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斯托克尔 | 以淫荡羞辱上帝的无神论者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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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Bataille’s Peak —— Energy, Religion, and Postsustainability

【 第一章 】 

布鲁诺、萨德、巴塔耶——物质和能量，死亡与慷慨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作者  Allan Stoekl      |      译者 Nowhereman

【 第一章 】 

第 二 节  

萨德的无神论、唯物主义与自私

18世纪没有布鲁诺的上帝的神学也行。布鲁诺把哥白尼作为起点，不仅仅肯定了太阳处于太阳系的中心，还通过去除人类与上帝的中心地位而肯定了无尽的物质持续地散布于宇宙之中。然而，布鲁诺的思考在这方面并不科学，不像哥白尼、开普勒或伽利略那样，他并不会观察、测量现象，也不会检验前提。布鲁诺的上帝同物质不可分离，但又不能还原为物质，这上帝反倒是被设想为一种神秘但并非可计算的实体。

但是，如我们所见，这上帝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来说既在存在之内，又在存在之外；它不仅仅被还原为存在，也会简单地被晚近的唯物主义者所抛弃，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存在的“东西”的的确确、无可争议地就是物质。因为物质可被我们的感官摄取，它无可争议地存在着，所以并不需要上帝。确实，我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通过感官而来的；神秘的显像和神学的观点在现代的、完全理性的哲学中没有一席之地。启蒙运动也许已经把布鲁诺的所做看作了另一种宗教迷信的行为，但它对跟随布鲁诺来到一条表面上不大可能的神学唯物主义的道路并不感兴趣。

没有上帝，我们就只剩下了物质；没有恩典、神圣的显形，我们只剩下完全只是从感官得到的知识。跟随着其他18世纪早期的唯物主义者——最著名的是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萨德侯爵将最大的重要性归给了感官经验：这是一切知识的来源，因此也是一切哲学的源头；它是最高的价值；它是一切愉悦和道德的源头，总之，它也是我们为什么深刻地被分离的原因。对于萨德而言，我们不仅仅被悬于两种无限之间，还被悬在了一个他人无限遥远的空间里。没有上帝，只有感官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它也是衡量我们极度远离并高于他人的尺度。正如多曼塞（萨德《闺中哲学》的放荡主人公）所说：

在他人所感与我们所感之间毫无可比性；他人所感受到的最强剂量的痛苦对于我们而言确实什么也不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最轻微的愉悦的搔痒却感动了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选择这轻微的搔痒，它让我们因他人巨量的不幸而快乐。

Compassionate Moment , 2013 / Vanessa Gully Santiago 

换言之，没有上帝的激进的唯物主义导致了一种崇拜，不仅仅是对感官经验的崇拜，还是对自己的崇拜。鉴于这自身的孤立，博爱的一切可能性就丧失了。相反，道德色让任何以令人惬意的方式刺激我的感官的东西走开；如果“像通常那样”，我器官的“独一性”就是如此，以至于我的愉悦取决于他人的痛苦的话——好吧，在这情况下，我在道德上就会被迫取悦自己，并给他人造成痛苦。换言之，是自然“本身”（“她”总是被萨德拟人化）在要求这种残酷。存在者之间所存在的交流就在于这种施加痛苦或承受痛苦——直至死亡。

Bitch , 2018 / Vanessa Gully Santiago 

既然是自然决定了我们的愉悦——通过以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身体，以至于刺激既让人开悟又令人惬意——，自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道德。“她”不仅仅确定，他人的无限远保障了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愉悦，但她也确定了，我的罪恶——我的谋杀——对她的更大的命令是有用的。

自然，换言之，需要她的造物的死亡；死亡不是限定，而是转移到更广阔的生命运动中去的点。正如多曼塞最喜欢的小册子——《法国人，再努力一点，如果您想变得具有革命性的话》——的作者所说：

