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 韩庆祥：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逻辑

王   英a   韩庆祥b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a.马克思主义学院 b. 中共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北京 100089）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运用系统思维治国理政。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重要思维，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从历史、理论、实践的三重维度对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逻辑进行深入探究，有着重要意义。具言之，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中整体性思想的丰厚滋养，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思想的理论指导，形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之中，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系统；系统思维；整体性；生成逻辑

       系统思维是立足整体把握事物本质、对事物内在结构及相互关系进行机理分析，进而从整体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实现系统整体最优解的一种思想方法论。坚持系统思维就是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思考认识事物，分析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坚持系统思维的重要性，系统思维成为其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无根之苗，有其内在的逻辑体系。习近平系统思维蕴含着历史底蕴、理论渊源和实践诉求相结合的内在秉性，体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一

历史底蕴：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整体性思想的丰厚滋养

       马克思曾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603所谓历史生成，就是考察事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逻辑。研究系统思维的历史生成，就是通过对中华传统文化中整体性思想的梳理和阐发，揭示习近平系统思维生成的历史逻辑。系统哲学家拉兹洛曾指出，中国古老的传统哲学中蕴藏着系统思维的范式，即把世界当作整体来考虑。[2]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在古老文明中，我们的祖先在应对问题、解决生活难题的过程中，已自发地运用整体性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注重从整体性视角进行研究，中国文明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就是最好的例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为当代系统思维的生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天人会通的宇宙系统观

　　自生产实践活动伊始，中国古人就已萌发“人与自然一体”的整体思想观。《周易》中古人在“观物取象”的基础上，将“八卦”与自然万物、生活中的具体事物相联系，证明万物彼此间错综复杂之联系。五行学说吸收了这种思想，将八卦说发展成元素生成万物的理念。这些思想是古人从整体性视域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步萌发，蕴含了“天人会通”的朴素系统观。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关，共同构成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只有“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才能顺利通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天、地、人”三才的强调，以质朴的道理揭示了“和生万物”的系统自然观，奠定了古代“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哲学基础。习近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天人合一”所蕴含的古老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土壤，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处理人与自然矛盾、协调平衡生态系统方面尤其重视系统思维的价值。自然生态是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前提，习近平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依存性和共生性，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3]85自然生态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的有机整体，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进行统一保护和统一修复。否则，“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3]85

　　（二）全息诊疗的中医系统观

　　不只古代哲学，古代中医学也涵育着系统思想的萌芽。中医主张人体是脏腑经络紧密联系构成的系统整体。某一部位发生病变，势必会影响到身体其他部分，因此中医注重从人体内在和整体进行诊断和治疗。这种整体性的诊疗方法，与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医在诊疗人体的同时，除了关注人体内部的有机联系，还注重外界环境对身体产生的影响。中医对季节、气候乃至时序等外部环境对人体机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发现了身体不同部位病变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微妙关系。中医将人体视作一个全息系统，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由部分到整体，对人体展开整体施治。这种系统辩证的观点不仅在诊疗疾病中起到一定作用，对我们今天正确决策部署、做好各项工作亦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世界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任何事物，不仅内部各要素之间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而且作为整体同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构成物质世界总联系的一个环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改革开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强调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对内坚定不移地推进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在内的全面改革；对外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开放，将改革与开放有效衔接起来，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了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

　　（三）知行合一的认知系统观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还隐含着一种认知系统理论。这种体系主要是古代先哲从认识和实践的不同维度，围绕主客二体关系展开探讨的过程中逐步生成的。从物我合一的认识论到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古代先哲对知行关系的探究始终怀有不懈的精神追求与热情。物我合一的世界观决定了中国人秉持“知行合一”这一独特的认识事物的方式与途径。从“知在行先”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合一已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成为内嵌于中国人头脑中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毛泽东的《实践论》所探讨的就是知和行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哲学智慧，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启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引经据典，强调知行合一对于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性。领导干部必须善于学习，同时更要善于将学习到的知识和本领运用于实际工作中，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习近平还要求领导干部善于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要求和检查自己，“‘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4]39

