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百年潮》2017年第1期
邓英淘（右）与家人在一起
我和邓英淘（邓力群之子）是北京景山学校的同学。他原名“邓婴淘”，英淘的“英”字是后改的，和樱桃二字同音。当年有首歌叫《樱桃好吃树难栽》，我们一唱这歌大伙儿就朝他笑，弄得他怪不好意思的。至于他什么时候改名，我就不得而知了。
北京景山学校是1960年在原北京市东城区东高和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学基础上创办的，归中宣部领导。景山学校当年是“九年一贯制”，实行精英教育（指学习成绩和思想品格），淘汰率非常高。景山学校一成立，我就从大佛寺二小转过来。我们二年级有五个班。到四年级结束时从五个班选出两个实验班，剩下的三个班叫普通班。五年级快到期末时，学校突然决定我们小学毕业（按照“九年一贯制”没有小学毕业一说），参加全市统一考试。由于教材不同，临时突击对口径。毕业考试，两个实验班淘汰了一个，只有一个班直升本校，其余四个班都考到外校去了。同时，从外面招进来一个仅有二十几人的班。
经过两轮淘汰，我和英淘成了同班同学。
真正让我们俩走得比较近的是一次课堂辩论。记得是学习完《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后，老师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你认为鲁智深在现在还有没有学习的价值？思考片刻后，老师让认为没有的举手，呼啦，一下子举出一大片。又说认为有的举手，只有两个人举手，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邓英淘。于是，老师让我们俩走到前边，让大家提问，我们回答为什么有。辩论的具体细节记不得了，只记得我没怎么说，全靠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滔滔不绝的雄辩才能在那时已经表现十足。这以后我们几个说得来的同学经常在一块儿玩儿。一是练“块儿”（就是玩双杠、单杠），一是打篮球。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们正值八年级，我们班是八（二）班，年龄大都在十五六岁。我们那一伙儿同学没怎么分化。由于父辈都受到冲击，我们在运动中既不太可能领一时之风骚，在潮头喧嚣，也不至于像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受歧视和冷落，基本上还相安无事。但因一件事打破了平静，就是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
这副对联在社会上流传后的第一时间出现在学校中学楼（大门北侧）的门口，落款是“革命造反班”。人们进进出出，低声议论，不敢高声语，气氛紧张而压抑。记得英淘是下午来的。他一到，就有同学指给他看。他看了之后，不容分说，立刻组织我们写了一副反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造反”，横批是“重在表现”，贴在门内侧，署名是“革命造反二班”，简称“革造二班”。
此联一出，马上引来厉声质问：“谁贴的？”“我！”英淘大声地回答。在那种环境下真是需要十足的勇气，因为早有一批人虎视眈眈地环伺四周。于是，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英淘嗓子都喊哑了，后来几乎说不出话来。但在气势和语言上毫不输场。对方最后只能骂他“黑帮子弟”。景山学校这一点比较好，吵得再凶也不动手，学校始终没有发生武斗。自此以后，“革造二班”算是有了名头，写了不少有影响的大字报，大多是英淘口授。
1968年年中，开始毕业分配。我被分配在北京铜制品厂，属于留城的。但当时受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录片《军垦战歌》的影响，我坚决要去“屯垦戍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在招生，我最终如愿以偿去了黑龙江兵团。英淘因为他父亲还没有被解放，政审不合格没有去成。我走之前，我们相约到天安门前合了影，是用当时不太容易搞到的135相机21定胶卷拍的。1969年，英淘被分到山西插队，我们相隔千里之外。
邓英淘到五七干校探望父亲邓力群
1970年春夏之交，英淘突然出现在我们连队。原来他从山西跑到东北看我们来了。这在那个年月本已有些神奇了，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只花了5分钱站台票，一路蹭车而至。中间他被查出来，轰下车，再想法搭车，不知道换了多少车才到临近我们团的火车站，再搭车到团部，再搭车到我们连，一路颠簸。他在我们连住了一段时间，又到其他连逗留，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月，极其洒脱。从东北走后，他又游历名山大川。在庐山，他居然绕过了九届二中全会的外围警戒线，被扣。于是接受审查，被关了快一个月，经审查无事才放出来。这成为他此次出行经历中最神奇的一幕。
后来，他安心插队生活，从山西到河南，潜心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还当了生产队长。
邓英淘父亲邓力群与母亲罗立韵结束干校劳动后回京，1974年
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英淘成为77级大学生，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他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两校相距不远，我们又时常来往了。那时大学校园的气氛真是值得怀念。大学生们学习的认真劲儿，和高考指挥棒下的学生完全不同。对知识的渴望，是积十年贫血后的急速汲取，但又不是死读书。同学们都经历了社会动荡和生存压力，不再是简单的为分而学，都自觉地联系着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年轻人仍然崇尚集体主义。那是一个出思想出人才的年代。
英淘在北大经济系自然又显出他的不寻常。他是北大最早自主跨系选课的，也是同时代人中最早把数学引进经济学的，因此被人称为“北大经济系的一位奇人”。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读研，他则踏上探索改革开放前沿问题之途。由于专业的不同，我们彼此的交集少了，但他的身影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视野。
1984年年底，当所有人还在为实现现代化而欢欣，并且比照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擘画中国现代化蓝图时，他就已经在思考现代化的实质是什么，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西方模式可否为中国所师法了。他当时明显感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应该也不可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同时，他还隐约感到，当时国内比较流行的、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为目标的发展方式，对实现中国的高度现代化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他提出“双重压力”问题：第一重压力是落后的压力；第二重压力是世界资源的压力，即“资源短线制约”。如果占世界人口70%至80%的多数人都要现代化，能源消耗必须得翻两番﹑四番，地球明显承受不住。
