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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威风和丑陋

戳蓝字关注👉 趣侃人生 202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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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口臭如“搅屎”原来是胃里有这东西


作者 | 蒋纬国

来源 | 黑眼观天下


本文是蒋纬国的札记体文章,记录了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内战后国民党退居统治台湾其本人亲身经历的几件事情,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当权者张扬人性丑陋时的毫不遮掩,而这丑陋人性的毫不遮掩,则源于权力的耀武扬威和无耻傲慢!

民国三十一年(编者注:1942年),我坐陇海线的夜快车从潼关回新安,胡宗南将军有事找我去研究。
我喜欢睡在上铺,因为臭虫都在下铺,不过他们分配下铺给我,我也就坐在下铺。
火车还没开时,进来了一位少将,我就站起来向他敬礼,我敬完礼还没坐下,他就说:“上去。”
我心里想:“我买在下铺,你叫我上去,我还求之不得呢!”于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挂在上铺,这么一挂,就露出我的配枪来——一把银色的白朗宁,是我去部队临走时父亲送给我的。
那位少将一看到我这把手枪便问我:“你这把手枪哪里来的?”
我说:“我家里老人送给我的。”
他又问:“他也是军人吗?”
我说:“是。”
他说:“我看一看行不行?”
我说:“行。”便把手枪拿出来,退下子弹后交给他。
他看了以后很喜欢,说:“我跟你换一把怎么样?”他的手枪也是白朗宁,不过已经生锈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弹再装回弹夹,把弹夹也给他,并且说:“对不起,我只有这一个弹夹。”
他说:“好了。”意思好像是你还罗嗦什么,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枪放在我的枪套里面。
第二天一早火车到了西安,胡宗南将军派熊副官来接我,这位少将也认识熊副官,见了他便恭敬地问:“你来接谁?”
熊副官说:“我来接蒋上尉。”
说来好笑,这位少将跟我换枪时也没问我的名字,他又问:“在哪辆车?”
熊副官说:“就在你后面。”
后来这位少将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等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有人来报告:“外面有一个少将跪在门口不肯走,要求见上尉。”
我就赶快出去把他扶起来,他把枪还给我,我也把枪还给他,并且请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这把枪任凭谁见了都会喜欢,将军如果喜欢的话就带回去用好了,没关系。”
他说:“那不行,以后见了老太爷怎么说。”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从西安回到潼关时发生的。白天火车很挤,虽然是对号快车,但是过道上都坐满了人,很多人带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头。
火车开车后,我看到一个上校从彼处挤过来往前走,没多久又看到他从前方挤回来。
第二次经过我的座位旁边时,我就站起来问他:“上校,你是要找人还是要找位子?”
他说:“找位子啊。”
我就说:“请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脸上,很生气地问我:“刚才我过来时你看见了没有?”
我说:“我看见了。”
他说:“你刚才为什么不让?”
我说:“上校,刚才你是从我背后过来的,等到我看见你时你已经走过去了,我以为你在找人,而现在看你又挤回来了,所以我特别问一问。”
没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过来,说:“你罗嗦什么!”意思是你还不让位。
其实我已经站在旁边,我说:“你请坐。”说完就到厕所里坐在马桶上。
后来列车长来查票,车厢里有认识我的人就跟列车长说:“那位上校刚才打了蒋纬国。”
列车长就问:“那蒋纬国呢?”
那个人说:“他现在坐在厕所里,他的位子给了那个上校。”
列车长就跟那位上校说:“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没有票,列车长一方面要他补票(那时候能叫军人补票已经算是进步了),同时告诉他刚才那个上尉是蒋纬国。
他听了以后,等补完票就跑到厕所门口“嘣”的一声跪了下来,并且再三地道歉。
这一来反而把我吓坏了,我挨揍时并没有被吓,反而觉得很正常,但是看见了一个上校跪在我一个上尉面前,我可受惊了,就赶快把他扶起来。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谅他,说他家里还有老娘在,好像我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似的。
我把他扶起来后请他回到座位上,我还是坐厕所里,他坚持要我回到座位,说厕所里臭,那时候的厕所当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觉得了。
从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我们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批人组成的,要带着这么一批人去打仗,还要面对如此精锐的日军,还要打胜仗,实在是不容易。

