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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珍钊 || 论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2022-04-24


       的伦国际文学


 作者介绍

      聂珍钊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外籍),中文学术期刊《文学跨学科研究》(A&HCI收录)主编,英文学术期刊《世界文学研究论坛》(ESCI收录)执行主编,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学科评委,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代表性学术专著《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玛斯•哈代小说研究》和《英语诗歌形式导论》分别获教育部首届和第五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代表性论文《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获教育部第六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一书入选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并获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英文论文“Towards a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获浙江省第1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担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外国文学史》第一首席专家,国家精品课程及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外国文学史》负责人,国家出版基金“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文学理论与批评经典”译丛总编。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伦理学与文本研究”。聂珍钊教授的突出贡献在于其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是这一批评的创始人和奠基人,耶鲁大学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剑桥文学批评史》总编Claude Rawson称其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father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英国权威学术期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TLS)、德国著名期刊arcad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ry Culture、美国著名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tyleCLCWeb: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等纷纷推出专刊或发表评论文章,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研究和评论。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哲学与文学分会设立了“聂珍钊的道德哲学”专项讨论议题。


内容提要

      当前学术界有关语言起源的解释或者观点,基本上都是推测或者假说。我们已经无法从源头上真正探究语言的起源,但是我们能够从婴儿的语言习得中一窥语言产生的奥秘。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是婴儿发音器官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婴儿的自我表达和信息传递,因此啼哭是婴儿的低级语言。无论是婴儿的低级语言,还是后来因为发音器官发育成熟后生成的高级语言,均是在伦理选择过程中生成的。在婴儿的伦理意识产生之前,婴儿同母亲的伦理联系表现为以母亲为对象的吸吮反射和寻乳反射,而这正是婴儿语言生成的伦理基础。语言不是先在的,而是生成的;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状态。在语言生成之前,我们只有保存思想的脑文本的存在。脑文本转换为声音形态的过程,即是语言的生成过程。声音形态和实时生成是语言的两大本质特征。正是语言的这两个本质特征,我们才能认识语言,才能将语言、符号、文字、文本等概念区别开来。


正文


有关语言定义难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同语言是如何起源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语言的起源和语言的定义是相互依存的,我们不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就不能解决语言的定义问题。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共有7000多种语言,但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方产生的,是起源于同一个源头,还是各种语言自有源头等问题,学界众说纷纭,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自18世纪以来,众多的语言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等纷纷加入探索语言是如何起源的研究中来,试图解决这个“科学界最难的问题”①。尽管这些学界的著名人物做出了巨大努力,提出了语言起源的多种假说,如一源说、多源说、神授说、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说、契约说、突变说、渐变说等,尽管这些假说各辟蹊径,推动了有关语言起源的研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由于缺乏实证,都无法自证其说,因而语言如何起源的问题仍然是学界的一大悬案。语言起源的问题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世界性难题。美国康奈尔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默顿·克里斯蒂安森和爱丁堡大学语言生理学教授西蒙·科比指出:“要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就必须理解语言。要理解语言,我们就需要知道语言从何而来、怎样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生作用以及怎样发生变化。”②但事实是,我们距离解决这个问题似乎还很遥远。究其原因,在于我们探讨语言起源问题时,并没有真正解决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语言起源的问题,首先需要解决语言的定义问题。


