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作者与杨小凯（右）在北京天坛

编者按：陈润江先生和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是中学时熟识的校友，在本文中陈先生追述了在万通集团工作期间与杨小凯交往的经历。陈润江先生曾任《万通》总编辑、万通历史陈列馆馆长，现任御风资本首席文化官。本文由作者授权学人Scholar发布。

冯仑拿着手机，匆匆来到我面前：刚看到短信，小凯走了。

太突然了。去年不是病有好转吗。

我低声说了些小凯的病情恶化状况。

两人站在那里，相顾默然。

2004 年 7 月 7 日，我们都收到了小凯去世的短信。

两年半前， 2002 年 1 月 1 日，小凯给我发来邮件，说他的病在 2001 年通过治疗，已经在康复中，癌变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他 7 月要从澳洲回国去武汉，出席一个经济研讨会……

没想到，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封电邮。 

小凯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2002 年1月1日收于海口

这些年，小凯常发邮件给我，有些内容已经在我们公司的内刊上选载。比如，2000 年 12 月发表《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超边际分析》，2001 年 1 月发表《论中国加入 WTO》（英文版，蒋晓明译）， 2001 年 5 月发了他主持的会议消息《“电子商务和网络决策经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为此，内刊还约请自由撰稿人陈益南写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解读杨小凯》（2001 年 11 月） 、 《对无限时空的探索，必然导致有“神”在主宰世界的观念》（2002 年 4 月）等随笔，与读者深入交流。

公司内刊介绍小凯的文章，作者陈益南。2001年11月

记忆有些恍惚了，自从学校离别之后，小凯与我最后的几次相聚，似乎是从 1993 年开始的？对，那年 6 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经济学会（英国）共同发起主办“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海口召开。当时，我正在海口鼓捣一个微小公司：海口惠捷企业软件开发公司，主要业务是信息咨询，编发一种订阅收费的《惠捷通信》。三天前，突然接一电话，熟悉的声音：润江，我小凯，已经到海口，这几天在开研讨会，对，我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就在海南改革研究院，你快过来吧，给你介绍一些新朋友。我赶紧打的到海甸岛，找到了会场。

小凯还是老样子，身高体瘦，面容亲和，眼神热情，拿着一叠会议资料快步走出来：你先看看，等下有人请，我们一块去吃饭，你办的公司怎么样？我如此这般的讲了几句，递给他几期印刷品，最后说，客户还少，缺少大客户。中午时分，几辆新轿车开到门口，我和小凯他们分别找车坐入，车往海口金贸区方向开去。在车上，记得茅于轼先生盯着大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你们看海南，现在是不是泡沫经济？大家未及开口，他自己回答：我看就是。

车停在汇通大厦门口，我们进到宴会厅，大桌旁边的客座沙发已经坐了几位。小凯揽着我的肩，径直走到单独坐在一张长沙发上的男士面前，说：这位是张少杰，恒通公司的老总——少杰，这是我的同学润江，他办了个信息咨询刊物，我看了很不错，推荐你也订阅呢。我笑着递过去几份。少杰坐起身，扶扶眼镜，接过去翻了几页，说：我订 20 份。

一桌人到齐，大家聊天。服务员过来，把厚厚的菜单递给我斜对面，一位带着大框眼镜的年轻老板，请他点菜，他看了几页停住：就这一席吧。小凯悄声告诉我，这是冯仑，万通集团的董事长——万通，少杰的恒通，还有这个楼叫汇通，可能还有别的“通”，是这两年在海南兴起的新公司，他们几个头头，原来都在国家体改委或其他政府部门干过，现在都下海了，办公司也很有想法，与众不同。小凯的话让我猛然想起，去年，1992 年在《海南开发报》上读到过一篇《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我们对企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就是冯仑等六人署名的，相当于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宣言。文章偏长，但是新东西很多，令人难忘。我开始着重注意冯仑的谈吐。

酒菜陆续送来，开始边吃边侃，热点话题此起彼伏。小凯语速较慢，缓缓问道：这两年，常听到一个词，叫“做局”，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速答：做局就是用一个点子牵动一大堆人，用欲望组成的事就是局。有人解释：北京人都明白，但只可意会，在房地产圈里，可以简单理解为包装项目、投点投资、牵线搭桥，要做买卖先做局。有人补充：也有把自己做进去、把朋友做进去的。有人批驳：你那还不是做局，既要看到你的局，还要看你后面是谁在左右，才了解真正的局。冯仑笑说，做局都被人说腻了，其实，应该是一个战略的、设计的、策划的综合概念，比如策划，它的境界就至少有三层：首先是技术的；进一步是魔术的；最高层次是艺术的。张维迎说，小凯提这问题，也是在做局嘛。大家哄笑。

