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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二人选择了留下

戳蓝字关注👉 趣侃人生 202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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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早逝,老泪盈盈


1961121日,农历庚子年腊月初五日。竺可桢的长子竺津病逝于南京市公安局浦口石佛寺农场管教所,时年40岁。
 
竺津,又名希文,1921年出生。其父竺可桢,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1949年前,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和浙江大学校长,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时年16岁的竺津迫切希望去前线杀敌,“坚欲赴中央军校”报考,但竺可桢“以其眼睛近视,于前线带领兵士不相宜,且年龄过幼”,并不赞同。无奈竺津投军心切,竺可桢只好“不能不任希文去,但不禁泪满眶矣”。

1938年竺可桢一家在贵州遵义,右一为竺津
 
1938,竺津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陆军步兵学校,编入第四期。军校毕业后,竺津投身部队担任排长。当时,竺可桢带领浙大师生西迁贵州遵义,竺可桢原计划安排竺津留在遵义报考陆军大学,且已经与陆大教官及教育长万耀煌等说妥。但竺津坚持“如进陆大,愿由部队保送”,不愿意因父亲的关系进入陆大。后竺津在前线时有战讯报告父亲,如将开赴往缅甸等,亦历述军中种种弊端,表示自己绝不随波逐流。
 
抗战胜利后,竺津报考留美,因沙眼落选。
 
1949年,形势急转直下。423日南京解放,429日,竺可桢辞别家人离开了精心耕耘13年的浙江大学,奔赴上海,隐居在一个友人家中,亲睹了解放军进入上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56日,蒋经国奉父命劝说竺可桢去台湾。一见竺可桢,蒋经国首先转达蒋介石的问候,然后说明来意,劝竺可桢去台。竺可桢说:“多谢令尊美意。在眼下,我看就不必了。”蒋经国追问原因,竺可桢坦然道出:“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
 
与此同时,竺津也在父亲的学生、南京地下党员施雅风的帮助下,留在了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从此居住北京,竺津则在南京从事中学教育工作。
 
1953年,竺津受命参与接管民办浦口六艺学校(今南京市第十四中学),成为接管六艺学校的二人之一。此后竺津担任六艺学校总务主任,兼教地理。
 
1954年,竺津响应上面号召,主动交代了1949前曾参加三青团、在陆军步兵学校学习、加入国军参加抗战的情况。他还主动交代了组织上并不知道的一件事情,即在战场激战时,曾按军纪处置过一个逃兵。
 
1954年夏南京暴发大洪水,为保护学校财产,竺津在地处江北岸边的学校,与洪水鏖战数日,以致染上了血吸虫病。
 
1955年,竺津与同校女教师孙祥清结婚。1958年得一女,竺可桢亲自为孙女取名“明芝”。

1950年代竺可桢全家合影
 
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同情打成右派的同事,再加上此前于1954年主动交代的数项内容,竺津被补划为右派,并定性为历史反革命。195878日,以此两项罪名,竺津被拘押于南京市公安局青龙山管教所,不久转往浦口石佛寺农场管教所,接受劳动改造。
 
1957年到1962年,这期间竺可桢专心致志于我国的科学发展事业,他带领科学家们开展地质气象等考察工作。先是考察广东阳江、电白、信宜,经茂名、化县、湛江、海康达徐闻,渡海考察海南岛,又奔赴黑龙江考察,再将目光转向沙漠和海洋。1959年,竺可桢在中科院海洋工作会议上讲《让海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鼓励向海洋进军,开发海洋资源。1960年秋,年逾古稀的竺可桢又踏上赴川滇考察的征途。通过考察,他提出了南水北调的方案:从雅砻江引水,穿过巴颜喀拉山口注入黄河。196264日,竺可桢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事业中的奋发图强,政治上的一心一意,让这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科学家,意气风发,但他内心也并非没有波澜。当他听到前浙大很有学问但性格耿直、好提意见的物理学教授束星北,在山东被打成右派遭到批斗,心中甚为担忧,想找陈毅副总理为束星北说情,结果未能成功。19587月下旬,竺可桢得知儿子竺津在南京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并因此被拘的消息,对此忧心不已。
 
