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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腐烂是生命最终的归宿
成家桢 /作
将发于《法国哲学研究》第三辑（莫伟民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往年封面）
整个哲学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目标：就是给予存在者（ce qui est）一身礼服，一身数学的礼服。相反，承认宇宙什么也不像，承认它只不过是非形式的，也就是承认宇宙是某种像一只蜘蛛或一口唾沫那样的东西。
文章的题目首先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巴塔耶那里是否存在着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此处要澄清的是，巴塔耶并没有提出过一种被他直接叫做唯物主义的理论。然而，让人疑惑的是他又总是涉及到关于物质、宇宙，以及处于其中的人类的讨论，有时甚至会做出一些看似夸张的规定和判断，这样一种倾向贯穿着巴塔耶的整个思想历程，无论是在20年代最早写就的几篇风格强烈且极具挑衅意味的《太阳肛门》（L’anus solaire）、《松果眼》（L’œil pinéal），还是在二战后于1949年完成的《被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以及未发表的残篇《功用的限度》（La limite de l'utile），情况皆是如此。换言之，唯物主义的问题已然构成了巴塔耶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它不仅触及了巴塔耶思想中否定的一面（即反对观念论），也指向了其中肯定的一面（即普遍经济学中关于物质-能量的论述）。并且，这样一种去观念化的对物质的思考为巴塔耶在诸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提供了方法，从这个角度说，普遍经济学（及其早期的雏形“耗费的概念”）已经在巴塔耶早期的唯物主义观中获得了一种思考的模式。此外，对于这一思想的澄清也有助于我们去重新理解被萨特批评为神秘主义的那一部分思想，以避免人们对巴塔耶做一种脱离其背景的抽象阅读。只有这样，巴塔耶的思想才依然能够保有其意义与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物质的讨论，关于唯物主义的批判，在巴塔耶那里是分散在各种文章与著作中的。对它们进行直接的比较与简单的联系，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有所忽略巴塔耶整体的思想（例如，在杨威的论文里，他直接以普遍经济学作为巴塔耶的唯物论思想，这一点当然不错，但也似乎缺失了某些重要的前提）。尤其是在Koichiro Hamano的出色研究《乔治·巴塔耶——散失、礼物与书写》中，以“无神学大全”（La Somme Athéologique）为标志的前后期的转折得到了充分的显明。根据其作者的说法，这是一种从“求散失的意志”（la volonté de perte）到“求机运的意志”（la volonté de chance）的转变（粗略来说，也就是从一种强调主体之意志的哲学转变成了一种任其自然的反主体哲学或被动性主体的哲学）。这无疑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要慎重对待巴塔耶在讨论相同或相近主题的时候，其思想背景的变化，因为决定思想中诸多元素的往往不是其本身，而恰恰在于支撑它们的背景。现在，这个背景显然要追溯到20年代他和以布勒东为首的超现实主义阵营之间的分歧与争论，正是在这个时期，才产生了巴塔耶的两篇直接在标题中就提到唯物主义的文章：《唯物主义》（Matérialisme）、《低唯物主义与玄秘》（Le bas matérialisme et la gnose）。还有在其死后出版的关于《松果眼》的五篇手稿里，唯物主义思维呈现为其论述的基本框架，只不过，这种唯物主义更像是一种宇宙论。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同布勒东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争论中，巴塔耶提炼出了论敌思想中观念论的内核。然后，又通过同黑格尔、恩格斯、布勒东等人思想之间的比较与分析，巴塔耶从哲学的高度批判了观念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塔耶的唯物主义观很大一部分是以这样的否定的形式得到论述的。同时，巴塔耶也不断地在《档案》杂志中探索着各个领域（历史、艺术、人类学等等）。