现在，如果她（自然）的毁灭行为如此有用，以至于她绝对不会抛弃它们；如果她无法利用通过死亡而为她准备的大规模毁灭来抵达她的创造的话，那么从现在起，我们迷恋于死亡的毁灭观念就会因此不再真实；不再会有任何的毁灭被感知到；我们叫做生物之终结的东西将不会是真正的终结，而是一种简单的转变，其基础是永恒的运动，物质的真实本质，以及当代哲学家们视作第一法则之一的东西。根据这些不可反驳的原理，死亡因此仅仅是一种形式的变化。

人类在宏观世界中的缩影 , 1574-1637 /  Robert Fludd（英国医生、神秘理论家）

人们在这段引用里能相当清晰地看到萨德对由布鲁诺所呈现的文艺复兴的神秘传统的修改。自然是物质，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一个造物的死亡和另一个造物的相应的诞生只是一种“转变”，即一种实质向另一种的炼金术般的变化。根据布鲁诺，物质的运动是内在的（物质和运动是可以互换的：物质是运动）；萨德的差别是同炼金术相关的神秘的启蒙被极端的感官愉悦所取代了。也许，和这一致，而非和一种向上的运动一致的（即从低级的金属到高贵的金属）我们看到了一种横向的运动，一个动物向另一个动物的简单变化，其中没有哪一个是具有特权的（由于自然的缘故）：例如人变成苍蝇。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布鲁诺的上帝——绝对的势能和物质的可能性——在萨德那里被能量所取代了：能量包含于一切身体之中，它就是一切身体，并在其中通过暴力行为得到解放（并解放身体）。正是这种不可耗尽的能量最终无法同原子持续的激烈运动分离，这是萨德式的转变、毁灭和重生。能量在萨德那就是朝向形式与生命的永恒变化的力量。

死亡不仅仅是一个明确的终点；根据小册子的作者，自然再一次命令了人类的道德（或不道德），在其中，暴力（谋杀）的极致欢愉能够为自然进程做出贡献：“你通过改变她（自然）的不同作品的形式所犯下的（谋杀）罪行比她还要优越。”此外（这很关键），人类会通过犯下谋杀罪行来加快自然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这甚至让自然变得更加自然；真正的人类炼金术就是自然之炼金术的翻倍，但这翻倍加强的是这进程的暴力。“小动物”萨德虚构的小册子作者写道，“是在更大的动物呼出最后一口气的瞬间形成的”。

Undertoe, 2018 / Vanessa Gully Santiago 

于是，这个循环就不同于我们今日可能会同这个术语所联系起来的东西了。“自然的”循环对于萨德而言并不首先让对可获得的材料的吝啬、冷静且高尚的再使用成为必须；相反，它让内在于自然和物质的暴力能量炼金术般的显现与强化成为必须。物质的基础——正如我们所提起的那样——是“永恒的运动”；这运动仅仅通过人类所能渴望的最高的道德/非道德行动而被揭露：谋杀。正是在自然的坩埚（creuset）【指实验用的容器，或专指炼金术中所使用的反应容器，也有严酷的考验的意思——译注】中，物质作为物质成为了自身。在不停歇的变化运动中，物质才最大化地是其自身：纯粹的运动和感官的刺激（这是对产生变化的嘉奖），它们无法与物质分离。当然，萨德再次展示了他自己是一个18世纪的哲学家：对他的同代人来说也是这样（霍尔巴赫、拉美特里、爱尔维修），物质是原子不停歇的运动，上帝不会显现，或者是缺席的，道德是令人愉悦之物的功能。萨德通过阐明这本质上无形式的物质——无形式是因为它没有内在的形式，但仅有“变换”的内在能量——是如何同自然在造物中“欲望”且命令的必要暴力不可分离的而来强化这个话题的。换言之，那是在人类之中，在性的捕食者和他们的受害者之中的必要的暴力。物质不仅仅从根本上来说是主动的；它的活动还刺激了将物质具体化，并被它们杀死的造物的感官，物质因此也受到了造物的刺激。它们的毁灭活动（在人类那里，在谋杀者那里）通过将更多的物质扔进了坩埚，释放了更多的能量，并导致了更多的“变化”而不可避免地关闭了循环。另外，这毁灭-创造被自然所欲，被自然所嘉奖：萨德式的浪荡子似乎发现谋杀，乃至整个人类和文明的毁灭是令人快意的，这恰恰是因为自然意愿如此。

