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战争

童年的每一张册页上，都喧哗着战争的动员。农舍的墙上，刷着大幅标语：“要准备打仗！”古堤的斜坡上，挖了很多防空洞，打算把华北平原的地道战搬至江南。

公社下面，设大队、小队，都是部队建制。小学生上学，书包可以没有，背包和红缨枪一定要有。电影和连环画里，全都在美化战争。明明敌人武器先进，兵多将广，就是打不赢我们游击队的寸兵尺铁，儿童团长搞个木头玩具手枪抵上他的后腰，他就只有乖乖投降。因为他们都贪生怕死，或者疏谋少略。

战争成了一场超级大游戏，精彩刺激，其乐无穷。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谈论完电影里的战事，每每摇头叹息，恨自己生不逢时，没有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于是焦虑地期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尽快爆发，只等美帝苏修打进来，我们好用红缨枪收拾他们。

至于解放台湾，那肯定轮不上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军人；也不明白伟大领袖都说一定要解放台湾，而战无不胜的解放军为何一直按兵不动。

可是没有比等待更无聊的事情了，我们就自己玩打仗。那种玩法，其实类似于捉迷藏，先是各自藏着，然后出动，发现了谁，就用拇指和食指叉开做手枪状，大叫一声：“死啦！”表示你干掉了敌人。

后来演变成埋伏进攻，以土块当手榴弹，中弹后往往豪言“轻伤不下火线”。这种对阵，极少有冲锋的，因为冲锋易，陷阵难，冲锋的将士们都承受不了如雨的矢石，未及陷阵，就会被打得狐奔鼠窜。

不冲锋陷阵就没有身体接触，嫌不过瘾，于是玩一种“官兵捉强盗”，两支队伍迎面排开，手拉手结成人墙，与如今处理频发的群体事件时，防暴警察的队形类似，只不过没有像他们那样披坚执锐。一边齐声高呼：“天上铺麻城，地上铺麻城，把谁谁调过来！”另一边的谁谁就猛扑过来，用吃奶的力气撞阵冲军。如果把那两只紧挽的手冲开了，就把这两人作为战俘带回营去；没有冲开，自己就成了俘虏。至于麻城是怎么回事，一直不得而知。

稍长，对这种黄口小儿玩的游戏已经不屑一顾，这种勾当毕竟没有来真的刺激。于是整个村子里乳臭未干的郎当少年，不约而同地都“参了军”，我们学着电影里的儿童团，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组成队伍，用以对抗外敌。

我因为作战英勇，被所在的小队推为队长。每当夜幕降临，我的口哨一响，高矮不一、胖瘦不等的小军人们就从一个个抱成一团的茅屋冲出来，到生产队的禾场上集合，练兵点将，喊声震天。

闹腾正欢时，常有敌军突袭，那就必得开战。战斗其实就是打架，往往是两个队长对阵，虾兵小将们呐喊助威。队长打架，开始是言语相激，然后才动拳头，也只是动拳头。你打人家一拳，必须是等人家打你一拳了再打第二拳，也不打脸，只打前胸，怕留下痕迹回家跟家长不好交代。拳击时都不躲闪，就看谁的力量大，谁的承受能力强。其中总有一个受不住先哭了起来，战事就结束。

有一个被我打败的队长，不甘心于失败的命运，联合另一支队伍，为了统战的需要，他封那个队长为司令，自贬为军长，带领大部队把我的队伍打散，还隔三差五跑到我家门口示威叫阵。

最可怕的是，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顶军帽，戴在头上，看上去威风凛凛；且又是司令又是军长的，早让我这个小队长怯了三分。我看如此阵势，不敢出门迎战，躲在房里当了一回缩头乌龟。此事让我丧尽颜面，终于和他结下冤仇，我们把交恶的双方称为“无脸人”，彼此不再说话，谁要是搭讪，那就是不要脸。

我们还经常在放学路上殴斗，也不再遵循过去打架的规矩。他的指甲很厉害，每次都抓破我的皮肤，整个初中阶段我的手背、脸盘上总是老伤痕上又添新伤痕。

其实我们两家是世交，家长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听说我们常年恶战，都逼迫我们言归于好。我们两人后来也想和好，本来就没有什么矛盾，甚至还有好感，都是过去半真半假的游戏闹成了这样，只是碍于情面，谁也不先开口，这种情形有点像是中美的冷战后期，虽无邦交，但已暗通款曲。

直到上了高中，我转了学，一次碰到他了，才鼓起勇气喊了一声，从此成为莫逆，友谊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