实际上，就是在这应用的过程中，其唯物主义观得到了逐渐的明确与扩充。但这其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正如我会在本文第四部分中指出的那样，这要求我们仔细地依照文本，去厘清巴塔耶对于物质与观念的论述。最终，要指出的是，唯物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其本身，因为它在巴塔耶那里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它是一个工具，一个论战的产物，也是一条线索的源起。所谓的唯物主义问题因此具有路标的作用，而这无疑也为我们开启了对巴塔耶中后期著作进行真正阅读的可能性。
一、巴塔耶唯物主义的问题起源——同超现实主义的争论在《巴塔耶与布列东的唯物主义争论》这篇论文里，巴塔耶唯物主义思想的背景已经基本得到了交代。但这里，有必要再做一些说明：1924年，布勒东通过《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发表而发起了这项以佛洛依德的压抑理论为基础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经过米歇尔·莱里斯（Michel Leiris）的介绍后，巴塔耶结识了当时已经是运动核心的布勒东。随着运动内部的分歧与分裂（例如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就因为关于道德的不同看法而另立门户），随着巴塔耶本人对于运动的不满，随着对革命形势的介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看法的分歧），那场争论逐渐在其主办的《档案》杂志（Documents）中达到了可说是激烈的程度。可以说，不光是关于道德的争论在超现实主义内部导致了分歧，还有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不同认定。按照布勒东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思路，他认为通过对无意识的解放（例如借助自动书写来使无意识得到展现），超现实主义作为人类意识领域的一次革命，可以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在物质领域进行的革命的一次补充。而这在巴塔耶看来是完全不够的。在后来关于尼采的争论中，巴塔耶就指出，真正的革命是无关算计和功利的，它只能属于自我撕裂的“苦恼意识”，也是生命力量的爆发。简言之，这种冲突完全可以用巴塔耶后来对这场运动进行反思时的话来得到说明：“超现实主义者们知道，他们无法真的成为兰波，他们本身可以肯定的是自己离革命和兰波一样远。”简言之，这场争论实际上涉及到了许多论题：道德（这是布勒东和其他超现实主义者们之间的分歧）、无产阶级革命、观念论及其背后的黑格尔哲学（这是巴塔耶着力进行批判的点）、尼采与萨德（对这两个人物的不同理解和道德以及作为道德之基础的观念论有关）；此外，它也涉及到了许多不同的材料，这一点已经由《档案》本身的性质决定了：人类学、美术、考古学等等。然而，在《巴塔耶与布列东的唯物主义争论》里，作者由于用语的处理问题而没有继续深入挖掘争论背后的东西，这使得对于争论的分析变成了对于争论本身的陈述。例如，他将“观念论”（idéalisme）译作“理想主义”，这种做法淡化了巴塔耶批判的力度以及背后的哲学问题。
Michel Surya在关于巴塔耶生平与思想的著作里提供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观念论是敌人，是巴塔耶在1929年将会一步一步去与之搏斗的敌人”。Surya认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巴塔耶将《档案》构想为一台针对超现实主义的战争机器，构想为在针对超现实主义的异见一个接一个占领的场地中提出的立场。”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观念论和超现实主义是同一回事情。而这种激进的反对首要地就在于《唯物主义》和《低唯物主义与玄秘》之中。在分别发表于1929年和1930年的这两篇文章里，观念论都是一个最主要的论辩对象。在《唯物主义》这篇文章的开篇，巴塔耶就指出了通常的唯物主义的缺陷：“大部分唯物主义者——尽管他们想要消除一切精神实体——都描绘了一种事物秩序，等级关系将其标志为异常观念论（idéaliste）的东西。他们将死的物质放在了关于不同秩序之事实的传统等级制度的顶点，而没有意识到他们就这样屈从于对物质的观念（idéale）形式的迷恋，即一种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靠近物质应当所是之物的形式。”