于是，循环就并非首先是实际的，而是狂欢的，即暴力的、狂喜的、令人痛苦的生产、反常，和形式的毁灭。它的实际性——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是这运动的事后效果。随着物质无尽的再使用而来的并非稳定性，而是永无止境的在痛苦和谵妄中紧密的生命、意义、法则、乃至社会的丧失，伴随着那些实施了毁灭（和不可避免的再使用）的人的极致欢愉。

对于萨德而言，物质是双重的，这就和对于布鲁诺来说的一样：物质无尽地转变成不同的存在者和形式，这种转变同那些形式和被控制的能量（可使用的）（同它们的维持相关）的凝聚的消耗不可分离。总是有新的形式，那些形式是不稳定的，它们持续的变化伴随着能量无限的消耗。物质是持续的运动、持续的腐坏，能量无尽的消尽；这能量所建立、维系、然后摧毁的的也正是这暂时的形式。在萨德那里，物质的能量无尽地膨胀着，它因此扮演了布鲁诺那里上帝所扮演的角色：它敞开了有形和无形物质之间的区别，它是互相作用的原则和中介。能量是“绝对的力量”。

Desk Job , 2018 / Vanessa Gully Santiago 

《闺中哲学》的虚构的小册子作者，多曼塞和他或她一起，给人的感觉像是卢梭的可怕的改写者：自然现在不是我们所渴望的良性状态，但相反，它似乎是暴力的母体（带有这个词身上的一切女性含义），这母体残酷地带走了它任性给予的东西。但也许可以预知的是，萨德仅对他所提出的隐喻和拟人拥有一点点控制：自然作为引诱的、暴虐的、蓄意谋杀的“她”（一个萨德式的女主人公，换言之，另一个朱丽叶特），“她自己”享受着荣耀，但也冒着萨德的万神殿中任何人物的风险。换言之，她也被挑衅、被玷污、被谋杀了。毕竟，她和她的形式（和生命）的华丽装扮也许并没有优于能量。一致的形式恰恰通过这人化的中介而存在，这中介正冒着风险。这是莫里斯·布朗肖在他强调了罪恶的悖论时提出的观点：“如果罪是自然的精神，那么这里就不会有反对自然的罪，并且结果就是，没有罪恶是可能的。”

萨德通过最终让他的女主角朱丽叶特拒绝、羞辱自然（就像她早先拒绝、羞辱上帝那样）来应对这桩丑闻。在这两种情况里，人物都为人类设下了不可触犯的法则：在上帝那里是善，在自然那里是罪。甚至这一致的“自然的”法则——形式通过它而被给予，并被狂欢似地改变——也要被毁灭。但是，一个人如何能打破罪的法则呢？

布朗肖认为，这里有一种包含一切的否定为“至尊”之人所拥有。如他指出的那样，“整体的人完全肯定了他自己，他也完全摧毁了自己”。被摧毁是因为他甚至不再是人了；通过犯罪，他并没有实现自己用于集中非个人的能量的欲望，如布朗肖提出的那样，“整个懦弱的17世纪”，人一直都被压抑着。布朗肖的主要观点在于，这能量就是在所有确定性（上帝、人类、自然）被攻击、玷污和摧毁之后残留下来的东西（行为保留了它的至高性、它逻辑上的优越性）。

萨德极度冷漠的主角或女主角都拒绝了一切情绪和人性——一切怜悯、感激和爱——，那会导致虚弱和衰竭。男女主人公真的在最具毁灭性的能量的时刻变得“疯狂”了；从这疯狂起，就有一种向全能状态的过渡，毫无疑问，再一次地，当至尊的人物表现出虚弱——依赖、人性——的标志，并反过来被吞食、被他人毁灭的时候，情况又会重现。

