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音五问 I Five Questions with Bang Wang

“Five Questions with Friends”是我们的灵魂拷问系列，在这里，我们邀请我们的一些海外写作者朋友们来讨论跟跨语言、跨地域、跨媒介写作有关的话题。这一期我们请来了现居英国剑桥的作家王梆。

王梆，出版有电影文集《映城志》(人大出版社), 数本短篇小说绘本集 （上海书店出版社）以及漫画故事《伢三》(法国达高出版集团)等。电影剧作《梦笼》获2011年纽约NYIFF独立电影节最佳剧情片奖, 纪录片《刁民》亦在数个国际电影节参展。文学作品入选《天南》文学杂志，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大学《中国当代文学选集》, 美国“文字无边界”文学网站，2016年秋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 “故事新编”中国当代艺术展,《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芙蓉》，《花城》,《香港文学“海外华语作家专辑”》等。为《单读》杂志撰写的非虚构作品“英国观察”系列，获2018《收获》杂志非虚构排行榜专家榜第六，读者人气榜第四位，并入围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作为自由记者，曾为《荷兰在线》,《英中时报》,《南方都市报》等海内外媒体撰写欧洲时评专栏。

重音社= Accent Society

王梆=W

A：十几年前您在国内就是著名作家和媒体人了，国内这么好玩，是什么契机让您移居海外？

W：十几年前的我，可能算是媒体人吧! 因为曾在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媒体机构担任过记者和编辑，也曾为多家媒体撰写过影评，书评，时评之类的专栏，但作家就谈不上了，更别提什么著名了。那个年代我的文学写作十分零散，小说写得极少（因为时间都被长着鬼角的面包偷走了），只拿过一个“广西文学小小说奖”。那时好像是二十几岁吧，受香港作家董启章《地图集》那种跳格子体的影响，写了一些短得可以折纸飞机的小说，配上新锐画家李超雄的作品，被上海书店出版社拿去做成绘本，出了两册，反响也不是很大。后来我就转到漫画脚本上去了，在法国达高出版社出了第一本漫画故事，由漫画家黄嘉伟操刀，据说法国的销量还过得去，遗憾的是，我们此后因各种原因终止了合作。

与此同时，鬼使神差地，我突然迷上了拍独立电影，但作品因题材问题，根本无法在国内放映，心灰意冷，我就跟着我的制片人到了英国。

那是十年前了，我的作品在英国的一些大学和德国China Time电影节获得的反响都还不错，其中一个故事片（我的原创脚本，我和制片人共同执导）亦在纽约的一个电影节拿了个最佳剧情片奖。后来海德堡大学还邀请我去做了一个和独立电影有关的workshop，甚至有电影教授主动提出希望我能考虑做他们的学生，条件是“只要我能考过基础的德语”……于是我就萌生了到德国读电影硕士的念头，但这就意味着，我至少得花一年时间专攻德语。“一年”是有的，但我没有钱，写专栏的收入仅够糊口，而且我当时已经三十多岁了。

我从小长相普通，成绩平平，爹妈对我的期望一直很低。我也十分配合，从未在少儿才艺比赛中显露过锋芒，还辍学，混街角社会，吸烟，出走，各种不务正业。所以当我好不容易长大以后，爹妈就恨不得有人快点把我认领了，只要能嫁人生子，这场养育就算功德圆满。遗憾的是，事与愿违，我后来追求的一切，全都是父母坚决反对的。没有父母的支持，没有富裕的朋友，也没本事凭打工赚够在在德国学德语的钱，所以这个电影梦就黄了。改变命运常常需要一点点微薄的启动资金，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难以企及，你所想象的那个未来就已不在你的指尖。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拍过片了，一切和电影有关的活动和书写也彻底终止了（除了某次被人拉去做伦敦一个华语电影节的评委）。总而言之，按世俗的理解，我既没有钱，也没什么名气，也没捞到学位，是一个相当失败的人。

A：您现在是双语写作?长期的海外生活让您对语言的使用有什么改变吗？我感觉对于一般人来说会有两种情况，越来越怪，中文写的像英文；第二种是越来越讲究，脱离了充斥着各种易损耗的流行用语的中文环境，反而可以生长的更有韧性和活力。我在看您的小说《女巫和猫》的时候，除了惊异于您的想象力，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您也许是后者。

W：不是啊，我主要还是用中文写作。后来我从伦敦去剑桥散心，遇到了我先生，于是在英国定居下来。为了学好英语，我这十年几乎没有看过一部中文译作。我的目标是，把从前喜欢的书，用英语读上一遍，这就好几百本了，单看书脊就痛不欲生，但也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办法。

英语其实还是蛮让人着迷的，它非常准确，尤其是那些与时间相关的表述。而中文里的时间，则有点像生长在“过去此刻和未来”之间的一种藤状物。英语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这种准确性，比如这个描写哥拉斯加贫民区，一位拖儿带女的单亲妈妈穿上了一条酒红色丝绸长裙的画面：“She wanted to show the city this claret velvet dress. She wanted to feel a little envy from strangers, to dance with men who held her proud and close. Mostly she wanted to take a good drink, to live a little（from Shuggie Bain)”，这是2020年booker奖得主，Douglas Stuart的获奖作品。你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词都不Posh， 却都用得极其准确：尤其是最后那句“to live a little”！我觉得自己要学的是这个，我需要这种“住进角色内心的能力”，为我的语言开光。

