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栏 | Terrence W. Deacon教授访谈录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

编者按

《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2021年第39期，总第173期）“人物专栏”与大家分享一篇西安交通大学王萍博士对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Terrence W. Deacon教授进行的访谈。Terrence W. Deacon，生物人类学和神经科学教授，现任职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科学、生物人类学、涌现理论与信息理论、语言演化与符号学理论、皮尔斯哲学思想等。

此次访谈主要围绕Deacon教授的著作《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展开，就如何理解人类符号活动的基本特征和动力机制，Deacon教授从符号学理论、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出发，通过重新定义语言符号，发掘其历史性演化和符号学奠基，为构建语言和大脑共同演化提供了新的理论阐释和科学论证。以过程视角分析语言的构成和使用，将语言置于更广义的符号活动中；与经典语言理论开展对话，帮助我们更好地厘清了符号接地问题和指称问题，以及如何正确去处理语义、语法和语用的关系。

王萍博士现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此次访谈为她于2019年9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期间所做。对于此次来稿，本站致以感谢，同时欢迎业界同仁积极来稿。

人物简介

Terrence W. Deacon教授

Terrence W. Deacon，生物人类学和神经科学教授，现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神经科学、生物人类学、涌现理论与信息理论、语言演化与符号学理论、皮尔斯哲学思想等。著有《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不完全的自然:心灵是如何从物质中突现出来的》等，撰写及参与编辑有关神经科学、语言演化、符号学等逾百篇文章和数十本书籍。

就语言方面，《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着重探讨了语言与其他形式的交流有何不同：为什么其他物种在学习语言，甚至最简单的语言时，也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人类却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人类的大脑结构是如何克服的呢？大脑又是如何演化并引领我们走上了前所未有的演化历程呢？作者重新详细评估了人脑和语言的演化，强调了人脑与非人脑之间的连续性，同时又描述了人脑与非人脑之间（或更准确地说，是脑与脑之间）的非连续性以及影响。

Brief Introduction

Terrence W. Deacon, professor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neuroscience, currently works in the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are: neuroscience,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emergence and information theory, language evolution and semiotics theory, Pierce'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etc.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and Incomplete Nature: how mind emerged from matter, etc. He has written and participated in editing more than 100 articles and dozens of books on neuroscience, language evolution and semiotics.

In terms of language,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the Brain focuses on how language is distinct from other forms of communication: why do other species encounter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when learning even the simplest language, how did the human brain structures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and how did the brain evolve and lead us to an unprecedented evolutionary process? The author re-evalua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brain and language, emphasized the continuity between the human brain and the non-human brain, and also described the discontinuity and influence between them.

人物简介

王萍博士

王萍（1990-），女，山西阳泉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研究方向：符号学，语言哲学。

Brief Introduction

Wang Ping (1990-), female, from Yangquan, Shanxi Province, is currently a doctoral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a joint training program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8.10-2019.10). Research interests: semiotic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访谈内容

01.

王萍博士：在《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一书中您提出人类是具有符号能力（symbolic capacity）的物种。“符号”一词在英语中有很多含义，学者们对该词也有不同的解释，您在本书之后的一些文章中也做了诸多进一步的阐释，如符号指称关系的层级结构等。符号概念在您这里是完全皮尔斯意义上的，还是您根据皮尔斯思想有自己的阐发呢？

Deacon教授：《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的书名，旨在表达我认为人类的与众不同之处。我使用的符号概念确实主要是皮尔斯的概念。现今对符号的通常理解是指任何的惯约符号载体（conventional sign vehicle），皮尔斯则对此非常谨慎，他认为复约符（symbol）不仅需要惯约的符号载体，通常也以惯约的方式指向其指称。而有惯约符号载体的也可以是惯约相似符（conventional icon）或惯约指示符（conventional index）。因此，当人们使用复约符一词谈论惯约符（conventional sign）时，便会混淆这两种含义，且带来很多困惑。我非常小心不去制造这种困惑。