01语言起源的种种观点


关于语言的起源,有观点认为,语言是与猿人的形成同时产生的,因为过着群居生活的猿人需要进行渔猎活动和制造工具,语言就作为他们进行交流的工具而产生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原始人的发音器官,特别是喉头,因进化不完美还不能发出音节分明的声音,智人的发音器官与现代人近似,才具有发出语音的物质条件。在这些人看来,语言的产生最早应该从智人阶段算起,距今只有10多万年的历史。那么语言是怎样产生的,语言神授观点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但是,近代不少学者致力于原始语言即语言起源的研究,仍然形成了众多的各不相同的观点。例如,有的人认为语言是原始人通过模仿事物的声音命名事物而产生的,有的人认为语言是人类情感无意识表露的结果。意大利学者维柯认为:“语言在初产生的时代,原是哑口无声的,它原是在心中默想的或用作符号的语言。期特拉博(Strabo)在一段名言里(1·2·6)说,这种语言存在于有声语言之前。”③因此有人认为,人类最早用手势进行交流,同时辅之以简单的声音,后来出现了逆转,手势成为交流的辅助方法,而有声语言成为主要的交流工具,因此语言起源于手势语。由于古代人类多用歌唱进行交流,如希腊的荷马和中世纪的游吟诗人,都是用歌唱的方法讲述故事,因此一些音乐家据此猜想,人类可能是从鸟类学会歌唱而产生语言的。也有人认为语言是通过遗传而来,认为语言来自与生俱来的天赋。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对语言来源于大脑语言遗传机制的假设,主要代表人物有乔姆斯基、毕克顿、平克、赫尔德等。赫尔德说:“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他的肉体的所有最强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灵的所有激昂的热情,都直接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④赫尔德还说,尽管现在只有一些零星的证据,但是他认为“语言最初为人和动物共享”⑤。这种观点显然遭到质疑,于是有人提出折衷的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获得是先天遗传与后天学习相结合的结果。语言的先天获得即遗传的观点,是生物语言学发展的结果。维果斯基认为,从种系发展的角度看,思维与有声语言具有不同的遗传根源。现代科学研究似乎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大脑的语言功能有一部分是先天的,有一部分是后天习得的。关于原始语言有多种假说,但是广为学界接受的观点是劳动创造语言的观点,即语言起源于劳动中呼喊的号子。劳动是集体性质的,需要语言进行交流才能相互协作。原始人在劳动过程中呼喊的劳动号子,可以统一众人用力的节奏,因此这种表达明确意义的呼喊声可以看成是相互交流的原始语言。这种观点认为,劳动加速了人的进化,人不仅可以直立行走,而且人的发音器官也得到改进,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劳动不仅使猿变成了人,而且也为语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种观点始于恩格斯。他说:“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⑥因此恩格斯得出结论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⑦人们在劳动过程中需要相互交流、传递信息,协调行动,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也就随之产生了。以上种种观点,几乎都把语言理解为信息交流或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的工具,但并未解决什么是语言的定义问题。无论是信息交流或交际工具,都是就语言的功能而言,但并未解决什么是语言的问题。在日常生活中,语言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只要开口说话,我们似乎就使用了语言。然而这一最简单的日常生活现象,我们却无法给以完美的解释。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继续紧紧盯住语言的源头或起源不放,也无需把语言何时何地产生作为研究的目标,而应该关注语言的生成问题。我们只要解释了语言是如何生成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语言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进而就可以解决语言的定义问题。关于语言的产生,乔姆斯基等是语言遗传天赋观点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是从基因遗传中获得的。语言能力是天生的观点,被称为语言本能论,也有学者称之为天赋论或先天派学说。乔姆斯基是语言学界语言“认识革命”的引领者。他认为语言尽管只有在特定的成熟阶段或适当的外部环境中才显现出来,但它是遗传天赋的一部分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种系属性,儿童大脑内天生就具有一种加工语言符号的内在机制,因此语言基本上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天生的,就像人会走路、鸟会飞翔一样。儿童天生就有学习语言的能力,只要置身于语言环境中就可以解决了。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与其他高级心理能力原则上都属于生物学范畴。在《论天赋:兼答库珀》(On Innateness: A Reply to Cooper, 1975)一文中,乔姆斯基集中论述了他的天赋观。他企图把经验主义天赋说与理性主义天赋说调和起来:“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知识习得的过程与机制构成了心智的天赋特性”而“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知识系统的普遍形式是心智事先预置好的,而经验的作用在于使这个普遍的示意结构被意识到并且被更完整地识别。”⑨他认为二者结合起来可以清楚解释“语言习得,特别是语言习得相关机能和器官的天赋结构问题”。⑩乔姆斯基坚持语言是物种的生物天赋的一部分,是由人类天生的特别能力决定的。为了说明语言天赋的观点,乔姆斯基提出“语言获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 LAD)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语言装置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结构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装置,人们无需专门教导就能轻易获得语言。儿童出生后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内掌握复杂的语言,是因为人类的认知结构中存在有这种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装置。他认为人类先天具有一种“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语言的获得过程就是由普遍语法向个别语法转化的过程。这个天生装置由两个系统构成,一是由若干范畴和规则构成的普遍语法系统,二是对语言信息的评价系统。“LAD”存在于大脑中。儿童像语言学家一样运用评价系统,从他听到的话语中分析、归纳、概括出各种语言的范畴或规则,像给方程式中的未知数赋以具体的数值一样,把它们代入到普遍语法系统中以生成可被理解的句子。这就是转换生成语法的过程,语言如汉语、英语等就这样产生了。在乔姆斯基看来,普遍语法是大脑与生俱来的先天属性,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是基因决定的程式蓝本。乔姆斯基通过从假说到求证然后再从假说到求证的演绎论证方法,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是天赋的。语言学习是人的天赋,是人具有的内在机能,是由人的遗传基因决定的。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来自遗传的语言天赋理论以及普遍语法假说,是达尔文遗传学说在语言学界的新发展。就人的语言能力而言,天赋和遗传是重要的。但是,人的语言能力需要后天的触发,即人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还需要外界对象和后天经验唤醒。尽管语言能力是一种天赋,但是没有后天的学习,天赋也无法转换成语言。除了乔姆斯基外,德里克·毕克顿(Derek Bickerton)、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虽然也同样坚持语言天赋的观点,但毕克顿的观点已经发生变化,开始把语言天赋理解为人天生具有学习语言的能力。毕克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界的先锋人物,他在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心理学、遗传学等多个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基础上,重新思考人类智力发展先于语言的进化论观点,强调是语言的出现才把人类同其他生物区别开来。毕克顿从脑科学入手研究人的认知以及行为,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语言决定的。他的这一观点在语言学界影响深远。⑪史迪芬·平克被认为是继乔姆斯基之后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他认为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发明,即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会使用符号。同乔姆斯基认为人类的认知结构中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获得装置”一样,平克也认为“语言的学习是我们大脑中预先设定的一个特别控制”⑫,以此说明其“语言是一种本能”的语言天赋的观点⑬。在平克看来,语言是人的天生能力的一部分,是设计精良的自然产物,因此儿童的语言既不是父母教授的,也不是学校教授的。平克从语言认知和大脑的关系上解释语言本能。他认为语言是一种本能,它在人的大脑中有其特别的基因和神经元,同人的其他智力相比是相对独立的。由于进化,人的大脑出现了专门负责实现语言本能的神经回路,具有接受、理解、储存和使用来自感官的信息能力。如果语言基因和神经元受到损害,语言就会受到损害,但是人的其他智力不会受到损害。平克在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基础上,坚持进化语言观点和人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但实质上强调了人的大脑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无论是乔姆斯基、毕克顿还是平克,他们在讨论语言同思维的关系时只能将其观点作为假说。为什么只是假说?究其原因,无论是哪种观点都没有把最重要的前提“语言”定义清楚,即没有解决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在他们坚持的观点中,语言天赋究竟指的是天生就有语言遗传还是学习语言能力的遗传,这在他们的理论中是没有特别说明的。学习语言能力的遗传,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大脑经过发育和训练,人具有了学习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但是,这不同于一个人天生就通过遗传的方式获得了某种语言。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能够学习语言,但是学习的语言并非是通过遗传预先获得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我们无法证明在学习之前,语言已经通过遗传存储在我们大脑中了。事实上,在学习之前,儿童并没有通过遗传掌握语言,而且语言本身并不能遗传。这同一个人的思想和认识不能遗传是一样的。尽管我们不能接受也无法认同语言遗传天赋的观点,但是有关语言遗传天赋的研究代表了语言学研究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语言研究与脑科学的结合。事实已经证明,离开了对人的大脑的研究,忽视了大脑在人的语言认识方面的根本作用,语言学研究是难以深入下去的。