身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强大的反右声浪中,明知儿子蒙受冤屈,也不能伸手相助,甚至不能向儿子及家人流露内心的忧虑和伤感。他所能做的,只是常给竺津写信,鼓励他好好劳动,改造思想,要相信组织,即使受到冤屈也不能对组织产生情绪。
 
竺津被拘后,在农场备受政治歧视,又因强制劳动,生活艰苦,致使原有血吸虫病复发,引发肝硬化,不能参加强体力劳动。竺可桢在闻知竺津的身体状况后,曾于1959年初来南京探视,“见场长,不能见到。既不能保出,也不能自觅医”。竺可桢返京后向科学院党委领导郁文等陈情,郁文以科学院名义致函江苏省政府,说明竺津身患血吸虫病,需要治疗,希望能准予保外就医。
 
竺津这才于19595月,被保释出狱,回到鼓楼区珞珈路48号家中养病。在妻子的陪伴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竺津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为了早日实现“不摘掉右派帽子不见父亲”的誓愿,竺津在保外治疗期间,念念不忘好好改造。他一边治病,一边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扫盲和爱国卫生运动,有一次,他去医院拔牙,回家时嘴里还含着药棉,就主动去街道拖垃圾,直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珞珈路48号,地处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省府领导集中居住的区域,又临近省委省府大院。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前夕,以影响政治安全为由,竺津被强令返回石佛寺管教所,继续接受劳动改造。此后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石佛寺管教所因缺医少食,致使竺津旧病复发。
 
不久,孙祥清去石佛寺探视竺津,竺津小声对孙祥清说:“我对不起你,最近又犯了错误。”孙祥清安慰他说:“犯了错,改掉就是了。”竺津告诉妻子,因饥饿难忍,他偷吃了鸭饲料,受到上面批评……孙祥清闻听,禁不住泪水涟涟。
 
再次前往探视,已是1960年冬季。孙祥清见管教所里几个人围坐着掰玉米棒,却不见竺津人影。孙祥清问道:“请问竺津在哪里?”座中有人指道:“这不是嘛……”眼前的竺津已经变得面貌难辨,整个人瘦得脱了形体。孙祥清将带去的干净衬衣让竺津换上,竺津竟无力自行解开衣扣。此时的竺津或许已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叮嘱妻子下回再来探视,把女儿明芝带来让他看看。这句话最终成了竺津留给妻子与女儿的临终遗言。
 
1961121日,孙祥清接到石佛寺管教所电话:竺津病危!等孙祥清急急忙忙赶到管教所时,竺津已经病亡,从此阴阳两隔!
 
竺津之死,让竺可桢再次遭遇重大打击。1938年,竺可桢带领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时,因疾患失医,竺可桢痛失爱妻张侠魂和次子竺衡于江西泰和。1946年长女竺梅随恋人奔赴山东解放区后,竟不幸染病,死于大连。
 
如今长子竺津又被错划为右派,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屈死在管教所,这对已进入老境的竺可桢,不啻是心头着刀。但终生勤于日记的竺可桢,对于爱子的冤死,却不敢落笔,甚至连竺津的死讯都未记入,只能将失子之痛沉埋心底。
 
即便如此,在竺可桢留下来的一首诗中,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个父亲,对于儿子之死,所遭受的巨大创痛。
 
七律·哭希文
 
忆汝十六气峥嵘,
投笔从戎辞母行。
杀敌未成违壮志,
读书不遂负生平。
失言自知咎应得,
却毒无方腹疾婴。
痛尔壮年竟早逝,
使我垂老泪盈盈。
 
明知长子蒙冤,却只能说“失言自知咎应得”。这种心境,非亲历者很难体会。倒是结尾两句“痛尔壮年竟早逝,使我垂老泪盈盈”,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丧子之痛的撕心裂肺。
 
料理完丈夫的后事,孙祥清携幼女竺明芝前往北京去见竺可桢,竺可桢以其亲书《哭希文》赠之。回南京后,孙祥清将竺可桢的亲笔题诗与竺津的灵盒一并供奉于家中。
 
19665月,“文革”爆发,时在南京三十三中学工作的孙祥清遭到批判。一位区领导斥责孙祥请说:你为死去的右派丈夫戴孝,家里的骨灰盒前还供奉鲜花,你作为一个教师的立场哪里去了?在万分恐惧之下,孙祥清焚烧了竺可桢的诗稿,并将竺津的灵盒移存在雨花台区花神庙。后来花神庙地区进行建设,竺津的灵盒不知所终,成了漂泊天涯无归处的冤魂。
 
