学校与农民家庭分属“两个世界的文化”，一个是“科学世界的文化”，另一个是“生活世界的文化”。结合文化专断再生产模型，从时间顺序上看，家庭教育是“原初教育”，学校教育是“次级教育”，“次级教育工作”的效果受到“原初教育工作”的影响，家庭教育培养的习性与学校的“文化专断”越接近，学校教育就越容易有成效，孩子的学业表现也就越出色（布尔迪厄，帕斯隆，2002：41）。基于此，有以下两种路径可以提高乡村教育的质量：第一种是上够式的，即让乡村孩子在日常知识的基础上，尽快达到科学知识的水平，但这是比较难的；第二种是下沉式的，即老师通过降低自身的文化，回到孩子的文化当中，逐渐爬坡式地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这一实现路径的根本是课程的在地化。
最好的教育是尊重乡村儿童生活经验与认知基础的教育，最好的学习是在熟悉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中完成的。通过课程的在地化，将教育与当地的一方水土联系起来，与生活、生态、生命联系起来，开展项目式学习、社会情感学习、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程学习，鼓励乡村学生主动式学习、参与式学习，倡导社区改造、生态关怀和生命提升，将识字教育（reading the word，“读万卷书”）与识世教育（reading the world，“行万里路”）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来促进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胡荣：新乡贤与乡村振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皆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现阶段，城乡发展不平衡是最大的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最大的发展不充分。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乡村振兴，需要解决“人、地、钱”的问题，以下着重围绕“人”的问题展开探讨。长期以来，“人才进城”与“人口外流”使乡村失去了振兴所需要的“人”，因此，现阶段急需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除了提升农村留守农民素质、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下乡创业之外，鼓励离退休干部回原籍生活，发挥好“新乡贤”的作用对于乡村振兴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研究指出，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有三个“新”内涵。第一，现实基础上，相较于经济基础、社会根基、文化认同都在乡村的乡绅，新乡贤大都是离土离乡、基本上脱离了乡村日常生活、已经完成城市化的人群；第二，文化支撑上，新乡贤虽然依然保有一定的家族宗族观念、孝亲睦邻思想和落叶归根情结，但在实践中又受到不同的文化动因影响；第三，地位作用上，新乡贤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乡绅，他们通过基层民主协商，对村两委发挥着有益的补充作用（毕文俊，2016；李思琪，2018）。在新时代背景下，可以进一步将“新乡贤”界定为：“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为之做出贡献的贤能人士”（胡鹏辉，高继波，2017）。新乡贤由在地乡贤、在外乡贤、外来乡贤构成。与历史上的乡贤相比，“新乡贤”往往个人能力强，有一定社会影响；拥有资源或资本，有回馈乡村的物质或经济基础；有公益心，愿为公众事务付出；有好的个人品性和道德声誉，能起示范作用（吴晓燕，赵普兵，2019）。
综观各地实践，在政府层面的积极推动下，乡村精英参与地方建设的实践已初见成效。新乡贤通过回乡定居以及阶段式、候鸟式、探亲式等不同的“返乡”方式，在观念、关系、资源、资金等方面贡献己力。为使新乡贤更好、更有效地助力乡村振兴实践，学者已经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政策建议，如建立支持“新乡贤”回村的政策体系，探索、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办法和制度，在居住、医养等方面有所创新突破；激励“新乡贤”携带资本回村，为乡村振兴提供资本支持；实现城市相关部门与农村管理部门在政策上的有效对接。
卢云峰：乡村共同体的复兴——以浙江省Z县的实践为例
传统乡村共同体具有若干基本特征。它既是一个具有独立封闭社会边界的实体性的地域共同体，也是一个由共享一套价值体系的成员所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如以某一姓氏、地域为特征的村落。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传统的村落出现一些变化，包括城市化、空心化、过度商业化和文化荒漠化等。城中村是典型的城市化案例；空心化意味着人员的大量流失，村落失去活力；过度商业化与资本进入村落有关，在一些地方，传统的文化被资本改造成面目全非的“客栈文化”；而文化荒漠化表现为从乡村出去的精英退休后一般留居在城市，形成一种精英不断往外的单向流动。这些迹象表明，“村落的终结”似乎是农村的宿命。然而，浙江省Z县的“新农村建设”表明，中国的农村发展具有十足的韧性，在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衰落之后，乡村共同体开始复兴了。
乡村共同体的复兴至少包含五个要素的回归，即人、组织、活动、公共空间和社会价值观。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一些有意回报桑梓的精英人士开始回归村落。这些有见识、有担当、有情怀的乡贤的回归为乡村共同体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随着他们的回归，绵密的活动开始展开，包括定期召开的“乡村规划研讨会”“乡村开发议事会”等正式活动，以及聚餐等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非正式活动。频繁的互动提升了村民的“我们感”与村落的凝聚力。这些活动看似民间自发，其实有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作用。在Z县，几乎每个村庄都配有两队（邻里纠纷调解队、民间文艺演出队）、三会（乡风文明理事会、乡贤议事参事会、邻里互助促进会）等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源自乡土，但由政府牵头制定了相对统一的标准和一整套详细的成文规则，是实现农村善治的重要力量。
