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文文 | “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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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第57-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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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文文，198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教授、公共管理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社会治理、政社关系。近年来，主持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北京市青年骨干人才项目、民政部理论研究项目等部级重要课题10项，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农业经济问题》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篇，多篇论文获《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出版学术专著1部、教材2部。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调研优秀项目一等奖，民政部部级课题研究成果优秀奖，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优秀精品课程奖等奖项。

［摘　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力量的增长和公共需求的日益多元使得党和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必须面对“不断增长的责任”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提升国家汲取能力，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是应对责能困境的有效方案。透过对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中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双重嵌入”模式是提升国家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有效途径。“双重嵌入”模式将政府汲取资源的过程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现对掌控资源主体的广泛动员。第二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流向及使用方式的精准调控。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政府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和价值性嵌入手段，先后两次嵌入社会实现资源汲取目标。政府“双重嵌入”汲取社会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利益共赢的过程。

［关键词］国家汲取能力；“双重嵌入”；结构性嵌入；价值性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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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经济基础的巨变引发了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深刻变革。一元化体制被打破，政府之外的主体（非国有企业、非营利组织、个人）、资源（上述主体掌握的资源）、机制（市场机制、非营利机制）开始出现，并逐渐壮大。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政府所面临的公共问题也愈发复杂。在全面变革的大背景下，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力量的增长和公共需求的日益多元使得党和政府在公共治理领域必须面对“不断增长的责任”与“有限的资源和能力”之间的矛盾。为有效应对上述责能困境，我们需要真正实现国家治理模式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从“社会治理”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转变，其中的关键便是要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广泛汲取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真正实现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社会化”。此方案对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特别是对国家汲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十二万八千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2021年结束的脱贫攻坚战中，面对贫困这一棘手问题，我国各级各地政府不断探索汲取社会资源的创新方式，不断拓展政府的汲取能力，不断突破责能困境，确保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本项研究将透过扶贫领域中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成功经验，观察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创新方式，探寻国家汲取能力拓展的新路径。

二、国家汲取能力范式的发展轨迹

国家汲取能力（extractive building）是指国家动员、汲取全社会资源的能力，是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的首要任务，国家汲取能力的高低对于国家能力的强弱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内容。国家汲取能力理论的出现与西方“回归国家学派”的兴起紧密相关。回归国家学派在政府被定位为“守夜人”的主流思潮中，跳脱出“以社会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呼唤“国家回归”，强调国家推动社会演变、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以及国际社会诸多领域的作用。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调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用资源等四大能力。强国家能够顺利完成这些任务，而弱国家则处在能力光谱的低端。20世纪90年代起，学者王绍光等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围绕中国的国家能力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此后，伴随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力量不断成长，研究领域的关注焦点逐渐转向国家与社会二元论中“国家的反面”——社会。现如今，国家与社会此消彼长的论断早已被推翻，“强国家、强社会”成为值得追寻的最终愿景。本文即从“强国家”的视角切入，探讨国家汲取能力的提升，并依据资源汲取方式和特征将我国的国家汲取能力划分为以“资金资源”与“财政能力”为关键词的1.0时代和以“多元资源”与“吸纳能力”为关键词的2.0时代。

（三） 国家汲取能力的1.0时代：资金资源与财政能力

在传统的资源观下，国家汲取的主要资源对象是物质资源，以资金为代表。在早期的中国国家能力的讨论中，国家汲取能力的主要衡量指标是财政能力。如王绍光所说：“国家的财政能力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汲取能力，是国家能力的核心和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税收、国债等是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主要手段。同时，政府还会加强对金融业的控制，促使其行使财政职能。税收制度、国债制度、金融制度的设计直接影响国家的汲取能力。国家汲取能力1.0时代的资源汲取过程秉持着“管理”的基本理念，以国库利益为中心。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社会变革的逐步深入，财政制度逐渐完善，国家汲取能力的1.0时代很快过去了。