巴塔耶所说的这种唯物主义——无论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会为此做出何种反驳，这里我们仅仅考虑巴塔耶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尽管取消了精神实体及其优越性（这种精神实体往往是上帝），但是物质依然深深地为观念所影响，它体现在物质的等级制度之中，例如对于一些低贱事物的排除，对一些接近理想的事物的推崇。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在观念论的问题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式的回答，因为，物质这个观念和上帝、理性一样，占据了等级秩序中的顶端。换言之，这样的唯物主义无非是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做了一次颠倒。而且，这个颠倒并不构成彻底的转变，相反只是一次内部的调整。然而，这种颠倒恰恰是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所要做的事情。在他看来，超现实主义所呼吁的乃是“道德品质”（vertus morales）。当然，布勒东也渐渐意识到对道德品质这一“绝妙之物”（merveilleux）的追求是一件“可怕的、不可能的事情”。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崇高的追求。虽然，布勒东也曾宣称，超现实主义就是在街上随机地朝人群开枪，但这种违背社会法则的行为并不是实践意义上的，毋宁说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因为它会被升华为精神性的事物——文学。巴塔耶将这种行为视作一种懦弱的诗学，并且在一次对布勒东指名道姓的攻击中将他形容为一头“被阉割的狮子”（Lion châtré），这个极具佛洛依德精神分析意味的用语道出了巴塔耶关于布勒东的观点：超现实主义表面上触及了无意识的爆发，它表面上是在用无意识来抵抗意识的暴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理性的绝对地位，但实际上，这只是一次对无意识的阉割，其结果就是它的升华——诗歌与小说。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无法被还原的东西（无意识）依然被还原了，它们因而在观念世界的等级秩序中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在委婉地批评超现实主义者维特拉克（Roger Vitrac）的时候，巴塔耶将超现实主义描述为一种“移置游戏”（jeu des transpositions），说的也正是这样一层意思：在象征符号的作用下，一切物质（尤其是低贱的物质，这在巴塔耶那里无疑就是指现实世界中的排泄物、畸形等等，从而还能延伸到各种非理性的行为，如献祭）都被转移进了一个更高的观念领域——诗的领域。于是，“人们很难在这样一种天真的诱人品质和根本上由兴趣（它以移置游戏为标志）所呈现出来的意志薄弱之间做出选择”。这薄弱意志指的正是超现实主义者们所做的移置游戏的动机，“天真的诱人品质”就是与之对立，但却同样属于人类生命的“腐烂游戏”：“人类的游戏与其独有的腐烂游戏，在最阴森的情况下继续着，而一者却从来不会有勇气去面对另一者。我们似乎从未能够直面解体的宏伟景象，它的浸入了每一刻呼吸的危险却是生活的意义本身，不知为何，相比于另一种仅靠呼吸就能幸存的生活，我们会更偏爱前者。”超现实主义因此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张力：无意识一方面得到了揭示，但同时它又被回避了。在这里，超现实主义对那些以移置和升华之名所还原和否定的事物的逃避，就像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所说的苦修教士对于苦难的逃避一样。巴塔耶在论辩过程中不断使用的“还原”（réduire）、“移置”（transposition）这些词汇实际上暗示的乃是超现实主义、通常的唯物主义（也就是在《唯物主义》中受到批判的那种唯物主义）与观念论背后那相同的逻辑：将一切事物都还原到观念论式的等级秩序中去。正是由于这一点，对超现实主义的通俗唯物主义的批判导向了对黑格尔哲学（即观念论）的批判。在《低唯物主义与玄秘》中的一条注释里，巴塔耶将黑格尔哲学看作是最特别、最完美的还原体系。这种哲学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结果：“只有在被还原的、被阉割的情况下，人们才能重新发现低贱的元素，而这些元素在玄秘（gnose）中乃是本质性的东西。”也就是说，黑格尔的观念论无非和超现实主义一样，乃是一种虚弱的意志，它表面上获得了对于低贱元素的知识，但实际上无非是对于人类生命中的晦暗与恐怖之物的回避。