你说的充斥着流行用语的中文环境，我并不觉得自己是脱离的，因为我每天都会刷一下豆瓣，或看几篇公号文章。我只是本能地不去沾染流行用语（不管是中文还是英语），除非它们很有趣，听到了就想当成寿桃那样摘下来，哪怕这意味着犯戒。否则就是cliché, 阿伦特在《恶的平庸》里反复指出，Eichmann几乎没有自己造句的能力，他开口闭口都是cliché。太可怕勒。

我会偶尔用英语写诗，这和我对Ron Padgett,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Ocean Vuong等等诗人的喜爱有关。喜爱归喜爱，我的英语诗还是写得非常蹩脚的。我先生是一位英语诗人，他经常说我写的不是英语，好在他说，不过你倒是可以利用一下这种天然的“异陌感”。

A: 从电影到绘本，从非虚构到诗歌和小说，您可以说是真正实践了跨媒介的创作。您觉得这些爱好会互相打架还是会互相启发？您有哪些喜欢的跨界作家、艺术家？ 

W: 我觉得体裁只是容器。关键是，插入的是花，还是塑料花。我比较喜欢一些能在大自然里呼吸的作品。Andy Goldsworthy算不算跨界？我总觉得他更像一位诗人。他用行动谱写视觉诗歌，像他的《Rain Shadow》那样的。躺在地上，等雨，用即将离去的，潮湿的身体，为雨的停留作印记。

A: 疫情这一年，您在英国是怎么度过的，周围的人状态都怎样？在有限的活动空间里，您有做什么稍微能让心情好一点的事情？这次疫情受灾最严重的就是养老院，您在单读“英国观察”非虚构系列《附近，公共和在地的造乡》里写到了一些英国的民间组织，它们自发做了很多好事。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愿意无偿地帮助别人？

W：我种菜，养花，写作，过着一如既往的清贫生活，同时也为食物银行工作，到处请人募捐食物，再把它们分配到有需要的人士手中。

因为疫情，有的朋友失去了一切。比如我有一个搞现场爵士音乐的朋友，全年的音乐会都取消了，连排练也成困难，好在有几千英镑的自由职业者生活补贴。

我和先生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可以在家工作，暂时没有太大的经济困难。但失业的阴影在那里，英国有近260万人因疫情而失业，就连我先生任职的大学（英国顶尖的大学）也在不断地裁员。所以我尽量不买东西，不给我们并不富裕的生活增添任何负担。只要菜地里的菜长势良好，我就很开心。

英国的民间社团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发展到今天，是一个自然而然，大树成荫的过程，虽然其中充满了思想的窑变，与官方的抗争和形式的变幻。民间组织的参与者，都是在地的居民，怀着“让附近好起来”的愿望，试图将陌生人社会，融入“造乡的进程”，将陌生之地，改造成“乡”。这个初衷既是利他主义，也是利已主义的。Judith Butler在《为什么要保留他人生命（Why preserve the life of the other）？》的演讲里说：“人们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亦间接地，试图用角色扮演的形式，去实现那些自己尚未付诸现实的愿望和目标……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利他主义，其实也是利已主义的一种形式。”而诺奖经济学家Elinor Ostrom，也从“附近”的角度，附和了这一点。她在其多年从事的关于“公共意识，地方文化和民间社团深度参与”的研究中，揭示了一个非常有意味的现象：“人们对附近的事务更上心，因为它与当地居民各自的切身利益更为相关。”

A：您在英国居住了这么多年，应该知道很多有趣但鲜为人知的小镇，可以推荐一些吗？您更喜欢城市生活还是乡下的生活？

W：我们的小镇Ely就非常有趣。有趣的地方之所以有趣，需要对当地历史和文化作一些深挖。不然到哪，都不过是明信片在手中的叠换而已。

我非常喜欢英国的乡村生活，因为它不是动物园式的。我说的动物园，是那种“陌生人社会”。每个物种都被关在自己的园子里。狗熊鲜有机会去老虎的宅邸做客，猴子除了假山，只能看到犀牛浴池的一角，尽管猴子假山和犀牛浴池只不过一墙之隔。很多在动物园生老病死的猴子，毕生都不知道，原来犀牛——视网膜中那庞大孤独的黑影，竟是自己几十年的近邻。在城市里，人口的高度移动化，无疑加剧了这种“动物园模式”，因为栖息的念头上方，总是盘踞着迁移的疑云。人们像过客一样，从一个地方漂移到另一个地方。网络生活乘虚而入，像衣鱼虫一样蚕食着传统生活的纤维。大数据也趁机依据个体的喜好和偏见，把人类关进各自的笼子里。自由的大小，取决于笼子的大小。地球上，不止一个人，过着这种 “园笼生活”。它最大的险境是令人类社会陷入大面积的原子化，乍眼看，星图璀璨，仔细看，个体的面目却是模糊的，仿佛每个个体都只是兆点，除了一个虚拟的坐标，一个ip地址，兆点之间并没有决定性的关联，即使在射击俱乐部或哀悼会上擦肩而过，也无法具体地识别对方。 

而乡下不是这样的，我们熟悉每个近邻的脾性，秋天，我们会分享丰收的作物，冬天，我们会互赠圣诞卡。村里还有各种节日，烟花节，鲜花节和啤酒节。人们会在村礼堂就着爱尔兰小提琴的伴奏跳舞。

我对我居住的乡村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尽管今年只是我们搬进来的第五年。我和先生每天都到田野里去散步，风雨无阻，口头创作一种可笑的俳句，尽量不惹来鸦群的嘲讽。

Kudos!

王梆的“英国观察”预计将在2021年夏季度由单读结集出版。它是一位中国作家，用十年时间，通过在地的浸润和体验，针对当下英国社会的民生，政治，文化所做的观察。有兴趣的读者请添加单读公众号dandureading保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