公共空间的回归体现在“文化礼堂”的建设方面。Z县各村文化礼堂的标配是“二堂（礼堂、学堂）五廊（村史廊、民风廊、励志廊、成就廊、艺术廊）”。Z县除了有用于娱乐、体育活动的礼堂和广场外，还有图书馆、文化活动室、“春泥计划”活动室（未成年人活动室）、农家博物馆、老年协会活动中心等场所。
乡村共同体的复兴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个维度是“社会价值观的重塑”。社会价值观的重塑需要积累共识的经验性认同，从而发展出乡土社会自发的规则系统。Z县“红白理事会”的成立就是这样一个案例。该理事会最初由村民自发组织，后来政府大力扶持，目标在于简办红白事。由于这些倡议能切实减轻村民的经济负担，因此得到普遍认可，最终扭转了村庄红白喜事铺张浪费、礼金数额过度膨胀的风气，新的社会价值观得以确立。
文军：从内生发展到新内生发展——构建“社区为本”的乡村振兴新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展开对乡村的整体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自上而下”的外生模式愈发难以满足乡村治理的多元化需求，而单方面依靠“自下而上”的内生性发展模式在现阶段也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因此，必须加强内外部资源的整合，推动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有效联结，构建上下联动的“新内生发展模式”。“新内生发展模式”如果仅停留在发展理念层面，可能会陷入本质主义陷阱，限制实践层面的探索，因此必须把这种发展理念和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相结合。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主要单元，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要行动主体，社区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空间场域，新时期乡村振兴实践的探索必须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以及作为基本空间场域的社区单元相结合。基于此，将新内生发展模式与社区为本的实践视角相结合，以新内生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乡村社区为基本行动单元，探索构建“社区为本”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该新模式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外整合，上下联结。其重点是在强调社区内部资源挖掘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借助外部力量实现内外资源整合，上下动力联结。二是能力为本，主体为先。其重点是在强调农民的乡村振兴主体地位的前提下，突出其发展能力，发挥作为发展主体和主要受益对象的农民个体的行动力和创造力。三是社区发展的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其重点是强调推进“社区为本”的实践，在实现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整体发展的同时，聚焦乡村社区和农民个体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总之，“社区为本”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将乡村社区视作基本行动单元，在挖掘社区本土资源和优势的同时，积极链接外部资源，在培育社区内生动力的同时，为乡村社区发展注入外生动力，推动社区整体、可持续发展，进而带动社区内部成员的个体成长。其核心特征表现为本土资源和外部资源的联动、内生动力和外部动力的联结、社区发展和个体发展的统一。
基于上述理论模式，我们选取了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金所街道泽铁社区作为实验地点。该社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具有寻甸县乡村社区的典型特征，同时内部资源较为丰富，为当地新内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此，我们在实践层面以农民、社区、技术、资金、治理五大方面为着力点，探索构建“社区为本”的乡村振兴新模式，主要通过三个维度的实践来予以推动。（1）行动主体层面。具体内容包括：一是由外而内，促进农民意识觉醒与能力提升；二是由内而外，形塑农民主体性与行动能力。（2）资源整合层面。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本土资源的挖掘与培育；二是外部资源的梳理与联结；三是内外部资源的整合与联动。（3）社区整体层面。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推进乡村文化建设，改善社区文化环境；二是加强各方的情感联动，强化社区共同体属性；三是注重乡村振兴的制度创设，创新社区治理机制。例如，我们在实践操作过程中通过采取绘制“社区地图”、规划“未来社区”等形式，发掘社区本土资源和优势，在此基础上培育农民精英的行动意识与能力，积极链接外部资源，并以社区和农民为主体，因地制宜地推进内外资源的整合。
基于新内生发展理念的“社区为本”的乡村振兴实践表明，该模式在理论上表现出了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在实践上，通过外部援助、内部增能、实践解放、结构解构等方法，可以延伸出支持性、赋权性、倡导性和反思性等实践干预路径，并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系统性、整体性和主体性特征和优势。该模式不仅有助于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而且对乡村社会发展动力的培育和发展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能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展开提供示范。