最大的能量（代替了自然本身）于是就让一种极端的自私成为了必须，它最终甚至不是自私：它是一种非个人的力量，这力量集中自己的力气是为了提高能量本身的效果，强化、加固毁灭的进程。萨德的主人公仅是这能量的表现，他或她自己都是“死的”，一种能量借此运动的僵尸罢了。一个人能清楚地问——虽然布朗肖从未如此——这能量是否反过来不仅仅是另一种要被打破的法则。但是能量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不是一个实体或一条法则，也当然不是做有用功的力量，而是绝对的原则和力量，它是诸法则以及它们反对的诸法则从中出现的东西，是法则由此被毁灭的东西，这是有形和无形物质的原则和动力。因此，萨德式的至尊无尽地肯定了死亡：不是字面上的死亡，即弱者、具有美德的受害者（他虚弱是因为他们具有美德）所体验到的命运，而是能量中的死亡，即一切可几乎被看作人类之物的东西的极端毁灭。萨德的主角的总的自私不仅仅导致了无情，还导致了一种悖论式的、可怕的慷慨：能量的给予、牺牲毫不考虑对自身、人类以及某人自己的人性的维系，这些东西现在都“死了”。然而，萨德当他承认死亡的时候，他从未肯定一种内在于他的自毁模式的慷慨。

Punished , 2017 / Vanessa Gully Santiago 

我们从自然中的物质到了比自然物质更基本的东西那里，或者是以超越物质本身的方式给予物质以特征的东西：能量。毕竟，具有能量的物质冒着丧失稳定性和既定形式的危险，即使形式仅仅呈现了最简单的存在。自然法则只是要被打破的弱势法则。另一方面，能量是运动本身，或者不如说是永不能被停止、被改变的运动的集中。就像布鲁诺的上帝一样，萨德的能量打开了无形物和有形物质之间的对立的可能性，因为它导致了物质的变形（通过无形式而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它是终极的非个人的中介，它是不可掌控的，因为它被放入、但又无法被还原为这两个对立的术语中，通过它们，一切得以被创造和毁灭。它“是”无形的物质，是变动的物质，正如它“是”一直被扔出基础物质之外的有形物质的腐坏。在能量里，萨德式的至尊获得了一切的毁灭，其代价是比简单的死亡更深刻的死亡。

不用说，对于萨德而言，从他的充满怪物的反乌托邦王国里不可能得来任何有效的道德。如萨德所见，法则——实际上，是任何法则——试图武断地、不公正地限制基本的、自然的能量和欢愉的运动。上帝对于萨德而言乃是只能通过压抑的、且必然不公正的“冷酷”法则才能被保存下来的无辜之人的终极瞬间。萨德尽其所能地提供了一个社会（也许是一个比喻），上帝在其中是缺席的，法则是轻浮的，看上去是不存在的（法则作为对法则的废弃）——因此谋杀仅仅被复仇（如果是这个词的话）所“被惩罚”。恰恰是这种情况里——一个人也许会反对——，法则首先要被削弱。

但是，我们从萨德对非人的膜拜里得到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日常自私的至尊能量的图景，因为它的顶点乃是极端的无情；一个专注于凶杀的无趣、不依赖任何东西任何人的至尊之人仍能说是自私的吗？一个自我牺牲的至尊之人——在其中甚至连自己也为最大化能量而牺牲——让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还是它的反面成为了必须？事实上，巴塔耶会根据萨德式的无情来想象一种慷慨，它反对了萨德对个体化的非人能量的膜拜。

Dali , 1976 / Achimie des philosophes

在任何事件中，通过将毁灭发挥到极致，以至于至尊者的存在也被消除，萨德再次肯定了“坩埚”，也许不是自然的“坩埚”，但肯定是能量的“坩埚”。坩埚中的物质不再是稳定的、惰性的东西（它们合乎道德地允许自己被使用，并在工具中用于更高的目的，但这反倒是激烈的、不停歇的运动的嬉戏——在它的解体（还有重组）中是不可触碰且令人厌恶的。坩埚中的能量不仅仅会做功，还会像形式的消耗的力量那样起作用。能量的运动、丧失和补充同总是伴随着某种反应和愉悦的形式之激烈的毁灭和重组不可分离：我们所能珍视的一切都同身体的欢愉或对欢愉的终极离弃（通过改道欢愉）（这是萨德式主人公的历程）不可分离。