关于《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一书，尽管我对皮尔斯的想法非常着迷，但我知道本书读者对这些较难观点的接受度不会很高，所以尽量减少对皮尔斯的直接引用，仅用了相似符、指示符和复约符等概念，以及在很少的地方用了解释项（interpretant）一词。我尝试用更简单的术语解释，并以习得了非常简单复约符系统的两只黑猩猩为例来展示复约符系统的动力机制，即需要通过对相似符和指示符的解释来构造复约符，即复约符的构建是包含着其他两种类型的符号过程（semiosis）的。我认为，这个想法在皮尔斯的作品中是隐含的。许多人误读了皮尔斯，他们将符号学理论理解为符号类型的分类法；但皮尔斯所表达的是，将符号（sign）看作是表示为某物的符号，因此它必须生成一个解释项，或者必须生成一个解释项才能表示某物（成为某物的符号）。人们将符号（sign）类型视为处于外在世界中的，所以事物可以在本质上是自在的相似符或指示符，但皮尔斯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对我在书中的符号学分析提出批评，指出皮尔斯从未如此说过。我的回应是，对，他没有说过；但我认为他意向如此。在很少的几处，皮尔斯的确谈到了这些想法是如何发展起来，只是在他的工作中并不明显。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在皮尔斯之前，我的思考受到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很多影响。本科时，我跟随贝特森一名非常重要的学生安东尼·威尔顿（Anthony Wilden）学习，并与贝特森本人会面并交谈了几次，以期去了解他的思维方式。贝特森基于对逻辑史的了解，谈论了逻辑类型从低阶到高阶的转换，并区分了类（class）和组成类的分子。罗素提出了消除这一区分的规则，但贝特森认为这种区分很重要。我用这个概念来讨论相似符和指示符、指示符和复约符之间的关系，它们实际上是逻辑类型的转换。

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我没有在《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中说到，但我对这些概念的独特使用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两种思想的融合。我试图解释语言是如何从显然不是从复约符交流或非惯约指称形式演变而来的，唯一可能发生的方式就是有了相似符和指示符的支持，相似性和指示性交流是复约性交流的必要构建部分。人类需要建立复约性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发生在孩童时期，也发生在人类的演化过程中。我们的灵长类亲戚中有相似性和指示性交流，但没有复约性交流，事实上在大多数哺乳动物和鸟类中都没有复约性交流。因此人类的演化中必须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有点像小孩子需要做的事情，即必须经历从9个月到几岁的相似性和指示性交流阶段，并以此建立复约符系统。这二者所存在的相似之处，也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理解在相似性指称和指示性指称中构建复约符的必要性。

02.

王萍博士：那为何不以儿童学习语言为例，而是以人类尝试教黑猩猩学习简单复约符为例展开论述呢？

Deacon教授：《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的副标题是“语言和大脑的共同演化”，我从进化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展开的论点是，被迫使用复约符交流给大脑施加了压力，在大约2百万年的时间里，大脑逐渐改变使得我们更容易习得复约符，但这从未发生在黑猩猩身上。尽管黑猩猩没有任何使语言易于学习的适应性，也没有演化出语言能力，即使学习几组简单的复约符都困难重重，但经过多次尝试和互动后，黑猩猩们越过了复约符阈限（symbolic threshold），能够在有限的意义上以复约符的方式看待和理解事物。因此，通过观察黑猩猩是如何越过阈限的，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人类在开始使用复约符时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孩子们则不同，他们可以很快地习得复约符系统，人们无法真正非常清晰地看到过渡过程。因此，以黑猩猩为例有两个优点：第一，与语言起源的问题更接近；第二：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过渡中的每一步。

03.