而只有在古代的玄秘中，低贱元素才得到了真正的把握。尽管黑格尔哲学把否定性放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并且，正如我们在《精神现象学》里所看到的，黑格尔展示了绝对精神是如何从感性确定性不断发展、不断扬弃而最终成为自身的，但实际上，这种否定性恰恰是一种转移，其最终目的是精神的自我肯定。于是，巴塔耶才会在那条注释的后面紧接着说道：“甚至毁灭也是作为思维之构建的必要之物而被给予的。”同时，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一样的，这依然是一种将矛盾置于物质之中，不断使其发展和扬弃的过程，以至于最终，物质仅仅是替代了黑格尔的精神，物质的运动沦为了另一种观念的运动。巴塔耶在一篇名为《对黑格尔辩证法之基础的批判》（La critique des fondements de la dialectique hégélienne）的文章（发表于1932年）中更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自然或物质替代了逻辑，但宇宙依然作为整体而被抛进了对立的发展中去。”在他看来，恩格斯（作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延续与庸俗化）试图在自然中找到作为普遍规律的辩证法的时候犯下的正是这样的错误。一旦如此，自然就会被还原进一个由理性所建立的体系之中，沦为辩证发展的一个环节。自然因此成了精神的反面，成了一种“理念的下降”、“否定”、“暴动”和“无意义”。而且，归根结底，这是黑格尔的观念论所确立的对于自然的纯粹否定性的描述。自然这种死的物质在唯物主义里对科学规律的服从，恰恰和造物对造物主（神）的服从是一样的，科学规律（在恩格斯那里就是自然中普遍存在的辩证法）和神就是物质和自然的观念，后者的真理必须在前者之中才能找到。
在超现实主义运动引起的争论中展开了对观念论的批判的巴塔耶在布勒东和黑格尔，在超现实主义和观念论之间划上了等号。在这种批判之后，唯物主义是否还能站得住脚呢？拥有理性的人类是否还能够去谈论事物呢？答案是肯定的。巴塔耶在《唯物主义》这篇短文的结尾给出了一条思路：“当唯物主义这个词被使用的时候，就应该选定对天然现象的直接阐释，并排除一切观念论，而非选定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分析（它在宗教关系的符号下得以被阐述）的琐碎要素上的体系。”经过对观念论的排除，巴塔耶展开了自己的理论实践，它们散见于巴塔耶的诸多文本之中，尤其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档案》杂志中发表的那些文章。同时，这些理论实践也呈现出了非常丰富的维度——这是些哲学通常所不屑于做，但也无力去做的事情。在这种意义上，巴塔耶的思想很难被归为一种哲学，当然，其中的某些主题在几十年后将会被福柯、鲍德里亚，乃至更近的阿甘本、迪迪-于贝尔曼重新拾起。Michel Surya认为，在这一层面上，巴塔耶和他的《档案》杂志构成了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革命》的“排泄物”。换言之，巴塔耶因试图避免观念论而具有的唯物主义思维所涉及的对象，正是布勒东所无法思考的东西，并且，更为关键的是，正是出于对这“排泄物”的否定和升华，超现实主义得以构成自身。这种问题意识引导着巴塔耶去发现了那些通常被无视、被贬低的主题。这是他能够接受人类学以及其他实证学科之材料的前提。于是，在这个时期，除了超现实主义，马塞尔·莫斯的著作就顺理成章地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在提供的材料方面，莫斯对巴塔耶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经过莫斯的学生梅特罗（Métraux）的介绍，巴塔耶参加了一些莫斯的课程，尽管其中的具体情况已无从考证，但是，法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至少是在某些主题和人类学材料的引入上）直接体现在了巴塔耶这个时期的文本里。从写于1928年的文章《消失的美洲》（L’Amérique disparue）起我们就可以看到，巴塔耶对人类学资料的大胆使用（这样一种非哲学的倾向和他的非科班出身也有关系，在古文献学院的学术训练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古代文明的知识）。不过，更为关键的是，他在那时已经避免了观念论的做法，并借助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土著形成了此后会反复被提及的一些主题与词汇——献祭、鲜血、太阳、死亡。