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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禧一代”到“疫情一代”,这是一届艰难的毕业生

视角学社 2023-12-2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秦朔朋友圈 Author 刘子1984

作者:刘子1984

转载:秦朔朋友圈


01

实习风云


我有一个堂妹和一个表弟今年大学毕业,前几个月我就开始帮他们安排实习、工作的事情。我本来以为自己还算有点小小人脉,不是什么大事,结果却给了我当头一棒。


堂妹就读于首都一所二流大学的法律系。本可以在北京实习,却因为疫情期间学校出了个规定——实习禁止住校,也就是说,要外出实习的话,要自己找房子住。


我让她来上海,毕竟我可以解决她吃住的问题。又帮她联系了一所知名律所,虽然没有实习工资。不料该所今年招实习生的门槛骤然提升了几个等级,即只招收五大政法院校硕士实习生,而且由全所统一管理,发小作为合伙人,也没有自主招实习生的权限。


我又托他问了一圈,结果他的圈子里大多数公司都在忙着解聘,更别说没有变现价值的实习生。除非一些小律所,但他们多半要配合拉业务,对新人来说,容易养成不好的职业习惯,所以并不推荐。


表弟就读的大学在老家省城,学的是广告设计。这块,我就比较熟悉了,早早跟几个朋友打好招呼。


不料年后气氛大变。内地城市好广告公司本就不多,还都忙着开人保命,不少朋友自己还失了业,几个开公司的老板也朝不保夕,一时帮不上。后来,表弟自己在网上找了一家“三人行”的广告公司,一个老板,一个打杂,一个设计师,主营业务是在淘宝上接一些logo、单页设计之类的业务,套个模板,简单排排版就行。


他成了公司第四人,实习期没有工资,但每做一单提成20元,三个月实习期满底薪3000元。我堂妹十分羡慕,毕竟“这实习还有工资”。只是学不到东西,这样的履历将来也难以被大公司认可,对发展好处不大。


我又问他们周边同学的实习、工作状况。原来他们还算积极的,大多数同学压根就没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很多人还在学校混着等毕业,浑浑噩噩……一顿调研、深访下来,深为感叹。


02

疫情下的温室效应


疫情三年,封控最严重的地方是哪里?


答案是中国的高校!


三年来,疫情反反复复,许多大学生,他们呆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堪堪一半,要么在家上网课,要么推迟开学,要么提早放寒暑假。就算在学校里的时间也不美好,大多数大学实行封校管理,不允许随意进出。除非你有一个好理由,打上去的报告又能顺利得到学校批准。


比如,去年国庆前,我到北京出差,就打算带堂妹出去打打牙祭、放放风。她先写了份亲属探亲申请和免责声明,让我打印出来签上字,并附上详细个人信息、身份证。但就算这样,她的申请也被班主任驳回……要知道,当时还是除了云南瑞丽全国一片绿码的情况下。


堂妹从疫情开始的大二到今天的大四阶段,进出校门基本只有返校和回家各一次。而年前期末考试前,学校便发出通知,大四毕业生考完出了校门、连带实习都不允许再回去。


甚至于,她们平时要点个外卖、换换口味都不行,学校为防止“不必要的风险”,时常动不动就全面封校,禁止外卖进入校园——正如前几天的一则新闻,武汉某高校保安,在劝阻无效后,数脚踢飞外卖,并与女性外卖员发生肢体冲突。


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接触社会、积累经验,他们就连社会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加上疫情期间就业形势严峻,面对“突如其来”的毕业,他们普遍的状态是有点懵。当然,形势两极分化,少数有关新能源、汽车、芯片类的理工专业,形势大好,但大多数传统但又非职业技能型专业,比如法学、经济、管理、人文类,更多的是无奈。


多数同学反映,还没过够大学生活就毕业了。代表性的心理有两面:一是觉得缺乏自信,觉得还不足以应对社会工作,二是希望能更多享受美好的校园生活,所以不想这么早就业。缩回去,推迟毕业,而非朝气蓬勃地走向社会,便成了普遍想法。


反过来,这又加重了招聘单位的顾虑——你都还没想好要做什么,我招你干嘛?


03

被内卷的表弟们


延迟毕业,考研是首选。


这是2022年考研国家线与2021年的对比。只有增加,没有减少。



黄同学就读于北京某一流理工大学的人文类专业,由于成绩优秀,顺利保研。两位分别学德语和日语的室友,选择出国继续读书。而另外一位考研,三月份考研成绩出来,看到超过往年分数线,本以为胜券在握,没几天新的国家线公布,就知道今年没戏了。


而得知结果的第一时间,她就决定继续考,再战来年。不止人文专业,她们学校理工类的专业,多数同学也选择了考研——或者继续考研。


数据显示,2022年1076万大学毕业生(不含80万海归留学生)中,有457万考研,而招生总数只有110万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将有超过300万人考研落榜。据小范围调研,这300多万人里,很多分数差距不特别大的,还将选择继续考,这也意味着,明年1050万大学生的考研形势,将“卷上加卷”。


考研之外是考公,今年有200万人选择,录取比例持续走低,其中,热门岗位报录比例达到了20000:1,堪比中大奖。此外,还有不少毕业生选择考教编,这也非易事——2022年考教编人数已达900万。