王萍博士：那么只要我们越过复约符阈限，剩下的语言发展就只是量变吗？还是有其他的质变？

Deacon教授：并非是质变，但这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复约符早期习得阶段，我们可能不会说话。我们的祖先能够逐渐分开对喉咙的控制与对口腔和舌头的控制，但在最开始时不太可能实现这种协调。能够说话是共同演化的一部分，它使得实际的复约符交流更加流畅和轻松。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你所听到的内容更容易；你可以直接听到然后就能模仿出来；但如果要模仿手势，你则需要站在类似他人的角度才能进行，这并非像照镜子一样，只要反过来即可，而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在自然界中，除了人类以外的大多数模仿都是关于声音的，比如鸟鸣、鲸鱼之歌等，因为声音不需要复杂转变。鉴于声音是掌握大量词汇的更好媒介，能够产生复杂的快速语音（speech），我认为，有一些选择（selection）有利于这种神经学变化来控制喉部，这是人类前脑扩大的部分原因。大脑的扩大使得运动区域的皮质输出能够侵入控制咽喉的细胞核，而这种入侵没有在其他物种身上发生，且必须拥有一个较大的大脑才能做到这一点。

04.

王萍博士：相比较人类其他特征，语言的演化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的吗？

Deacon教授：是的，就进化来看，两百万年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有些人声称语言是非常新近的，或认为只有智人有语言，而智人的历史可追溯时间不超过20万年；或认为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不到10万年前，那时出现了洞穴墙壁雕刻的艺术品等，这被认为可能是使用复约符交流的标志。我的论点是，如果语言是最近20万年来才刚刚添加到大脑中的东西，那么语言和大脑彼此不会很好地融合。新功能可以很好地整合到神经系统中需要时间，否则这一融合会非常脆弱，我们会看到有基因破坏导致语言损坏的多种可能，会发现人们无法轻易地在心理意象（mental imagery）和语言之间来回切换（其他物种倾向于以图像思考，而人类则以语言和图像思考）。这说明，语言的起源需要久远且缓慢的发展，并需要适应大脑结构的演化。目前用来描述这一过程的概念是生态位构建（niche construction）。海狸建造其生态位（垒坝），这个大坝成为了它们必须适应的环境。海狸在演化中更加适应水生环境，而这一环境正是海狸对环境做出改变的结果。我们对环境所做出的改变则是创建这个复约符世界，一个充斥着抽象关系、社会关系、义务、思想等的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生态位，而人类的大脑已经适应了这个生态位。就此，我新近的一篇讨论《人类的符号本质》（On Human Symbolic Nature）的论文，指出我们通过使用复约符已经重建了人类的本质。

05.

王萍博士：但为什么人类是特殊的呢？

Deacon教授：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为什么它会发生在人类身上，而没有在其他物种中？如果我们认为复约符交流仅是一种更好的交流模式，那么你会期待在许多其他物种谱系中看到，但实际上复约符交流仅存在于人类。这表明复约符交流不仅只是一种更好的交流模式，它所实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这正是我们祖先所需要的。《符号物种:语言与大脑的交互演进》第三部分便是讲这个问题。我认为，它需要我们从一般意义的物种着手，并问这样一个问题：物种生命中的哪个阶段对准确交流有着最强烈的需求？可以看到，这在交配期是很常见的，交配期鸟类中，那些夸张的展示、鸣叫、改变颜色等行为；哺乳动物中，许多激进的展示、战斗行为等；即便在成对结合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中，也有许多求爱行为，雄性和雌性频频互动以获取彼此信息，以期找到合适伴侣。繁殖完全取决于此刻能否做出正确选择，如果接收到错误信息或误解了某些内容，便会影响整个繁殖能力，而演化取决于物种的繁殖水平。因此，在物种交配期间总是出现最强烈、最夸张的交流。