而一个人可以认为（追随着布朗肖）某种人类的东西残留了下来。因为处于其最高时刻（或最低的）的萨德的怪物仍然意识到了这完全的对于感受、满足、欢愉的离弃。无论至尊者是否同能量流混合并集中了它，他或她依然会意识到这个过程，并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它。这悖论式的意识——即对死亡体验的意识，一切存在者（必死的）（作为能量的消耗）在纯粹运动中的无形式的连续性——似乎导致了人类对于某种完全超越人能为其赋予人类身份、道德或社会之特征的东西的东西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萨德需要人类，就像他需要上帝一样：他需要对于自私主人的直接意识，正如他需要受害者、孤立的人类意识的虚弱，还有人类受害者、终极的受害者、上帝自己一样。但是，他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和他的人物）坚持一种18世纪的无神论，即对上帝的简单的拒斥，这是他的“反驳”。多曼塞还告诉我们他很沮丧：没有对上帝这个终极美德的受害者的亵渎和谋杀，这里就不可能有任何高潮：

我最大的欢愉之一就是当我在勃起的时候咒骂上帝。我的心灵千倍地更加兴奋，它异常痛恨、蔑视那恶心的虚构怪物；我想找到一条既能更好地揭露他，还能更多地羞辱他的方法；当我该死的反思领我相信我所厌的恶心之物的虚无的时候，我就会愤怒，我想重建这个幻象，以便我的怒火能至少直接对准某物。亲爱的女士，模仿我吧，这样你就会看到一种强化：话语会绝无错误地规定你的感官。

Mordern Room , 2017 / Vanessa Gully Santiago 

事实上，萨德需要一个已死的或濒死的上帝，一个无尽地让自己被谋杀的上帝（这不同于仅仅不存在的上帝）。换言之，上帝乃是一种内在的极限，它抛弃了意义、法则、理智、美德，只是为了达到他的自毁、他终极的牺牲，在一个他所承认或屈服的时刻，即他自身意义的终结。这是一个不断自我牺牲的死掉的上帝。萨德无疑在寻找这样一个形象，他的“哲学”需要这个形象，但他不信仰这个形象。正如布鲁诺太过信仰一个通过不超越物质而设法将其存在置于怀疑之下的上帝一样，萨德也没有太过相信，在这个过程中，只有一个深刻的自私、唯我论的行为和人性（萨德的主角的个体力量）被再次承认。萨德拒绝相信一个人能够肯定（如果不仅仅是“信仰”的话）一个死掉的上帝，一个将自己献给了牺牲其神性的观点的上帝。通过借助坚持一种过于简单的无神论来拒绝这个上帝，萨德否认了自己在社会中书写上帝之死的可能性。他的小说被判定为虚构；它们不能通向神圣意义和人类的清空、给予、牺牲（因为神圣不过是一种人类之整体——虚弱——的强化）。通过实现一种极简的无神论，即一种简单的对给出上帝之死的危害的拒绝，萨德最终在他的大量文本中都保留了人类。如果上帝仅仅不存在，那么人类就会代替他：哪里有上帝的缺席，哪里就有人类的满溢和力量，即对于至尊性的主导意识。由于萨德并不承认上帝之死的深刻危害，他就无法把握人类之死的内涵。在萨德看来，人类和至尊者也许会死去，但在他们的死亡里，他们却能够像根本上自私的能量的焦点那样行动（这能量在社会中被写入了具有力量的、无所不包的小说）。萨德式的至尊者体现了非道德和真理，他变得更强力，指导着更多的能量；作为受害者，谎言与美德的具体化身（美德的谎言）变得更弱了，即能量完全的短缺。（终极的短缺，终极的零度——和终极的谎言（或虚构）就是上帝，人们相信他死了）被至尊者所使用的能量也许会“取代”上帝，但这么做的话，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在对至高的、自私的力量的虚构中被重新占有。

正是乔治·巴塔耶在慷慨和人之死的语境下继续了这条由萨德在他努力书写一个死去的上帝的努力，以及在他同有害的物质和不受限制的能量的联系中标志出的道路。

Self Portrait with whip，1978 /  Robert Mapplehorpe

译 / 介 / 系 / 列  N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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