　　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智慧和力量，对解决当代社会发展难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种旨在强调事物内生和谐的整体性思想，为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习近平提出系统思维的文化支撑。习近平科学审视历史遗惠，充分挖掘中华传统哲学中的整体性思想智慧，结合时代创造性转化，实现了传统思想与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有机融合。

二

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思想的深刻启迪

      探究系统思维的理论生成，就是从理论上揭示系统思维的生成逻辑，揭示其思想的发展进程。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土壤。“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5]204系统观作为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包括在唯物辩证法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坚持系统思维，但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6]150。系统观念是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不取决于他们是否明确提出过包含某字眼的概念或名称，而取决于他们的文本中是否含有或体现关于系统的思想。以系统的观点研究“社会机体”，成为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重要方法。

　　（一）以系统的观点揭示社会结构演化的整体图景

　　社会系统的结构是系统保持整体性，具有一定功能的内在依据。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的。社会结构不是各部分简单相加的整体，而是一个内含不同要素和层次的有机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结构的产生、内容及其运行机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从经验的观察出发，指出社会结构是从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中产生的，阐明了社会结构同生产之间的必然联系。[7]524现实的生产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为分工的发展程度。随着分工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发展演变。在分工不发达的部落所有制阶段，社会结构仅限于家庭的扩大。当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相互关系的不断变化，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调整重构。“要规定一种适合于一切社会结构形式的相互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8]380在坚持以动态的观点考察社会结构发展演变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原初历史”的考察，揭示了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人的生产、关系的生产以及观念的生产。为了能够完整地描述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不能将社会活动的五个方面割裂为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或“因素”。[7]532这五大要素后来被进一步总结归纳为生产力系统、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系统和上层建筑系统。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些子系统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层次使社会呈现有序结构。“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1]14个人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结构的现实基础，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观念的生产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交织在一起，人的思维是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精神生产也是同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社会结构的层次性，揭示了高一级的社会结构对低一级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同时也阐明了社会结构各层次子系统之间并不是彼此割裂、泾渭分明的，而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其中每一子系统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子系统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演变。在三大层次的系统中，生产力系统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以系统的观点剖析社会，把社会看作是包含不同层次子系统和各种要素在内的复杂系统，通过对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分析，阐明了调节社会有机体产生、生存、发展和消亡以及被另一更高形态的有机体所取代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结构论”通过揭示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阐明了构成社会系统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现了社会系统演化的历史图景，为实现社会系统的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我们在新时代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从整体上优化社会系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整体出发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强调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增强各项改革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也要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9]26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和运用系统思维，必须树立全局意识和协同意识，注重改革的整体效果，聚合各项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

　　（二）揭示社会系统实现整体优化的内在机制

　　马克思以系统的观点考察社会，把社会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的有机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0]10-13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变化，是因为它是由各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的有机体。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指出：“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呢？”[7]604这从侧面阐述了社会有机体是包含各种关系的总体，社会有机体作为总体有自己的前提。“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11]236马克思指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要素，“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1]36-37如果把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等于把社会变成了互相连接的单个社会。如列宁所言，社会这一活的机体并非各种要素的机械组合或随便搭配。[8]137不同的要素在社会有机体内部所处的地位不同，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只有各系统之间的内在协同，才能推动社会有机体的演化发展。“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7]567“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12]592正是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协同所产生的合力，推动社会有机体向整体优化的方向不断演进。社会有机体的演进并不是盲目自发的，而是具有意识、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人，是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恩格斯指出：“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6]501社会有机体的活动主体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这是社会有机体区别于其他有机体的重要特征。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人在现实生活中所从事的生产活动，社会有机体才得以不断更新迭代。人的生产活动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7]540因此，“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规律是主体性活动与客观性规律的内在统一。”[13]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特殊的社会机体，“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和向更高形式过渡即转化为另一种社会有机体的特殊规律。”[8]378这样，通过系统地考察社会有机体的组成要素及其动态演化，马克思不仅从静态方面区分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而且揭示了社会有机体运行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联学者库兹明曾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首先是社会系统的辩证法。”[14]222