（二）国家汲取能力的2.0时代：多元资源与吸纳能力

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国家能力的讨论一般都与善治（good governance）联系起来。皮埃尔（Pierre）和彼得斯（Peters）认为，“治理就是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换言之，治理就是政府驾驭社会的能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顶层设计层面提出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总任务。在此背景下，国家汲取能力进入了2.0时代。有关国家汲取能力的讨论不再以财政能力为核心对象，而是讨论作为汲取主体的政府与作为汲取对象的社会的互动，目标在于积极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共赢的正和博弈的状态。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如何在合作共赢的状态下，实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学者们纷纷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具体措施，如国家汲取能力的建设要制度化，积极吸纳和整合各类精英、新兴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政府可通过“孵化策略”“政府购买策略”吸纳社会组织专业服务能力；政社合作网络为国家权力渗透社会、资源动员及机制整合提供了枢纽型平台等等。这一时期国家汲取资源的对象及方式的多元化特征逐渐显现。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能看出我国学者对本土经验的重视，对国家治理中“责能困境”问题的关注，对政府如何汲取社会资源这一问题的思考，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所做的努力。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策略的相关研究多注重对局部现实的观察。基于此，本文尝试继续从优秀的本土经验中挖掘更多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创新方式，开拓国家汲取能力2.0时代提升国家汲取能力的可行路径。

三、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省内区域城乡之间发展极不平衡。2010年前后，广东省农村地区的贫困率高于全国4.6%的平均贫困率，仍有3409个贫困村，人均年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农村贫困户有70万户316万人，其中200多万农民居住在危房和茅草房中。粤东西北地区的社会保障设施、保障水平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部署和实施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系统工程——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双到”扶贫。在“双到”扶贫工程实施过程中，广东省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尤其在政府汲取社会资源方面，其所开展的“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以下简称“扶贫济困日”）活动卓有成效，展现了一幅政府有效汲取社会资源的生动图景。

2010—2020年的十年间，广东省将每年的6月30日设定为“扶贫济困日”。其设立的目的在于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各行各业、企业家、慈善机构、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都参与扶贫开发工作，保证广东扶贫济困活动的“长流水、不断线”。“扶贫济困日”自设立以来，先后围绕“扶贫济困”“关爱贫困人口，助力攻坚脱贫”“决战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等主题，在全省范围内，以各级各地政府为发起者及核心行动者，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其中政府所汲取资源类别十分广泛，涉及场域极其多元。

“扶贫济困日”以慈善捐赠、对口帮扶、扶贫类公益项目为主要活动模式，对社会资源加以整合，详见表2。在本项研究中，社会资源是相对于政府所能够直接掌控的资源而言的，包括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掌控的资源。

（一）慈善捐赠

每年扶贫济困日，广东省各地民政部门都会牵头成立活动小组，成员包括宣传、统战、经贸、财政、国土、工商、侨办等20多个部门。活动小组一方面向各级政府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公共组织筹集扶贫善款，例如，每年扶贫济困日，广东省所有的中学及大学都会发起相关动员，鼓励学生和老师进行慈善捐赠，并参与到扶贫济困日的活动中；同时，动员各政府职能部门分管领域内的外企、民企、工商户、社会组织等参加捐赠。统计数据显示，2010—2019年，广东省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积极响应、大力支持，通过扶贫济困日活动平台共认捐了327亿元，为广东省的脱贫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广东省政府围绕上述善款的流向和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统筹安排。2010—2020年，每年扶贫济困日的活动方案中都明确规定了接收善款的社会组织，并进行公示。十年间，扶贫济困日有资格接收善款的社会组织名单十分稳定，包括广东省红十字会、广东省慈善总会、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广东省教育基金会与广东省残疾人公益基金会。2015年6月16日，《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捐赠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受赠人是指省、市、县设置的慈善会、扶贫基金会、红十字会，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其他具有公募资格的社会组织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可在2015年5月31日前，向同级扶贫济困日活动办公室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成为当地扶贫济困日活动指定受赠人。”通过上述规定，扶贫济困日活动中所筹集的善款主要流向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中。

（二）对口帮扶

自20世纪80年代起，对口帮扶就是我国脱贫攻坚最为重要的成功经验。在扶贫济困日的活动中，广东省除了动员体制内组织机构的力量参与对口帮扶工作，还广泛动员所辖企业加入其中。统计数据显示，在“一对一”对口帮扶工作中，“扶贫济困日”实现了对300多家企业的动员，上述企业依托各自活动领域及优势，采取相应的扶贫策略。例如，星河湾创始人黄文仔全面启动从化山区吕田镇狮象村的新农村建设，先是斥资近亿元重建全村房屋，再用近3000万元设立狮象村发展基金，并成立“星河湾狮象农业发展公司”，扶持狮象村的农业产业，为当地经济发展“造血”。