巴塔耶将印加、玛雅与阿兹特克作为一组对照呈现了出来：前两者中，一个和现代社会一样，充斥着阶级制度、大一统的社会制度、平庸的艺术；另一个“比美洲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更具人性”，它有着华丽的艺术、拟人化的神明；而后者则将宗教同恐怖联系在一起，这恰恰是理性所无法理解的东西，因为在其中表现出来的是阿兹特克人对死亡的完全接纳：“死亡，对于阿兹特克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这样一种对立（一方是最具人性的，另一方是完全出乎人性的）实际成了隐秘地贯穿于《档案》文集的一条主要线索。在《学院式的马》（Le cheval académique）中，这是巴洛克风格（或疯狂与野蛮风格）同学院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动物形态的审美。在巴塔耶看来，某些高卢人在钱币上印刻的动物形象（马）所代表的正是对古希腊那合乎规则的观念美的反动。在古希腊，马碰巧被雅典人视作是动物中对理念的具有最高完成度的表达，在这个层面上，马的美和雅典卫城或柏拉图的善是一样的。古典时期的动物形象都呈现出这样一种观念化的倾向，动物形态总是力求完满的表现，它们的一切价值也都在于自己同完满的关系。另一方面，蜘蛛、河马这样不合规则的畸怪形态则不符合这种高贵。作为古典风格的反面，被视作蛮族的高卢人则创作了滑稽且丑陋的动物形象。“高卢人的丑陋至极的猴子和马一样的猩猩是一些具有难以言述的习性和满是丑恶的动物”。然而，巴塔耶话锋一转，直接在这篇文章里指出，高卢人的马体现了他们更加灵活、因而更具生命力的特征。古典的等级秩序在此被颠覆了。同样的是，在其他的几篇文章里，巴塔耶也多少有意地使用了这种对照的做法，并且，借助这种对照，他要做的实际上乃是去挖掘曾经被否定、被无视、被扬弃、被掩盖的那些所谓野蛮、未开化的人类历史，然后在一种去除观念论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或者用巴塔耶的话叫做“低唯物主义”的视野之下，重新审视对立双方的关系。在《圣瑟韦启示录》（L'Apocalypse de Saint-Sever）里，巴塔耶通过详细的文献学、图像学的考证，给出了一幅关于基督教历史中通常被视为异端的那部分思想的形象：受阿拉伯人影响而出现的宗教细密画，和掺杂在宗教故事与画作中的血腥、暴力（乃至疯狂）的民间传说。在这些最为粗野的创作里，恐怖并不会引起任何同情，相反，它“只会独一无二地扮演着促进植物生长的肥料的角色，这也许是有着令人窒息的气味，但却有益于植物的那种肥料”。换言之，和阿兹特克人的献祭一样，宗教故事中的恐怖同样与人类的生命有关。因此，可想而知的是，观念论所扮演的角色恰恰是在拒绝人类生命本身之中的某些东西。在《花语》（Le langage des fleurs）里，巴塔耶传达了同样的意思：花的观念（在他看来，这体现在各种花的象征价值之中）并不能真正掩盖其植物的本质。即是说，花的观念（爱、或者美）和花作为植物的特性之间是有着不可确定的裂痕的：“实际上，大部分花都只有一种平庸的生长，它们几乎无法同叶子区分开来，某些花朵甚至并不讨人喜欢（即使不是丑陋的）。另一方面，最美的花也会因性器官那毛茸茸的缺陷而被玷污了内在。因此，一朵玫瑰的内部完全无法对应其外表的美，如果人们最后将花冠与花瓣分离的话，那么就只剩下一簇可耻的东西。”花，作为植物，作为生命，其本身就未必足够美丽的花冠依然无法遮掩其深深扎入泥土的阴暗根系。另外，花朵的枯萎、腐败，让它最终不得不回归散发出臭味的肥料（这个过程如同人类生命的死亡、腐烂，这是不可拒绝的限度）。而观念所做的，无非是将这种美替换成人类欲望的符号，让花成为传递人类观念（花语）的东西，通过这种还原，花被固定在了永恒的美的观念之中。总而言之，在被巴塔耶作为对立的双方中，观念的那一方总是被呈现为一种人为的掩盖，而被它贬低的那一方（因而也是被观念置于等级制度底层的一方）则被呈现为更加深刻的维度。这样的理论实践在《档案》文集中是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篇文章里都发现类似的对比：所谓的低贱的物与属于人类的观念。并且，正是对于观念论的批判使这样一种观察得以可能。
