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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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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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下着蒙蒙细雨。北京火车站灯光暗淡，旅客稀少。老郎和我踱步在月台上，等待着天津的来车。

一束耀眼的强光由远而近，偶尔传来几声刺耳的汽笛声。机车车头渐渐逼近，继而各节车厢缓缓驶过，最后列车停住了。

旅客们纷纷下车。我们来回走动，在人群里寻找一个洋旅客，但一无所获。

正纳闷间，远处出现了一名50来岁的男子。他中等身高，头戴黑礼帽，身着深色风雨衣，右手持伞，左手拿了个手提打字机，正四下张望。没错，就是他。我们便迎上前去。

老郎同他握手，问他是否就是瓦尔万尼公使，对方称是。老郎作了自我介绍，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随手又从客人手里接过托运行李单，答应为他尽快办理。

1917年，新建成的北京饭店西楼。

汽车把公使先生送到了北京饭店。那时，它只有旧楼一栋，孤伶伶地矗立在东长安街上，俯视着王府井。经过风雨的侵蚀，大楼已经陈旧，室内设备也已落伍，但因维修和保养较好，是50年代北京首屈一指的饭店。

北京饭店豪华套间的客厅

进了房门，公使脱去风雨衣，在老郎的带领下，先到卧房和厕所巡视一番，然后回到客厅，招呼我们坐下。看来，他对居住条件比较在意，毕竟这位中国政府的临时客人来自发达国家。

谈话在无拘束的状态中进行。他首先关心何时能拜会外交部的礼宾司司长，以便约见周总理兼外长，商谈呈递国书事宜，老郎允“向领导报告”。接着，他又问，可否通过邮局向芬兰拍一密码电报。这是外交官享受的特权，当然不在话下。

老郎向他简单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听后，他笑了笑，说他已有所知。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袖珍读物，告诉我们这本小书一路上一直陪伴着他。我接过一看，吃了一惊，是中文写的。后来了解，他通晓八国文字。

从谈话中也得悉，此次他在北京不能久留，还要赶回印度去。作为芬兰使节，他常驻新德里。中芬建交后，奉命来华递交国书，并筹备在京建立公使馆。中印间没有航线，只好取道香港，乘船至天津，辗转来京。这就说明芬兰地处北欧，公使缘何从天津而来。

后来，同公使又有一些接触，特别是陪他在北京看了几处馆址，对这位资深外交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是车站上的第一印象最深：他只身来华，不带秘书，没有随从；随身带着打字机，自己起稿并打字，不求人，也不认为“丢份”；发密码报，兼译电员；懂多国文字，不需翻译；兼驻华公使，一人两用。

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但通过和他的接触，我深感：如果一个人能顶几个人用，几个人的饭就能归一个人吃，何愁盘中无肉？反之，如果他来华一趟，离开秘书、打字员、机要员、翻译，甚至司机，就不能动弹，芬兰的就业机会是扩大了，但也许大家都得光啃面包了！

- END -

文字 | 《苦甜的鸡尾酒》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 |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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