（三）扶贫类公益项目

为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力量，广东省民政厅动员广东省社会组织积极开展扶贫类公益项目，要求每一个社会组织，无论其活动领域是否与扶贫相关，在扶贫济困日活动期间至少要面向贫困地区开展一次扶贫活动，并设置了“广东社会组织支援‘三区三州’建设”“社会组织扶百村”等一系列扶贫活动，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加入其中。例如，2019年中山市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办公室向下辖的社会组织发布通知，他们“选定了10个帮扶项目，项目涉及5镇7村，惠及贫困人口1300多人”，呼吁下辖社会组织自行选定参与项目和帮扶金额。与此同时，为充分培育民间慈善力量，广东省还“松绑”了社会组织登记，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登记注册。截至2020年8月，广东省社会组织增长至1308个。此外，广东省政府还在扶贫济困日开设慈善项目推介会，帮助社会组织筹集扶贫资金。

通过上述三大类活动，从2010年至2020年，“扶贫济困日”的募款数额不断增长，参与其中的各种组织、企业以及个人越来越多，参与规模不断扩大，十年来共计吸引了1000多家社会组织，近万家企业、100多万名志愿者、2000多万名爱心人士参与，共对接帮扶4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推动了广东省贫困人群全方位脱贫。

四、“双重嵌入”：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一）国家嵌入社会

“嵌入性”概念由波兰尼在《大变革》中首次提出，此概念最初被运用于经济理论分析，现已成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公共治理领域，特别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术讨论中，对“嵌入”这一概念的应用十分广泛。由于我国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悬殊，在已有的研究中，“嵌入”更多地被用来解释社会力量向其他场域弥散，例如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治理时向政府体系及公众的双向嵌入、公益机构向社区的嵌入等等。但也有研究用来解释国家向社会嵌入的，如街道管理体制向政治体制及社会的嵌入，基层政权向村庄结构的嵌入，地方政府向社会组织体系的监管性嵌入，这一类嵌入甚至被称为反向嵌入。在本项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是国家反向嵌入社会。

学术界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从“对立”逐渐演变为“共生”。相应地，在这一框架中，对国家能力的理解也经历了由“隔绝式自主性”到“嵌入型自主性”的变革。嵌入型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是指国家嵌入民间但却仍能有自主能力，讨论的核心在于国家如何通过与社会的深入互动来寻求建立在协同基础上的能力提升。“扶贫济困日”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较强“嵌入型自主性”的地方政府应有的样子。

很显然，在解决省内贫困问题、推动区域均衡的过程中，广东省政府面临着“责能困境”的挑战，因此汲取社会资源是广东省政府的必然选择。而“扶贫济困日”的设立是广东省政府嵌入社会，调动社会资源的重要契机。如上所述，设立“扶贫济困日”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各种社会团体、各行各业、企业家、慈善机构、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都参与扶贫开发工作。通过“扶贫济困日”这一平台，广东省政府嵌入到社会中，通过与公众、民营企业、跨国企业、社会组织的深度互动，实现了对资金、物品、人力、知识等多元社会资源的广泛汲取，完成了省内脱贫目标，推动了广东省民间力量的成长。最重要的是，在整个过程中，广东省政府能够在与社会友好协作的基础上，保证社会资源向扶贫领域的整体倾斜，完成了精准扶贫顶层设计中的首要任务。

（二）结构性嵌入与价值性嵌入

无论是国家嵌入社会，还是社会嵌入国家，都需要有实现嵌入具体机制。基于广东省各级政府在“扶贫济困日”中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归纳出两种国家嵌入社会的方式：结构性嵌入与价值性嵌入。