饭后，冯仑说，我们公司的办公室就在对面楼上，请各位过去坐坐，再聊聊。

那座楼叫做港澳大厦，幕墙玻璃外立面， 22 层，圆角立柱型，听说是上海某公司投资建造，所以又叫申亚大厦，与汇通大厦分立大道两边，是金贸区当时最醒目的地标性建筑。1993年初组建的万通集团， 买下了第十五层办公。我们一行坐下，冯仑走进来，给大家分发新印的名片。旁边一人对我们笑着：我是王功权。他看上去比冯仑小几岁，也带着眼镜，给我的名片上印着职务：总裁。前台小姐送上茶水，给每位参观者发了一份公司简介，还发了我读过的文章复印装订本《披荆斩棘共赴未来》。

大多数人跟冯仑熟识，于是等他一本正经介绍完公司概况之后，茅于轼、杨小凯、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们便带头进行“企业调查”了，各种我听得懂或不懂的问题，接二连三提出，冯仑和王功权交替应答。功权说话很谦虚：我们都不会办企业，是一群有缺点的人的合作。

那天晚上回想万通的所见所闻，心中感佩而向往。我给小凯打电话：我觉得冯仑好，我想去万通。小凯听完，在电话那头鼓励：是吧，我也觉得你那个小公司没必要继续办下去，你应该到大公司去，特别是冯仑他们办的大公司，你的潜能可以更好发挥出来，我觉得你的决定是对的，我支持。

我第二天给冯仑打了电话。冯仑跟我聊过之后，批准我进入公司，估计小凯也暗中有所推荐甚至担保。于是，在冯仑等“六兄弟”投资创立的万通集团里，我一直跟着折腾内媒传播、品牌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等。2017 年以来，继续在冯仑的投资公司御风集团工作。

1993 年 8 月，我在公司内刊上发表了《杨小凯访谈录》，把他当时的一些状态和思考介绍给民营企业界的读者。 1995 年5 月，万通集团邀请小凯来公司做访问研究。此时小凯已经是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终生教授，年初被聘为台湾大学经济系客座教授。他与黄有光教授合著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个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中译本。 

公司内刊对小凯的访谈。1993 年8月于海口 

听小凯说，他在北京—香港途中，遇到潘石屹的妻子张欣，谈到北京万通，张欣言语犀利：（北京万通）人太多了——我们公司只八个人，管理在全球的几十亿资产呢。小凯问我：万通到底怎么样？我回答：有分裂有黑暗，但领袖人物和几位骨干比较正，解决问题的招数也非常多。小凯笑：以前推荐你去索罗斯基金会，你不感兴趣，现在算是找到组织了。小凯认为，中国《公司法》正式实施，对民间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迅速发展，都是巨大的利好。

现在回想，这次竟是小凯与我的最后一次面对面。我随着公司总部从海南转到上海， 2002 年到北京之后，除了邮件和电话，与他再也没有机会在一起聊天。

小凯在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里，附有他们全家写的新年贺信，里面谈到了小凯“改而信奉基督教”的心路历程。对此，陈益南的文章里有种分析：大科学家因其不断对自然的探索研究，走向了对难以穷尽的无限宇宙之“神”（规律）的景仰；商人们则由经历无数变幻不定、前景难测的市场“混沌”状况，导致了对高深难问的“天意”的敬畏；他们的这种切身体验，仿佛像在在黑暗中获得“神示”般的灵感。 

我觉得这种解读比较符合常识。小凯在“告白”中也说到：“上次诺贝尔奖得主布坎南到我们学校来，当着校长的面就说，现在世界上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莫纳什大学这个研究。我们当时都受宠若惊。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现在就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是这个领域的创始人，可能压住了很多年轻人，我就早点去了，那他们就发展了。如果祂不让我现在去，那就是要我传福音给更多的中国人，跟祂做更多的事。你这样想的话，你就轻松了，你不会在恐惧中生活……”。

我愿意相信，小凯在他最后皈依的精神世界里，在他心目中的天堂里，是恬静的，自足的，幸福的。他的家庭永远在爱着他，我们这么多的朋友也会一直惦记他， 缅怀他，学习他。

（2018 年10月6日记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