毛丹：浙江省乡村振兴实践的主要特征
回顾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历程，在2007年之前，浙江省新农村建设的做法和全国其他地方基本是一样的，如1998年开展的农村“四小工程”，2003年围绕生态环境、道路硬化等实施的新农村建设工程等。浙江省农村和其他地方农村真正产生差异是在2007年之后，当各地农村可能还在做“一村一品”时，浙江省已经开始走上了发展多功能乡村的道路，如发展民宿、观光旅游、休闲体验农业等。到2012年，这部分“新经济”的产值在浙江省农村已经占到40%左右。
在此意义上，浙江省已经处于全国“排头兵”的位置。而且，浙江省乡村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农村本身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能不能发挥取决于能不能从传统的乡村向多功能的后生产型乡村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不是以提高传统农产品产量为目标来安排生产，不是围绕传统农产品生产来组织农村社会生活，而是要向新乡村转型，使乡村具备良好的居住功能、休闲功能、生产功能、旅游功能、环境功能等，借此推动城乡人员与要素的交互流动，进而重新安排城乡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浙江省乡村振兴先行一步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它初步表明，乡村的未来是后生产性的、多功能性的；乡村振兴不是市场直接的产物、社会自发的结果，而是政府良性规制的结果；在乡村振兴实践中，政府干预需要遵循乡村发展的规律，需要探索和完善政府角色和干预方式。
第一，差异化推进乡村振兴多元目标。乡村振兴虽然要朝着多功能的后生产性乡村发展，但它应该有基本目标和高级目标之分。其中，农村向多功能的乡村发展，实现安居乐业，这是基本目标。但浙江省的实践证明，乡村发展还可能实现更高级的目标，即吸引城市资本、城市人流、城市其他各种要素向农村区域流动和交换。城乡之间形成要素流动，乡村振兴就可以进入一个高级阶段。第二，抓好乡村振兴的时机。乡村振兴不能等到乡村凋敝之后再进行修复，而是要在逆城市化到来之前、到来之际便抓住先机。第三，把乡村振兴当作长期事业开展。乡村振兴不是应急性事业，而是长期事业，要在党政层面常抓不懈。第四，一体化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涉及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不应分而治之，而应以经济和环境为基础，互为一体进行推进。例如，乡村社区的生产生活几乎在同一区位，这有别于城市社区，因此乡村社区的民主协商治理就应该具体去协商怎么治理环境、生产、乡风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
浙江省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还有以下问题亟待探索解决：乡、村、家户之间利益增长的交集点、联结点问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支持农村公共领域与公共利益的持续性问题，乡村发展的去同质化问题，人才输入的可持续性问题，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等。浙江省若能再先行一步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将对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带来重要启发。
附录：开化倡议——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倡议
我们是社会科学学者，从事有关乡村振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2021年7月22日，我们聚首浙江省开化县，共议乡村振兴的重大主题，共述乡村发展的中国故事，共商社会科学的使命担当。
我们共同发布《开化倡议》，发出社会科学学者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倡议。
1. 扛起使命担当。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化，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我们必须扛起使命担当。
2. 立志大有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对此，我们必须大有作为。
3. 践行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我们要以强农兴农为己任，致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新型社会科学卓越人才和担当乡村振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们要充分践行“行动育人”理念，在投身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培养人才，在农村充满希望的田野上开展“四史”教育、国情教育、农情教育、耕读教育和实践教育，厚植学生家国情怀和“三农”情怀。
4. 深耕学术研究。调查研究是做好学术工作的基本功。研究乡村振兴主题、制定乡村振兴政策、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必须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力求“深、实、细、准、效”。我们要秉承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关注基层现实，深挖基层经验，直面时代课题，把研究做在乡村的广阔舞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把成果应用在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5. 创新行动试验。乡村振兴是干出来的。社会科学的思想和理念须在实践中转化为振兴乡村的行动。我们要传承社会科学在乡村建设中的试验探索精神和行动研究传统，在乡村一线建设社会实验室，广泛开展乡村发展试验，组织教师党支部、学生党支部、村庄党支部共建乡村振兴党建“1+1+1”基地。我们要总结提炼行动试验的经验和模式，打造乡村振兴的“创新策源地”和“典范样板地”。