　　作为揭示社会发展系统性规律的钥匙，系统性原则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之中。在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关注。社会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各领域子系统协同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整体发展，保持社会有机体的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整体谋划、系统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等，从全局到重点、从理念到举措，体现了对马克思社会有机体思想的实践性阐发。

三

实践诉求：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切生成，首先是在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现实发展逻辑中的生成。”[15]揭示系统思维的实践逻辑，就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阐明新时代坚持系统思维治国理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理解和把握了实践逻辑，才能找到系统思维的生成逻辑。坚持系统思维是由新时代治国理政要解答的时代课题、面临的矛盾、风险和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进而言之，坚持系统思维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解决新时代治国理政系统性矛盾和问题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治国理政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呈现出系统性、总体性的特征，决定了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在我国由大国迈向强国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矛盾风险挑战愈加复杂，越发呈现出系统性的特征。矛盾的系统性，是指系统内部充满矛盾，系统成为各种矛盾的集合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过去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譬如体制机制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篱，解决旧的矛盾过程中又产生的新矛盾、在社会整体转型升级中随着环境形势的变化新出现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诸多矛盾交织叠加共存于发展进程中。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9]4矛盾存在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意味着只关注主要矛盾、只解决单个矛盾是无法解决全部问题的。必须坚持系统思维观察、研究矛盾转化条件的整体性，既要抓住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到矛盾转化条件的多样性，全面地认识和把握。

　　“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16]839换言之，矛盾总是以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习近平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5]81各种风险和挑战交织叠加，形成复杂关联的问题系统。从影响系统发展的因素出发，可将这些问题概括为三大类：一类是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体制机制的弊端和利益固化的藩篱。一类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社会在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过去我们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会逐步减少。但是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候少。除了内部因素，还有一类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发展产生的影响也不容轻视。世界范围内各种挑战和威胁相互联动、动态耦合，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并存、国内风险与国外风险共生，加剧了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世界面临的风险更加系统化。如果不加以有效防范和应对，极可能传导演变为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探寻系统性的对策，形成系统性的方案，才能找到有效应对和防控风险、治理危机的良策。

　　（二）解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性时代课题的现实要求

　　坚持系统思维，是由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系统性决定的。早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毛泽东就强调要树立全局观念，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统筹兼顾的方针，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17]23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也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强调现代化建设是全方位、多方面的，要坚持综合平衡，不能搞单打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在社会整体进入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内容丰富的系统性课题。“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5]79换言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本身具有系统性的特征。解答系统性课题，需要系统性思维，付诸系统性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的实践出发，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方略系统，以新发展理念为导引系统，构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结合的保障系统，整合党的领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为动力系统，调动中央、地方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应对系统，深刻体现了新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系统辩证法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18]

　　（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坚持系统思维，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新时代要巩固和深化这些年来我们在解决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方面取得的改革成果，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必须把着力点放到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上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方案、规划实施的时候，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系统思维的整体性，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看到整体涌现出的不同于部分的“新质”。换言之，系统不是其构成要素的简单叠加。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要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首先，要注重整体推进，加强顶层设计、系统谋划。其次，系统思维的结构性，要求我们关注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深入研究各领域改革的关联性和各项改革举措的耦合性，注重各项改革间的联动和集成。再次，系统思维的协同性，要求我们注重系统发展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协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善于协同党委、政府、社会及公众等各方力量，打造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将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最后，系统思维的动态性，要求我们注重考察事物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国家治理会面临更多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必然会随着实践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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