人类的繁衍方面有哪些不寻常之处？如果观察世界各地的人类群体，会发现人类的繁衍不单取决于攻击性行为，也不单取决于男性和女性之间达成的互相求偶（尽管求爱确实起着重要作用）或公正协议；而是被社会性地控制着，即需要来自社会共同体（通常是双方的父母）的独特许可。在许多社会中，这一共同体是双方的父母，即父母决定谁结婚以及和谁结婚，这部分原因在于它关乎父母的血统，父母想控制自己的资源，意图与合适家庭建立合作关系从而保证彼此的资源和地位。有学者将其描述为迪肯悖论（Deacon’s paradox），即我们生活在较大的社会群体中，但是我们拥有排他的伴侣关系，且这种关系大多不是由攻击维持的。哺乳动物构成的较大社会群体中，几乎从来没有发现单偶制关系，绝大多数是一夫多妻的关系，即一个雄性或一对雄性合作保护雌性免受其他雄性群体的侵害。一夫多妻制在较大的社会群体中效果很好，因为基本上优势雄性可以管理各种关系；单偶制则效果不佳，因为会面对很多竞争。成对结合的动物们往往在空间上是孤立的，比如有蹄类动物非洲小羚羊是成对结合的，它们一旦找到伴侣就会躲起来，隔离自己，共同捍卫进食区和抚养后代。在灵长类动物中，研究最好的例子是长臂猿，典型的单偶制，雄性和雌性都照顾后代，但它们会自我隔离，远离社交团体，共同防卫自己的领土。

我们人类是例外。在更原始的社会、非农业社会、只有简单语言交流的社会中，人们总是生活于紧密的社会群体中，且大多拥有排外的繁育关系，通常称为婚姻，可以是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世界上700种文化中仅有4种是常态的一妻多夫制），但始终是一种以社会为中介的关系。事实上，当建立起这种纽带时，需要所有家庭成员、认识的人、朋友在现场，在结婚仪式中同所有与之相关的人进行交流，表明这是排外的伴侣关系或性关系，其他任何人都不应参与。每当社会想要破坏这种安排，比如强迫婚姻等方式，在历史上通常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因为尝试摆脱这种安排总是不稳定的。西方世界通常是，交配的伴侣住在独立的房子里，隔离自我，这其实是回到了更稳定的关系状态。现在，人们凭借法律和习俗与彼此合作且生活在大型的社会组织中。

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人类打猎寻找肉食开始，要求男性之间必须彼此合作。大多数情况下，男性和女性之间进行劳动划分，因为带着婴儿的女性在开阔的大草原追逐猎物时有很高的风险。因此，在采集-狩猎社会，必须首先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男性和女性分开。男性必须合作，这意味着如果他们必须在威胁生命的环境中进行合作，便极不可能去维持性方面的合作。直到现在人类社会中仍存在这种风险（许多小说都涉及性不忠），我们会通过规则、仪式以及八卦等事物来避免风险。我的论点是，复约符在该语境中得以演化，因为它允许你公开创建关于可预见未来和排他性交往关系的协议，这种关系将是稳定的，其他人不能反对它，且在可预见未来中，这个男人必须为其后代提供食物。复约符也帮助在结对伴侣及其家人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带来了新的义务。

通常在任何形式的仪式中，人们都会建立各种新的关系；但这些关系，用卢梭的思想来说是惯例（convention），是关于可能未来的想法。相似符和指示符不能指涉可能的未来，但复约符可以。区别于指称的相似性和物理性，复约符允许我们公开谈论过去和未来。因此，关键论点是，在使用石制工具来获取肉食后不久，人们开始使用复约符。因为，如果没有办法传达这种信息，就无法稳定和维持石制工具的使用。石制工具最初出现于大约在25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几乎同时我们开始看到出现了更大的大脑，人的性二态性也发生了变化。性二态性意味着男性比女性身体大得多，南方古猿雄性有时比雌性大2到3倍。大约200万年前，这在我们自己的祖先中也消失了，意味着以体型和攻击来进行求偶竞争可能被淘汰了。所以我们看到一系列事情同时发生，石制工具变得规律起来、人类群居、性二态性消失、大脑正在发生变化。我认为，大脑中发生的事情是适应的开始，以使复约符的使用变得更加可靠。

06.