6. 培训乡村人才。人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要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我们要集中师资、针对需求、分类培训，积极传播乡村振兴的思想和理念，分享乡村发展的实践和经验，以理论滋养和行动示范启悟乡村振兴工作者，使其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成为具有理解力、倡导力、行动力和创造力的“一懂两爱”人才。
7. 传承优秀文化。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须要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我们要推动农耕文化和乡村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切实保护、有效传承和适度利用，充分研究蕴含其中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充分发挥其在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乡村好风尚，建成有温度、有厚度、有风度的新乡村。
8. 推动合作交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须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在不同行动者之间交流经验，在不同国家之间互学互鉴。我们要积极搭建“开化论坛”等平台，会聚国内外学术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行动者交流研讨，推进学术思想与行动试验的互检、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互验，为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政策设计和实践行动输送新要素和新动能。
9. 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很多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要树立全球视野，通过深入扎实的学术研究和丰富多元的行动试验，全面总结乡村振兴的中国经验，主动分享乡村发展的中国智慧，真实展现乡村建设的中国样板，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问题贡献中国方案。
10. 构建理论体系。社会科学要把研究回答新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通过特色、风格、气派展示实力和自信。我们要把研究乡村振兴诸议题作为主攻方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收马克思主义农政问题与农政转型的理论成果，构建诠释中国农政转型道路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理论思想、立场观点、概念范畴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11. 讲好中国故事。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兴趣很浓，但了解甚少。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迫切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我们既要探索乡村发展转型的中国路径，也要加强对外传播，促进互学互进。我们要发挥社会科学的叙事专长，通过有力的话语体系和有效的话语表达，向国际社会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乡村振兴故事。
12. 奔赴乡村田野。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就不会真正了解中国，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更不可能治理好中国。深入田野正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优势。让我们带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深厚情怀，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背起行囊，奔赴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让我们带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寻常农家，理解乡村发展现实，探索乡村振兴之路。田野写满希望，乡村承载厚望。社会科学学者要积极投身国家发展战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事业中笃行不怠，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乡村的全面振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面建成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2021年7月22日
倡议人
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
周晓虹（南京大学）
景军（清华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
邬志辉（东北师范大学）
张文宏（上海大学）
田毅鹏（吉林大学）
胡荣（厦门大学）
邱泽奇（北京大学）
毛丹（浙江大学）
贺雪峰（武汉大学）
文军（华东师范大学）
周飞舟（北京大学）
高圣平（中国人民大学）
张安录（华中农业大学）
仇焕广（中国人民大学）
王亚华（清华大学）
卢云峰（北京大学）
参考文献和注释略
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