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
郑振铎在1958年
作者：张锡金
《纵横》2005年第7期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插红旗、拔白旗”的号召。于是，“拔白旗”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迅速地开展起来。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受到严厉的批判，至死还背负着“白旗”的恶名。
决心作左派，力争红与专
1953年2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郑振铎任所长（该所1956年1月改属中国科学院），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一直追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乘风破浪》的社论，表达了中国人民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决心。郑振铎感受到紧跟时代步伐的迫切性。1月22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移山填海话厦门》，歌颂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正在做着许多前人未做过的大事业”。大年初一，他在《春天的呼唤》中充满激情地说：迎春的炮仗的声音“是唤起了亿万人民的起来更加起劲地干活的信号”，“这一声声的炮仗的响亮的呼唤，就是春的呼唤，就是无穷大的解放了的人民的力量的呼唤。”
2月上旬，他出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会议，与翦伯赞、潘梓年分别担任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分组的负责人。接着，他又参加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的研究所所长会议，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讨论中国科学院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的研究计划。
3月10日，郑振铎领衔的15人签名的《决心作左派，力争红与专》文章在《考古通讯》第3期上发表，表示“决心作一个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左派知识分子”。3月13日，他在《人民日报》社召集的在京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上指出：“从事考古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认识清楚……我们的工作是为今天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服务的，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整理、批判古书和古物，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古、爱古、迷古、玩古的。”他还写下了《文艺工作者的红与专的道路》，并在单位里贴出了10多张大字报，表示对正在开展的“交心运动”的拥护。
在学习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文章座谈会上，郑振铎说：“作为一个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是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人的。”6月，郑振铎带领文化部的同志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一周。他在工地上写的《打井的人》中歌颂新社会和新的人。9月，他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与《“最新”、“最美”的画和诗》等文章，决心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郑振铎一颗火热的心是那样与时代一起跳动着，与祖国同命运。
郑振铎作为知识渊博的学者具有一种治学严谨的品格。当年3月，他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根据1957年秋出国访问时，在苏联的东方研究所和列宁格勒大学所作学术报告的提纲写成的，这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他认为：“我们既不能不顾‘历史条件’，生硬地搬用欧洲各国的文学发展的规律，又不能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应用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或强调‘文学’发展的特殊性，使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完全分离开来。我们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文章明确地提出了把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古代、中世、近代、现代五个时期，并在各个时期内再划分若干段落的看法。这篇见解独到的论文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
影印版画招来非议
郑振铎满怀热情要跟上“大跃进”的形势，但是，政治形势对他表示冷落与拒绝，最明显的是一些报刊开始点名批评他。1958年6月2日，《文汇报》发表署名文章《选择影印古书的目的要明确———对〈天竺灵签〉、〈历代古人像赞〉的意见》，指责郑振铎影印这些书“是‘厚古薄今’倾向的一种表现”。这是报刊上最早点名批评郑振铎的一篇文章。
其实，郑振铎要影印这些版画有着一定的历史情结。早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就对中国古代版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还曾与鲁迅一起重印笺谱，当时鲁迅就与他谈起编一套版画丛刊的事。他一直有志照原样重印一批今已罕见的版画书，作为一种“丛刊”，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古代版画的原貌。因此，他在1957年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提出了编印《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的计划。他预计值得重印的版画大约有500种以上。作为“初编”，他先挑选出36种交给编辑刘哲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三四月间最先影印出版了《天竺灵签》和《历代古人像赞》，书后有郑振铎撰写的“跋”。