价值性嵌入是指国家或政府通过塑造共同愿景、确立利益耦合点等方式，引起社会成员的共鸣，与社会成员之间形成协商合作式互动，从而实现嵌入社会。如广东省政府在每年的扶贫济困日都会通过播放公益广告、举办公益路演等方式激发公众对扶贫工作的价值认同，也会努力寻找与企业之间利益共赢的合作方式，动员企业参与扶贫工作，如与企业合作在贫困地区进行扶贫产业开发，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使企业获得利润。此种嵌入方式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社会网络结构，可以被定性为一种软性嵌入；相较于价值性嵌入，结构性嵌入则是一种实质性嵌入，会对社会网络结构产生实质影响。在结构性嵌入中，国家或政府通过在社会场域中放置新的活动主体，或在社会场域对既有主体进行重新组织，生成新的网络结构，从而使自身力量嵌入社会，进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汲取。如广东省红十字会、广东省慈善总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是广东省政府结构性嵌入社会的天然主体，而由宣传、统战、经贸、财政、国土、工商、侨办等20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组成的扶贫济困日领导小组，实现了对社会中其他相关机构和人员的重新整合。

（三）资源汲取的现实路径：双重嵌入

结合“广东省扶贫济困日”的实践经验可以看到，广东各级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方式与1.0时代的国家汲取模式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国家汲取模式1.0时代，资源汲取以国库为中心，国家采用财政手段将资金汲取到国库，而在“扶贫济困日”中，各级政府并不是将资源汲取到自己手中，而是将大部分社会资源直接转移至脱贫攻坚这一特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广东各级政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与价值性嵌入两种方式来嵌入社会中，并最终推动社会资源从一个场域转移至另一个特定场域，进而实现了自身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总目标。

广东各级政府在慈善捐赠、对口帮扶、扶贫类公益项目三种活动模式中，政府所汲取的资源类别、资源来源及所采取的汲取方式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即政府都是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价值性嵌入两种嵌入方式，首先通过第一重嵌入实现对汲取对象的动员，进而通过第二重嵌入确保所汲取资源的流向，最终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汲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慈善捐赠中的“双重嵌入”

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政府主要汲取的资源类别是资金和少许物品，面对的资源汲取对象是所有的公众以及政府之外的民营及跨国企业。政府将公众、民营及跨国企业掌握的物资转移到扶贫攻坚战场需要依次解决两大关键问题：第一，尽可能广泛地调动公众、民营及跨国企业的物资；第二，使被调动起来的公众、民营及跨国企业的物资能够按照政府的意愿在扶贫攻坚战场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如上所述，本文所讨论的“扶贫济困日”中的资源汲取与1.0时代的国家汲取社会资源方式不同，政府并不是将资源汲取到自己手中，因此如何控制所汲取资源的具体走向，确保其能够运用到政府所关注的公共问题中是政府要解决的第二个关键问题。针对上述两大关键问题，广东省各级政府对各类资源汲取对象进行深入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选取嵌入方式。

针对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公众，政府首先利用自己原有的公共组织体系，结构性地嵌入社会中，利用行政及公共体系向这类人群募捐，实现对资金资源的汲取。针对民营、跨国企业以及在非公共部门工作的公众，政府没有既有的组织体系对其进行力量整合，因此选择通过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利益共赢的动员机制实现对这一部分资源的动员。至此，政府通过公共组织体系结构性嵌入社会，通过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利益共赢的动员机制价值性嵌入社会，进而解决了第一个关键性问题——尽可能广泛地调动公众、民营及跨国企业的资源。

在慈善捐赠活动中，政府通过一系列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GONGO），如广东省红十字会、广东省慈善总会、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广东省教育基金会等，结构性地嵌入社会，担任资源接收者的角色，以保证被汲取的资金资源能够根据政府的统一设定进行使用。如此，在慈善捐赠中，第二重结构性嵌入保证了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实质掌控。

2.对口帮扶及扶贫类公益项目中的“双重嵌入”

在对口帮扶及公益项目活动中，政府所汲取的资源更加多元，资源汲取的对象是民营、跨国企业、社会组织等组织机构。与慈善捐赠活动中的资源汲取过程相同，政府从上述组织机构中汲取资源也包括两大关键性环节：第一，动员民营、跨国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并贡献自身优势资源；第二，保证被动员起来的多元资源的流向符合扶贫工作的整体安排。