02婴儿语言的启示


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资料作为证据,我们对语言的早期历史实际上一无所知,更遑论用事实论证语言是如何起源的。当前学术界有关语言起源的解释或者观点,基本上都是推测或者假说,还需要我们努力寻找新的科学方法或者历史证据以说明事实真相。尽管我们需要为研究语言的历史做出进一步努力,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如同众多的口头故事随着游吟诗人的死亡而消失一样,语言起源的历史已经随着那些最初讲述语言的人的死亡而湮灭了。我们已经无法从源头上真正探究语言的起源了。不过,我们还能够从婴儿的语言习得中一窥语言产生的奥秘。婴儿学习和掌握语言的过程,能够为解释语言的产生以及什么是语言提供重要启示。由于婴儿继承了父母的遗传基因,因此婴儿最初对父母声音的反应是出于本能,而对其他声音的反应则是出于后天的学习。十月怀胎中,母亲的血液通过脐带输送到胎儿身上,同胎儿建立了天然的血脉联系。从生物学意义上说,除了脐带以外,胎儿在出生之前没有接收信息的其他通道,因此所接收的信息全部来自母亲。最新的研究表明,胎儿大约3个月左右就有了感觉,4个月就能辨别味道,6个月就有了开闭眼睑的动作。在孕期后期,胎儿的大脑皮质结构已经形成,此时的胎儿已经有了能够接受外界刺激的物质基础,其触、视、听、味觉等都发育到了相当的程度,能够感受到一些外界活动。如母亲抚摸腹壁时,胎儿会用脚踢作为回应。当一束光照在母亲的腹部时,睁开双眼的胎儿会将脸转向亮处。这些表明,婴儿的感觉是与生俱来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感觉只是感受或习得语言的媒介而不是语言本身。感觉是感觉器官的功能,是婴儿学习语言的条件,如果不学习,感觉就不会发生作用,婴儿也不能掌握语言。从中可以看出,感觉来自遗传,是人的天赋能力,但感觉并不是语言。婴儿掌握语言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尽管婴儿的感觉及感知是与生俱来的,但婴儿的认知出现较晚。胎儿出生后,由于母亲的哺乳及抚养,同婴儿联系最为密切的首先是母亲。虽然婴儿不认识妈妈,但是能够通过感觉精确地判断出是妈妈抱他,还是其他人抱他。婴儿出生后,1个月左右就能够分辨出噪音和其他声音之间的区别,听见母亲的声音容易从哭闹中安静下来。2-3个月时能够听懂说话声音中流露出来的感情,能够通过从外界收集的信息辨别对待他的人是粗暴的还是温和的,高兴时会发出1-2个韵母的声音如“a、u、i”。3个月后婴儿能够对外界尤其是对妈妈的关注作出回应。4个月后,婴儿就能够开始辨别父母的声音,但是婴儿辨别母亲的声音要优于辨别父亲的声音,能够发出单音节词。7-8个月婴儿开始牙牙学语,会发出爸爸、妈妈等复音,重复大人所发出的简单音节,进入模仿和学习的过程。1岁以后,婴儿说话能力大幅提高,能说饿、喝、吃、睡、走等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用词。1岁半左右的婴儿就有了很强的模仿能力,除了能够模仿动物发出的声音外,还能够模仿成人简单的说话,能用简单句子表达自己的要求,如“吃饭”“妈抱”等。2岁以后,婴儿学习语言的能力迅速提高,不仅能说简单句子,而且还能通过联想组织句子。例如,父母往往用“咕咕”的鸡叫声让婴儿认识鸡,于是婴儿把“咕咕”同鸡联系在一起,称呼鸡为“咕咕”。当父母看见飞机从天上飞过,教孩子认识天上飞过去的是飞机。这时这孩子通过联想,并没有像父母教的那样说“飞机”,而把“机”同“咕咕”联系在一起,称飞机为“飞咕咕”。这表明婴儿已经进入了思维的过程,能够运用联想的逻辑推理方法进行表达。随着婴儿逐渐长大,经过学习和训练,婴儿掌握的词汇快速增加,能够熟练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说话流利,逐渐形成真正掌握语言的能力。婴儿随着年龄增长,大脑迅速发育,学习语言的能力越来越强。从出生开始,婴儿的大脑开始了高速的发展,身体不断发展变化,身高、体重快速增长,身体各部分的比例逐渐接近成人,肌肉、骨骼越来越结实有力,并从婴儿成长为幼儿。新生儿阶段直到约18个月,大脑每秒钟有约700-1000个新的神经联结产生,这种快速的发展变化远超成人。婴儿的大脑重量快速增加,3岁时达到1011克左右,6、7岁时能达到1280克左右,基本接近成人大脑的水平。神经系统不断发育成熟,大脑皮层细胞的纤维继续增长,树突的分枝增多,轴突变长,神经纤维髓鞘化逐渐完成。儿童大脑皮层的成熟是由后往前为四个主要区域进行的,其顺序是枕叶——颞叶——顶叶——额叶。枕叶位于枕顶裂和枕前切迹连线之后,是大脑的视中枢,主要负责处理视觉信息。颞叶位于外侧裂下方,是大脑的语言中心,主要负责处理听觉和语言信息。顶叶位于中央沟之后和枕顶裂、枕前切迹线之前,负责处理感觉信息。额叶位于中央沟的前方,是大脑的运动中枢,主要负责运动、言语及精神活动。随着大脑皮层的成熟,儿童逐渐有了说话的能力,认知的能力也迅速提高,能够加工和处理各种信息并进行复杂的思考和推理。由此可见,婴儿的大脑构成、习得语言的功能及机制不仅是遗传的,而且是在后天中不断发育成熟的。但是,大脑的构成、功能和语言习得机制只是习得语言的物质条件,它们并不是语言本身。从遗传角度说,婴儿的大脑学习和掌握语言的能力是天赋的,但是习得的语言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即使婴儿学习语言的能力是天赋的,这种能力也需要经过后天的开发和学习才能发挥作用。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婴儿低级语言的开始。婴儿语言的生成是由婴儿发音器官的功能决定的。由于新生婴儿刚出生时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成熟,发音器官还不具备生成高级语言的功能,因此婴儿出生后出于生存本能只能借助发音器官以啼哭的方式发声,而这正是婴儿低级语言的生成。