巴塔耶所营造的这样一种对立实际上并非罕见，同时，它本身也很容易被视为一种简单的反理性的二元论。的确，《档案》中的文本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做法，这当然和他对观念论的批判有关，而其最直接的结果显然就是以非观念论的物质（即完全脱离人类观念的、无法被还原的物质）去反对观念。这势必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低贱的物质是否也从属于一种颠倒的观念论呢？也就是说，在观念论的还原中被否定、被压制的低贱的物，是否仅仅只是通过一次颠倒而再度成为了最高的物，一种新的以低贱为崇高的等级制度是否因此而诞生了呢？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观念的层面，还有一个是物质的层面。在前者中，物质已经经过了否定而成为观念，无论是像马这样最为接近完满的理念，还是像恩格斯那里的自然一样作为否定性的观念，只要是在观念内部，这种对立就仅仅是一种二元论的东西，它所透露出来的无非是低的观念和高的观念、不完美的观念和完美的观念之间的二元对立。换言之，一旦将这个问题放在观念层面进行思考的话，对立双方作为观念实际上就已经是同一的了，它们之间因而只存在着辩证发展的关系，或者从属于至高观念的等级关系。反过来说，只有在观念体系的内部，事物才有可能是对立的。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勉强说巴塔耶所建立的对照重复了他所批判的观念论。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完全可以指出的正是巴塔耶多次强调的东西——物质是彻底得非观念的。因此，他所摆出的对立不是同一个层次上的两者之间的对立，而是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即物质与观念的关系。在《学院式的马》中，观念之间的对立（即蛮族与开化民族之间在动物观念上的对立）实际上恰恰是作为观念之基础的两个民族的生存之间的对立。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上文列出的其他文章。巴塔耶采用了一种条件式来阐明这一点：“如果人们应该把客观的价值赋予如上对立的两方的话，那么，相对于双方中的一方而不断地进入激烈对立的自然却应该在同其自身的永恒斗争中得到呈现：有时是对非形式（informe）和未定者（它们最终会达到对人类或马的精确化）的恐惧；有时是在深不见底的嘈杂中相继出现的最巴洛克、最恶心的形态（forme）。”这也就是说，在无力上升为观念的自然那里，恰恰留存着最不受观念束缚的东西，它们往往表现为非形式的东西。实际上，比观念之间的冲突更为根本的是自然本身的冲突，观念的变化与发展只能建基于自然本身——例如反复出现于巴塔耶文本中的“高”与“低”比较：这可以是植物插入泥土中的根和向着天空生长的花朵；可以是人类踩在大地上的脚趾和朝着太阳的头颅；可以是人类在水平层面的活动和其垂直身形的挺拔。而观念则只是对其否定之后的产物，只有在观念的层面才存在着真正的对立，因而才存在着辨证运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巴塔耶会在《对黑格尔辩证法之基础的批判》中指出恩格斯试图在自然中找出辩证法是不可能的。紧接着这一思路，巴塔耶反过来又认为，人类生命和自然一样是一种完整的、矛盾的运动：“一切人类生命看起来本然所是的颠覆都只是这种交替着的斗争的一个方面，它是随着愤怒之运动而起、像暴风骤雨中的海浪一样拍打和翻起泡沫的猛烈摇摆（如果人们某时武断地设想一种无限持续下去的前赴后继的革命被逐渐平息的话）。”换言之，人类的生命与自然总是运动的、冲突的、自我颠覆的。生命、自然、宇宙之所以处在同一个层面上，准确来说，是因为“世界就是一个戏仿”，即是说“人们所看到的每一物都是另一物的戏仿”。在这里，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巴塔耶早期（无论是《太阳肛门》、《松果眼》还是《萨德侯爵的使用价值》）对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看法，他认为世界就是一个水平运动与垂直运动构成的双重系统，也就是进食与排泄、保存与爆发的系统。而正是世界本身的这种冲突使得观念的介入得以可能，它是对这种冲突的激化，也是对它的扬弃。但是，这种观念论的辩证法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它无法真正思考被自己视为惰性、纯粹否定性的自然。于是，被固定在高卢人的野蛮风格的绘画之中的丑陋恰恰来自于自然的变动本身，作为其对立面的动物的理想形象也未能逃出这里。在巴塔耶看来，没有哪一方是可以被孤立出来的，正如人类躯体中“从低到高、从高到低的均匀流动着的血液”那样。类似的表述同样出现在了《花语》之中，巴塔耶以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描述了花朵的生长、枯萎与腐烂的生命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之上，观念才被建立起来。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观念所做的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扭曲、进行排斥，其手段就是赋予完全主观的价值（美）。