有一次我们在德国的武官换人,新武官是酆悌(所谓“十三太保”之一。武汉失守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下令烧长沙,他明知不对,却又不讲。因为中央要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不能把一个完整的城交给日本,但是烧城应该由里往外烧,他反而从四个城门开始烧,人民还没撤走,把老百姓烧死在里面,所以他被依军法判处死刑,执行枪毙。当时他是长沙警备司令,阶级是少将)。
他看到我有一把漂亮的七六二手枪,要跟我换,他给我的一把手枪是二五的,连栓都拉不开,完全锈死,这么一把手枪,他还好意思自己佩戴,还要跟我交换。
军人的枪是第二生命,哪能让枪锈得连拉都拉不开。我对面前的军人实在是失望
我们的国家制度的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评,官员的办事能力的确欠缺,办事态度也的确不好,如果追根溯源,其实源于官本位传统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不论是谁,稍稍有权威后就开始耀武扬威了。
有一次大家为此话题辩论,我认为实在不值得如此争论,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现实,努力纠正。
例如一个小小的二等兵,当他奉派去当桥头盘查哨时,自认有了权威,执行任务时就对老百姓大声呵斥。

民国四十四年(1955年),有一天我从台北到台中,路过铜锣山,那时候的纵贯道上常常会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桥,公路上路肩虽然很宽,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间一段,两辆车要会车时,外面的轮子就会落在路肩上,而过桥时则只能有一辆车通过。
我们的车到铜锣山时,前面有一辆弹药车,上面坐了一大群军眷,男女皆有,看他们很兴奋的样子,可能是到某处参加晚会后要回营房。
那天我还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车子,说也奇怪,我在台湾从不戴枪出门的,那天临走时,因为是晚上从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驾驶说:“咱们今天把枪带着吧。”
于是我们各带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把四五手枪,我身上带着四五手枪,又在后座摆着一支卡宾枪。
当我们的车子要过桥之前,听到弹药车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后来他们开得愈来愈慢,也不让我们过去。到了有涵洞的桥上头,他们就停在那里,我们就过不去了。
我们在距离他们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来,然后就看到前面跳下两个大男人来,我听到他们说:“肥的!”原来他们看到我们的车子很漂亮,想抢我们。
我就跟我的驾驶说:“开远光灯照着他们。”说完后,我就从后面右手门下来,他从前面左手门下来,他拿着枪,我也拿着枪。因为车子开远光灯,所以对面的人看不见我们。
对方起先有两个人跳下来,后来又跳下四个人,都是男的。我带枪时一定先上子弹,但不是为了要警告对面的人,我就喊我驾驶的名字:“徐宏,上子弹!”他拿着卡宾枪,我拿着四五手枪“啪嗒”一声上膛。
他们听到我们拉枪后说:“小心,他们有枪。”我们两人就绕到远光灯的前面,其实我们车子上已经没有人了,我故意往后指挥,说:“你们在后面看着,我们朝前面走!”让他们以为车上还有很多人。说完我们两人就前进,并对他们说:“不准动!”
因为我们的灯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驾驶拿着卡宾枪,等于是一支小冲锋枪,他们也不敢乱动,我就拿着四五手枪绕到那辆弹药车的驾驶座旁边,一伸手就把驾驶的识别符号摘下来。
我说:“你回去后老老实实地向你自己的部队长报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我不提出报告,这个识别符号我会还给你师长的,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位师长是周中峰,后来还当过军团司令、国安局局长,可是他带部队实在不行,他的部队的纪律由此可见一斑。
这点点滴滴加起来,账都算在国民党身上,也难怪民进党有那么多机会指责国民党,实在是有些人做得太过分了,予人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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