6月7日，《光明日报》在《评郑振铎编的两种古代版画》专栏里发表了两篇批判文章。
《不应为“古”而影印古书》一文指出：“中国古代版画是一笔丰富可贵的艺术遗产，整理和介绍这些作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介绍古代艺术遗产，不是把古代的东西不加批判地全盘搬出来，应该有所选择，就其优秀部分加以介绍，至于糟粕部分，则可省略。如为了提供作为研究工作的需要，也应该在序文里有所分析和批判，使读者对于古代作品的优劣部分，有清楚的认识。如该刊第二种《天竺灵签》全系宣传封建迷信的东西，艺术性也很差，即使作为研究参考用，也不必全部刊印。又如该刊第六种《历代古人像赞》，一共有三册，但所刻人物形象，变化不多，而千篇一律者倒确乎不少。如果取其有代表性者若干幅，编印成一册，一一指出其特点和技巧就够了，不必全印。”
《“古”就是好吗？》一文也是批评郑振铎编印的《天竺灵签》和《历代古人像赞》。认为：“从郑振铎先生写的‘跋’看来，郑先生不仅过分地厚古，甚而嗜古成癖了。”“两篇‘跋’，谈到思想内容的几乎没有，涉及艺术部分也不过是为了正证或反证古之所以值得学习和出版的原故。通篇是谈收藏，谈‘古’，使人有这种感觉：古就是好。从版画继承遗产上说，人像不是主流，不是如郑先生所说的‘绝好的学习的蓝本’。更没有必要，一印就是上、中、下三大册。古为今用，不是无所取舍的。即使说，版画尚可充作艺术研究上的参考，但是占了一半篇幅以上的文字的影印，就没有道理了。‘像赞’的小传，‘灵签’上的诗文，乃是封建主义的宣传品，旗帜也是鲜明的，我们能原封不动，不加批判地加以推广吗？”
应当说，这两位作者对郑振铎的批评还是一种学术探讨的态度，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盛气凌人的架势。不过，“拔白旗”运动的序幕刚刚拉开，重头戏还在后面。
疾风暴雨到来之前，总会有一种迹象出现，类似的文章虽然属于小打小闹，但却是拔郑振铎“白旗”的一种信号。关于这两种书的出版，还在5月下旬，郑振铎就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写信，提出 “关于《天竺灵签》一书，尤要作为严格控制的‘内部参考资料’，如未发出者，请勿发。”又说：“关于《古本版画丛刊》事，顷有中央同志提意见，必须立即加以补正，为要！”他明确地说：“一，凡未曾付印者，应立即停止付印。二，凡已付印者，应尽量少印。三，全部已印者，均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不广泛发行。”
事实上，这两本书只是向香港少量发售，并没有在内地发行。
对郑振铎的批评文章不时地从报刊上冒出来。《光明日报》有一个“大家谈”的小栏目，常常刊登一些小文章，一事一议，8月3日这一天，该栏目里发表了《“单文孤证”之一例———元代农民生活果真改善了吗？》一文，对郑振铎提出的元代农民生活有暂时性改善的观点进行批评。
1957年12月，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的改订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在第46章“杂剧的鼎盛”第三节里分析“元剧发达的原因”，除了重述26年前所提出的三个原因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了元代蒙古大帝国的建立，中外交通大为发达，城市的经济因之而大为繁荣，又农民们的负担似有减轻，手工业的销售量大增，农村的经济情况，一时似乎亦颇为好转。我们观杜善夫的《庄稼不识勾阑》一曲，便知一些其中的真正的消息。”之后，郑振铎在1958年4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关汉卿戏曲集》的“代序”、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关汉卿戏曲选》的“代序”等一系列文章里都重复了这一论点。有时候，他用肯定的说法，有时他又用了“似有”、“似乎”和“可能”的字眼。郑振铎说：“在这个时代，农民和手工业者们，经济上的负担，有一个时期是减轻了些，但政治上却仍是忍受着残酷而沉重的压迫。”
8月3日《光明日报》文不赞同郑振铎的这种政治与经济并非统一的观点，认为，农民政治上的受压迫与经济上的受剥削是一致的，而不可能出现某种分离的现象，郑先生这样“把政治和经济割裂开来谈，不单明显暴露了作者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而且说明了作者在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因而，这是一种“随意选择材料而无视真正历史事实的作风和态度。”
不再买书
金色的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但对于郑振铎来说，1958年的秋天却过早地带来了一阵阵袭人的凉意。9月，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瞿秋白文学研究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4辑上发表《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批判》、《“中国俗文学史”批判》两篇文章。文章作出如此断语：“郑振铎先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者中的一面白色大旗”。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早在1932年12月由北平朴社出版，共4册。全书原拟作三卷82章，只写成60章。郑振铎谈到一生中这部最重要的代表作时说：十余年来，所耗的时力，直接、间接，殆皆在本书。1957年这部著作由作家出版社再版，作者又补入了4章，并且作了一些修订，又更新、增加了一些插图，共收插图174幅。从文字的起源，一直叙述到晚明的文人创作。这部文学史的插图丰富、名贵，作为考古的古代文物珍品保存的价值，也极为珍贵。
在郑振铎看来，文学史著作不仅是作家传记的集合体，而且主要目的是记述在一定环境、时代下文学的变异和发展过程。文学史著作在揭示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发展线索时，其最终应该着眼于人类的最崇高精神与情绪的表现，两者的结合就构成了文学史著作的基本线索。由于这些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们反映了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离开这些生动的带着泥土气息的文学样式，文学史如何能反映人类崇高的精神世界呢？