王萍博士：也即是说并非从一开始人类就突然可以讲语言，而是各种仪式、社交仪式、习俗、工具和大脑都一起交融在这个复杂的网络中。

Deacon教授：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其描述为一个协同演化问题，所有这些事物共同演化并相互影响。如果语言只是一种更好的交流方式，那么任何事情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现在让我们假设这不是一种更好的沟通方式，且实际上很难做到。以黑猩猩为例，很难训练它们越过复约符阈限，这意味着在此阶段的初始，习得复约符非常困难。人们发现黑猩猩有多于25次不同类型的呼叫声（即具有相似性和指示性能力），但这些无法公开提供有关可能未来的信息。因此，复约符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方法，也是迪肯悖论的唯一答案。

07.

王萍博士：以黑猩猩Sherman和Austin学习语言为例，您指出了从指示符到复约符的发展和跨越，对于解释语言的特性提供了非常生动且具有实验基础的论据。与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语言机能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心语（mentalese）等对于语言起源和演化的观点不同，您提出了要看到支撑语言的基础结构，同时也要明确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底层机制。我们已经完全沉浸在语言中，用符号学的方式去理解语言似乎非常反直觉。为什么您认为我们必须从此创建过程中了解复约符和语言？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语言本身来理解语言？

Deacon教授：部分原因与我在神经科学方面的思考有关。语言并非在脑袋里创造文字，交流为语言提供图像、说明以及行为方式的约束。当你理解一个句子时，实际上已将其翻译成相似性关系。交流中要获得相互理解，我的想法必须相似于你的想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在产生相同的句子，你可能会用不同的词汇和语句，但是你我脑海中的意象和想法可能是相同的。如果你和我同意某个意义，意味着取得了这些意义之间的某种相似性（iconism）。如果不是这样，你可能会期待我在句子中使用的语词会记录在你的脑海中，然后你重播它们，并再次说出来。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语词是“一个耳朵进另一个耳朵出”了，你保留的只是某种形式的心理意象，并不保留语词或语词的含义。但很可惜，我们对此没有很好的术语来表达。皮尔斯指出，当你理解并解释某物时，是因为你将其最终分解为相似符。该相似符是所有知识的基础。因此，当你完全理解句子的含义时，是因为你开发了该句子的相似符，但是该相似符并不是图像，而更像是一种图解（diagrammatic）关系。

为什么仅仅学习语言本身并不能为你带来这种效果？这也是我对乔姆斯基观点的批评之一。乔姆斯基假设，人们在当时并直到今天仍然认为，我们所说的复约符只是任意选择的规约符号。如果是任意选择的，那是没有接地（grounding）的。任何声音都可以指涉任何东西，在英语和大多数其他语言中几乎都是如此。如果仅是声音对世界的代码映射和任意的映射规则，那么便很难解释人们是如何理解任何东西的。如果看语词及其含义，它们完全是非系统性的，就像代码一样；如果看句子的结构，会发现语法和句法很复杂，那么就有必要找到与语词、含义和复约符区分开的语法和句法的来源。乔姆斯基提出：如果语词、含义都没有结构，那么在将语言结构化的过程中就会叠加一组规则或组织，规则或组织不能来自语言本身，便只能来自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心理语法。我最近开始思考，语法和句法实际上捕获了相似性和指示性关系，但这是语词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语词和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

08.

王萍博士：您建议我们不能将语义和语法分开？

Deacon教授：如果语词含义的接地不在语词中，即如果语词含义不是语词结构所捕获的，便是由其他方面来捕获的，比如词与词之间。我们能够通过语用学来传递有接地的指称（grounded reference），就像孩子在他们生命一开始就与父母互动，通过指示、触碰、分享、仪式、游戏等等，创建了构建复约符系统的相似符和指示符基础。从幼年开始，我们首先将语词嵌入到这些小仪式中，比如指着狗并听到“小狗”一词，将这些（最初只是指示性的）语词嵌入语境中，渐渐地这些语境不再是在具体的语用中，而是转到了词与词关系的语境中。因此，字词间关系的语法和句法是相似性和指示性关系迁移到的地方。

09.