南京珞珈璐48号,1949年前为珞珈路22号。这是一所二层八间的西式楼房,总建筑面积244.88平方,连同约两百平方的院落,是竺可桢上世纪30年代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用薪金和分期付款方式所购置的私人房产,竺可桢在此居住到1936年受命赴任浙江大学校长止。建国后,竺津与妹妹竺宁等在此居住。竺津结婚后,这里是他与妻子孙祥清的家。
 
1962年,竺可桢加入党组织,他觉得自己已经是无产者了,名下不应该有私产,原有私人住房理应交给国家。19657月,竺可桢致函南京市政府,自愿将南京市珞珈路48号房舍与院落捐出。不久,竺可桢还将北京家里的一架钢琴送给了幼儿园,上交了自己的专用汽车。文革开始后,他又自觉降低生活标准,辞退保姆,并自动减薪三分之一。南京私宅捐出后,竺可桢写信叮嘱居住其中的儿媳孙祥清逐月缴纳房租。
 
1969年,孙祥清下放南京远郊江宁县铜山公社。此时,孙祥清已再嫁江苏省公安专科学校职工郭先生,留下读初中的女儿竺明芝随外祖父等居住珞珈路48号老宅的二楼。此前,已先后有市领导和省京剧院某演员入住老宅,等到孙祥清下放江宁后,当地房管部门竟然将竺明芝等强行迁出,安排在珞珈路48号院落西北角一间10平米的简易平房中栖身。以后又有省科委主任、老干部石坚入住楼下三间,直至2011年石坚去世。而竺明芝居住的简易平房,隔壁是厨房的火炉,夏天热烤难忍;雨季时,屋顶年久失修,漏雨湿床。每当此时,竺明芝惶惶无助,冲出漏屋,向天哭唤:“爷爷你在哪里,你怎不来救我,你的房屋我为什么不能住啊……”此情此景,令人心伤。
 
1974年竺可桢逝世,竺明芝的心理依靠彻底丧失。这年夏天竺明芝高中毕业,分配到一个大集体工厂。因家庭出身及父亲的影响,竺明芝长期遭到歧视,就连参加职工大学学习也成了奢望。竺明芝满怀愤懑无处倾诉,身心长期处于压抑状态。
 
文革结束后,竺明芝曾向政府部门写信并找到有关部门,要求改善住房条件。得到的回答是:谁叫你的爷爷把房子送给国家的,你去向他要吧!一次次无望的奔走,终于使看不到前途的竺明芝在1977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从此不能继续正常工作和生活,致使她孑然一身,无以成家。
 
孙祥清得知女儿患病后,想调回南京照顾女儿。经竺可桢夫人陈汲亲自写信向市政府陈情,孙祥清夫妇这才回到原单位。但当时原单位已经没有住房,孙祥清夫妇只能在竺明芝的简易房中栖身。因为实在逼仄,只好在简易平房南侧,又延伸搭建了14平米的简易房,这才勉强住下。
 
上世纪80年代,竺津得到平反,竺明芝获得赔偿金人民币320元。竺可桢19657月捐出的私家小楼,作为外孙女的竺明芝,应该有权居住。为此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曾多次向地方直至中央申诉,希望有关方面能从竺家后人的角度考虑,重新给予补偿,哪怕允许在旧院空地处拓建一二平房,以解住房逼仄之困。时任国家领导的李先念还就此专门作过批示。但一去多年,终无结果。
 
直至1996年,在省政协一项提案的推动下,南京市房产局才给予竺明芝小居室一套以示补偿。但竺明芝因不能独自生活,这套位于南京建邺区二道埂子的小居室,反倒成了孙祥清和女儿竺明芝的难题。至今竺明芝与年迈的母亲及其家人,仍居住在原来的简易房中。
 
说起上述种种遭遇,孙祥清和她的老伴,这一对耄耋老人,唯能老泪双流;而同样已经年迈的竺明芝,却把曾经的无限伤痛,化作永远憨憨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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