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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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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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Foreword

联大代表团出国前受到了很高的政治待遇。周恩来总理曾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出席联大代表团的全体人员，我们这些“小萝卜头”也参加了。

会见时乔冠华对总理说：“我们长期在联合国之外，对联合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次去联大，心里没有底，怕任务完成得不好。”

总理说：“临事而惧是好的，临事而惧就不会掉以轻心。不了解情况不要紧，学习嘛！向一切懂得联合国的人学习，包括向我们的对手学习。”

总理的这几句话，我终生难忘。后来到了联合国，我确实感到总理讲得非常对，我们一切从头学起，对联合国的工作就是在不断学习中逐渐熟悉起来的。

外交时机有玄机

我们刚到联合国不久，1971年底，巴基斯坦大选引发了东巴的动荡局势，印度接连对东西巴基斯坦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第三次印巴战争全面爆发。南亚次大陆的危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从1971年12月4日开始，联合国安理会数次就印度-巴基斯坦问题展开辩论，讨论得非常热烈。

当时我们的方针很明确：一是维护自身利益；二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边，支持非殖民化；三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因此，我们在会上积极发言，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支持巴基斯坦。

印度于是年8月与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苏方获得坦克、装甲运兵车和地空导弹等武器，早就做好了战争准备，巴基斯坦军队节节败退，安理会从早到晚天天开会。不论中、美代表如何呼吁印巴停火、撤军，均遭到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的反对。

马立克是苏联外交界的老资格，36岁就当大使，1946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他两度共13年在联合国担任大使，对其各种规则非常熟悉，深知如何充分利用它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时他全力争取拖延表决，因为一旦印度军队占领东巴首府达卡，东巴脱离巴基斯坦控制便不可逆转。

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1928年1月5日-1979年4月4日），巴基斯坦人民党创始人。

连日激辩僵持不下，就在这紧急关头，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任命布托为副总理兼外长，赶赴纽约以谋求安理会尽快通过停火决议。布托抵达纽约后立即约见了乔冠华，乔随之与他会晤并通报了乔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就此会谈的情况。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

6日，安理会作出决定，将辩论的问题提交给第二天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讨论。乔冠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印度政府是彻头彻尾的侵略者”，“苏联政府是印度侵略者的后台老板”。更多国家支持印、巴停火两国军队撤回各自边界一侧。

但马立克很有耐心地重复着种种反对理由，提出巴基斯坦政府必须“停止流血事件，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东巴基斯坦人民的意愿”。事件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有约束意义的决议就是无法出台。

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对此异常愤慨，发言说：“联合国有什么用？是空谈俱乐部、时装店！不解决问题！”他还点名跟马立克叫板：“马立克！你这个样子就像新沙皇！”布托讲完话后，把自己的发言稿撕毁，眼眶里含着泪水，愤然离开了安理会会场。

我在会议现场感到，一个政治家祖国面临分裂和肢解，自己身处外交舞台却无能为力，那是怎样一种悲恸的情绪？

1973年，苏联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发言。

印军终于攻陷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消息传到联合国。此时，马立克才表态说苏联同意立即停火。但这个时候停火决议限制的是谁呢？当然不是占领者，而是想要夺回失地的人！外交时机的奥秘就在这里：一份内容几无变更的决议，几天前通过和几天后通过，作用完全是相反的。

中、美、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为这样一份停火决议不懈努力了许多天，而到决议真正通过的那一天，它却成为一张废纸，不仅如此，还具有束缚巴基斯坦手脚的作用。巴基斯坦代表夏希愤怒地当众撕碎了这份决议，并率其代表团拂袖而退。

虽然中国代表团在这场外交较量中没有实现所期待的目标，但投身其中的整个过程对我们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在多边外交舞台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处置。这次“练兵”让我们增长了见识，了解了情况，也为今后在联合国发挥应有的作用打下了基础。

后来，被肢解的东巴基斯坦宣布独立，随即成立了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并申请加入联合国。尘埃已经落定，一个完整的巴基斯坦裂变为一个巴基斯坦一个孟加拉国。世界的格局，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实现了变幻。那是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外交的作用力不可小觑。

当时的中国根据反对肢解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则，第一次在安理会行使了否决权。直到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后，我们才同意对后者进入联合国予以重新审议。

当上主管官员

联合国的会议事务多，中国的常驻人员少。我和施燕华都分在政治组，组长是周南。政治组主要是主管安理会、联合国大会有关政治性质的会议。

政治组内分工时，周南对我说：“吴建民，你管中东问题和南部非洲问题。”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定下来了。

又过了一段，当希腊、土耳其因塞浦路斯局势出现争端时，领导又说：“吴建民，你把塞浦路斯问题也兼上吧。”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的热点，我就成了这些热点的主管官员（desk officer）。

1972年以后，中东问题和塞浦路斯争端成为当时国际上的最热点问题。没想到我一下子就被卷了进去，从早到忙个不停。

1971年，初进联合国，乔冠华与英国驻联合国大使握手。其他中方人员为黄华、周南（中间）、吴建民。

过去做翻译只要把别人的意思不走样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就行，但当主管官员就没那么轻松了。

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我首先要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的主管官员进行接触，了解情况后，给国内写一个请示报告，说明安理会这次为什么要讨论以及分析各方的态度，提出对策建议。我需要为中国代表起草讲话稿。

安理会讨论时，我要全程参与，每天都要向国内报告情况，会议结束后要写总结。我当时写的这些东西都要送给组长周南审阅。周南是外交部的才子，中英文都很好，对外交流能力很强。我写的东西送给他，有的时候改得面目全非，但我很佩服他，他改得很到位，言简意赅。

这些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事务，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不仅如此，当时中东问题在我的记忆库里一片空白，我十分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会议和讨论问题，不仅会上听不明白，更无法归纳汇报。必须突击补上这一课。

好在联合国的图书馆里有丰富而完整的资料，包括各个时期不同问题的决议，借阅很方便。我在工作之余把所有相关资料都过了一遍，每次开会前还会去图书馆、资料室了解相关问题的历史渊源，及昔日各国所持的态度。

会议间歇，在休息厅、咖啡厅竖起耳朵听方方面面对现时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概括分析判断的。

会议结束后，把各国代表的发言稿仔细看一遍，琢磨哪些话比较关键、值得注意。有了这些参照和借鉴，自己心里慢慢有了底气，业务逐渐精进。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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