王萍博士：语用学语境对理解复约符的相似性和指示性基础是必要的？

Deacon教授：是的，如果忽略了这一部分，没有在语用学语境中嵌入语言，就无法了解这些关系的来源。如果语词之间以及短语之间的关系仅能通过规则来描述，那么虽然描述了规则，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这样。语言学家发现，你不能从某些短语中拿出一些词然后放到其他短语中，即移位限制（movement constraint），这是因为语言是结构化的，语词之间的关系是指示性的，彼此相邻的两个语词指向彼此，如果将其分开，也就破坏了指示性关系。语法和句法的许多功能被证明是具备相似性和指示性特征。那么，语法和句法的规律性来自哪里？如果你认为语言仅由任意单位组成并且可以映射到世界上的任意事物，那么它就不会揭示规则的来源。但如果你看到这些词语是在相似性和指示性交流的语境中获得的，那么这些词语能够继续保持接地（即它对世界事物的指涉）的唯一方法，是语词之间持存的相似性和指示性关系，而非语词自身指向外物的关系。符号学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这样的规则，而不仅仅予以描述。

10.

王萍博士：过程中虽有离地（ungrounding）和再接地（regrounding）的情况，但接地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嵌入到了句子结构中。

Deacon教授：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是先有离地然后在语言中再接地，而是在不失去其接地性的情况下进行再接地，此处，离地的是符号载体（sign vehicle），但交流（语用）的接地则得以保留。孩子们并非一开始就使用抽象语词，而是在互动的语用学语境中开始使用语词。因此，语词始终处于具有相似性和指示性特征的框架中。随着孩子更有效地使用语词，便开始将它们从直接的语用语境中移出。比如我们最习以为常的打电话，如果不能从语用环境中移出的话，也变得不可能。我们要做的是将语言从直接的语用环境中分离出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语言中一起携带着那个语用环境，唯一方法就是在语词之间保留这种关系。

11.

王萍博士：语言哲学中，大家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语言是如何指称外物的，无论是基于使用还是习惯，人们都需要去解释内在无意义的语言表达是如何在语言实践中完成对外界的意义（significance）指称的；请问在您的理论和理解中，语词或语言是如何指称外界事物的，其符号学约束是什么？关于语词指向对象的方式，人们似乎达成了有关于语词任意性的共识，但您说复约符是双重规约的，那么如何同任意性的解释区别开来？

Deacon教授：任意性是一个错误的词。我们对任意性的思考是因为我们将其视为代码和映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没有什么可以决定A是否应该映射到B；在构建代码时，我们只是用一组规则的逻辑将一组字母映射到另一组字母。不过，这种关系隐藏了一些东西，那就是如何决定映射以及要使用哪种映射。映射关系就意味着必须有一些有关如何进行这些映射的规则，如果我们要使用该映射进行交流，则必须就如何进行映射达成共识。必须达成关于语言的非复约性的一致，因为复约性映射是某种结果；我们不能从复约符映射开始就提出复约符映射。一旦有了一种语言，我们可以说我要将这些字母映射到另一组字母上，甚至像映射关系的数学模型一样。但如果从非复约符系统开始，就必须建立关于如何进行映射的某些约定或一致性，通过相似性和指示性交流、而非复约性交流的某种方式。因此，这意味着映射过程也必须使用非映射系统来完成，对如何进行映射以及对映射的解释和分析也会受到人自身偏差的影响。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那样，该结构起作用的唯一方法是在语言的词间关系中体现出基于相似性和指示性的交流。这就是一致性的问题。

我们假设语言是由这些语词组成的，这些语词与它们的指称对象之间没有任何对应性、相似性或物理性，我们经常说这是规约的，但这是个事后事实的问题。这些词看起来与任何外物都没有对应，但这是因为这些决定已经做出，约定已经存在。为了解释复约符，我们必须了解它们的产生方式，必须通过交流才能达成共识和约定。但是如果没有复约符，就无法进行复约性交流，因此这就有了1990年史蒂文·哈内德（Stevan Harned）所说的符号接地问题（symbol grounding problem）。他谈论的更多是人工智能，关于机器人技术和更简单的人工智能。如果你只看计算机中的任意字符集，只是在计算机中设置了一堆开关，便去思考它们如何映射到世界，是什么使它们映射到了世界，你会发现这是我们都已达成共识的。我们已经知道英语是什么，计算机在屏幕上产生一个句子，这与我已经使用的英语达成一致，这是在制造计算机之前已经达成共识。我们要做的就是构建一种计算机语言。在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的情况下，该语言必须与所谓的机器语言（即实际的开关设置）相一致，与实际开关设定的变化相一致，与中央处理器的处理方式相一致。在工程学中，我们预先设置了这些协议，且是在自己的外部进行的，也是利用我们的复约性能力才能做到的。