在婴儿语言生成过程中,我们需要认识到婴儿是语言生成的主体,婴儿的发声是婴儿发音器官发挥作用的结果。孕育中的胎儿蜷缩在母腹中,胸廓处于曲缩状态,肺脏只是一团充实的组织,没有气体,也不会用肺呼吸。一根脐带把胎儿同母亲连接在一起,胎儿通过脐带从母体获取营养发育成长。此时的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由于不能呼吸,胎儿自然不能发声。十月怀胎,胎儿孕育成熟。胎儿随着胎盘从母体娩出,身体舒展,原来曲缩的胸廓伸张打开,胸腔迅速扩大,肺随之开张,产生负压,于是婴儿通过呼吸器官吸入了第一口空气。接着,婴儿的胸廓由扩大变成了缩小,将肺内气体排出体外,完成呼气运动。气体从肺内排出时振动声带,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一旦婴儿降生,依靠胎盘进行的呼吸和气体交换就停止了,婴儿血液中的氧气会出现不足,从而刺激胎儿的呼吸中枢,产生呼吸运动。从吸气到呼气,循环反复,婴儿实现了生命的轮回,开始了新生。在这个过程中,婴儿的哭声不只是呼吸,也是对自己作为新的伦理存在的宣示,更是婴儿在无意识状态中对自我存在的表达。在成长过程中,新生儿的发音器官逐渐发育,喉头、声带、唇舌等发音器官能够正确协调,逐步形成发音器官效应器肌肉系统复杂的联合运动,能够在外界刺激下正确地发出表达意义的声音。婴儿最初的哭声是一种刺激反射,不是经由大脑处理生成的语言,但是为婴儿接受语言刺激,模仿学习并讲述语言创造了条件。婴儿由于呼吸而发声所形成的语言能力是天赋的,是天生如此的,因此婴儿的语言学习实际上从婴儿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就在不自觉中开始了。刚刚诞生的婴儿发音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还不具备完全学习语言的能力,因此婴儿的语言就是婴儿的哭声。这是一种不完全语言,即一种低级语言。在婴儿长成幼儿并掌握我们现在使用的语言之前,婴儿的口头表达包括啼哭在内都属于婴儿所独有的低级语言。低级语言不仅可以解释婴儿的语言习得过程,而且也可以解释整个人类的语言生成过程。通常我们仅仅把婴儿的啼哭看成婴儿生长发育的生理反应,不会把啼哭同语言联系在一起。但是,婴儿的啼哭并非没有语言学价值。除了通过啼哭促进发音器官的发育以及通过啼哭进行说话的功能性练习以外,啼哭应该看成婴儿语言的开始。低级语言是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开始的。刚刚降生的婴儿发音器官没有发育成熟,没有完全掌握语言的能力,不会说话,只会啼哭。但是,婴儿发音器官的语言功能却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婴儿同成人一样也有生成语言的能力。婴儿的啼哭是婴儿语言生成能力的最早表现,也是最早的婴儿语言。由于婴儿的啼哭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语言,也不具有我们现在语言的特征,但啼哭是发音器官的语言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婴儿的自我表达和传达的信息,具有语言的价值,因此啼哭是婴儿的低级语言。婴儿从母腹中降生来到人世,第一声啼哭的语言学意义同婴儿长大成人后用语言进行自我表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成人通过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表达意义,婴儿也同样通过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表达意义,其性质和功能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处仅仅在于成人的声音变化远比婴儿的声音复杂得多。如果从声音的价值上说我们把成人的说话称为高级语言或成人语言,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婴儿的啼哭称为低级语言或婴儿语言。事实上的确如此。啼哭是人类最早用声音进行自我表达的方法,也是人类最早运用声音传递信息的方法。如果没有婴儿最初的啼哭,就没有后来的语言。从语言学的意义上进行分析,婴儿的啼哭已经不是没有意义的发声,而是利用发音器官进行的自我表达。作为低级语言,婴儿哭声的发声机制同高级语言的发声机制并无本质区别,哭声不仅是由音高、音强、音长、音色等的要素构成的,而且也有声调和音调的变化。婴儿的哭声尽管出于本能,但能像语言一样通过声音的变化表达不同的意思,例如大声不间断的哭声表示饥饿,无精打采的哭声表示困倦,刺耳的尖叫表示疼痛,软弱无力的哭声表示病患等。实际上,婴儿在语言能力还不发达时,已能将哭声作为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我们在讨论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婴儿哭声的价值。尽管语言学家还没有把婴儿的啼哭列入语言学的范畴,但婴儿啼哭的语言学价值是不能低估的。从婴儿的啼哭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婴儿的语言是怎样生成的,而且还能够为我们解释人类历史上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提供新的思路。随着婴儿的成长,婴儿到了幼儿阶段,大脑已经相当发达,语音器官已经逐渐发育成熟,能够表达完整和复杂的句子,逐渐从低级语言进入高级语言阶段。高级语言的实现需要三个条件,一是发育成熟的能够发出复杂声音的发音器官;二是能够在认知过程中产生脑文本;三是有能够接收声音的健全的听觉器官。只要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语言就能够生成了,人类的语言也就真正出现了。