我欣赏的，不仅仅是他那么早就从资源的角度，在世界范围内看待中国现代化的可行性，更是他能从最基本的资源问题着眼，得出中国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国的发展要让大多数人都能现代化的结论。
此后，他致力于寻求新发展方式，关注水资源调配、水利工程、海水淡化、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清洁燃烧、沼气、可降解塑料、太阳能陶瓷等，足迹几乎踏遍整个中国。他不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数据和案例，推广新的科技进步成果，为新发展方式和道路做最基础的工作。他还到辽宁、山东、陕西等地的农村，收集农村沼气、养猪、养鱼、种植水葫芦等实践中的成功案例，总结基层在生物质能方面天人合一、循环互动、永续利用的好做法，并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他认为，“这些元素开始逐渐成型，将来会支撑起一个多数人的现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化”。他提出的“高水北调、低水东调、风水互济、提升并重、东西对进、调补兼筹”，通过引水再造一个新增100万平方公里平原的中国，是一个极富有洞见的愿景。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现状，英淘清醒地看到：“信仰危机确实严重，如果中国整个都是贪官污吏当家，共产党早就完蛋了。红旗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就是因为行行业业，都有共产党员在第一线，和人民群众一道，坚持韧性的持续奋斗”，“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到处都碰到这样的干部和党员。”所以他相信，在镰刀斧头的党旗下宣誓效忠的8000万共产党员不可能完全腐败。他提出的“坚持名分﹑员主固基﹑期限责任﹑系权制衡﹑两体互动”的20字改革方针，切中时弊。
三联书店出版的邓英淘文选
2001年年末，我刚过50岁，事业正处在上升期。我是党史科班出身，在中国人民大学又曾经担任过中国当代政治教研室主任，可单位机构调整时，没有让我去政治史研究室，反而让我到自己素无积累、在所里属于小室的文化史研究室，心情沮丧。英淘得知后，和我促膝交谈。我很少见他这么讲话，一改平时的犀利风格，语带关切，还有点哥们间的惺惺相惜。他说，其实文化史很有搞头，开一片新领域不也很好嘛，并用自己担任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经历给我例证，使我很快渡过了那段不适应期。
2009年暮春，一位海外中国学学者到北京，想见英淘，希望我引见。我给英淘打电话，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我安排在英淘家附近的巴国布衣小聚。谈话涉及的是改革开放中的一些人和事。这次见面我有两个意想不到：一个是英淘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对很多事件熟稔于胸，信手拈来，完全不逊于专门史家；另一个是没想到他人消瘦得厉害，几乎有些脱形。我禁不住问他怎么搞的。他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没事，血糖有点高，随我们老爷子。过后不久就得知他的胃癌已到晚期。当2012年年初，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不省人事。
邓英淘与父亲邓力群
能让我打心眼儿里佩服的人并不多，但英淘绝对是一个。年轻时佩服他有主意、有能力、敢作敢为。成年后佩服他有思想、有眼光、有胆有识。我常常想，给一个什么评价才更切合他，久久不能有所得。不经意间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怀念英淘的文章，称英淘为“国士”，“‘国士就是把小我扔地上，大我扛肩上，以书生之微、江湖之远，为芸芸众生、茫茫大地穷理究心，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黄纪苏：《读李零和邓英淘》）我认同这一说法。国士是群体中的佼佼者，以英淘的行为和思想力而言，称其为国士，似不为过。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英淘平时就是这样，见面没别的，谈的多为国事。即便在垂死的病床上，“那双大眼睛一如既往闪烁发亮”，“竟无一语涉及生死”，侃侃而谈的全是多数人的现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现代化。
记得有一次在力群同志家，谈完正事，我顺便问一句：淘淘现在怎样？没想到力群同志长叹一声说：还能怎样，沾我的光啊！语气中带着些许伤感。老人家很少有这种情绪流露。当周围的人无不为之惋惜时，英淘却胸怀大格局、大思想，脚踏实地在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并且坚信“功成不必在我，会有人继续搞下去”。我们常常说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那一辈人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后来的人还有没有这种理想呢？至少英淘还有。作为红色后代，英淘与先辈的根脉相通，方向相同。他是为大多数人的，体现了那种最难能可贵的革命精神。
（作者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人物小传
邓英淘
邓英淘（1952.9.5-2012.3.11），湖南桂东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2月～1985年7月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1985年7月～1988年7月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1988年7月以后在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研究会理事。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7年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计量及数理经济学，从事农村宏观经济研究。2012年3月11日逝世，享年61岁。
主要代表作有：《走向现代化的抉择》《邓英淘文集》《中国预算外资金分析》(合著)《海南模式的特征问题和前景》(合著)《新发展方式与中国未来》(合著)《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合著)《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与趋向研究》(合著)等，此外，译校《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等5部著作，撰写论文28篇，内部报告4篇，完成各类成果总量约138万字，《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改革面临的问题与对策思路》一书奖1990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
邓英淘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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