12.

王萍博士：关于语词的双重指示性（double indexicality）应该如何理解呢？

Deacon教授：事实上，语词不仅指向世界上的事物，也指向彼此。语词之间建立了联系网络，通常称其为语义网络或词汇网络（semantic/lexical network）。语词本身唯一指向的是语义网络中它们所在的位置及它们附近的位置，语词本身并不指称外界某物，所以语词必须被构建成相互参照关系的网络。举例来说，我在桌子上猛敲一声同时说“hard”，此活动中同时出现的指示性关系体现了“hard”表示桌面硬度的含义，也就是将语词指向了这个桌子；如果我需要学习这个英文词，这可以帮助我学习，因为在从语义网络到世界之间创建了指示性连接。句子中的名词短语基本上起着指示性作用，它按指示性方式联结到复约符，因为它们彼此相邻，是同一句子的一部分。如果我说“hard”，然后等5分钟再敲桌子，二者之间建立不起关联。这是因为指示性具有同时出现或因果联系的约束，而这似乎是语词本身所缺少的。这意味着复约符通常总是在与其他符号的上下文中，而且还与指示符混合在一起，这是指示性关系被带入语言的另一种方式。小孩子会指向猫，然后说“小猫”，那么指向关系与猫、手、手指的方向、引导注意力延伸的方式之间建立了指示性联系。我们的食指（index finger），字面意思是索引，也就可以选择世界上的单个事物，并将某个语词应用到它。这是孩子们学习语词含义的方法，他们首先将语词嵌入到在具有指示符和复约符的句子中，可称之为语用平行语（pragmatic parallel），从而来学习这种关系。而我们可以在没有任何与物理意义上相关的指示性关系中去谈论，是因为这些在语言中被内在化了，比如，我可以说“这只猫走了”，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该指示性活动并带回到语言本身中。名词短语中的某方面扮演着指向的角色。这是将接地指称带入离地的符号载体的一个示例，它们的组织方式事实上保持和持续了接地性。

13.

王萍博士：您认为语言是最基础或最典型的复约性活动吗？以及人们接受语言的层级指称、语言的符号学基础理论的最大挑战在哪里？

Deacon教授：两个非常大的问题。语言涉及特定的物种——人类，它的形式反映了复约性约束，而且层级约束决定了语言只能有几种有用的形式，有些约束是语言加工约束，有些与语言使用有关，有些与沟通和合作有关，还有的约束与我们的记忆能力、表达能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有关。我们是受生物学限制的生物，这些偏差也会体现在语言上。语言的使用会借用其他能力，比如我们是非常视觉的物种，使用语言便会经常用到视觉隐喻。举例来说，我们会用volume来表示音量，这是借用了空间上的区别；或者用far/near future来形容时间的远近，这是借用了距离方面的术语。所有语言都借用了一些我们人类自身的有所偏差的其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是复约性形式，它具有的所有复约性约束使其成为可能。这些复约性约束是最普遍的，但有时违反它们，仍不影响交流。比如诗歌中经常使用违反符号学约束的表达，以消除话语之间的歧义或建立不寻常的联系，它们甚至不必各自对应。但偏离得越多，交流越难，想法的传递就越不容易。