总言之，巴塔耶的唯物主义观就在于它是这样一种理论的态度：观念内部的对立与发展要被放置在生命乃至宇宙的层面得到讨论。在观念的对立以及对于物质的还原与排斥的做法之下，更为深刻的是生命本身乃至世界本身的运动。这种运动可以在《花语》里找到最为形象的说明，这是一种生命与死亡的整体性：“实际上，在短暂的绽放之后，美丽的花冠就会平庸地在阳光下腐坏，它因而对植物来说成了刺眼的枯萎。虽然在肥料的臭气中有所汲取——尽管花朵似乎在天使般且充满激情的纯洁的飞跃中避免了这一臭味——，花朵似乎还是会突然采用其原初的气味：最理想的是迅速变为一种挥发在空气中的肥料。”对于这种生命，巴塔耶将之看作一种类似本能的东西，它天生就具有这种摇摆不定的倾向，虽然他自己并没直接承认，但我们可以看出，在距离他第一次阅读尼采的著作七年之后，生命哲学对他产生了何种影响。从生命运动中本身就蕴藏的矛盾出发，巴塔耶明确了一种倾向，即人类对于暴力的需求（即对于变形[métamorphose]的迷恋。这有时也可以是摧毁建筑构造的需求，就像他在《建筑》[Architecture]一文中表达的那样）——“每个人身上因而都有一个像苦役犯一样被关在监狱里的动物。那里有一扇门，如果人们找到了门的话，动物就会像一个找到了出口的苦役犯那样涌出去；于是，人类暂时地死去，野兽就像一头野兽那样行事，毫不担心引起对死亡的具有诗意的仰慕。”毋须多言，将人身上的动物囚禁起来的，正是最具人性的观念论（而超现实主义不过是它的表现之一）。反过来说，也正是这无法被观念化的东西构成了对观念论的质疑与否定。并且，还要看到的是，这里不存在着任何和解。以巴塔耶在《档案》文集中对于人类身体的一系列分析性文本为例，我们获得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启示。巴塔耶在那篇谈论人体中处于最低贱位置的大脚趾的文章结尾处指出了我们对彻底非观念化的物质的态度——“回到现实不意味着任何新的承诺，但这要说的是，人们以一种低俗的方式被引诱着，没有任何转移，直到他们尖叫，并瞪大双眼：就这样面对着大拇趾，双目圆睁。”关于这一点，在以公开信名义发表，并实际上针对布勒东的《萨德侯爵的使用价值》一文中，巴塔耶根据萨德的一段文本，提出了自己的异质学理论（hétérologie）：“异质学甚至完全处在科学认识的范围之外，后者从定义上来说只能应用于同质化的元素。”面对无法被观念化的物质，面对纯粹的否定性，异质学显然大大延伸了巴塔耶唯物主义的理论意涵。不过，在这里，我并不打算把异质学纳入同一次讨论，而仅仅把目光投在《档案》中的那场争论，以及背后的一些理论批判与实践，因为异质学引入的概念超出了此处讨论的唯物主义的范围。尽管如此，《档案》中的巴塔耶式的唯物主义论调还是将我们引向了作为理论态度的唯物主义观。然而，《档案》作为巴塔耶早期理论活动的结果，虽然提出了非常多具有独创性的看法，涉及材料的范围之广也为诸多学科提供了理论资源与思考的方向，但他也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的问题，这无疑和其写作方式有关，也和他的思路有关。总之，许多问题在这个时期的文本里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其思想的历程中，有些主题被放弃了，有些得到了加强。尤其是关于唯物主义的讨论，它更多地呈现为一种问题的框架与模式，而不是独立的哲学体系。在法文全集第二卷讨论“神圣社会学”（la sociologie sacrée）的时候，巴塔耶引入了“分子”、“原子”、“胶体”等化学用语来讨论微生物、动物乃至人类的群体之构成；而在收录于法文全集第七卷的《被诅咒的部分》与弃稿《功用的限度》的开篇，巴塔耶也直接使用了类似的实证科学的材料，并以此提供了更为明确的对于人类、理性、宇宙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无疑会有助于对我们此处问题的继续探讨。另外，尼采的影响已经在巴塔耶此时的文本中有所显露，这既是巴塔耶分析古代实证材料的有力武器（尼采的道德谱系学显然有助于巴塔耶抛开常规的道德观念来处理自己手头的材料），也是巴塔耶立论中的一个弱点，人们就此可以诘问：巴塔耶对于生命的设定是否又是另一种独断论呢？由此带来的极端意志主义的危险是否也印证了阿甘本关于巴塔耶的“至尊性悖论”的批评呢？这些问题在这里是肯定得不到具体回答的，因为此时的巴塔耶尚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虽然他对观念论的批判极具洞见。于是，正是这些问题将我们引向了巴塔耶中后期的那些著作，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够去更深刻地谈论他，而不是把他当作法国战后的某种时髦理论的作者，或纯粹的神秘主义者。
文中注释：
1、 杨威.政治经济学与普遍经济学——马克思与巴塔耶物论思想的一个比较[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04):140-146.