03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


无论是婴儿的低级语言,还是后来因为发音器官发育成熟后生成的高级语言,婴儿语言既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不是通过进化遗传的,而是在婴幼儿的伦理选择过程中生成的。即使是新生儿通过哭声表现出来的低级语言,也是婴儿在无意识中伦理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被伦理选择的结果。从婴儿的低级语言到高级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发现语言生成的伦理机制。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在本质上就是婴儿出于生存本能的伦理表达。这种表达既是由婴儿同母亲的先天血脉联系决定的,也是由后天婴儿对母亲的生存需要决定的。在婴儿的伦理意识产生之前,婴儿同母亲的伦理联系表现为以母亲为对象的吸吮反射和寻乳反射,而这正是婴儿语言生成的伦理基础。反射(reflex)是机体受到内在或外在刺激产生的有规律反应,可分为先天性反射和后天习得性反射两种,通常称为非条件反射和条件反射。早在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笛卡尔就观察到角膜受到机械性刺激引起规律性的眨眼反应,提出反射的概念。19世纪,英国的谢灵顿等科学家研究了脊髓和脑干的反射功能,阐明了反射活动的许多基本规律。1863年,俄国生理学家谢切诺夫发现了中枢抑制现象,提出新的反射学说。在《脑的反射》一书中,他认为就发生机制而论,一切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活动都是反射。他认为,反射是神经活动的基本规律,即使最复杂的心理现象也可以用生理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反射是有机体在中枢神经系统参与下对外界刺激做出的规律性反应,是神经系统活动的基本方式。无论人还是高等动物,一切心理活动和行为以及生理活动都是通过反射实现的。对于婴儿来说,吸吮反射(sucking reflex)是哺乳动物及人类婴儿先天具有的反射之一,是新生儿无条件反射的一种。当用乳头或手指触碰婴儿的口唇时,婴儿会相应出现口唇及舌的吸吮蠕动,这种吸吮动作称为吸吮反射。婴儿出生后3-4个月后,吸吮动作逐渐被主动的进食动作所代替。寻乳反射(rooting reflex)也是婴儿无条件反射的一种。当婴儿的脸颊触碰到母亲乳房或其他部位时,即可出现寻找乳头的动作。如果用手指抚摸新生儿的面颊,婴儿的头就会转向刺激方向。寻乳反射在婴儿出生后即出现,到了3-4个月时逐渐消失,婴儿的寻乳本能反射被有意识寻找食物所取代。在婴儿的自我意识形成之前,婴儿通过吸吮反射和寻乳反射得以生存。婴儿的吸吮反射是生存本能的反应,婴儿的寻乳反射既是生存的本能反应,也是伦理的需要反应。寻乳反应在本质上是婴儿的寻母反应。寻乳是出于生存本能,寻母是出于伦理需要。婴儿为了寻乳,就必须寻母,而寻母是为了寻乳,寻乳则是为了生存。初生的婴儿缺乏生存能力,通过啼哭的方法寻乳和寻母,以及寻求帮助。啼哭是婴儿的一种发声运动。通过啼哭,婴儿的呼吸、吸吮和吞咽反射得到训练,发音器官逐渐发育成熟,为人类高级语言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婴儿的哭声是发音器官发生作用的表现,在高级语言出现之前,它是婴儿寻乳和寻母的语言表达,更是婴儿寻乳和寻母的伦理表达。关于语言的生成,达尔文注意到了声音对于语言的意义,并从声音的产生寻找对语言的解释。他企图利用低等动物通过声音传递信息的例证来说明人类语言的起源。他指出,巴拉圭和阿札腊氏泣猴至少能够通过6种以上的声音表达不同感情,狗能够通过10种以上的不同叫声表达不同的情感,家养的鸡至少能发出12种有意义的声音。达尔文认为,禽兽遇到危险时能用特殊的叫声向其他同类发出警告,于是他据此提出语言起源的假设。他说:“那末我们就不妨问一下:在当初,会不会有过某一只类似猿猴的动物,特别的腹智心灵,对某一种猛兽的叫声,如狮吼、虎啸、狼嗥之类,第一次做了一番模拟,为的是好让同类的猿猴知道,这种声音是怎么一回事,代表着可能发生的甚么一种危险?如果有过这种情况,那末这就是语言所由形成的第一步了。”⑭禽兽对声音的模仿虽然可以启发我们的思考,但并不能真正解释人类语言起源的问题。因此,达尔文强调人的语言能力与完善的发音器官之间的联系,强调人的大脑的作用。他说:“喉音的使用既然越来越多,则通过凡属器官多用则进、而所进又可以发生遗传的影响这一原理,发音器官就会变得越来越加强,并且趋于完善;这也就会反映到语言的能力上面来。但语言的不断使用与脑子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无疑地比这远为重要得多。”⑮达尔文强调遗传和进化在语言生成中的作用,尽管后来也有不少语言学家坚持这种观点,但是用来解释语言的起源仍然差强人意。事实上,遗传和进化只能作用于人的大脑,可以让人的大脑变得更加完美。大脑可以进化出掌握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但是语言并非是从遗传和进化而来。这就如同许多人体器官都是进化而来,但是人体器官所发挥的作用既不是进化的,也不是遗传的。例如,人进化出完美的发音器官,但是发出的声音并非从进化和遗传而来。人进化出完美的听觉器官,但是听到的声音并非从进化和遗传而来。关于发音器官同语言的关系,前者只是发出声音的工具,后者则是伦理表达。工具的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是伦理问题。由于寻母的伦理动力,婴儿最早发出的声音都是同妈妈和爸爸联系在一起的。婴儿长成儿童,其语言是在以妈妈和爸爸为核心的伦理基础上扩展和丰富的。如果缺少了伦理动力,婴儿即使有了发达的发音器官,也可能发不出人类的声音,而只能发出野兽的嚎叫。一般认为,语言的能力是人区别于低等动物的一个主要标志。但是达尔文认为,人有别于禽兽并不在于人能理解有音节的各种声音,因为狗也懂得我们说的许多字眼和语句。他说:“狗的理解力大致相当于婴儿发育到第十个以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的理解力,能听懂许多字眼和简短的语句,但自己却连一个字或词都说不出来。”⑯因此达尔文认为:把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差别在于人把各式各样的声音和各式各样的意念连接在一起的本领特别大,以及人的各种心理能力的高度发达。达尔文把人的语言能力同人的智力水准相联系,认为人之所以能够说话,是由人发达的智力决定的。他说:“高等猿猴之所以不能用它们的发音器官来说话,无疑是由于它们的智力还没有进展到足够的程度。”⑰只有智力高度发达,人才能通过学习和训练创造出语言。正如鸟儿表达某些具体意义的叫声是由他们的父母教出来的一样,人类的语言也不是有人故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慢慢地、不自觉地、通过了许多步骤发展起来的。”⑱在达尔文看来,小鸟歌唱的第一次尝试可以和婴儿咿哑学语的初步而不完整的努力相比。小鸟只要不断坚持练习,不但能学会歌唱,而且还能把歌唱的本领传给下一代。但是,也有学者把语言的生成看成一个生理学问题。