语言有很多局限性，主要局限性是我们必须实时地控制人脑操作。大脑必须适应语言，但大脑发展出了很多截然不同的功能。人类大脑偏向于说好语言，但总会受到各类限制。如果我们有电子头脑（并不是指计算机），通过电信号而不是带电化学信号运行的大脑，减少了速度限制，处理信息就会快得多。实时进行，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记忆力，才能在一个要完成的句子、或在一组要完成的句子中容纳一个概念。

我们熟悉的复约性系统还有数学。它具有语言所具有的任意性，我们在纸上使用的这些公式或符号，有点像句子，要使一个公式起作用，您必须有两个彼此指向的部分，有指向性，比如要有等号、大于号或小于号，连接起两个等于、大于或小于的公式。因此，就像句子一样，每个语言系统都由复约性和指示性关系集构成，方程式也具有这些特征。公式的每个符号都有许多变量，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是数字和运算。我们不能在不破坏其指示性的情况下移动字符。数学同样是一个高度受约束的复约性系统。语言中，主要约束是交流和语用，交流意味着我们要产生明确的共享指称，这就是我们想要交流的内容，我们经常会失败，但至少我们在组织语词时，试图表达可分享的共同指称；在语言中，我们需要快速地做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不需要精确地做到，你可以获得近似的含义并且仍然做得很好。通常当你获得近似含义时，你会想再问一些问题以获取其另一个版本，一点点冗余，一点点相似性，以使意思更加清晰明了。

但在数学中，我们不必当即就去做，比如查看方程式，我们不必将其视为句子，不必看一下就知道其含义。许多人对数学感到困惑，表示我不擅长数学，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被数学符号加密过的东西，可以仅仅通过查看其内容就能理解其含义。但是数学不能，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指称是绝对的，它必须消除所有歧义。在语言中，我们不需要摆脱指称中的所有歧义，一种受约束的歧义就足以完成任务。数学中则必须精确，但不必实时进行。你可以坐下来盯着方程式，想一想，画一画，将新数字放到方程式中，试试看它如何影响图形等工作，你可能需要几天或更长时间才能完成。并且，方程式没有立即交流的约束，不必实时读取。数学作为不同于语言的复约性系统，有着非常不同的约束。数学要避免的是数值歧义，不仅是指称本身，因为我们简化了可被指称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避免对数字的模棱两可，必须前后始终保持一致，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约束。在语言上则没有这个约束。但它们都是复约性系统，并且有相同的结构化方式，我们还使用语言来构建数学，使用语言来定义新的运算符和新的定义。人们挣扎于数学的原因之一也是它的加密形式缺少语言学的东西，语言学的东西本身是基于相似性和指示性关系的，而数学方程式是双重加密的，因此很难学习。因此，如果有人可以真正轻松地进行数学运算，是因为他可以自动完成其他大多数事情，只需查看这些符号以及它们如何协同工作就能明白其含义。这说明语言和数学是不同的，它们有相同的约束也有不同的约束，而约束的区别很重要。

14.

王萍博士：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想您已经从很多方面暗示了人们理解这一过程的巨大挑战。

Deacon教授：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都是违反直觉的，是因为我们了解事物在人工世界、外部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在研究我们自己时，总是把自己当成“脑中小人”在研究其他事物并观察它们如何工作；但当我们既是工作对象又是“脑中小人”时，便会产生这些悖论。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你不能在逻辑上做到这一点。所以必须有其他示例，这就是为什么生物学示例、生物学分析对我们有帮助，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思考不仅限于复约符。

参考文献：

[1] Deacon, T. 1997. The Symbolic Species: The Co-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Brain [M]. New York: W. W. Norton &Co.

[2] Deacon, T. 2011. The Symbol Concept [A]. In M. Tallerman, and K. Gibso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Evolution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Deacon, T. 2016. On Human (Symbolic) Nature: How the Word became Flesh [A]. In G. Etzelmüller, and C. Tewes (eds.). Embodiment in Evolution and Cultur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往期推荐

本文版权归“理论语言学五道口站”所有，转载请联系本平台。

编辑：马晓彤 闫玉萌 

排版：马晓彤 闫玉萌 高洁

审校：王丽媛 李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