而在这部史书中，长篇小说、元杂剧、明传奇以及一些剧作名家，都已入史，并且列为专章；小说、戏曲恢复了它们的科学尊严，得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这部文学史还把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通俗文学列入史，如“变文的出现”、“鼓子词与诸宫调”、“话本的产生”、“戏文的进展”、“讲史与英雄传奇”，以及“散曲的作家们”等等，也都是专章叙述。这是文学史编写方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举措。
至于《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8 月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集之一，共二册，全书共14章。1954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再版，作者作了一些修订。全书按时代分别叙述了古代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唐代的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等的兴起、流传与演变的情况。过去被封建士大夫阶级所鄙夷、所排斥的通俗文艺作品，如今登堂入室，争得了与正统文学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是文学观念方面的一个革命，也是一个突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史的资料性的重要著作，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但是，这些富有独创性见解的著作，此时被肢解、被曲解、被批判。
9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瞿秋白文学研究会集体写作”的文章《评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它与《文学研究与批判专辑》第4辑上的文章调子基本相同。认为，“这不是一部真正的民间文学的历史，而是一堆混乱的‘白话文学’的资料。在其中，郑先生大量贩卖胡适那套货色，对我国民间文学进行了极大的歪曲和污蔑。”“很多人曾经把这部《中国俗文学史》奉为‘经典’，甚至还有人把它误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民间文学的文学史。这是迷信！”
批判文章认为，文学史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阐述整个文学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性。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俗文学史》，就太不相称了。“郑先生完全超历史地、悬空地谈论各个时期的文学，没有一言片语涉及到产生这种或那种文学现象的社会历史环境，把文学与社会割裂开来。同时，也是静止的孤立的来谈各个时期的文学，使人看不出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他在谈到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时，或者七零八落的阐述，或者是流水账式的排列，谈不上科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不仅不可能了解文学发展的规律，指出文学史上各种文学现象发生发展以及衰亡的原因，而且势必导致人们纠缠在纯文学的境界里，使文学和社会现实脱离，从而掩护了作品的反动思想内容，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文章又冷嘲热讽地说：“这部洋洋37万言的《中国俗文学史》初看起来，颇有些吓人，其实只要我们读一读就会联想到百货公司玻璃柜子里的假人，虽然外表也很丰满，但里面却是用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充塞起来的，没有一点血肉。”“它大量贩卖了胡适那些毒货，大肆污蔑歪曲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基本上是一堆繁杂的材料。我们要大声疾呼：这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这篇批判文章还对郑振铎的阶级立场、感情加以追究，指责郑振铎是“站在封建士大夫与资产阶级立场上，从形式主义出发，把大量统治阶级的作品混进民间文学，并大加捧场，同时对民间文学却大加排斥，或把它的价值贬低”，他“是个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者”。“我们必须冲破资产阶级专家的迷瘴，攻破一切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堡垒，拔掉白旗，在文学科学的战线上，高举共产主义的红旗前进！”
面对如此批判，郑振铎心情沉重。他在9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上，今天刊出了北大学生的瞿秋白小组的对我的《俗文学史》的批评，十分地尖锐。这是‘一声大喝’，足以使我深刻地检查自己，并更努力地改造自己。是痛苦的，但也是一帖良药。”
新闻媒体不断升温的批判给文化部领导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也无法顶住了。
郑振铎在9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文化部领导层内部批评帮助他的一些细节：上午，“八时半，到沈部长（即沈雁冰———引者注）住宅，漫谈我的思想、工作作风等。先由我自己检查，说明自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产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有许多缺点。欢迎同志们多提意见，多帮助。发言者有茅盾、吴仲超、王冶秋、徐光霄、刘芝明诸同志，最后由钱俊瑞同志作总结发言。光霄和俊瑞二同志的话，极为尖锐，但也最击中要害。我表示愿意大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改正自己的作风。12时半，散。下午，整理自己的思想，下决心不再买书，并清理积欠，作为改造思想的基础。书籍亦是‘物质基础’之一也。”
一位终生与书为伴的学者，竟要与书决绝，“不再买书”，其痛苦已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了。
身后的批判文章