例如,平克同乔姆斯基一样,认为写作是后天的选择,口头语言(spoken language)是“我们从小就习得的说话能力”,“是一种本能”⑲。在平克看来,人能够拥有语言的能力是一个奇迹,因此“语言的学习是我们大脑中预先设定的一个特别控制”,是一个“心理的器官”(psychological faculty),是一个神经系统,是一个计算的模块(computational module)。无论是达尔文、乔姆斯基还是平克,甚至包括大多数语言学家在内,他们都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即在语言定义不清的前提下讨论语言,所以才会导致语言是习得的还是天生的问题。一般而言,大多数语言学家把语言看成是口头说的话,或者认为口头说的话即为语言。这正是关于语言定义的误区所在。对于所有的语言学家来说,无论是坚持语言是习得的还是遗传的人,实际上都认为有一种先在的语言。正是因为这种先在的语言,人才能习得语言或者天生获得语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有这种语言存在,但这种语言时隐时现,若有若无,因而无法把握,难以定义,只能设为假说。语言的定义问题未能解决,究其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语言同脑文本⑳、文字、文本、符号、声音等相互区别开来。不仅没有区别开来,我们在讨论有关语言问题时甚至把语言同文字、符号、文本等混为一谈,语言有时指文字或符号,有时指文本,而事实上它们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如此,语言假说让我们认识到需要改变思路重新认识语言。我们无需致力于寻找先在的语言,而应致力于解释语言是如何生成的。事实上,语言并非天生的,也非先在的,而是生成的。语言并非是一种实体(Entity),而只是一种状态。语言在生成之前并不存在。在语言生成之前,我们只有保存思想的脑文本的存在,但是脑文本并不是语言。不过脑文本一旦转换为声音形态,就成为生成的语言。脑文本转换为声音形态的过程,就是语言的生成过程。因此,语言不是先在的,而是实时生成的。例如,诗歌朗诵者把记忆在头脑中的诗歌通过口头朗诵出来,记忆的诗歌就转换成了声音形态,这就是语言,或者说是生成的语言。当两个人一起通过口头进行交流,这个交流的过程就是语言生成的过程,交流中使用的能够表达意义的声音即为语言。一位诗人手执预先写好的诗稿进行朗诵,他通过口头表达把书写的诗稿转换成声音形态,这时就从诗人的朗诵中生成了语言,而他手中的诗稿仍然是书写文本。因此,一切符号、文本等都可以通过声音转换成语言。从中可以看出,语言并非是预先存在的,而是通过口头表达的方法实时生成的。当任何文本或符号通过口头表达方法将其转换成声音形态,这时候文本或符号就变成语言。由此可见,语言是借助人的发音器官即时生成的。在讨论语言的定义时,我们需要充分认识语言的声音形态的重要性。由于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声音,语言才能生成,才能借助空气等媒介传播。声音既是语言的形式,也是语言的媒介。人的脑文本需要借助声音才能转换成语言。如果没有声音和人的发音器官,语言就无法生成,更不能传播。声音形态和实时生成是语言的两大本质特征。正是由于语言的这两个本质特征,我们才能认识语言,才能从本质上把莫衷一是的语言定义厘清,才能把混淆不清的语言、符号、文字、文本等概念区别开来。长期以来,语言和文字、文本并没有真正区别开来,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语言、符号、文字与文本的载体的不同,尤其是忽视了语言实时生成的特点。达尔文是最早从进化论观点研究语言的人,但他同样忽视了语言的上述两个基本特点。达尔文认为语言尽管不是有人故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慢慢地、不自觉地、通过许多步骤发展起来的”,但语言仍然是先在的,“每一种语言都得经过学习才能使用”㉑。达尔文把不同的语言和物种联系起来进行类比,探讨语言的形成和发展,发现“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之中,既可以发现由于共同的来源或祖系的原因而产生的同源的东西,也可以找到由于相同的形成过程而产生的可以类比的地方”㉒。达尔文认为,“在语言方面,由于一些字母或读音的改变而引起的其他字母或读音的变迁是和物种方面的身体部门的相关生长很相像的”㉓。所有这些看法表明,达尔文不仅看到了语言以声音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也看到了语言以字母为存在形式的另一特点。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以声音为特点的语言和以符号为特点的文字或文本区别开来,因此他仍然未能把语言的问题解释清楚。并非达尔文忽视了语言的声音载体和实时生成的特点,可以说大多数语言学家都同达尔文一样,并没有从传统的语言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即使语言学家注意到了语言同声音的联系,但是他们往往把声音看成语言符号,而不是看成语言的载体,更不是把声音看成是文本生成的语言的形态。也正是这个原因,史廸芬·平克把语言看成是一种本能,本杰明·沃尔夫在《原始社群思维的语言学考察》的演讲中把语言看成“某种内部结构特别紧密的文化现象聚合体”㉔。但是他也认识到,在严格的语言现象之下,“语言是由声波构成的物理、声学现象层面”㉕。其实,他已经从声波接近找到了“芝麻开门”这句解开语言之谜的咒语,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把那扇正确的门打开。在众多语言学家中,德里达是那个通过研究文字最接近解释语言真相的人。他认为文字概念开始超出语言的范围,“从任何意识上说,‘文字’一词都包含语言”㉖。所以他说:“我们所说的语言就其起源和目的而言,似乎只会成为文字的一种要素,一种基本的确定形式,一种现象,一个方面,一个种类。”㉗德里达认识到文字概念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语言的概念,找到了从文字解释语言的新途径。不过遗憾的是,他仍然没有从符号学的影响中摆脱出来,所以最终还是不能正确解释语言。当然,也有人把语言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看成是一种符号,看成交际的工具,但是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说同样没有对语言的本质及形态作出解释。从声音形态解释语言,可以发现,被我们称为语言的口头表达只是一种方法,或者说某种我们以为是语言的东西被我们用发音器官表达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被我们用发音器官表达的东西是语言吗?显然不是。我们需要把口头表达或表达的过程同表达的内容分别开来。口头表达的内容不是语言,而是保存在我们大脑中的脑文本,而发音器官通过声音把脑文本表达出来的过程就是语言生成的过程,脑文本通过口头表达出来即生成语言。这个语言是实时生成的,它存在于声音的转换过程中。当这个转换过程结束,除非用文字或其他方法记录并保存下来,否则语言也就随着转换过程的结束而消失了。由此可见,语言只是脑文本的声音形态,它只是作为声音形态存在于发音器官的运动中。