在第一环节中，政府混合运用了结构性嵌入及价值性嵌入的方式嵌入社会，将民营、跨国企业、社会组织等机构组织成松散的网络，并动员它们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结合自身优势贡献多元资源。其中，面对企业类主体，工商、侨办等政府部门作为核心行动者，将其管辖领域范围内的企业组织起来，实现对社会的结构性嵌入，并以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以及利益共赢动员机制来动员企业的资源；面对社会组织类主体，政府通过民政部门实现对社会的结构性嵌入，通过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以及利益共赢机制同时价值性嵌入社会。

在第二环节中，面对企业与社会组织，广东各级政府根据两类主体的各自优势，分别为两类主体设置了不同的参与扶贫工作的方式。一方面动员拥有大量资本、成熟产业的企业参与对口帮扶工作，实现贫困村与企业之间的一对一绑定；另一方面动员社会组织依据各自的专业优势设计扶贫类公益项目，将社会组织资源聚集到脱贫攻坚战场。

综上所述，扶贫济困日中的“双重嵌入”的实践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创新方式。政府灵活运用软性的价值性嵌入与实质性的结构性嵌入来达到双重嵌入社会的效果。通过第一重嵌入实现了对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通过第二重嵌入保证了被动员资源的精准流向，这样在实现政府嵌入社会汲取资源的同时，又保证了政府的自主性。在此过程中，政府内部的公共部门体系、GONGO作为政府结构性嵌入社会的主要介质，实现了政府嵌入原有社会结构（通过GONGO嵌入社会）或在社会中搭建新的网络结构——通过公共部门体系围绕精准扶贫这一公共议题，将零散的公众、企业、社会组织联系起来——的目的；而整个社会对共同富裕价值观的认同、利益共赢的合作机制使得政府能够价值性嵌入社会。一方面，在“共同富裕”顶层政策的号召下，公众、企业、社会组织都愿意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为精准扶贫工作贡献资源。另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可以提升知名度、营建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进而获得利润；对于社会组织而言，设计扶贫类公益项目可以在营建良好的政府关系的同时，提升组织合法性，拓展机构活动领域，并以此为契机筹集更多的公益资源。

（四）“双重嵌入”模式有效运行的条件

“广东省扶贫济困日”的成功经验表明，“双重嵌入”模式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但产生于个案研究的“双重嵌入”模式的适用范围还需进一步讨论。结合个案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双重嵌入”模式有效运行存在两大必备条件：一是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前提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共赢，政府汲取资源最终流向的公共议题必须符合全社会的价值取向，否则，价值性嵌入将无法成功。在扶贫济困日活动中，“共同富裕”“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等主题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美德以及社会主义要实现的目标；二是政府拥有能够实现结构性嵌入社会的有效介质，如遍布广东全省的政府组织体系、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等。虽然我们还不能精确圈定出“双重嵌入”模式的适用范围，但能够确定的是，在上述两项必备条件被满足时，“双重嵌入”一定是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有效模式。

五、小结及讨论

本项研究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汲取能力提升这一紧迫任务，在对农村扶贫场域典型案例“广东省扶贫济困日”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双重嵌入”这一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新方式。“双重嵌入”模式的核心特征为：一是与传统的以国库为中心的资源汲取不同，政府注重对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不追求将资源汲取到自己手中；二是政府通过嵌入社会来汲取社会资源，嵌入方式包括实质性的结构性嵌入和软性的价值性嵌入；三是将资源汲取过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的广泛动员，第二阶段政府实现对资源流向及使用方式的精准把控。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政府灵活运用结构性嵌入和价值性嵌入，两次嵌入社会；四是政府双重嵌入社会汲取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与社会利益共赢的过程。“双重嵌入”模式是本项研究的主要理论贡献，它超越了国家汲取能力的1.0时代，开拓了国家汲取能力2.0时代党和政府有效汲取社会资源、获得国家与社会共赢的路径。同时，“双重嵌入”也拓展了嵌入理论的应用范围，将嵌入概念引入国家汲取能力建构的理论探讨中。

中共十九大提出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目标。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治理难题日渐复杂、社会力量不断壮大的今天，继续探究国家汲取社会资源的各类先进经验，不断建构强大的国家汲取能力必然成为实践者与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附 本 文 题 录

1. 许文文：《“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2期。

2. 许文文."双重嵌入":国家汲取能力的新建构——以“广东省扶贫济困日”为例[J].社会科学辑刊,2022(02):57-65.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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