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 | 致一位南斯拉夫广播电视代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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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Nowhereman | 译

Ecrits politiques（1953-1993）

Gallimard出版社 ，2008年

Serron Green

Revolution, 2018

两页打字稿。

我们发表了这封信不为人知的版本，它是在一堆关于68年五月时期的文本中被找到的。信件签上了莫里斯.布朗肖的名字，写于1968年6月6日，并带有夫人大道（la rue Madame）公寓的地址。它后来以匿名的方式，并有几处修改，被发表在了委员会1号上。

布朗肖的通信使得辨认信件的收信人成为可能，它和Ilija Bojovic有关。

我们在笔记中标出了在文档中找到的版本与最初发表在《界线（Lignes）》杂志上的版本改动。

法文编者注

巴黎，第六区 夫人大道 48号

1968年6月6日

亲爱的先生

请原谅我尽可能地在回复中——但是，正如你预感到的那样——附带了当下的造反运动，我并没有在处理您提给我的关于“文学”的问题时真正地体会到自由，接下来我只能试着向您表明为什么那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

但是，出于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友谊，也出于对您从事解放的努力的感激，我想我不会完全不回复而抛下您对于阐明那些问题的要求。首先要说的是：无论直接的政治结果是什么（它们最终只有很少的重要性），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既不是从理论的角度【随后的文字在《界线》的版本中缺失了——法文编者注】，也不是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在此处或别处的生存都没有找到相同的东西。

整个五月期间——尤其是从5月18日到30日——，革命如其可能地发生了，它像真的一样发生了（瞬间的真的），如果法国共产党（由此，我暗指了组织与配置，而不是总是可敬的活动分子）——由于害怕制造恐惧，并且因为共产主义的词语让它害怕自己，它躲开了自己的任务——并没有完全中断运动，也没有帮助重新建立已经崩塌的戴高乐分子的权力及其所代表的社会。

此处，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们东方的朋友们【“朋友”代替了“国家”——编者注】——首先是苏联的领导人——在戴高乐身上以及戴高乐主义的制度上犯了何种可悲的、意识形态上灾难性的错误。对于我们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制度代表了更糟糕的东西：自从十年前起，这制度就给我们强制了一种政治的死亡状态，它消除了一切真实的生命，它只瞄准了一种反常的民族主义，不仅仅在法国唤醒它，还在德国唤醒它，它追求一种过时的、在道德上卑鄙的伟大，现在则追求一个剥削和压抑的经济系统——最终为了仅有的特殊的、傲慢的统治者占有一切话语与真实决定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说话的权利在表面上被留给了我们，那么就只须让这权利不具有任何效果就行。）

Martin Kersels

Charm (Revolution), 2011

在这十年间，我们忍受着这政治的死亡状态，并且，戴高乐自己只是这一死亡的代表，他用一种既杰出又粗俗的虚无（在它之后，虚无......【这一句子布朗肖并没有写完——译者注】）代表了这一状态。

一方面，是政治的死亡；另一方面，是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法国社会可说是平静的，被其他从社会主义的眼光来看的民族所钦佩（像是一种嘲讽），一切被工人、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体所代表的进步分子的力量一直生活在这战争状态中，像是生活在占领区一样，处在同这被强力所强制、引入已有十年的荒谬法律的分歧中【在《界线》的版本中，这个句子是这样的：“在同被武装力量强制和干扰，并且同时被军队力量维持的荒谬法律的分歧中”——编者注】。

被新的力量（年轻的工人和大学生）有意无意所接受的巨大的限制已经突然奇迹般地招致了这一造反运动，我们可以期待它，而不处在它之中，以便准确地预见它；一种活力的运动、非常之政治的发明力量的运动，同时也是自由与拒绝的运动。指出其特征并命名它——也就是说，限制它【在《界线》中的句子更长，它是这样的：“通过剥夺其当下的力量”——编者注】——的时机并没有到来。但是，从今天其应当指出的是，如果它构成了一种全球的抗议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的话，那么它首先就是同戴高乐主义的权力及其社会、以及戴高乐将军（他尽一切办法追随并将追随它们）的决裂。由此，它的最初特征就应当是反民族主义，同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再次联合，并且承认或再次承认国际要求的本质意义，但这不幸地被传统的共产主义政党误解了已有十年。这运动是一场激进的决裂运动，某种程度上是暴力的，但却是一种受控的暴力，并且，就其终点来说，它是共产主义的，通过不断的抗议，它质疑了权力及其一切形式。因此它本质上像是一场拒绝运动，警惕着一切肯定或者不成熟的方案，因为它在一切必然被异化、被弄错的话语所能形成的肯定中预感到这里会有被既成系统（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回收的风险，一个整合一切（包括文化，哪怕它是先锋派）的系统。

为了更好地表现我的情绪，我会为这封信附上两个我们和几个朋友在事件一开始就已经阐明的文本【布朗肖提到的文本就是《我们在此处所承认的团结》，它的签名者有安特尔梅、布朗肖、杜拉斯、拉康、马斯科洛、萨特等人；另一篇文本是《通过拒绝的权力》，其签名者是一些作家、哲学家、心理分析师、画家。——编者注】，它们——由许多作家签名（从萨特到拉康）——展示了我们的赞成所表达的意义（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是积极的）：一个同我们余下作家的意图相连的协议，由此，它也排除一切既定价值。

再次为这匆忙的话感到抱歉。致以我的热情。

莫里斯.布朗肖

这事件的混乱特征将其从其他类似的运动中区别出来：当然，我乐于这么称呼它，这特征就是这大学生造反能够自发地、突然地在一个貌似平静且令人满意的社会中激起革命的社会危机，这个危机通过野蛮的、积极的罢工而表达出来，这罢工动员或没有动员数以千万的工人，不管工会的领导，也不管一切反对派的建议：在某些日子里，整个社会都进入了溶解状态；这就是决定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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