04语言的生成伦理


在语言学研究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探寻语言起源的倾向,众多学者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形成了不少观点,但由于缺乏让人信服的支撑证据,这些观点只能成为假说。研究语言产生的源头,探讨语言是何时何地以及怎样产生的,几乎都把语言作为先前存在的前提。由于有这种语言存在,所以才去寻找它的源头,研究语言的历史。显然,这是对语言认知的误区,即把实时生成的语言当成了语言的客观存在,把实时生成的语言表达误作了早已存在的语言再现。正是语言早已客观存在的观点,才吸引了众多学者去追寻语言的源头,讨论语言是何时何地产生的。长期以来,会说话被看成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而人说的话就自然而然地被看成了语言。无论手势、身体动作、表情、符号等,都能够像声音即语言一样表达意义,或者表达同声音所表达的一样的意义。这说明,手势、动作、符号及声音都是表达意义的方法,意义与手势、动作、表情、符号、声音等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而我们不能把声音抽取出来当作早已存在的语言。卢梭通过文字论证语言。他说:“对语言加以比较,并确定它们古老程度的另一种方式,是考察它们各自的文字,因为语言的年龄与其文字的完美程度成反比。一种文字,它越是简陋,它的语言就越古老。”㉘卢梭还指出了一个往往被人忽视了的真理,即“文字的最初形式并不表达声音,而是要么像墨西哥人那样,直接描绘对象;要么像埃及人那样,以抽象的想象来描绘对象”㉙。的确如此,最早的文字无论是图画文字还是象形文字,都只同人的视觉发生联系而同声音无关,只是拼音字母的出现,字母或符号才同发音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文字从起源上说同语言没有联系,同时也说明语言同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人为什么会以及能说话,这是因为人有其特殊的发音器官,同时,人能说话是因为他们有伦理表达的需要。语言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卢梭认为在艰苦的大自然环境中,“人们之间的情感如怜悯、同情等不能把人们在更大范围内联合在一起的时候,相互的需要就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人们联合在了一起。社会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最终形成。而随时都会死亡的危险不会允许将语言限定在手势上,于是,我们的祖先说出的第一句话不是‘爱我’(aimez-moi),而是‘帮帮我’(aidez-moi)。”㉚在卢梭看来,这就是因为需要而产生的最早的语言,这就是语言的产生。但是,卢梭也认为仅仅出于本能的需要我们可能永远都产生不出语言来,又指出“是情感而不是需要催生了语言”㉛。他反对“人类发明语言乃是为了表达他们的需要”的观点,推断“应该是生存的需要产生了人类的第一个手势,也应该是激情催生了人类的第一句话语”㉜。卢梭认为:“语言起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起源于人类的激情。”㉝他认为“是基于激情的人类的社会生活和需要产生了语言”㉞。事实上的确如此。从婴儿的寻母本能上也可以看出,语言同人的本能并非没有联系。语言从人的本能上说就是伦理决定了语言的生成。同卢梭相比,赫尔德有所不同。他不仅把人类最初原始的喊叫归结为语言的起源,而且还说:“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他的肉体的所有最强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灵的所有激昂的热情,都直接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㉟他认为在大自然面前人和动物都是弱小的,他们要把每一种感受用声音表达出来。因此,“这类呻吟,这类声音,便是语言”㊱。由于人和动物的感觉是一样的,因此“语言最初为人和动物共享”㊲。赫尔德认为语言出于人的心智,“当人处在他所独有的悟性状态之中,而这一悟性(思考能力)初次自由地发挥了作用,他就发明了语言。”㊳他认为是人类种属固有的悟性发明了语言。赫尔德的悟性同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和康德的“先验范畴”类似,是一种人内心产生观念的自然禀赋。当一个人能够清晰明确地认识事物的所有特性,继而在对这些特性进行确认中形成了概念,这就是心灵的词。他以羊的叫声为例说明语言的发明。当羊的叫声在人的心灵中形成概念,词语产生了。当记忆能过这个词语认出声音的时候,于是语言就发明了。不过心灵发明的语言是什么,尽管赫尔德作出不少解释,但我们仍然不明所以。关于语言以及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所导致的不同观点,究其原因,是研究家们没有充分注意到发出声音的主体对语言的价值以及人的发声与其他动物发声的区别,忽视了语言仅仅是就人而言的,是指人的语言,而不是只要通过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就可纳入到语言的概念中进行讨论。由于非人的动物也能够通过发音器官发出表达意义的声音并利用声音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不反对把非人的动物的声音用于研究人类语言的参考,但人类的语言同动物界的声音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尤其不能因为有着某些声音的共同点,我们就把非人的动物的声音看成与人有联系的语言。其实,在著名的《动物的语言》那本书中,斯蒂芬·哈特通过对不同动物交流方法的研究指明了我们研究语言的一个误区,那就是“我们总是用人类语言考虑动物间的交流,我们趋于用人类语言为‘标准’去度量动物交流的方式”㊴。一切生物都需要表达,也需要交流。表达和交流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发音器官发出声音进行表达和交流只是其中一种,或者说是其中最基本的或最重要的一种,但不是全部。例如,其他动物如猩猩和猿猴也能够发出声音,它们的声音虽然也能表达意义并通过声音进行交流,但声音的性质并不是语言。所以,讨论有关语言的问题,只能以人以及人发出的声音为前提,应该严格限定在人这个语言主体以及人的发音器官的范围之内,其他动物发出的声音只能作为参照而要排除在语言之外,至少要排除在人的语言之外。语言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实时生成的。语言不是物质,而是一种发声现象。语言不是工具,而是表达思想和进行交流的方法。语言就像天空中的一道闪电带来的雷声,一粒石子扔进水里发出声响,火车进站拉响的汽笛,汽车提醒路人的喇叭,发报机发报时发出的嘀嗒声。这些声音都能表达意义,但它们都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实时生成的。生成的过程结束了,声音也就消失了。如果需要它们,就再次生成它们。语言与这些现象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需要语言时,就生成语言。语言并不是预先存放在某个地方,也没有所谓的存放语言的仓库。我们需要语言时并不是从语言仓库中去提取,而是通过发音器官自我生成。语言是在发声过程中生成的,并以声音形态表现出来。在记录声音的科技设备如录音机发明之前,声音是不能以其原始形态保存的,因此生成的语言也就无法保存下来。