2、参看Koichiro Hamano ，Georges Bataille La perte, le don et l'écriture，Edi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Dijon，2004。
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用“反主体哲学”这个词并不是在完全否定意义上的，而只是为了指出，巴塔耶此时的思想已经不再强调主体意志的纯粹的能动性，而是一种被动性的、消散中的主体。因此我们也并不能说巴塔耶那里不存在主体问题，或他取消了主体问题，相反，巴塔耶为此留下了一个讨论空间，和一条解决的思路。
4、也是在那里，我们看到，巴塔耶直接使用了“唯物主义”这个词。《松果眼》的这五个版本可以追溯到1930年，而它的灵感则来自于1927年写就的《太阳肛门》。参看Œuvres complètes, vol II, Gallimard, 1970。
5、李木子.巴塔耶与布列东的唯物主义争论——以超现实主义的文本与绘画为切入[J].美与时代（中），2017(05):71-74.
6、在巴塔耶的生命中有两位同名的安德烈·马松，一位是他在古文献学校的同学，另一位是画家马松。此处指的是后者。
7、参见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I), Gallimard, 1970中关于尼采的部分。此处的“苦恼意识”着重于分裂与焦虑，而不蕴含着黑格尔意义上的和解。
8、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vol VIII),Paris: Gallimard, 1976, pp.174.
9、 Michel Surya，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œuvre，Paris:Gallimard，2012, pp.140.
10、Michel Surya，Georges Bataille, la mort à l'œuvre，Paris:Gallimard，2012, pp.143.
11、 Georges Bataille, Œuvres complètes( vol I), Paris:Gallimard, 1970,pp.179.
12、 “颠倒”这个主题实际上有过非常多的论述，例如海德格尔在研讨班中对马克思的批判，认为他通过对黑格尔的极端颠倒而成了极致的虚无主义；例如阿尔都塞在青年马克思的问题上谈到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颠倒。共同之处在于，无论是巴塔耶、海德格尔还是阿尔都塞，他们都多少指出，简单的颠倒并没有改变整个思想及其问题的结构。
13、 这个说法参见André Breton，Second 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Paris: Gallimard，1929。
14、 《被阉割的狮子》原本发表在《尸体》（Cadavre）里，后者是在1929年超现实主义者中的异端对于《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的回应集结而成的小册子。
15、 这也是为什么巴塔耶会怀有“对诗歌的恨”（la haine de la poésie）。如果有一种诗歌或文学，那么这只能是对于词语的献祭。参看Sylvain Santi，Georges Bataille, à l'extrémité fuyante de la poésie，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B.V.，2007。
16、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272.
17、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273.
18、超现实主义（surréalisme）一词中的前缀sur-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的。Sur-表明超现实是对现实的超越，它是比现实更加本真的现实，但现实本身也被排除了、被升华了。
19、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221.
Ibid.
20、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278.
21、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180.
22、 这是一个巴塔耶在早期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这和他对萨德侯爵的解读有关。而这本身又和布勒东对萨德侯爵的非议相联系。
23、但可以指出的是，根据福尼耶的说法，莫斯也对巴塔耶的《档案》杂志中将人类学与原始艺术结合起来的做法感兴趣。实际上，这个跨界的倾向影响了整整一代艺术家：毕加索、安德烈·马松、胡安·米罗。参看马塞尔·福尼耶，《莫斯传》，赵玉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4、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157.
25、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162.
26、这显然是为了同通常的唯物主义区别开而特有的说法。
27、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176.
28、此外，类似的是那些以人体为对象的一系列文章：《眼睛》、《嘴》、《大拇趾》等等。
29、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163.
30、 Ibid.
31、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81.
32、 因此，巴塔耶在《太阳肛门》中认为火山爆发与无产阶级革命一样，都属于一种排泄与爆发的运动。
33、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200.
34、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176.
35、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209.
36、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204.
37、 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vol II), Paris: Gallimard, 1970, pp.62.
38、从时间上来说，关于异质学的研究也后于《档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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