郑振铎作为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旧中国就一直追求光明、追求进步，为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复兴，默默地做着保护与拓展性的工作。
据刘哲民回忆：1947年春，郑振铎得知，由于战争引起的动乱，上海一些古董商人为了转移财产，把他们所有的珍贵古玩装箱，预备运往美国，价值几十万美元，正在和海关讨价还价之中。如果让他们把这批东西运出去，对于中国文化是一笔重大的损失。他想到，只有借助舆论的力量，揭露这种盗运古物的行为。郑振铎请老朋友刘哲民找到了一位新闻界人士，这人和郑振铎面谈，表示想办法发稿。结果，几经周折，这一则新闻稿终于见报。那些商人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未敢轻举妄动，运到海关的古物全部退回，避免了这批国宝流失海外。
郑振铎这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心迹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随处可见。
1958年5月10日郑振铎给刘哲民的信中说：“经过这次的运动，当必能认清是非，划清路线，换骨脱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也。请努力学习，改造自己，早日更好地做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通劳动者。”
10月15日，郑振铎写信给历史学家周予同，说：“这几个月来，不断革命，跃进之快，乃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景象。我们是在做着中外古今人所未做过伟大事业，即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革命的发展，如滚球下坡，越滚越快。我们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出身的人，一身的灰尘，一脸的污垢，如不扑洗干净，将怎样地进入这个新社会里去呢？我正在彻底地批判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经过一段痛苦的检查以后，一定是愉快的新生也。”
10月17日，郑振铎致信作家靳以，说：“你到了工厂，千万要放下什么写作的心肠，只是完全地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只有深入工农之间，才会有创作的源泉。否则写出来的东西，乃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乃是虚伪不实的。全民在党的领导下，一日千里地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将怎样赶得上呢？将怎样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头呢？文艺在这时代最能而且最应该发挥宣传、鼓动的作用，得写点什么才好呢！”
这是郑振铎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那颗赤诚的心跃然纸上。
郑振铎对于来自报刊的批判作出的最直接的反映不是撰文答辩，因为，他处于被拔白旗的境地，只能到文学所不断地作检查，接受群众的批判。据他的日记记载，仅10月上旬的一周内，即8日、10日、13日三个上午，他就三次受到批判。当时，按照外交部原来的计划，由郑振铎任团长，要率一个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由于临行前的准备工作事务繁杂，他分身无术，无法到现场去面对面地接受群众批判，这样，对他的批判才不得不暂告中断。
“天有不测风云”。10月17日下午，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乘坐苏联客机启航，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国作友好访问，这架飞机中途在苏联的卡纳什地区上空不幸失事，他与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
郑振铎逝世后，人们处于一种悲痛的气氛之中，许多朋友纷纷撰文，悼念这位文化界的领导者。但是，对于那些要批判他的人来说，也就失掉了活靶子，照理，拔他的“白旗”也该收场了。然而，那几篇早已付印的批判他的文章还是不肯撤下来，例如：《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对郑振铎先生“论关汉卿的杂剧”的意见》，仍然照样地刊登在原由郑振铎任主编的《文学研究》季刊第三期上。
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
悼念郑振铎的哀乐在天空回荡着，然而，这悲凉凄惨之声受到了一派肃杀的批判声的撞击、阻碍，并且很快为其所淹没，大地又回到了狂热浮躁之中。九泉之下的郑振铎依然背负着“白旗”的恶名，他的灵魂焉能安息？
40多年后，曹道衡在晚年写的《困学纪程》中，追忆了自己当年批判郑振铎的片断。他说： “因为当时正开展‘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对一些著名学者都要批评。例如有一次，《文学研究》要组织人写一篇文章批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是我们的所长，所以本所刊物非表态不可，叫我去写。只给我一天多时间。这在现在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郑先生那部书共4册，连看一遍也得好几天，再说我的水平怎么批得了这样的巨著。可在那时，想推辞是办不到的。我勉强答应了，刚坐下来看书，行政科就来通知所有的团员和青年都去给中关村附近的树木打药灭虫。我实在没时间，可也不得不去。刚干了不到十分钟，编辑部一位同志从这里走过，又把我叫回所去赶写文章，还批评我不配合。我那时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回到所里，赶了一个通宵，勉强把文章写完交稿。这种文章自然谈不上什么学术水平。更不巧是文章发出去不几天，郑先生就在出访阿富汗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编辑部来不及抽稿，不少同志还说我批得‘右’了。文章有问题，我自然有责任。但这篇文章确实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我也不能对所有的论点进行仔细思考。这种根本不可能做好的事，我现在想起来不该答应。”
历史终于有了一点点的回音：1958年拔郑振铎的白旗，是完全错误的。
文图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文苑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永远的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