但是以声音形态表现出来的语言可以用书写符号记录下来,将语言转换成书写文本。由于语言是实时生成的,因此语言就没有源头。长期以来,我们研究语言的源头、语言是如何起源的以及语言是何时产生的等问题,把我们引向了歧途,所以我们努力了几个世纪也无法看见找到语言源头的曙光。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一个事实,即语言在现实中是作为现象存在的,而不是作为实体存在的,更不是作为工具存在的。我们耗费巨大的精力去寻找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语言实体,费尽了心力,收效甚微。但是这种寻找语言源头的研究仍然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让我们另辟蹊径转而研究语言的生成。我们知道语言是实时生成的,但是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语言的生成机制,忽视了与人这个主体相关的语言生成伦理。人是语言生成的主体。除了人而外,其他任何动物或生物都不能成为语言的主体。动物也拥有发音器官,也能够通过发音器官发出表达某种意义的声音,但是由于不能像人的发音器官一样发育及发出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复杂声音,因而也就失去了生成语言的物质条件。动物的发声同婴儿的低级语言类似,但不可能发展为高级语言,即真正的人的语言。由于我们没有把能够生成语言的人同其他也能发出声音的动物区别开来,因而我们有些人热衷于通过研究其他动物的发音来研究人的语言。显然,这些研究除了证明其他动物也能发出有意义的声音而外,并不能证明其他动物也能够生成语言。赫尔德把语言产生的原因归于“悟性”,并认为由于缺少“悟性”,猴子永远是猴子而不会发明语言。赫尔德还发问说:“有没有一只猩猩,用它那种像人一样的发音器官说出过一个人类语言的词呢?”㊵的确没有。狐狸可以发声,却无法生成语言,猩猩也可以发出声音,但同样无法生成语言。许多其他动物受到某种刺激也能够发出声音,但这些声音都不是语言。狐狸或猩猩除了缺少像人一样完善的发音器官外,还缺少赫尔德所说的“悟性”,缺少人所特有的、内在的伦理驱动以及在伦理驱动下形成的脑文本。因此,狐狸或猩猩的发声能力永远保持在低级语言的水准上,永远不能掌握人的语言。动物中八哥和鹦鹉尽管也能够通过模仿发出类似人的语言的声音,但它们本身因为不是能够说人话的主体所以不能生成语言。即使这些聪明的鸟经过训练能够把人说话的声音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这种模仿不是从脑文本转化而来,所以也没有语言的伦理属性。赫尔德说动物是感觉的生物,那么人则是伦理的动物。人由于受到表达痛苦、快乐、欲望、满足等伦理情感的驱动,能够生成语言表达情感、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因此人的语言就有了伦理的基本属性。人类学家通过对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人类祖先大约在30万年前开始说话,大多数人认为人类的原始语言源于对大自然声音的模仿。在我们无法通过证据说明语言的起源时,语言学家只能通过提出种种假设探索语言的源头。我们可能假设的是一个现实中并非真正存在的问题,一个把我们引向了歧途的不可证伪的命题。我们根本无法研究语言是何时、何处以及如何起源的问题,就如同无法研究蒸汽、雪花、露珠、白云是何时、何处以及如何起源的问题一样。即使讨论语言如何起源的问题,也会因为起源涉及语言出现的最早源头而同样不可讨论。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语言的生成就是语言的形成,这是一个不涉及语言源头的可以讨论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语言的生成就是脑文本的声音转换,当脑文本借助人的发音器官转换成声音时,语言就生成了。但是,语言是怎样生成的?语言生成的动力是什么?这仍然是需要讨论加以解决的问题。关于语言是如何生成的问题,重点在于回答声音为什么能够表达意义的问题。从婴儿的口头表达中我们可以得到有用的启示,那就是语言是同身份确认和自我选择联系在一起的。当婴儿在生存本能驱动下出现的寻乳反射以及出现的哭声,都是同特定的伦理对象母亲联系在一起的。婴儿咿呀学语的动力最初就是来自寻乳的伦理需要。婴儿最初的口头表达,就是对自我以及同自我不可分离的父母的身份确认,以及在同父母的关系中进行自我选择。就语言的表达而言,首先是自我表达以及对父母的确认。随着婴儿的成长和表达的丰富,婴幼儿的口头表达从自我身份确认和对父母身份的确认开始逐渐扩大到家庭其他成员以及亲属方面,然后才扩大到社会。由此可见,婴儿的认知和语言生成是以伦理为基础的。所有口头表达都是从父母以及我、你、他为伦理核心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利益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亲属关系中,责任、义务、感激、同情、良心等意识随之出现,道德观念产生,人变成了道德的人。由此可见,父母以及我、你、他不仅是口头表达的伦理基础,也是认知的伦理基础。所有婴儿的认知无一例外都是从对父母的认知开始的,对父母的口头表达是婴儿对父母身份的确认。在认知上一片空白并且没有语言的婴儿,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民族,无论他们的父母掌握何种语言,都可以从中找到用相同的发音如mama、mommy、papa、daddy等称呼父母的例子。据《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报道,法国语言学和史前人类学研究联合会的科学家对“爸爸”一词进行了考察,发现在人类现存的14个主要语系中基本上都存在这个词,在目前约70%的人类语言中“爸爸”的词意相同。婴儿最早发出妈妈和爸爸的声音有其生物学基础。婴儿出生时的发音方式是开口啼哭,发出自然长音“a”,吸吮母乳时由于口腔封闭,气流经由鼻腔冲出发出“m”,啼哭时由于打开口腔气流从嘴巴冲出发出“p”,因此婴儿与生俱来就能发出两种组合音“ma”和“pa”。由于婴儿的生存离不开父母抚养以及父母对婴儿发声表达的诱导,婴儿最早的以“ma”和“pa”为特征的发音就自然而然地在母亲和父亲之间形成强关联,并在有意或无意中指称妈妈和爸爸。所有婴儿最早能够发出指代明确的妈妈和爸爸的声音,他们的口头表达无一例外都是从对父母的称呼开始,这不是说明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源头,而是说明伦理是所有语言生成的基础。婴儿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始终在以家庭为基础的伦理环境中生活与成长随着婴儿长大成为儿童,认知能力迅速增强,不仅能够经由自己的视觉器官和听觉器官将父母的形象以概念形式保存在大脑中,而且能够通过思维将脑概念编辑和组合成脑文本。也正是因为脑文本的存在,逐渐长大的儿童能够通过自己日益完善的发音器官将脑文本转换成声音形态,生成所谓的语言。在语言的生成过程中,可以发现婴儿最初的发音完全是出于生存本能,但是当婴儿能够有意识地通过声音指称父母的时候,婴儿的脑文本已经开始形成,语言也就能够生成了。
【原文刊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责任编辑:吴攸。限于篇幅,注释删略。为便于排版,正文略有改动。】



【END】
编辑 | 任洁、汤轶丽、吕洪波   审校 | 杨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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