“考试”之外,“优质毕业生”首选是进体制。以清华大学为例,根据《清华大学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2021届签三方就业毕业生总数为3669人,其中前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就业的人数占比为46.1%,如果加上国有企业,这个比例为69.9%。


类似新闻大众已麻木,从杭州街道办只招清北硕博,到河南漯河卷烟厂“制丝”和“卷包”操作岗招的全是研究生……这些,对招人的“管理者”而言值得“邀功”的事,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当优质人才都涌进体制,当体制越来越强大,“管理者”越来越优越,反过来,社会生产、创新力量就将越来越萎缩。


正如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安德森所指出,“制度性教育诞生伊始,教育不平等现象便开始产生”。可见的事实是,普通家庭入读名校的比例持续走低,“优质人才”日益成为“优秀家庭”特产。原本只有小县城的优质资源掌握在几百户核心家庭手上,长此以往,大城市的优质资源也将“县城化”,整个社会的内卷和阶层固化也势必加重。


在美国工作的朋友说,美国之所以“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是因为社会创新力量强于政府,比如人才优先选择企业而非政府,比如同等级别、资历的人才,在企业工作的,社会地位要优于政府职员。社会有了创新活力,就无需政府去激励,并可以反过头来促进政府治理和服务的稳定提升。


历史无数次证明,最稳定、有效的社会进步是由下而上的推动,利益群体由上而下削弱自己的优势以促进社会发展的事例,只能是偶发。


因此,街道办只招清北硕博,卷烟厂操作岗硕士起步,这种趋势将进一步加重社会内卷、固化——相反,政府、企事业单位要与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富裕”、平衡社会矛盾,就应多招一些普通家庭、普通院校的学生,而非向优势群体持续堆砌稀缺资源!


说到创业创新,访谈中,我还问到前段广受瞩目的浙江政府为大学生创业代还10万贷款的政策,与社会人士的惊讶、兴奋不同,毕业生们,几乎所有调研对象都有清醒认知:一者,这样的钱并不好拿,一旦政府代还要写入个人征信,10万块钱,并不划算;二者,当前创业九死一生,不光访谈对象没有一个有创业打算,周边同学也极少听说打算创业的。


即便有一些大学生创业,往往也是变相推迟就业的方式——一些家庭条件较好的同学,深知好工作不好找、工资也没几个钱,家里便出钱让他们练练手。比如表弟一个同学,就是父母资助下进行的创业——炒鞋。


放眼大形势,博士生抢硕士生、硕士生抢本科生饭碗,985抢211、211抢普通本科的空间,一代人面临向下内卷而非向上创新。我的表弟深知这点,算是清醒,不打算考研,也不挑活,先实习、就业了再说。


再了解下来,他们宿舍4人,除了他,还有一个同学在实习,情况与他类似,也是简单的排版类设计工作,另外2个同学则呆在寝室等毕业。此外,广告设计行业严重内卷,其他同学找到工作的,也大多是直播、电商销售、客服、房产销售之类。


表弟们,未来还能卷向哪里?



04

从“千禧一代”到“疫情一代”


这一届大学毕业生,大致出生于2000年左右,人们称他们为“千禧一代”。这个称呼,跟当时迎面而来、朝气蓬勃的互联网时代一样,孕育着人们对新世纪的美好希望和祝愿。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走向社会,却变成了艰难的“疫情一代”。事实上,即便没有疫情,趋势也将是一代更比一代艰难。


安德森还有一个著名的“安德森悖论”,大意是,下一代即使获得比上一代更高的学历,也不意味着他一定能获得比上代高的社会地位。很明显的事实是,60、70后一代人的大专,比我们80后的本科值钱,我们这代人的本科,含金量或许要相当于堂妹表弟这一代的研究生。


当然,何止大学生,我们这些“社会人”,对日益艰辛的时代变化,也大多感同身受。


这二十多年,从“千禧一代”到“疫情一代”,从希望到内卷,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是不是哪里出了毛病?


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醒世良言:每一代人都需要来一场新的革命。


当然,这里的“革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种思想、观念、生产生活方式上的革命——光谈技术方面的“创新”还远远不够。


显然,鉴于成长背景迥异,代际之间的价值观、人生观差别巨大,很难真正的融合。而且,不能指望成为利益集体的一代人会自我革命,通过自我牺牲帮助下一代,或整体性地打破自己以适应下一代人。


所以,每一代年轻人,都应该勇于追求自己时代的价值,而非囿于上一代、乃至上几代人的价值规定。


比如,“宁愿送外卖也不愿进工厂”这样一代年轻人的“革命”,比如“985高校毕业生武楷斯迷恋收破烂(旧物)”这样一个人的“革命”,都应该被尊重和支持。


我们需要由下而上的反推,而不是由上而下的要求——你要吸引年轻人,就拿出条件和诚意,就进行自我变革,并提供更优质的岗位、更人性的工作环境。继续要求他们像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沉默地牺牲、80后一样内卷,是一种发展的停滞。


另一方面,如潘基文所说,“年轻的时候我总是跟年轻人讲competition and passion(竞争与激情),但我现在老了,我希望你们以后多对年轻人讲compassion(同情心)”,我们为自己的后代牺牲都在所不惜,也就不要吝啬对整体下一代人基本的同情、支持和让利。


毕竟,年轻人缺乏希望,也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缺乏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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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子1984,民间观察派,独立思考者。专栏作者,撰稿人,乡村振兴&县域经济学者。转载: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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